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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古希腊历史学和哲学思想的大发展,尤其受其城邦内部矛盾斗争日益加剧的社会现实的影响,古希腊人的人本主义史观开始逐渐显现,雅典人修昔底德便是这一思想的集大成者,并以其传世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而成为人本主义史学的奠基人。本文即从修昔底德对待古传神话、英雄传说、传统宗教和超自然因素与对待神谕态度的问题等方面,论证其求真求实、理性客观的人本主义历史观。
关键词:修昔底德 人本主义 人神史观
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前396),古希腊杰出的历史学家,以其传世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又名《雅典斯巴达战争史》)而闻名于西方史学界。关于修昔底德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成就,长期以来学者一直给予较高的评价。美国历史学家巴恩斯在其所著《历史编纂史》中称誉他是“科学和批判历史学的奠基者”[1]P2。其他多数学者也尤为褒赞他的所谓“客观主义”的史学思想,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英译者就认为:“他从不党同伐异,如果不是他自己经常提及雅典人修昔底德的话,那么天真的读者有时会弄不清楚他究竟是哪国人。”[2]P69由此可见,修昔底德不偏不倚、如实记载历史的客观主义精神。然而,在古希腊早期,人们对神话和历史是既无明确区分亦无严格界定。在他们看来,“诸神和人类有同一个起源”[3]P4,生活在深受这种宗教观念影响的古希腊人中间的修昔底德,他的“客观主义”和他的人神史观是否相矛盾呢?我拟尝试在这一方面做初步探讨。
毋庸置疑,修昔底德是一个严肃的人本主义历史学家。在对待古传神话和英雄传说方面,修昔底德采取了摒弃伪说、谨慎分析和合理化处理相结合的史学方法。对于那些荒谬的、不合情理的故事传说,如阿尔戈斯英雄的远征故事,他干脆不予采用,但是对米诺斯王、珀罗普斯、阿特柔斯、阿伽门农等早期英雄人物则给予了少量相关记录。他认为,由于年代久远,神话题材已不大可信,研究古代历史不能相信每一个细节。此外,修昔底德还对少数几个神话重新作了合理化分析,例如,“依我看来,阿伽门农一定是当时最有权势的统治者,正因为这个缘故,他才能召集舰队,进攻特洛伊,而不是因为那些向海伦求婚者对于达里阿斯宣了誓必须跟随他的缘故”[4]P6。关于《荷马史诗》,他明确提出了质疑,认为荷马作为一个口传诗人,对特洛伊战争的描述就不可避免地进行了粉饰和夸大。
在对待古希腊传统宗教与超自然因素的态度问题上,修昔底德采取了一定程度的严谨的科学分析,他把人们深信不疑的预兆、奇迹、幻象等一律视为迷信,而且对日食、月食、地震、风暴等自然现象作出了他所认为的理性的解释,尽管他的某些解释实际上并不科学。例如当雅典统帅尼西阿斯远征西西里岛时,因为把月蚀当作上天给予的凶兆,于是坐阵不动,延迟了撤军的日期,最终导致了全军覆灭[4]P534。修昔底德对此痛心疾首,他强烈谴责了尼西阿斯的愚蠢。又如当公元前426年科林斯地峡发生地震时,迷信的伯罗奔尼撒人以为是神明显示的凶兆,因而停止进攻亚狄迦;同时,优卑亚和奥彭提亚的洛克里斯沿岸海水暴涨,发生水灾。修昔底德对此则解释为:“这些事情是由地震引起的,在地震强烈的地方,海水就被吸引离开海岸,然后更强烈地冲回来,因此产生水灾,如果没有地震的话,我不知道这样的事情怎样能够发生的。”[4]P243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希罗多德提到波斯军队将要侵略希腊时,提洛岛上发生了一次地震,与修昔底德不同,他则认为是上天显示的预兆[5]P609。这也正符合希罗多德的“当城市或是民族将要遭到巨大灾祸的时候,上天总是会垂示某种朕兆的”[5]P578这种人神思想。
