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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外贸职业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摘要】：欧洲古代语言研究历经希腊时期、罗马时期、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在这些阶段人类形成了并积累了异常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研究成果。语音研究也在这些阶段形成了自己的发展脉络，下面笔者就尝试对欧洲中世纪及之后的语音研究进行了相关的阐述。
【关键词】：欧洲 中世纪 文艺复兴 语音
人们用“中世纪”一词来表示欧洲历史上，从罗马作为文化和行政统一体的帝国的崩溃，
到通称为“文艺复兴”、并一般视为近代历史开端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和文化变革的历史阶段，并且说明这一阶段的特点。对于语言学历史来说，中世纪的后半期，即从 11 00年左右到中世纪的结束，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这就是经院哲学（scholastic philosophy）时期。
一、经院哲学时期
经院哲学非常重视语言学研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罗马天主教的权力因多明我会与方济各会的创建而得到加强，从而形成了一个中央权威。这个权威虽然面临争议和对抗，但是仍然把人们所有的文化活动作为供奉上帝事业的一个部分联合起来，将一切学术活动都从属于对教义的研究。
这一时期实际研究工作的杰出范例是《第一篇语法论文》，作者为12世纪冰岛的一位铁名学者，他在思想上表现了非凡的创造性和独立性。[3]文章的题目不太合适，那是根据题目在手稿中所处的位置确定的，作者也因此被称为“第一位语法学家”。[3]事实上，作者的主要兴趣是拼写法改革，即改进从拉丁字母演化来的字母，以便适合当时冰岛语的拼写。他非常熟悉拉丁语语法学家，尤其是多纳图斯的著作。[3]然而他是在论述正率法的问题时，表现出他对隐含在音位分析及其应用中的原理的了解，这在语言学历史的这一阶段非常少见。[3]另外，他对冰岛语发音的研究，提供了这一阶段冰岛语的宝贵资料，也表明他是当时欧洲最优秀的语音学家。[3]
他的短文指出，冰岛语当时使用的字母表存在不合理之处，他比布拉格学派早大约800年，触及到该学派音位理论的某些内容，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运用了音位的概念。当时的冰岛语可以有36个互有区别的元音音段，即九种元音，每个元音又可以区分为长音或短音、鼻化音或非鼻化音。他参照拉丁字母a、e、i、o、u所具有的音值，把这九个元音音质 开合的程度排列出来；又用区别符号（即重音符和点符）分别表示长音和鼻化音。由于非长吉和非鼻化音都不用标记，所以，仅用十一个符号（九个字母和两个区别符号）就足以在书面上区分三十六个元音。正字法如要清楚表示相互区别的语音，就必须如此。
一些辅音有长音 即重迭跟短音即单音的对立。他建议用大二字母表示长音，例如，n表示[n]，而N则表示[nn]。他还提出因语境不同而产生的语音差别不必区别标注。所以，当时同为/θ/；的音位变体的两种发音，只用一个字母b来表示；/n/的音位变体——软颚鼻音[？] ，用字母组合ng表示，都不会引起混淆。
除了音位理论很先进以外，他的发现和演示方法也富有现代色彩。音位的区别，通过在固定的词形中只变动一个单位的方法来确定，如sar、s6r、sér、s（、s6r、sr、stir、syr這样的系列所示。又用一对对最小音差词来说明这种区别，每对词之间的意义差别，由它们的一个字母（一个音位）的差别而造成。他还用这种最小音差词对此，编在句子里以显示其不同意义，有的句子还相当幽默，例如：
Eigi eru ol ol at einuM.（啤酒種种，不尽相同。）
jok eru peir menn framer， Er eigi skammask at taka mina kinu framer.
