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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大爷端着漱口缸子过来,叫我:“小朋友。”我抬起头来,他问:“你没有不舒服吧?”
他的眼睛笑盈盈的,有一点点像我的爷爷,但比我爷爷狡猾多了。他是从卧铺车厢来的,虽然在笑,却有对硬座车厢人的提防。看我不说话,只盯着人看,就不再理,顾自刷牙去了。那么小心,大概他的牙也日渐腐朽了。
我站起来,走到车厢连接处的窗口,想好好看看风景。那儿的拉手上,有一条黄丝带,是刚过去不久的四川汶川地震周年祭奠留下来的。我将黄丝带小心地解下,又重新系上。
我再次把它解下来,系到我的书包上,为我的爷爷,为遥远的汶川大地,为爷爷的乡亲们,无数我不熟悉的灵魂。
“打屁股!”爷爷笑呵呵地把我放在他的腿上,在我后面轻拍了两下,说:“记住没有,爷爷的书、报纸,都不能撕的,记住了没有啊?”之后,又把我举起来,转圈。
我们乐得笑个不停。
那时我应该是三岁。
有次在同学家看电视,台湾那个丑丑怪怪的蔡姓画家,说他两岁就觉悟,三岁就立志要做画家。
这事情让我想了很久。
为什么我三岁的时候,没有立下个什么志向?这一定是我到现在——快要当初中生了,还一事无成的原因。
可那时,爷爷也没有叫我立志向啊!他是风谷中学的校长哩,学校是很有名的学校,没谁不知道。
学校敲钟的,也是一个爷爷,很瘦,说我听不懂的北方话,嗓音脆,说得又快,一溜儿一溜儿的,听起来像唱歌。他偶尔遇见爷爷时,却有些害羞,既热情,又尊敬。他请爷爷教他说一两句俄语,当爷爷叽里咕噜说完之后,他怎么都学不上。他说他舌头转不了弯,也弹不起来,然后他们一齐哈哈大笑。
我喜欢钟声。
每一声钟声都会传得很远很远,送出去,在路上、屋顶上、树林上回荡,前面的还没来得及消失,更响的钟声又推过来了,像波浪。
晨钟几乎和日出同时出现。
那时候,爷爷正在从家里去办公室的路上。他的脸上略有笑意,又将陷入沉思,目光望远处的教室,或者是教室背后,更远更高处山坡上的松树林。
他永远保持着那种笔挺的姿势,和从容不迫的精神。
黄昏的钟声,我到老都不会忘记。当我在钟声里、小路上蹒跚着往回走时,远远就看见我们住的木房子,各个窗户溢出黄黄的温暖的灯光,爷爷影子浮现在薄薄的窗纸上。他在备课,或者看书,看报,看杂志。屋子中间,一盏戴有搪瓷圆盘灯罩的电灯,从屋顶的横梁上垂下来,爷爷,桌椅,都在地上留下影子,就像那些素描画,接上阴影就产生了立体感觉一样。
爷爷头顶的头发掉光了,耳朵上却有,人们说,他太像列宁了。
爸爸在厨房里准备晚饭。厨房用的是一盏马灯,结了灯花,散出很臭的煤油烟味。锅里的油焌豆腐噗噗响,爸爸添上半瓢水。那水瓢,是王家寨的乡亲用木头刨成,送给爷爷的。
奶奶一直在为什么小事情不满,抱着手臂,从一个房间旋到另一个房间。她是个高大硬朗的女人,当她跨过门槛的时候,身体几乎把那道门堵住了。爷爷对她的唠叨充耳不闻。她大嘴巴、表情生硬,只要她在,房间里的氧气就会越来越少,让人难受。
她冷漠的眼珠子盯我一下,我的喉头就开始发紧,呼吸困难起来。
我等着爷爷救我。
爷爷总是一转身就想起我,然后就高声喊:“忻儿——”
我会在他身后稍稍躲藏,等他找来找去,然后才嘿嘿笑着伸出脑袋。
奶奶唠叨的声音更响起来,像流水一样急促。
爷爷依然充耳不闻。那样子,似乎觉得她已经不可救药,所以干脆不予理睬。
我很欣赏他的这种态度,对那些我们觉得不可救药的人,他们越是发急,我们就越要给予轻视。
他不会像有些人的一样,态度变化无常,一会儿对你亲得不得了,恨不得把你的脸蛋子啃下一半,一会儿却又用恶毒的话骂你,对你凶,比如奶奶。还有她的那些朋友——那些女邻居。她们的丈夫跟着钟声去上课之后,她们就和奶奶凑在一起,对我指指点点。
爷爷的声音浑厚。
浑厚是个什么概念?