关于神谕,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我们很难确定修昔底德对神谕本身究竟是“信”还是“不信”。但是可以肯定,修昔底德也在不停地提醒人们要正确理解和谨慎对待神谕,他认为许多神谕都是人们的错误理解造成的。例如一个阿波罗神谕说:“住在皮拉斯基人土地上的人,灾祸临头。”人们以为那是在神的诅咒之下,不许人们居住的,但修昔底德认为:“雅典遭受着灾难,不是由于在此地的非法居住,而是由于战争,使人们不得不在此地居住。”[4]P119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也批判某些神谕是因为人们向祭司行贿而捏造出来的,如斯巴达人控告国王普雷斯托安那克斯和他的兄弟向德尔斐的女祭司进行贿赂,使她作出神谕,要斯巴达人召他回国[4]P365。除此之外,他也批判神谕利用双关语,以适应后来发生的变故来欺骗民众。在这些方面对神谕的深刻剖析是希罗多德所远远不能及的,他在《历史》中对仅关于神谕的记载就达上百次之多,“他们的这种不同态度反映了各自所处时代的社会思潮以及社会的发展变化。希罗多德对神谕的深信不疑是那个时代古希腊社会敬神祭神传统的反映,体现了古希腊人宗教信仰的一般倾向,修昔底德对神谕的冷漠回避则是当时古希腊社会随着‘诡辩派’哲学兴起和自然科学发展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思想界的直接反映,体现出怀疑主义思潮的基本特征。”[6]P112
从以上论述不难看出,修昔底德的人神史观是完全以人本主义为出发点的,是以批判性的、理性的客观主义精神为基调的,但是修昔底德的这种客观主义史学的社会根源又是什么呢?
首先,修昔底德的史学思想是希腊史诗和历史学一脉相承发展的必然结果。最早的《荷马史诗》虽然掺杂着浓重的神话色彩,但是它的基调和主题都是关于历史的,它很可能是对希腊早期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艺术化处理和文学化渲染。除去史诗中的神话成分,从某种意义上就可以说它是一部历史。继荷马之后的赫西俄德在其所著《工作与时日》的开篇中便说:“佩耳塞斯啊,我讲对你述说真实的事情。”[3]P1该书以现实生活为题材,围绕农业生产、家畜饲养、海上航行等主题,生动地反映了早期希腊的农村经济生活。希罗多德在其《历史》开篇也说:“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5]P1由此可见,坚持客观主义是古希腊历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虽然它只有到了修昔底德那里才得到了最辉煌的表现。
其次,修昔底德生活的时代是希腊哲学迅速发展的黄金时代,以色诺芬尼、赫拉克利特为代表的哲学家力求探索世界的本原,极力批判希腊与人同形同性的道德不完善的神和希腊宗教。而智者派学者更为极端,他们甚至直接否定神的存在。无疑,这种求真求实、世俗化的人本主义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修昔底德的历史创作。
最后,伯罗奔尼撒战争无疑深深地刺激了修昔底德。在战争期间,许多城市被推毁或破坏,大量人口被屠杀,许多地方呈现出一片狼藉、目不忍睹的荒凉景象,给希腊社会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此外,战争也暴露了人性的弱点。在战争期间,人们巧取豪夺,阿谀我诈,贪欲权力和财富,复仇与反复仇,激烈党争,人们也不再像以往那样虔诚敬神,社会道德败坏严重。这一切使得修昔底德也不得不感叹:“人性总是人性。”[4]P18可以说,残酷的现实和修昔底德亲历战争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也促成了他摆脱宗教束缚并倾向于写实主义的历史创作。
参考文献:
[1]Thucydides,The Peloponnesian Wa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Loeb Classical Library,1980.
[2]H.E.巴恩斯著.徐松岩泽.历史编纂史.修昔底德史学思想的时代特征.聊城大学学报,2004.Vol2.