（那些家伙脸皮厚，无耻拐走我老婆。）
（上二例用的是古北欧语的一般拼写形式；用于对比的例词才按“第一位语法学家”建议的拼写法书写。）
“第一位语法学家”的著作，无论是理论的阐述、实际的应用，还是同假想的反对意见辩论的风格，都很吸引人。然而，他这篇论文的命运却很不幸。12世纪之后不久，由于气候变化和疫病流行，冰岛的情况恶化，跟欧洲大陆的社会生活和学术活动失去联系。该文直到1818年出版，一直默默无闻；就是在出版以后，除了斯堪堤纳维亚之外，在其他地方一般也无人知晓。文章介绍的许多研究成果。到了近代又由被认为是理论先驱的学者重复探讨了一遍。一个人如果要在历史上取得一定地位，不仅需要提出有价值的理论，还必须具有适宜的文化环境，使自己的理论得到理解和欣赏。
二、思辨语法
中世纪语言学中最有意思、最有意义的研究成果，体现在经院哲学的兴盛时期（约1200-1350）由一些学者写的思辩语法（speculative grammars）也就是关于表意方式（de modis sinificandi ）的论文中。思辩语法是语言学理论发展的一个明确而特殊的阶段。这一学派的不同著作家，有时称为“摩迪斯泰学派”（这个名称源自该学派的主要用语modi signficandi，代表了基本相同的理论观点），他们对于语言科学的概念、目的及其在各学科中的地位，都有相同的观点。当然，可以想见，他们的表述会在许多细节上不同。如果要对语言学史的这一阶段作全面的研究和评价，就需要充分注意这些不同点。但对语言学史来说，注意力就应该集中在该学派所有成员一致遵循的主要理论原则上。
在经院哲学时期，一些主要兴趣并不在于严格意义的语言学的著作家，对某些语言问题也进行了探讨。他们认识到的语义上的一个重要区分，即二元对立的概念：意义和所指，内涵和外延，内包和延伸，等等。
有些逻辑学家和语法学家作了更进一步的区分。涉及到形式与物质的区分，也就是形式替代与物质替代的区分。形式替代，就是一个词代表或被认为代表某一事物、某个人，等等，用在后来的逻辑学家的所谓对象语言或第一级语言中。物质替代，就是词代表其本身，即用于元语言或第二级语言中。这两种类型的替代可用这样的例子来说明：“彼得是教皇”是形式替代，“彼得是一个名字”是物质替代。 形式和物质之间的区分，在摩迪斯泰思辩语法中反复出现。普利西安曾论述过、实际上可追溯到斯多噶学派有音（vox）与词（dictio）的区别，马尔白的米歇尔（Michelde Marbais，13世纪）是这样表述的：“一个词包含着作为该词的物质的声音和作为该词的形式的意义。”
根据摩迪斯泰的理论体系，事物作为存在物具有各种性质和存在方式（？modi essendi）。人的意识通过主动理解方式（modi intelligendi active）来领悟这些性质和存在方式。与此对应的是被动理解方式（modi intelligendi passivi）就是意识所领悟的事物的性质。在语言中，意识赋予语音（voces）各种意义，语音因此而成为各种词（dictiones），也赋予语音各种主动表意方式（modi significandi activi），语音因此而成为各种词类（partesorationis），表示各种事物的性质。表示这些性质的，是被动表意方式（modi significandi passive），也就是词所表示的事物的性质。
中世纪摩迪斯泰学派语言学研究的重点是语法。他们对语音缺乏兴趣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当时拉丁语在各地都是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其发音会根据个人及社团的第一语言的不同而带上不同的“口音”。虽然摩迪斯泰学派把语音排斥在他门的研究领域之外，但这一时期有些著作家也提到，中世纪拉丁语的某些语音特征按古典语法学家的标准来说已经发生了变化，在语音学方面也有一些专论提出独立的见解。
三、文艺复兴时期
按照传统看法，文艺复兴是现代世界和现代历史的开端。如此划分历史时期未免具有任意性，但也有一定意义。现代历史的大部分特点到那个时期已经出现，并且一直持续到现在。其中的一些特点对语音学研究的进程有直接的影响。文艺复兴时期学术方面最重要的部分，是从意大利开始的对古典拉丁语和古典希腊语的研究得到恢复。从文艺复兴开始，语言学历史的发展脉络变得更加纷乱和复杂，人们也第一次在学术上接触到非印欧语系的语言。