有一次,电视机里全是穿西装的人,排列整齐地唱歌。爷爷正在教我念“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他慢慢把头转向电视,听那里面的人唱歌。我也听。他们的声音像大河的水,气势大得不得了,缓缓地涌过来,缓缓地,让人心脏砰砰跳。
我抬起头,看见爷爷流泪,水珠儿从他的脸上,流到花白的胡子上,我伸手接住。我说:“爷爷不哭。”爷爷拍拍我的头。我想从他的腿上溜到地上,他把我按住了,说:“听,苏武牧羊!”
我听。
他们的声音又像巨大的风,放缓了步子,一步一步走远,又近来,仿佛要把我们从地上推倒,再卷到屋顶、带到天空里去……
那就是浑厚。
不止,那是要让人死死地憋气,然后放声大哭。
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苦忍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心存汉社稷,旄落犹未还。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夜坐塞上时听笳声入耳恸心酸。转眼北风吹,雁群汉关飞。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守空帏。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梦谁?任海枯石烂,大节不稍亏。终叫匈奴心惊胆寒,诚服汉德威。
爷爷一直流泪。
他当时的心里,应该比我们小孩子放声大哭还要难受吧,他是爷爷哦,从不哭的。苏武,他的朋友,肯定的。
爷爷的声音不只是浑厚。
爷爷的声音是温暖的。
听到他的声音我就感到快乐,感到安全,哪怕我刚被人推进泥坑,弄得满身满脸的泥,泥水和泪水流到一块,正哼哼唧唧,他一叫我,我立刻破涕为笑。
有时候,他也小小地捉弄我一下,是为了让我变得聪明些,不做傻瓜。所以,每次他捉弄我之后,我就哼哼着,一定要把他玩的把戏再玩一遍,让他尝尝我的手腕。
爷爷说,如果我看东西没有别人清楚,那么,脑瓜里一定要比别人懂得更多的东西。他每天把我抱起来,放在膝头上,先玩“大眼、斜眼”的游戏,然后教我读唐诗宋词。
有次,我做了件很得意的事情——在爷爷午睡的时候,抓了一把豆子,往他的耳朵和鼻孔里放。他打了个天大的喷嚏,把鼻子里的豆子射得老远。
我哈哈笑了一整天。
可是,这个玩笑后来变成一桩可怕的事情:爷爷耳朵里的那粒豆子出不来了。我很怕,怕爷爷因此会死掉。半夜,我突然醒来,抱着爷爷的脑袋摇,希望把豆子摇出来。爷爷说,本来是可以摇出来的,但是耳孔肿了,把豆子挤住了。
暑假,爷爷带领几个自愿留下来的老师,去山里给苗族同胞做扫盲教育。苗族同胞住得很分散,在一个个山旮旯里。爷爷他们举着松明子火把,得从一座山翻到另一座山,又穿过一个个黑糊糊的树林子。
爷爷迷路了。
人家喊他,他听不见。苗族同胞在山腰上吹牛角,呜呜响,他也听不见。
他掉进了峡谷……
……
爷爷走了以后,奶奶去了她外省的亲戚家。什么亲戚,在什么地方,我不清楚,我和他们可没有什么交情。
爸爸也不提。
爸爸说:“我们回老家吧。”
老家就是爷爷出生的地方,风镇。据说,它是在明朝崇祯年间建置,距今不足四百年,历史名人中最了不起的,是一位伟大的女士,她致力于“平息战衅、兴办汉学、开辟九驿、发展耕织,尽毕生精力,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
离县城不远的地方,有很多地下溶洞。县城外的每一座丘陵下面,都是巨大的煤矿藏,远处的每一座山,都是大理石支撑起来的。
当我望着那些庄稼地,和丘陵上的灌木丛的时候,虽然看不见那些黑色的煤晶、深蓝色的大理石,却仍然会觉得,远远的野地里,有幽幽的光芒散发出来。
爸爸走后(别误会,爸爸是去南方打工兼找妈妈),太多的孤独,让我总是去回忆以前的好日子,去想爷爷,心中的悲伤很难克服。
是不是,我有些老了?
