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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培育和提升社会人的担当意识和负责任行为是现代伦理学的核心任务。对责任的担当和践行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会遭遇诸多阻碍，而伦理困境则是这些阻碍中的深层次挑战。作为社会人的生存性境遇，责任担当面临的伦理困境主要有三类价值冲突：同质责任冲突、异质责任冲突和不同道德美德以及理想信念带来的不同责任要求。超越责任担当的伦理困境有两条基本路径：一是程序性路径。通过分析担当过程中冲突性责任要求的紧迫性、价值量，通过程序性比较，确定优先履行的责任类型。二是创造性路径。对于不可通约的责任以及价值，发挥道德想象的作用，通过实践理性在现实、理论、想象三者之间实现反思的平衡，创造性地实现担当精神。
关键词：责任冲突；程序性思考；道德想象；案例式；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5）04-0087-05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大力倡导担当精神，使得担当精神成为当前政治伦理、社会伦理的焦点议题。担当的对象是责任，“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担当精神”这一政治术语背后是现代责任伦理的内在逻辑。现代责任伦理关注的是社会复杂系统中如何有效担当、勇于担当责任的问题，其核心是美德伦理（传统）与规范伦理（现代）交锋下道德主体应如何负责任地行动。责任的担当和履行会面临诸多挑战，如责任主体的角色认知问题、角色责任与个体利益的冲突问题、道德风险与道德勇气的问题等。在这些困难和障碍中，责任担当还始终面临着一个根本性伦理困境——当主体所要担当的是两个及以上相互冲突的责任性要求时，如何在行动中贯彻担当精神？责任的伦理困境导致了行为者在担当过程中面临的严肃张力：如果不仔细审视责任担当中的伦理困境与冲突，并从方法论角度找到超越责任冲突的理性路径，那么责任担当就会变成一种单纯的政治宣传和学术呓语而丧失其应有的理论价值和实践魅力。因此，从提升党员干部担当精神进而推进社会责任担当水平的角度，探索超越责任冲突的一般方法论，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责任担当过程中伦理冲突的根源与类型
在责任伦理的视域下，任何道德判断的落脚点都以某种责任为依归，道德行为就是主体担当、践履道德责任的过程与活动。因而，责任冲突是指主体在伦理行动中遇到两种及以上价值要求，而恰好这些价值要求的内容不同、取向相悖。这一境遇的出现使主体对责任的担当出现两难选择，某种责任履行的正当性和价值性出现疑问甚至挑战。责任伦理研究的重要任务是尽可能明晰地确定每个道德主体的身份、角色及其相应责任，进而引导主体担当责任，而责任的确定和担当最终导向整个社会正义和社会和谐的实现。
客观性维度上，责任担当所面临的多元责任冲突深植于社会生活本身的复杂性。静态地看，责任源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和身份。如，对于党员干部而言，其角色要求的基本责任是“遇到问题不回避，遇到困难不躲避，遇到风险不逃避，敢于担责、敢于亮剑、敢于改革，还要对工作任劳任怨、尽心竭力，善始善终、善做善成”
主观性纬度上，人的自主性能力使得责任冲突具有现实必然性。社会角色多重和价值观念多元之所以能在责任担当过程中表现为冲突和困境，是因为主体具有自主性。人的自主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理性主体。主体在责任冲突中进行选择，首先应对自身有一个自觉，即能够理性权衡自身所要担当责任的性质，进而意识到责任的不同要求和履行后果。二是能力自主。责任担当的选择和践履要在主体自身能力的正常范围内，不能要求一个普通人担当追捕凶恶杀人犯的责任。三是自决自控。责任的履行必须是在自主意志下实现。在责任冲突中，人们不能在外界强迫压力的驱动下做出自己不愿意的行为。自主性是人的存在论属性，没有自主性也就从根本上消解了责任冲突，消解了人类的道德主体身份。