8世纪末，巴士拉的希伯维（sibawaih）独立完成了对阿拉伯文字读音的描述。他的描述虽然没有达到印度的水平，但已超过西方在他以前和与他同时代的语音学水平。希伯维等阿拉伯语法学家能够系统地描述发音器官和发音机制，根据声道以不同形状和不同方式对呼气的阻碍解释发音方式。阻碍的模式被称为maxraj，字面上的意思是“出口气即空气从那里呼出”。他们采用明确的术语，从后到前，从咽喉到嘴唇、鼻子，来说明阿拉伯语的不同语音。诸如“强读”辅音的软腭化，元音在某些语音，环境中的软腭化和腭化等特征，也都正确地辨认出来。他们在观察方面的惟一严重失察，就是没有发现辅音带声与不带声的不同机制，尽管他们也重视辅音的这种区分，而且也正确地把辅音分成这两类。由于这一失察，有关印度人曾影响阿拉伯人的语音研究的假设，尽管有人曾提出，也很值得怀疑。当然，依据发音对语音进行分类，以及按照从后到前的顺序进行描写，跟印度人的作法一样；阿拉伯人在语音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从描述的精确性看，比希腊人和罗马人都成功得多。
这一时期，由于民族國家的诞生以及随之而来的商业中产阶级的崛起，爱国主义感情高涨，中央政权加强，这都促使某一地域语言的一个方言被确立为官方语言。人们也感到，促进自己民族语言的使用和发展，是自己的责任。在英国，法语在诺曼人入侵以后作为征服者的语言开始流通，这从1530年帕尔斯格雷夫（palsgrave）的《法語阐释》问世真正开始。这部书长达一千多页，论述了法语的正字法、发音和语法。
从总体上说，受教育阶层的书面语是语法研究的中心。但是书面语可以说，也可以写下来。中世纪时期拉丁语的发音相对不重要，会随说话者的母语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语法书也只是机械的重复普里希安等古典时期的语法学家的不太科学的语音描述。然而这是出现的现代语言的新语法，则非常重视由于印刷的缘故已经标准化了的拼写跟发音的关系。有关正字法以及拼写改革的问题有了新的意义；虽然把字母和语音混为一谈的情况还在继续，但是人们也注意到当时的拼写法对语音不适应，并对此表示不满。例如，早期的意大利语法出现一些新的文字符号来区别e和o的开元音和闭语音（即/ε /与/ е /；/ /与/o /）。
罗曼语言和拉丁语之间的关系，为研究语言变化提供了古代世界一直没有的一个明确的理论框架。也许可以说，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历史语言学正是从这些研究才真正开始的。通过语音变化（由字母变化表达出来），可以确定西班牙语、法语和意大利语词汇跟古老的拉丁语对应词汇之间的历史关系。学者对这些语音变化作了系统的记录和认真的研究。
文艺复兴时期的语法学家中间，最著名的是彼得罗·拉穆斯（Petrus RaIIlus，约生于1515年，他被称为现代结构主义的先驱。[2]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说，他是标志着从中世纪过渡到现代的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之一。[2]拉穆斯的法语语法中包括了对法语语音的论述，这是这方面的最早论述之一。[2]他还特别指出，拉丁语的本族使用者从前说的拉丁语，不同于有些人在学校里学习后按照自己的语音模式发音的拉丁语。[2]
这个时期，在传教士主持下完成的语言学著作，值得一提的是由耶稣会教士在16到18世纪、以及由罗马天主教传教部所取得的一些成就。传教士们到过印度、东南亚和远东地区。在那些地方所接触到的几种语言，最先由天主教传教士用拉丁字母记录下来，目的是把《圣经》翻译成当地的语言。传教士为印度和缅甸的一些语言所设计的字母，以及伴随字母的语音描写，受到20世纪语言学家的称赞。还有罗德斯〈Rhodes〉在1651年为越南语所制定的拼音字母，虽然后来稍有改动，至今仍然是越南的法定文字体系。
贸易路线通过中亚在陆地上把中国和罗马帝国连接起来，西方世界在古时候对丝绸之国（远在东方）略有所知。早在14世纪，马可·波罗游历到亚洲，远至中国，他在亚洲居住期间曾学习亚洲的一些语言。但是欧洲学者和中国人之间的长期的直接接触则是在商人和传教士到达远东以后才真正开始的。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传教士是利玛窦（Matteo Ricci）。 曾把利玛窦的著名日记译成拉丁语的金尼阁（Trigault），在著述中记录了中国语言与西欧语言之间的、今天初学汉语的学生会注意到的显著差别。其中就涉及到语音。例如，汉语用音高的差异（声调）来区别词语，不然它们就会成为同音词；汉语存在统一的书面语（汉字），即使方言的口语之间的差别大到完全无法相互交谈，有文化的人也能看懂书面语；等。