无论如何,童年是我一生中最最漫长的一段时光,也是我记忆格外清晰的一个时期,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就要回到它那儿去。
(成长的寓言和梦想;少年流浪经历;美丽忧伤的心理小说;中国作协重点选题作品《雪袍子》节选。)
他的眼睛笑盈盈的,有一点点像我的爷爷,但比我爷爷狡猾多了。他是从卧铺车厢来的,虽然在笑,却有对硬座车厢人的提防。看我不说话,只盯着人看,就不再理,顾自刷牙去了。那么小心,大概他的牙也日渐腐朽了。
我站起来,走到车厢连接处的窗口,想好好看看风景。那儿的拉手上,有一条黄丝带,是刚过去不久的四川汶川地震周年祭奠留下来的。我将黄丝带小心地解下,又重新系上。
我再次把它解下来,系到我的书包上,为我的爷爷,为遥远的汶川大地,为爷爷的乡亲们,无数我不熟悉的灵魂。
“打屁股!”爷爷笑呵呵地把我放在他的腿上,在我后面轻拍了两下,说:“记住没有,爷爷的书、报纸,都不能撕的,记住了没有啊?”之后,又把我举起来,转圈。
我们乐得笑个不停。
那时我应该是三岁。
有次在同学家看电视,台湾那个丑丑怪怪的蔡姓画家,说他两岁就觉悟,三岁就立志要做画家。
这事情让我想了很久。
为什么我三岁的时候,没有立下个什么志向?这一定是我到现在——快要当初中生了,还一事无成的原因。
可那时,爷爷也没有叫我立志向啊!他是风谷中学的校长哩,学校是很有名的学校,没谁不知道。
学校敲钟的,也是一个爷爷,很瘦,说我听不懂的北方话,嗓音脆,说得又快,一溜儿一溜儿的,听起来像唱歌。他偶尔遇见爷爷时,却有些害羞,既热情,又尊敬。他请爷爷教他说一两句俄语,当爷爷叽里咕噜说完之后,他怎么都学不上。他说他舌头转不了弯,也弹不起来,然后他们一齐哈哈大笑。
我喜欢钟声。
每一声钟声都会传得很远很远,送出去,在路上、屋顶上、树林上回荡,前面的还没来得及消失,更响的钟声又推过来了,像波浪。
晨钟几乎和日出同时出现。
那时候,爷爷正在从家里去办公室的路上。他的脸上略有笑意,又将陷入沉思,目光望远处的教室,或者是教室背后,更远更高处山坡上的松树林。
他永远保持着那种笔挺的姿势,和从容不迫的精神。
黄昏的钟声,我到老都不会忘记。当我在钟声里、小路上蹒跚着往回走时,远远就看见我们住的木房子,各个窗户溢出黄黄的温暖的灯光,爷爷影子浮现在薄薄的窗纸上。他在备课,或者看书,看报,看杂志。屋子中间,一盏戴有搪瓷圆盘灯罩的电灯,从屋顶的横梁上垂下来,爷爷,桌椅,都在地上留下影子,就像那些素描画,接上阴影就产生了立体感觉一样。
爷爷头顶的头发掉光了,耳朵上却有,人们说,他太像列宁了。
爸爸在厨房里准备晚饭。厨房用的是一盏马灯,结了灯花,散出很臭的煤油烟味。锅里的油焌豆腐噗噗响,爸爸添上半瓢水。那水瓢,是王家寨的乡亲用木头刨成,送给爷爷的。
奶奶一直在为什么小事情不满,抱着手臂,从一个房间旋到另一个房间。她是个高大硬朗的女人,当她跨过门槛的时候,身体几乎把那道门堵住了。爷爷对她的唠叨充耳不闻。她大嘴巴、表情生硬,只要她在,房间里的氧气就会越来越少,让人难受。
她冷漠的眼珠子盯我一下,我的喉头就开始发紧,呼吸困难起来。
我等着爷爷救我。
爷爷总是一转身就想起我,然后就高声喊:“忻儿——”
我会在他身后稍稍躲藏,等他找来找去,然后才嘿嘿笑着伸出脑袋。
奶奶唠叨的声音更响起来,像流水一样急促。
爷爷依然充耳不闻。那样子,似乎觉得她已经不可救药,所以干脆不予理睬。
我很欣赏他的这种态度,对那些我们觉得不可救药的人,他们越是发急,我们就越要给予轻视。
他不会像有些人的一样,态度变化无常,一会儿对你亲得不得了,恨不得把你的脸蛋子啃下一半,一会儿却又用恶毒的话骂你,对你凶,比如奶奶。还有她的那些朋友——那些女邻居。她们的丈夫跟着钟声去上课之后,她们就和奶奶凑在一起,对我指指点点。
爷爷的声音浑厚。
浑厚是个什么概念?