在主客观双重纬度的综合影响下，责任冲突并不是社会人在道德生活中面临的不可猜测的“薛定谔猫”，反而是伦理生活世界的常态存在。所谓品德高尚（无论是公务员官德还是各行各业的职业道德），是在责任冲突与选择的过程中勇于担当、敢于担当而塑造出来的，所以“德行依乎我们自己，过恶也依乎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有权利去做的事，也有权利不去做”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责任担当过程中经常遭遇到的价值冲突、责任冲突在性质上并不完全相同，而是存在类型差异，了解这种差异对于继续分析责任冲突、寻找超越责任冲突的方法论、实践责任的担当精神，具有前提性意义。大体上看，责任担当过程中可能面临的价值冲突有三类。第一类是同质责任冲突。人们在履行同一社会角色的责任要求时，由于某种特殊境遇，同一性质的责任内部会产生冲突性要求。如，公务员在担当岗位责任进行行政执法时，在一起案件中同时得到了两位上级彼此差异甚至是矛盾的指示，此时忠于职守、服从命令的担当责任就会由于行政科层制的运作而产生冲突。第二类是异质责任冲突。一个严肃的责任担当者发现自己在履行一种社会角色责任时就无法同时担当另一社会角色的责任要求。如，一名士兵在战事发生时有保家卫国的责任，但奔赴战场意味着随时可能牺牲，进而无法承担对家中病妻弱子的责任。对国家的担当与对家庭的担当之间在特殊时期会发生冲突。第三类是不同道德美德以及理想信念带来的不同责任要求。
二、程序性路径：价值比较与程序性优先
既然责任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如何应对出现的责任冲突就是当下弘扬担当精神、提升担当能力和担当水平面临的紧迫理论挑战。如何担当冲突性的责任？对于这一问题，回应的经典路径是程序性方法或程序性路径，即通过区分道德责任的价值大小、轻重缓急，进而在冲突性的责任之间排列出一个责任担当的程序性先后顺序。这种思路比较适合解决前述的第一类和第二类责任冲突。这些冲突大都可以通过价值分析和逻辑推衍而产生一种责任排序，进而指导我们在责任冲突中的选择和担当。
首先来看同质责任之间的冲突。相同责任一般情况下很少出现冲突，因为其对道德主体的价值要求是一致的，但在某些特殊境遇下，相同责任之间也会发生冲突和矛盾，让人难以抉择。菲利帕·福特提出的“轨道车难题”就是此类责任冲突的经典案例。假设你是一辆有轨电车的司机，驾驶着电车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前进，突然，你发现在电车行进的轨道上横着5个人，他们被人绑在轨道上，不幸的是，电车的刹车失灵了，无法刹车，而且即便刹车电车在惯性驱使下也肯定会碾轧死这5个人。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你发现电车轨道的右侧还有一条岔道，如果你把电车开到这条岔道上就能避免轧死那5个人。但遗憾的是，你发现在那条岔道上也绑着人，不过数量上要少一些，只有1个人。你面临的冲突性局面是：如果不改变电车的行进方向，那5个人就会死；如果改变方向驶进岔道，可以救5个人，但会牺牲那1个人。现在严肃的道德问题出现了：电车司机对“5个人”和“1个人”都负有保存和救助的责任，但这两份责任之间是冲突的，他该如何选择？一种有限共识认为，将车子驶进岔道从而履行救5个人的责任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尽管并不是完美的。 那么不同责任之间的冲突该如何选择呢？可以通过“诚信的医生”这一案例来分析解决的方法论路径。假设一个医生甲约了朋友在某天下午一起喝茶，在一般情况下，甲当然应该赴约，这是诚信责任所要求的。但是当天下午正当甲准备赴约时他接到医院的电话，由于突发事件，医院来了很多急症病人需要他的救助，作为一名医生，救死扶伤是甲的职责所在，也是他个人的职业信念。甲意识到了这种责任冲突：一方面，他有保持诚信遵守约定去赴约的责任；另一方面，他也有救助病人的责任。诚信和救人都是他的责任，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责任在这一具体情景中是冲突的，那么这名医生应该如何选择呢？“诚信的医生”是威廉姆·罗斯在《正当与善》一书中提出的经典例子。绝大多数的普通人和伦理学家一样都认为，这一案例中的医生甲应当去履行救人的责任而不是践行诚信的义务。罗斯将这种道德共识背后的深层机理归结为“初确义务”和“最终义务”的不同。
这种通过价值比较和优先性排序的程序性方法能够解决很大一部分责任冲突问题，但却无法解决所有的责任冲突。原因在于，程序性分析的前提是必须预设冲突性责任的价值在质上有高低，在量上有大小，但当冲突性责任在量上无法衡量、在质上无法比较时，责任担当的道德困境就无法通过程序性优先分析来化解。现代社会的很多责任要求是无法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比较的，这种复杂性造就了责任的多元化和非通约性，强行通约责任要求则会造成对自由的压制，成为极权主义的内在道德逻辑。