人们对希腊语和拉丁语的看法上发生的变化，影响到对这两种语言特别是拉丁语的研究。经院派语法学家所作的，不过是重复普利西安对拉丁语发音的描写，而拉丁语口语的实际发音主要由说话者母语的语音来决定。拉丁语口语的这一特点那时还存在，而且一直保留到今天。但是一些有关拉丁了语的著述，也表示对什么才算正确发音，也就是西塞罗等黄金时代作家所处时期的发音，表示关心，尽管那些著作对大多数学习拉丁语的人来说，正如今天看到的情况一样，影响还是比较小的。
伊拉斯漠（Erasmus，1466一1536）在其著作中也谈到拉丁语和希腊语的正确发音，他提出的希腊语发音体系在欧洲北部得到一个事实：拉丁字母c和g在古典拉丁语音节的所有位置都表示腭爆破音，除了少数语言（如伊利里亚语和撒丁语）以外，在其他现代罗曼语言中，这些字母在前元音前都发成瞠音或塞擦音。我们曾谈到，有些正字法专家曾从语音上解释当时通行的拼写体系，他们也注意到欧洲以前的古典学术研究所忽视的这个方面。在拉丁语的拼写方面，拉穆斯采用字母j和v表示半无音的发音（例如jam（iam）“现在”和virtus“美德”），它们的发音跟元音发音[i]和[u]不同，而u以前曾是V的手写形式。j和v着两个字母一度被称为“拉穆斯辅音字母”；我们注意到，普通的拉丁文写法里仍然保留了字母v，但没有保留字母j。
在16和17世纪，在当时学术界环境的影响下，语言学领域出现了一些不同但互相联系的思潮。在这些思潮中，唯理论和经验主义的影响都在起作用。拉丁语不再是学术界和官方的惟一国际语言，欧洲各国民族语言得到充分的承认，海外语言的新发现，这一切都使人感到，人们有能力改造甚至创造语言，以适应时代的需要。[5]
印刷术发明以后，拼写的规范化变得更为重要，，而且当人们把目光转向书写与发音之间的关系时，也对描写法改革这一问题发生了经久不衰的兴趣。我们对当时的印象是，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不少学者又合作又竞争，都在从事语言改革和语言规划的各个方面的研究。
这一时期有人提出一项最激进的建議，就是发明一种新的语言，以促进整个文明世界的学术和贸易。那时，人们倒不是要设计现代世界语（Esperanto）那样的、根据现代语言的材料创造的世界通用语言；他们的想法更大胆：建立一种直接、普遍地表达知识、思想和观念的语言体系，并为其中的符号指定读音。
在17世纪，很多人设计过世界通用语，也就是人们有时候所称呼的"“真正的文字”。[1]在法国，很可能在笛卡尔的影响下，梅尔塞纳（Mersenne）提议创造一种比所有语言都好的语言，人类的全部思想都可以用同样的一套词汇简单明了地表达出来。他比叶斯柏森（Jespersen）更早认识到，[i]之类的元音在音感上一般同细、小相联系。在英国，达尔加诺（Dalgarno）和维尔金斯（John Wilkins）等人提出了类似的计划。维尔金斯了解梅尔塞纳的研究，他写的《论一种真正的文字和一种哲学语言》在同类著作中最为有名。[1]
为了给每一个这样的字符提供发音，维尔金斯提出了一种万能语音体系，即“字母”体系，代表着据说是世界上已知语言的所有主要发音类型。[3]字符的每个组成部分都具有自己的音节或字母，由此可以构成同样明白的发音形式。[3]例如，在“父亲”这个字符的口语形式中，co表示经济关系，b和a是两个小类，分别说明血亲关系和直系上代关系，于是coba表示“双亲”，再加上表示男性的ra，就构成cobara（父亲，大致读作kobara）。[3]
维尔金斯还提出了世界通用语法，包括能满足所有交际需要的各种词类。句法规则被减到最少，词的类别和语法关系通过附在字符上或者置于字符间的专门符号，在书写上表示出来，而在语音上则通过词汇语音的增加或者改变来表示。[4]
除了推广知识，避免无益的争论，以及便于各国受过教育的人之间的交往以外，人们在思索创造通用语言的问题时，还考虑到其他一些用途：促进贸易，统一新教各派，以及进行密码学的研究。现代速记采用语音符号和表示具体词或词根的特定记号，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英国的研究工作。同这项工作有着最密切关系的人是蒂莫西·布赖特（Timothy Bright），他所制订的速记体系采用字母符号，也采用类似字符的符号代替表示各类物体的词。对速记的研究和对通用语言的研究殊途同归，动机也一样。
16、17世纪英国经验主义在语言研究的一个表现，就是开始了英语语音的系统描写和英语语法的形式分析。这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人们觉得已经可以不受拘束地对普利西安和多纳图斯的语法模式提出挑战并加以修正。
四、正字法和正音法
