中国南北方经济差距扩大，并成为公共话题，在历史上可能还是第一次。直到改革开放的前半段时间，南北方的经济数据并不支持它们之间的差距拉大。近10年来，多个经济数据表明，经济重心南移，南北差距形成，是不争的事实。改革开放初年，南北方经济总量基本是平分秋色，2019年，我国南方的GDP占全国的比重2/3弱（64.56%），北方占1/3强（35.44%）；2020年，经济总量前10位的城市中，北方只剩下了北京一个城市； 2019年，36个城市（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前10位中，北方仅北京和青岛。
　　什么原因导致重心南移和差距扩大？有人从产业结构、基础设施等因素解释，这是用结果解释结果，犯了研究之大忌。比较多是从市场化视角的解释，认为南北差距拉大，根本上是市场化程度的差距。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北方经济的主干，基本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支持下，由一批计划安排的重大项目构建起来的。在改革开放前和后续的一段时间，北方的经济总量之所以能够与南方旗鼓相当，也主要由此解释。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经济的“遗产”，例如，“等靠要”的思想观念，成为制约北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桎梏，使其不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无论城市，还是企业的竞争力都明显落后于南方。相形之下，南方得到计划经济的“恩惠”较少，反倒成为好事。而且，南方文化比较适应市场经济制度，也是人们可以感受到的。近10多年来，中国经济进入以创新驱动为主导的新发展阶段。就在这10多年，南北差距拉大的速率加快。对此，就不能仅仅用市场化程度，抑或体制差异来解釋了。如果说市场化程度与文化有着某种联系，那么创新创业则是一个与文化关系甚密的行为。
　　关于经济繁荣的原因有地理假说、制度假说和文化假说。在技术进步缓慢的年代，人们都支持地理假说。然而，因为技术革命和技术创新，特别是交通运输、医药卫生和信息技术，还有制冷技术的快速进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或克服了地理条件的约束。因此，地理因素不再是必要条件，而是充分条件。我国东中西区域间差距开始出现缩小的趋势，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应验了地理假说的式微。市场化程度是制度假说的范畴，是指人们为组织社会所选择方式的差别，即那些影响个人和企业面临的激励的差别，是导致繁荣程度有差别的原因。阿西莫格鲁还将制度界分为包容性经济制度和掠夺性经济制度，前者保护私人财产，维护法律和秩序，允许私人签订合同并保障私人合同的执行，允许自由进入新行业和新职业，有利于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文化假说则宣称，不同的价值观和信念从根本上导致了世界各地繁荣程度的差别。有些社会的价值观可能鼓励投资、努力工作和采用新技术，而另一些社会可能迷信盛行，不信任新技术，不鼓励努力工作。
　　南方文化有助于创新创业，在深圳得到了诠释。在一个只有村镇建制的地方搞特区，最需要的就是人，而它的特殊体制和优越区位，使一批冒险家、创业者涌入了这里。移民和他们身上特有的自力更生精神在这里汇聚，形成了不可多得的创新文化。他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地处珠三角，是岭南文化的亚文化—广府文化的地域。广府文化是务实、低调的文化。移民带来的创新文化叠加区位特有的务实文化带来了什么？那就是，深圳涌动着的创业创新活力，就是完善包容的创新生态，就是占比高居中国城市榜首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文化优势深刻地影响着经济活动的投入要素和机制，塑造着社会生活中个人与组织的行为，其作用有着传递性和可延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