三、道德想象、冲突超越与责任担当
当责任冲突的彼此在质的优先性和量的重要性上处于模糊地带难以理性权衡时，责任冲突大都从属于第二类和第三类，尤其是第三类——基于不同道德理想而产生的不同责任要求。在这些伦理困境中，责任冲突的解决既然无法借助于纯粹的理性分析、程序思考，那么责任主体在道德困境中就必须具有一种创造性的思维能力——善于担当的道德想象。所谓道德想象，就是重视并发挥想象力在道德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旨在突破和超越传统伦理的思维方式，创造性地寻找道德冲突的解决思路。“创造的想象力量是道德生活的天赋原则。”
第一个案例来自孟子对忠、孝两种责任冲突的创造性超越。《孟子》记载过一段对话：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
孟子曰：执之而已矣。
然则舜不禁与？
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然则舜如之何？
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然，乐而忘天下。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一种“家国同心圆”结构，家庭中的“孝”与朝堂中的“忠”之间是一脉相承的，忠、孝这两种责任之间没有严格区分的价值大小，也没有一种程序性的优先性关系。但正所谓“自古忠孝难两全”，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之间肯定是存在间隙和张力的。基于此，桃应才构想出这一冲突来诘难孟子。鉴于忠、孝是平等性责任，程序性方法肯定无法解答舜面临的冲突，而孟子的回答充分展现了道德想象的可能性和无限魅力：舜在面临责任冲突时，不仅敢于担当，更善于担当——舜不执着于某一责任的优先性和价值量，而是在充分尊重两种责任的同时，找到了“两全其美”的第三条道路——“窃负而逃”。这一创造性解题的意义在于，一方面，舜并没有因要担当对父亲“孝”的责任而滥用自己的权力，从而违反对国家利益（法律）“忠”的担当责任；另一方面，舜没有一味尽忠，而是对父亲瞽瞍也尽到了“孝”的担当责任。在这个案例的道德想象中，责任冲突的解决办法更多的不是理论上的辨析，而是实践中生生不息的创造和开拓。
第二个案例是罗尔斯建构的“无知之幕”。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的基准问题是：如何在肯定个人自由的同时为政治社会生活的合法性辩护。对这一问题的经典回应之一来自于契约论。契约论者的回应是，每个个体权利的基础在于上帝赋予的自我保存和完善责任，每个人都对自己的生命、自由负有一种道德责任和义务。社会或他人都无权要求个体放弃自我利益，就连自我本身也不能肆意放弃自己的基本利益（如自杀、自愿为奴等）。但同时，个体也天然地是一种社会动物或政治动物，有服从社会集体性要求的责任。自我保存和完善的责任与服从社会的责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责任，政治社会的本质就在于处理这两种责任之间的冲突。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致力于通过社会契约来解决，但社会契约的历史现实性一直饱受诟病，而罗尔斯通过“无知之幕”的道德想象近乎完美地回应了这一问题，实现了责任冲突、责任担当之间的协调。
罗尔斯假定人是理性的个体，有着自己的善观念和利益诉求，希望获得各种资源以规划、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在现实生活中，理性人的利益之间是存在分歧和冲突的，这些利益的不一致性导致人们很难服从社会责任。为了使人们在自我责任与社会责任之间取得适当平衡，一种暂时遮蔽理性人私人化信息的“无知之幕”是必需的。通过搁置人们的特性、能力、宗教信仰、经济条件、政治状况、社会身份等信息因素，无知之幕下的“初民”会选择并服从正义的社会规则。这套社会规则是每个人都同意的，因而符合自我保存和完善责任的要求。罗尔斯通过无知之幕下的原初契约找到了社会的正义原则，进而通过正义社会制度的构建化解个体和社会之间的责任冲突。罗尔斯的这种方法是道德想象的典型运用，因为无知之幕下的契约是一种假然契约，其本质上并不是契约，而是一种假设性的理论构造，是一种超越责任冲突的思想实验。