英国跟欧洲大陆一样，印刷术的发明和识字教育的普及使人们更加重视拼写及其同发音的关系，并由此产生了认真的语音研究。从16世纪到18世纪，研究的对象是正字法和正音法范围内的语音问题（“语音学”这个术语首次出现于19世纪）。但是当时的研究工作相当于今天所说的语音学和音位學；英语拼写的性质和英国哲学从培根到休漠（A.Hume）的经验主义观念，一起形成“英国语音学派”的传统。在16、17世纪从事英语发音方面的研究与著述的学者有哈特（Hart）、布洛卡（Bullolur）、休姆、鲁宾逊（Robinson）、勃特勒（Butler）、沃利斯（Wallis）和霍尔德（Holder），其中有些人把语音的描述作为语法的全面论述的一部分包括在其著作中。当时的学术形势对这方面的研究也有明显的影响，比如，沃利斯除了研究英语，，还在牛津大学担任几何学教授，同时还是一位自然科学家。值得注意的是，那时的语音研究除了用于正字法以外，也像现在一样用于对外国人的英语教学、对耳聋者的言语教学、提倡规范英语即“标准英语”等其他方面。
【摘要】：欧洲古代语言研究历经希腊时期、罗马时期、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在这些阶段人类形成了并积累了异常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研究成果。语音研究也在这些阶段形成了自己的发展脉络，下面笔者就尝试对欧洲中世纪及之后的语音研究进行了相关的阐述。
【关键词】：欧洲 中世纪 文艺复兴 语音
人们用“中世纪”一词来表示欧洲历史上，从罗马作为文化和行政统一体的帝国的崩溃，
到通称为“文艺复兴”、并一般视为近代历史开端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和文化变革的历史阶段，并且说明这一阶段的特点。对于语言学历史来说，中世纪的后半期，即从 11 00年左右到中世纪的结束，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这就是经院哲学（scholastic philosophy）时期。
一、经院哲学时期
经院哲学非常重视语言学研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罗马天主教的权力因多明我会与方济各会的创建而得到加强，从而形成了一个中央权威。这个权威虽然面临争议和对抗，但是仍然把人们所有的文化活动作为供奉上帝事业的一个部分联合起来，将一切学术活动都从属于对教义的研究。
这一时期实际研究工作的杰出范例是《第一篇语法论文》，作者为12世纪冰岛的一位铁名学者，他在思想上表现了非凡的创造性和独立性。[3]文章的题目不太合适，那是根据题目在手稿中所处的位置确定的，作者也因此被称为“第一位语法学家”。[3]事实上，作者的主要兴趣是拼写法改革，即改进从拉丁字母演化来的字母，以便适合当时冰岛语的拼写。他非常熟悉拉丁语语法学家，尤其是多纳图斯的著作。[3]然而他是在论述正率法的问题时，表现出他对隐含在音位分析及其应用中的原理的了解，这在语言学历史的这一阶段非常少见。[3]另外，他对冰岛语发音的研究，提供了这一阶段冰岛语的宝贵资料，也表明他是当时欧洲最优秀的语音学家。[3]
他的短文指出，冰岛语当时使用的字母表存在不合理之处，他比布拉格学派早大约800年，触及到该学派音位理论的某些内容，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运用了音位的概念。当时的冰岛语可以有36个互有区别的元音音段，即九种元音，每个元音又可以区分为长音或短音、鼻化音或非鼻化音。他参照拉丁字母a、e、i、o、u所具有的音值，把这九个元音音质 开合的程度排列出来；又用区别符号（即重音符和点符）分别表示长音和鼻化音。由于非长吉和非鼻化音都不用标记，所以，仅用十一个符号（九个字母和两个区别符号）就足以在书面上区分三十六个元音。正字法如要清楚表示相互区别的语音，就必须如此。
一些辅音有长音 即重迭跟短音即单音的对立。他建议用大二字母表示长音，例如，n表示[n]，而N则表示[nn]。他还提出因语境不同而产生的语音差别不必区别标注。所以，当时同为/θ/；的音位变体的两种发音，只用一个字母b来表示；/n/的音位变体——软颚鼻音[？] ，用字母组合ng表示，都不会引起混淆。
除了音位理论很先进以外，他的发现和演示方法也富有现代色彩。音位的区别，通过在固定的词形中只变动一个单位的方法来确定，如sar、s6r、sér、s（、s6r、sr、stir、syr這样的系列所示。又用一对对最小音差词来说明这种区别，每对词之间的意义差别，由它们的一个字母（一个音位）的差别而造成。他还用这种最小音差词对此，编在句子里以显示其不同意义，有的句子还相当幽默，例如：
Eigi eru ol ol at einuM.（啤酒種种，不尽相同。）
jok eru peir menn framer， Er eigi skammask at taka mina kinu framer.
