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集体的宏大叙事；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暴露了滥情的、夸饰的文风之矫情，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风散文的魅力，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没。
　　汪曾祺先生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上世纪80年代初，汪曾祺“重返”中国文坛，以老练精致素简的文风，开文坛之新风。而在最新散文集《榆树村杂记》中，汪曾祺则以细腻敏锐的笔触，解析日常生活的雅洁与情致，以此安抚疲惫的心灵。
　　这本《榆树村杂记》，收录了汪曾祺创作“黄金时代”的经典作品。榆树村就是一个村庄的名字，就在汪曾祺住的高楼对面。那时，他隔一两天就从楼上下来，到村里的菜畦边走走，感受一下“欣欣然的生活气息”。汪曾祺说：“现在菜地、菜农和房子都没有了，成了方庄小区，高楼林立。我的这些文章都是在榆树村对面的高楼里写的，故将此集名为‘榆树村杂记’”。全书共33篇文章，写他的旧事今况、旅行见闻、乡土民俗、花鸟虫鱼以及四方食事的方方面面的事。同时精选多幅彩图：有手稿，有书法，以及罕见书房作画原照等一并网罗，读后让人久久难忘。

　　汪曾祺的散文少雕琢，无卖弄，不做作，平白如话。如他在《随遇而安》中写道：“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了解反右历史的人都知道，那是一场能把人“吓傻”的运动，而汪曾祺的回忆文字竟是这样的平和乃至天真。他表面上并无情绪化的表达，但在他平静的叙述下，却饱含对那个特殊年代的无声控诉，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坚持自己的这种“我手写我心”的“平淡”风格，完全开辟了一条和杨朔、刘白羽等人不一样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讲，有点开时代之先的感觉。
　　汪曾祺的散文皆从日常生活琐事入手，透露着最自然恬淡的灵气。书中，从自况“七十书怀”到“天山行色”，再到“故乡的食物”，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人间至性至情的热爱，以及对旧日生活情景的缅怀和深深眷恋之情。如在《岁朝清供》中，汪曾祺写到：“在北京，穷家过年，也要有一点颜色。很多人家养一盆青蒜。这也算代替水仙了吧。或用大萝卜一个，削去尾，挖去肉，空壳内种蒜，铁丝为箍，以线挂在朝阳的窗下，蒜叶碧绿，萝卜皮通红，萝卜缨翻卷上来，也颇悦目。”而这，也表达了无限的生活热情和雅致的韵味。
　　汪曾祺的散文与每个人的生活很贴近。他笔下流淌着对生活默默的温情，这是特别打动人的地方。书中专门谈吃的就有七篇，其他篇中也时有涉及。从狮子头、东坡肉到家乡高邮的鸭蛋，从名目繁多的各种鱼的滋味、吃法到荠菜、蒌蒿、马齿苋的做法，不厌其详。如书中写他在家做饭招待美籍华人女作家聂华苓夫妇，其中有一大碗煮干丝。只见“华苓吃得淋漓尽致，最后端起碗来把剩余的汤汁都喝了”。现代人喜欢看花花草草、植物、美食，热衷于展现生活的细节，汪曾祺的散文恰好就有这些：对生活细致入微的体察，对日常生活脉脉温情的打量，这就是很多读者喜欢他的原因。
　　汪曾祺散文的真正魅力在于“不装”，在于真实，在于有趣。在读者眼中，汪曾祺是个“可爱的妙人”，沈从文先生称其认真而有深度，有思想又有文才，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读者圈中流行一名言：“很多人不知道他，知道他的人都爱他”。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集体的宏大叙事；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暴露了滥情的、夸饰的文风之矫情，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风散文的魅力，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没。
　　读完全书，感触最深的是汪曾祺的文字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让读者能从中找到面对生活的雅趣，给人一份特别的安静与平和。
　　在一个嘈杂而迷茫的时代，你我都离不开日常的琐屑步步逼迫，而如何拥有一份不想失去的优雅与情致，汪曾祺的书，就是一味甘之如饴的药，使人呼吸清新，欲罢不能！
　　作者简介
　　汪曾祺，1920年生于江苏省高邮市，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等。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南菁中学读高中。1939年夏，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50年，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1963年，发表的《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发表。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