通过上述两个案例可以洞见，道德想象是一种视角转换能力，即迅速从某种视角向他种视角转换的能力。通过这种视角转换，道德实践的主体才有可能打破原先固定制度或文化中的角色定位和角色关系，重新思考和界定角色和角色关联，这一创造为责任主体的自我反思和责任担当提供了全新的视野和机会。因此，相对于程序性分析的方法论，道德想象往往更多地具有一些情景因素甚至感情因素。
当然，无论程序性分析还是道德想象，作为责任冲突解题的方法论路径，其要义都在于为道德主体提供一种解决责任冲突的方法论指导，提升我们应对道德困境的能力和品质——担当精神要求我们不仅敢于担当，更要善于担当。然而，“永无冲突的人类生活”这一观念明显有悖人类的生存方式，即便我们能积极应用程序性分析方法和发挥道德想象力，但也不是所有的责任冲突都能够得到圆满解决。部分情形中，个体的实践理性能力和道德运气都会阻碍责任冲突的完美解决；部分情景下，责任冲突本身是任何责任主体都无法超越和回避的。习近平总书记对公务行政人员一再强调的“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其实质就是强调对党性、对人民的责任担当必然与对个体利益发展的责任担当相背离、相冲突。在这些两难情况中，每个人都必须正视自身的道德使命，“不仅要承担自己的那份责任，
关键词：责任冲突；程序性思考；道德想象；案例式；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5）04-0087-05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大力倡导担当精神，使得担当精神成为当前政治伦理、社会伦理的焦点议题。担当的对象是责任，“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担当精神”这一政治术语背后是现代责任伦理的内在逻辑。现代责任伦理关注的是社会复杂系统中如何有效担当、勇于担当责任的问题，其核心是美德伦理（传统）与规范伦理（现代）交锋下道德主体应如何负责任地行动。责任的担当和履行会面临诸多挑战，如责任主体的角色认知问题、角色责任与个体利益的冲突问题、道德风险与道德勇气的问题等。在这些困难和障碍中，责任担当还始终面临着一个根本性伦理困境——当主体所要担当的是两个及以上相互冲突的责任性要求时，如何在行动中贯彻担当精神？责任的伦理困境导致了行为者在担当过程中面临的严肃张力：如果不仔细审视责任担当中的伦理困境与冲突，并从方法论角度找到超越责任冲突的理性路径，那么责任担当就会变成一种单纯的政治宣传和学术呓语而丧失其应有的理论价值和实践魅力。因此，从提升党员干部担当精神进而推进社会责任担当水平的角度，探索超越责任冲突的一般方法论，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责任担当过程中伦理冲突的根源与类型
在责任伦理的视域下，任何道德判断的落脚点都以某种责任为依归，道德行为就是主体担当、践履道德责任的过程与活动。因而，责任冲突是指主体在伦理行动中遇到两种及以上价值要求，而恰好这些价值要求的内容不同、取向相悖。这一境遇的出现使主体对责任的担当出现两难选择，某种责任履行的正当性和价值性出现疑问甚至挑战。责任伦理研究的重要任务是尽可能明晰地确定每个道德主体的身份、角色及其相应责任，进而引导主体担当责任，而责任的确定和担当最终导向整个社会正义和社会和谐的实现。
客观性维度上，责任担当所面临的多元责任冲突深植于社会生活本身的复杂性。静态地看，责任源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和身份。如，对于党员干部而言，其角色要求的基本责任是“遇到问题不回避，遇到困难不躲避，遇到风险不逃避，敢于担责、敢于亮剑、敢于改革，还要对工作任劳任怨、尽心竭力，善始善终、善做善成”
主观性纬度上，人的自主性能力使得责任冲突具有现实必然性。社会角色多重和价值观念多元之所以能在责任担当过程中表现为冲突和困境，是因为主体具有自主性。人的自主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理性主体。主体在责任冲突中进行选择，首先应对自身有一个自觉，即能够理性权衡自身所要担当责任的性质，进而意识到责任的不同要求和履行后果。二是能力自主。责任担当的选择和践履要在主体自身能力的正常范围内，不能要求一个普通人担当追捕凶恶杀人犯的责任。三是自决自控。责任的履行必须是在自主意志下实现。在责任冲突中，人们不能在外界强迫压力的驱动下做出自己不愿意的行为。自主性是人的存在论属性，没有自主性也就从根本上消解了责任冲突，消解了人类的道德主体身份。