（那些家伙脸皮厚，无耻拐走我老婆。）
（上二例用的是古北欧语的一般拼写形式；用于对比的例词才按“第一位语法学家”建议的拼写法书写。）
“第一位语法学家”的著作，无论是理论的阐述、实际的应用，还是同假想的反对意见辩论的风格，都很吸引人。然而，他这篇论文的命运却很不幸。12世纪之后不久，由于气候变化和疫病流行，冰岛的情况恶化，跟欧洲大陆的社会生活和学术活动失去联系。该文直到1818年出版，一直默默无闻；就是在出版以后，除了斯堪堤纳维亚之外，在其他地方一般也无人知晓。文章介绍的许多研究成果。到了近代又由被认为是理论先驱的学者重复探讨了一遍。一个人如果要在历史上取得一定地位，不仅需要提出有价值的理论，还必须具有适宜的文化环境，使自己的理论得到理解和欣赏。
二、思辨语法
中世纪语言学中最有意思、最有意义的研究成果，体现在经院哲学的兴盛时期（约1200-1350）由一些学者写的思辩语法（speculative grammars）也就是关于表意方式（de modis sinificandi ）的论文中。思辩语法是语言学理论发展的一个明确而特殊的阶段。这一学派的不同著作家，有时称为“摩迪斯泰学派”（这个名称源自该学派的主要用语modi signficandi，代表了基本相同的理论观点），他们对于语言科学的概念、目的及其在各学科中的地位，都有相同的观点。当然，可以想见，他们的表述会在许多细节上不同。如果要对语言学史的这一阶段作全面的研究和评价，就需要充分注意这些不同点。但对语言学史来说，注意力就应该集中在该学派所有成员一致遵循的主要理论原则上。
在经院哲学时期，一些主要兴趣并不在于严格意义的语言学的著作家，对某些语言问题也进行了探讨。他们认识到的语义上的一个重要区分，即二元对立的概念：意义和所指，内涵和外延，内包和延伸，等等。
有些逻辑学家和语法学家作了更进一步的区分。涉及到形式与物质的区分，也就是形式替代与物质替代的区分。形式替代，就是一个词代表或被认为代表某一事物、某个人，等等，用在后来的逻辑学家的所谓对象语言或第一级语言中。物质替代，就是词代表其本身，即用于元语言或第二级语言中。这两种类型的替代可用这样的例子来说明：“彼得是教皇”是形式替代，“彼得是一个名字”是物质替代。 形式和物质之间的区分，在摩迪斯泰思辩语法中反复出现。普利西安曾论述过、实际上可追溯到斯多噶学派有音（vox）与词（dictio）的区别，马尔白的米歇尔（Michelde Marbais，13世纪）是这样表述的：“一个词包含着作为该词的物质的声音和作为该词的形式的意义。”
根据摩迪斯泰的理论体系，事物作为存在物具有各种性质和存在方式（？modi essendi）。人的意识通过主动理解方式（modi intelligendi active）来领悟这些性质和存在方式。与此对应的是被动理解方式（modi intelligendi passivi）就是意识所领悟的事物的性质。在语言中，意识赋予语音（voces）各种意义，语音因此而成为各种词（dictiones），也赋予语音各种主动表意方式（modi significandi activi），语音因此而成为各种词类（partesorationis），表示各种事物的性质。表示这些性质的，是被动表意方式（modi significandi passive），也就是词所表示的事物的性质。
中世纪摩迪斯泰学派语言学研究的重点是语法。他们对语音缺乏兴趣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当时拉丁语在各地都是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其发音会根据个人及社团的第一语言的不同而带上不同的“口音”。虽然摩迪斯泰学派把语音排斥在他门的研究领域之外，但这一时期有些著作家也提到，中世纪拉丁语的某些语音特征按古典语法学家的标准来说已经发生了变化，在语音学方面也有一些专论提出独立的见解。
三、文艺复兴时期
按照传统看法，文艺复兴是现代世界和现代历史的开端。如此划分历史时期未免具有任意性，但也有一定意义。现代历史的大部分特点到那个时期已经出现，并且一直持续到现在。其中的一些特点对语音学研究的进程有直接的影响。文艺复兴时期学术方面最重要的部分，是从意大利开始的对古典拉丁语和古典希腊语的研究得到恢复。从文艺复兴开始，语言学历史的发展脉络变得更加纷乱和复杂，人们也第一次在学术上接触到非印欧语系的语言。
8世纪末，巴士拉的希伯维（sibawaih）独立完成了对阿拉伯文字读音的描述。他的描述虽然没有达到印度的水平，但已超过西方在他以前和与他同时代的语音学水平。希伯维等阿拉伯语法学家能够系统地描述发音器官和发音机制，根据声道以不同形状和不同方式对呼气的阻碍解释发音方式。阻碍的模式被称为maxraj，字面上的意思是“出口气即空气从那里呼出”。他们采用明确的术语，从后到前，从咽喉到嘴唇、鼻子，来说明阿拉伯语的不同语音。诸如“强读”辅音的软腭化，元音在某些语音，环境中的软腭化和腭化等特征，也都正确地辨认出来。他们在观察方面的惟一严重失察，就是没有发现辅音带声与不带声的不同机制，尽管他们也重视辅音的这种区分，而且也正确地把辅音分成这两类。由于这一失察，有关印度人曾影响阿拉伯人的语音研究的假设，尽管有人曾提出，也很值得怀疑。当然，依据发音对语音进行分类，以及按照从后到前的顺序进行描写，跟印度人的作法一样；阿拉伯人在语音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从描述的精确性看，比希腊人和罗马人都成功得多。