[3]赫西俄德著.张竹明,蒋平译.神谱.商务印书馆,1996.
[4]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85.
[5]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商务印书馆,1985.
[6]郭海良.关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作品中对神谕德描述.史林,2003.Vol6.
关键词:修昔底德 人本主义 人神史观
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前396),古希腊杰出的历史学家,以其传世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又名《雅典斯巴达战争史》)而闻名于西方史学界。关于修昔底德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成就,长期以来学者一直给予较高的评价。美国历史学家巴恩斯在其所著《历史编纂史》中称誉他是“科学和批判历史学的奠基者”[1]P2。其他多数学者也尤为褒赞他的所谓“客观主义”的史学思想,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英译者就认为:“他从不党同伐异,如果不是他自己经常提及雅典人修昔底德的话,那么天真的读者有时会弄不清楚他究竟是哪国人。”[2]P69由此可见,修昔底德不偏不倚、如实记载历史的客观主义精神。然而,在古希腊早期,人们对神话和历史是既无明确区分亦无严格界定。在他们看来,“诸神和人类有同一个起源”[3]P4,生活在深受这种宗教观念影响的古希腊人中间的修昔底德,他的“客观主义”和他的人神史观是否相矛盾呢?我拟尝试在这一方面做初步探讨。
毋庸置疑,修昔底德是一个严肃的人本主义历史学家。在对待古传神话和英雄传说方面,修昔底德采取了摒弃伪说、谨慎分析和合理化处理相结合的史学方法。对于那些荒谬的、不合情理的故事传说,如阿尔戈斯英雄的远征故事,他干脆不予采用,但是对米诺斯王、珀罗普斯、阿特柔斯、阿伽门农等早期英雄人物则给予了少量相关记录。他认为,由于年代久远,神话题材已不大可信,研究古代历史不能相信每一个细节。此外,修昔底德还对少数几个神话重新作了合理化分析,例如,“依我看来,阿伽门农一定是当时最有权势的统治者,正因为这个缘故,他才能召集舰队,进攻特洛伊,而不是因为那些向海伦求婚者对于达里阿斯宣了誓必须跟随他的缘故”[4]P6。关于《荷马史诗》,他明确提出了质疑,认为荷马作为一个口传诗人,对特洛伊战争的描述就不可避免地进行了粉饰和夸大。
在对待古希腊传统宗教与超自然因素的态度问题上,修昔底德采取了一定程度的严谨的科学分析,他把人们深信不疑的预兆、奇迹、幻象等一律视为迷信,而且对日食、月食、地震、风暴等自然现象作出了他所认为的理性的解释,尽管他的某些解释实际上并不科学。例如当雅典统帅尼西阿斯远征西西里岛时,因为把月蚀当作上天给予的凶兆,于是坐阵不动,延迟了撤军的日期,最终导致了全军覆灭[4]P534。修昔底德对此痛心疾首,他强烈谴责了尼西阿斯的愚蠢。又如当公元前426年科林斯地峡发生地震时,迷信的伯罗奔尼撒人以为是神明显示的凶兆,因而停止进攻亚狄迦;同时,优卑亚和奥彭提亚的洛克里斯沿岸海水暴涨,发生水灾。修昔底德对此则解释为:“这些事情是由地震引起的,在地震强烈的地方,海水就被吸引离开海岸,然后更强烈地冲回来,因此产生水灾,如果没有地震的话,我不知道这样的事情怎样能够发生的。”[4]P243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希罗多德提到波斯军队将要侵略希腊时,提洛岛上发生了一次地震,与修昔底德不同,他则认为是上天显示的预兆[5]P609。这也正符合希罗多德的“当城市或是民族将要遭到巨大灾祸的时候,上天总是会垂示某种朕兆的”[5]P578这种人神思想。