有一次,电视机里全是穿西装的人,排列整齐地唱歌。爷爷正在教我念“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他慢慢把头转向电视,听那里面的人唱歌。我也听。他们的声音像大河的水,气势大得不得了,缓缓地涌过来,缓缓地,让人心脏砰砰跳。
我抬起头,看见爷爷流泪,水珠儿从他的脸上,流到花白的胡子上,我伸手接住。我说:“爷爷不哭。”爷爷拍拍我的头。我想从他的腿上溜到地上,他把我按住了,说:“听,苏武牧羊!”
我听。
他们的声音又像巨大的风,放缓了步子,一步一步走远,又近来,仿佛要把我们从地上推倒,再卷到屋顶、带到天空里去……
那就是浑厚。
不止,那是要让人死死地憋气,然后放声大哭。
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苦忍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心存汉社稷,旄落犹未还。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夜坐塞上时听笳声入耳恸心酸。转眼北风吹,雁群汉关飞。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守空帏。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梦谁?任海枯石烂,大节不稍亏。终叫匈奴心惊胆寒,诚服汉德威。
爷爷一直流泪。
他当时的心里,应该比我们小孩子放声大哭还要难受吧,他是爷爷哦,从不哭的。苏武,他的朋友,肯定的。
爷爷的声音不只是浑厚。
爷爷的声音是温暖的。
听到他的声音我就感到快乐,感到安全,哪怕我刚被人推进泥坑,弄得满身满脸的泥,泥水和泪水流到一块,正哼哼唧唧,他一叫我,我立刻破涕为笑。
有时候,他也小小地捉弄我一下,是为了让我变得聪明些,不做傻瓜。所以,每次他捉弄我之后,我就哼哼着,一定要把他玩的把戏再玩一遍,让他尝尝我的手腕。
爷爷说,如果我看东西没有别人清楚,那么,脑瓜里一定要比别人懂得更多的东西。他每天把我抱起来,放在膝头上,先玩“大眼、斜眼”的游戏,然后教我读唐诗宋词。
有次,我做了件很得意的事情——在爷爷午睡的时候,抓了一把豆子,往他的耳朵和鼻孔里放。他打了个天大的喷嚏,把鼻子里的豆子射得老远。
我哈哈笑了一整天。
可是,这个玩笑后来变成一桩可怕的事情:爷爷耳朵里的那粒豆子出不来了。我很怕,怕爷爷因此会死掉。半夜,我突然醒来,抱着爷爷的脑袋摇,希望把豆子摇出来。爷爷说,本来是可以摇出来的,但是耳孔肿了,把豆子挤住了。
暑假,爷爷带领几个自愿留下来的老师,去山里给苗族同胞做扫盲教育。苗族同胞住得很分散,在一个个山旮旯里。爷爷他们举着松明子火把,得从一座山翻到另一座山,又穿过一个个黑糊糊的树林子。
爷爷迷路了。
人家喊他,他听不见。苗族同胞在山腰上吹牛角,呜呜响,他也听不见。
他掉进了峡谷……
……
爷爷走了以后,奶奶去了她外省的亲戚家。什么亲戚,在什么地方,我不清楚,我和他们可没有什么交情。
爸爸也不提。
爸爸说:“我们回老家吧。”
老家就是爷爷出生的地方,风镇。据说,它是在明朝崇祯年间建置,距今不足四百年,历史名人中最了不起的,是一位伟大的女士,她致力于“平息战衅、兴办汉学、开辟九驿、发展耕织,尽毕生精力,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
离县城不远的地方,有很多地下溶洞。县城外的每一座丘陵下面,都是巨大的煤矿藏,远处的每一座山,都是大理石支撑起来的。
当我望着那些庄稼地,和丘陵上的灌木丛的时候,虽然看不见那些黑色的煤晶、深蓝色的大理石,却仍然会觉得,远远的野地里,有幽幽的光芒散发出来。
爸爸走后(别误会,爸爸是去南方打工兼找妈妈),太多的孤独,让我总是去回忆以前的好日子,去想爷爷,心中的悲伤很难克服。
是不是,我有些老了?
无论如何,童年是我一生中最最漫长的一段时光,也是我记忆格外清晰的一个时期,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就要回到它那儿去。
(成长的寓言和梦想;少年流浪经历;美丽忧伤的心理小说;中国作协重点选题作品《雪袍子》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