这一时期，由于民族國家的诞生以及随之而来的商业中产阶级的崛起，爱国主义感情高涨，中央政权加强，这都促使某一地域语言的一个方言被确立为官方语言。人们也感到，促进自己民族语言的使用和发展，是自己的责任。在英国，法语在诺曼人入侵以后作为征服者的语言开始流通，这从1530年帕尔斯格雷夫（palsgrave）的《法語阐释》问世真正开始。这部书长达一千多页，论述了法语的正字法、发音和语法。
从总体上说，受教育阶层的书面语是语法研究的中心。但是书面语可以说，也可以写下来。中世纪时期拉丁语的发音相对不重要，会随说话者的母语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语法书也只是机械的重复普里希安等古典时期的语法学家的不太科学的语音描述。然而这是出现的现代语言的新语法，则非常重视由于印刷的缘故已经标准化了的拼写跟发音的关系。有关正字法以及拼写改革的问题有了新的意义；虽然把字母和语音混为一谈的情况还在继续，但是人们也注意到当时的拼写法对语音不适应，并对此表示不满。例如，早期的意大利语法出现一些新的文字符号来区别e和o的开元音和闭语音（即/ε /与/ е /；/ /与/o /）。
罗曼语言和拉丁语之间的关系，为研究语言变化提供了古代世界一直没有的一个明确的理论框架。也许可以说，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历史语言学正是从这些研究才真正开始的。通过语音变化（由字母变化表达出来），可以确定西班牙语、法语和意大利语词汇跟古老的拉丁语对应词汇之间的历史关系。学者对这些语音变化作了系统的记录和认真的研究。
文艺复兴时期的语法学家中间，最著名的是彼得罗·拉穆斯（Petrus RaIIlus，约生于1515年，他被称为现代结构主义的先驱。[2]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说，他是标志着从中世纪过渡到现代的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之一。[2]拉穆斯的法语语法中包括了对法语语音的论述，这是这方面的最早论述之一。[2]他还特别指出，拉丁语的本族使用者从前说的拉丁语，不同于有些人在学校里学习后按照自己的语音模式发音的拉丁语。[2]
这个时期，在传教士主持下完成的语言学著作，值得一提的是由耶稣会教士在16到18世纪、以及由罗马天主教传教部所取得的一些成就。传教士们到过印度、东南亚和远东地区。在那些地方所接触到的几种语言，最先由天主教传教士用拉丁字母记录下来，目的是把《圣经》翻译成当地的语言。传教士为印度和缅甸的一些语言所设计的字母，以及伴随字母的语音描写，受到20世纪语言学家的称赞。还有罗德斯〈Rhodes〉在1651年为越南语所制定的拼音字母，虽然后来稍有改动，至今仍然是越南的法定文字体系。
贸易路线通过中亚在陆地上把中国和罗马帝国连接起来，西方世界在古时候对丝绸之国（远在东方）略有所知。早在14世纪，马可·波罗游历到亚洲，远至中国，他在亚洲居住期间曾学习亚洲的一些语言。但是欧洲学者和中国人之间的长期的直接接触则是在商人和传教士到达远东以后才真正开始的。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传教士是利玛窦（Matteo Ricci）。 曾把利玛窦的著名日记译成拉丁语的金尼阁（Trigault），在著述中记录了中国语言与西欧语言之间的、今天初学汉语的学生会注意到的显著差别。其中就涉及到语音。例如，汉语用音高的差异（声调）来区别词语，不然它们就会成为同音词；汉语存在统一的书面语（汉字），即使方言的口语之间的差别大到完全无法相互交谈，有文化的人也能看懂书面语；等。
人们对希腊语和拉丁语的看法上发生的变化，影响到对这两种语言特别是拉丁语的研究。经院派语法学家所作的，不过是重复普利西安对拉丁语发音的描写，而拉丁语口语的实际发音主要由说话者母语的语音来决定。拉丁语口语的这一特点那时还存在，而且一直保留到今天。但是一些有关拉丁了语的著述，也表示对什么才算正确发音，也就是西塞罗等黄金时代作家所处时期的发音，表示关心，尽管那些著作对大多数学习拉丁语的人来说，正如今天看到的情况一样，影响还是比较小的。