关于神谕,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我们很难确定修昔底德对神谕本身究竟是“信”还是“不信”。但是可以肯定,修昔底德也在不停地提醒人们要正确理解和谨慎对待神谕,他认为许多神谕都是人们的错误理解造成的。例如一个阿波罗神谕说:“住在皮拉斯基人土地上的人,灾祸临头。”人们以为那是在神的诅咒之下,不许人们居住的,但修昔底德认为:“雅典遭受着灾难,不是由于在此地的非法居住,而是由于战争,使人们不得不在此地居住。”[4]P119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也批判某些神谕是因为人们向祭司行贿而捏造出来的,如斯巴达人控告国王普雷斯托安那克斯和他的兄弟向德尔斐的女祭司进行贿赂,使她作出神谕,要斯巴达人召他回国[4]P365。除此之外,他也批判神谕利用双关语,以适应后来发生的变故来欺骗民众。在这些方面对神谕的深刻剖析是希罗多德所远远不能及的,他在《历史》中对仅关于神谕的记载就达上百次之多,“他们的这种不同态度反映了各自所处时代的社会思潮以及社会的发展变化。希罗多德对神谕的深信不疑是那个时代古希腊社会敬神祭神传统的反映,体现了古希腊人宗教信仰的一般倾向,修昔底德对神谕的冷漠回避则是当时古希腊社会随着‘诡辩派’哲学兴起和自然科学发展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思想界的直接反映,体现出怀疑主义思潮的基本特征。”[6]P112
从以上论述不难看出,修昔底德的人神史观是完全以人本主义为出发点的,是以批判性的、理性的客观主义精神为基调的,但是修昔底德的这种客观主义史学的社会根源又是什么呢?
首先,修昔底德的史学思想是希腊史诗和历史学一脉相承发展的必然结果。最早的《荷马史诗》虽然掺杂着浓重的神话色彩,但是它的基调和主题都是关于历史的,它很可能是对希腊早期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艺术化处理和文学化渲染。除去史诗中的神话成分,从某种意义上就可以说它是一部历史。继荷马之后的赫西俄德在其所著《工作与时日》的开篇中便说:“佩耳塞斯啊,我讲对你述说真实的事情。”[3]P1该书以现实生活为题材,围绕农业生产、家畜饲养、海上航行等主题,生动地反映了早期希腊的农村经济生活。希罗多德在其《历史》开篇也说:“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5]P1由此可见,坚持客观主义是古希腊历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虽然它只有到了修昔底德那里才得到了最辉煌的表现。
其次,修昔底德生活的时代是希腊哲学迅速发展的黄金时代,以色诺芬尼、赫拉克利特为代表的哲学家力求探索世界的本原,极力批判希腊与人同形同性的道德不完善的神和希腊宗教。而智者派学者更为极端,他们甚至直接否定神的存在。无疑,这种求真求实、世俗化的人本主义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修昔底德的历史创作。
最后,伯罗奔尼撒战争无疑深深地刺激了修昔底德。在战争期间,许多城市被推毁或破坏,大量人口被屠杀,许多地方呈现出一片狼藉、目不忍睹的荒凉景象,给希腊社会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此外,战争也暴露了人性的弱点。在战争期间,人们巧取豪夺,阿谀我诈,贪欲权力和财富,复仇与反复仇,激烈党争,人们也不再像以往那样虔诚敬神,社会道德败坏严重。这一切使得修昔底德也不得不感叹:“人性总是人性。”[4]P18可以说,残酷的现实和修昔底德亲历战争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也促成了他摆脱宗教束缚并倾向于写实主义的历史创作。
参考文献:
[1]Thucydides,The Peloponnesian Wa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Loeb Classical Library,1980.
[2]H.E.巴恩斯著.徐松岩泽.历史编纂史.修昔底德史学思想的时代特征.聊城大学学报,2004.Vol2.
[3]赫西俄德著.张竹明,蒋平译.神谱.商务印书馆,1996.
[4]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85.
[5]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商务印书馆,1985.
[6]郭海良.关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作品中对神谕德描述.史林,2003.Vol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