伊拉斯漠（Erasmus，1466一1536）在其著作中也谈到拉丁语和希腊语的正确发音，他提出的希腊语发音体系在欧洲北部得到一个事实：拉丁字母c和g在古典拉丁语音节的所有位置都表示腭爆破音，除了少数语言（如伊利里亚语和撒丁语）以外，在其他现代罗曼语言中，这些字母在前元音前都发成瞠音或塞擦音。我们曾谈到，有些正字法专家曾从语音上解释当时通行的拼写体系，他们也注意到欧洲以前的古典学术研究所忽视的这个方面。在拉丁语的拼写方面，拉穆斯采用字母j和v表示半无音的发音（例如jam（iam）“现在”和virtus“美德”），它们的发音跟元音发音[i]和[u]不同，而u以前曾是V的手写形式。j和v着两个字母一度被称为“拉穆斯辅音字母”；我们注意到，普通的拉丁文写法里仍然保留了字母v，但没有保留字母j。
在16和17世纪，在当时学术界环境的影响下，语言学领域出现了一些不同但互相联系的思潮。在这些思潮中，唯理论和经验主义的影响都在起作用。拉丁语不再是学术界和官方的惟一国际语言，欧洲各国民族语言得到充分的承认，海外语言的新发现，这一切都使人感到，人们有能力改造甚至创造语言，以适应时代的需要。[5]
印刷术发明以后，拼写的规范化变得更为重要，，而且当人们把目光转向书写与发音之间的关系时，也对描写法改革这一问题发生了经久不衰的兴趣。我们对当时的印象是，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不少学者又合作又竞争，都在从事语言改革和语言规划的各个方面的研究。
这一时期有人提出一项最激进的建議，就是发明一种新的语言，以促进整个文明世界的学术和贸易。那时，人们倒不是要设计现代世界语（Esperanto）那样的、根据现代语言的材料创造的世界通用语言；他们的想法更大胆：建立一种直接、普遍地表达知识、思想和观念的语言体系，并为其中的符号指定读音。
在17世纪，很多人设计过世界通用语，也就是人们有时候所称呼的"“真正的文字”。[1]在法国，很可能在笛卡尔的影响下，梅尔塞纳（Mersenne）提议创造一种比所有语言都好的语言，人类的全部思想都可以用同样的一套词汇简单明了地表达出来。他比叶斯柏森（Jespersen）更早认识到，[i]之类的元音在音感上一般同细、小相联系。在英国，达尔加诺（Dalgarno）和维尔金斯（John Wilkins）等人提出了类似的计划。维尔金斯了解梅尔塞纳的研究，他写的《论一种真正的文字和一种哲学语言》在同类著作中最为有名。[1]
为了给每一个这样的字符提供发音，维尔金斯提出了一种万能语音体系，即“字母”体系，代表着据说是世界上已知语言的所有主要发音类型。[3]字符的每个组成部分都具有自己的音节或字母，由此可以构成同样明白的发音形式。[3]例如，在“父亲”这个字符的口语形式中，co表示经济关系，b和a是两个小类，分别说明血亲关系和直系上代关系，于是coba表示“双亲”，再加上表示男性的ra，就构成cobara（父亲，大致读作kobara）。[3]
维尔金斯还提出了世界通用语法，包括能满足所有交际需要的各种词类。句法规则被减到最少，词的类别和语法关系通过附在字符上或者置于字符间的专门符号，在书写上表示出来，而在语音上则通过词汇语音的增加或者改变来表示。[4]
除了推广知识，避免无益的争论，以及便于各国受过教育的人之间的交往以外，人们在思索创造通用语言的问题时，还考虑到其他一些用途：促进贸易，统一新教各派，以及进行密码学的研究。现代速记采用语音符号和表示具体词或词根的特定记号，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英国的研究工作。同这项工作有着最密切关系的人是蒂莫西·布赖特（Timothy Bright），他所制订的速记体系采用字母符号，也采用类似字符的符号代替表示各类物体的词。对速记的研究和对通用语言的研究殊途同归，动机也一样。
16、17世纪英国经验主义在语言研究的一个表现，就是开始了英语语音的系统描写和英语语法的形式分析。这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人们觉得已经可以不受拘束地对普利西安和多纳图斯的语法模式提出挑战并加以修正。
四、正字法和正音法
英国跟欧洲大陆一样，印刷术的发明和识字教育的普及使人们更加重视拼写及其同发音的关系，并由此产生了认真的语音研究。从16世纪到18世纪，研究的对象是正字法和正音法范围内的语音问题（“语音学”这个术语首次出现于19世纪）。但是当时的研究工作相当于今天所说的语音学和音位學；英语拼写的性质和英国哲学从培根到休漠（A.Hume）的经验主义观念，一起形成“英国语音学派”的传统。在16、17世纪从事英语发音方面的研究与著述的学者有哈特（Hart）、布洛卡（Bullolur）、休姆、鲁宾逊（Robinson）、勃特勒（Butler）、沃利斯（Wallis）和霍尔德（Holder），其中有些人把语音的描述作为语法的全面论述的一部分包括在其著作中。当时的学术形势对这方面的研究也有明显的影响，比如，沃利斯除了研究英语，，还在牛津大学担任几何学教授，同时还是一位自然科学家。值得注意的是，那时的语音研究除了用于正字法以外，也像现在一样用于对外国人的英语教学、对耳聋者的言语教学、提倡规范英语即“标准英语”等其他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