在主客观双重纬度的综合影响下，责任冲突并不是社会人在道德生活中面临的不可猜测的“薛定谔猫”，反而是伦理生活世界的常态存在。所谓品德高尚（无论是公务员官德还是各行各业的职业道德），是在责任冲突与选择的过程中勇于担当、敢于担当而塑造出来的，所以“德行依乎我们自己，过恶也依乎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有权利去做的事，也有权利不去做”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责任担当过程中经常遭遇到的价值冲突、责任冲突在性质上并不完全相同，而是存在类型差异，了解这种差异对于继续分析责任冲突、寻找超越责任冲突的方法论、实践责任的担当精神，具有前提性意义。大体上看，责任担当过程中可能面临的价值冲突有三类。第一类是同质责任冲突。人们在履行同一社会角色的责任要求时，由于某种特殊境遇，同一性质的责任内部会产生冲突性要求。如，公务员在担当岗位责任进行行政执法时，在一起案件中同时得到了两位上级彼此差异甚至是矛盾的指示，此时忠于职守、服从命令的担当责任就会由于行政科层制的运作而产生冲突。第二类是异质责任冲突。一个严肃的责任担当者发现自己在履行一种社会角色责任时就无法同时担当另一社会角色的责任要求。如，一名士兵在战事发生时有保家卫国的责任，但奔赴战场意味着随时可能牺牲，进而无法承担对家中病妻弱子的责任。对国家的担当与对家庭的担当之间在特殊时期会发生冲突。第三类是不同道德美德以及理想信念带来的不同责任要求。
二、程序性路径：价值比较与程序性优先
既然责任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如何应对出现的责任冲突就是当下弘扬担当精神、提升担当能力和担当水平面临的紧迫理论挑战。如何担当冲突性的责任？对于这一问题，回应的经典路径是程序性方法或程序性路径，即通过区分道德责任的价值大小、轻重缓急，进而在冲突性的责任之间排列出一个责任担当的程序性先后顺序。这种思路比较适合解决前述的第一类和第二类责任冲突。这些冲突大都可以通过价值分析和逻辑推衍而产生一种责任排序，进而指导我们在责任冲突中的选择和担当。
首先来看同质责任之间的冲突。相同责任一般情况下很少出现冲突，因为其对道德主体的价值要求是一致的，但在某些特殊境遇下，相同责任之间也会发生冲突和矛盾，让人难以抉择。菲利帕·福特提出的“轨道车难题”就是此类责任冲突的经典案例。假设你是一辆有轨电车的司机，驾驶着电车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前进，突然，你发现在电车行进的轨道上横着5个人，他们被人绑在轨道上，不幸的是，电车的刹车失灵了，无法刹车，而且即便刹车电车在惯性驱使下也肯定会碾轧死这5个人。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你发现电车轨道的右侧还有一条岔道，如果你把电车开到这条岔道上就能避免轧死那5个人。但遗憾的是，你发现在那条岔道上也绑着人，不过数量上要少一些，只有1个人。你面临的冲突性局面是：如果不改变电车的行进方向，那5个人就会死；如果改变方向驶进岔道，可以救5个人，但会牺牲那1个人。现在严肃的道德问题出现了：电车司机对“5个人”和“1个人”都负有保存和救助的责任，但这两份责任之间是冲突的，他该如何选择？一种有限共识认为，将车子驶进岔道从而履行救5个人的责任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尽管并不是完美的。 那么不同责任之间的冲突该如何选择呢？可以通过“诚信的医生”这一案例来分析解决的方法论路径。假设一个医生甲约了朋友在某天下午一起喝茶，在一般情况下，甲当然应该赴约，这是诚信责任所要求的。但是当天下午正当甲准备赴约时他接到医院的电话，由于突发事件，医院来了很多急症病人需要他的救助，作为一名医生，救死扶伤是甲的职责所在，也是他个人的职业信念。甲意识到了这种责任冲突：一方面，他有保持诚信遵守约定去赴约的责任；另一方面，他也有救助病人的责任。诚信和救人都是他的责任，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责任在这一具体情景中是冲突的，那么这名医生应该如何选择呢？“诚信的医生”是威廉姆·罗斯在《正当与善》一书中提出的经典例子。绝大多数的普通人和伦理学家一样都认为，这一案例中的医生甲应当去履行救人的责任而不是践行诚信的义务。罗斯将这种道德共识背后的深层机理归结为“初确义务”和“最终义务”的不同。
这种通过价值比较和优先性排序的程序性方法能够解决很大一部分责任冲突问题，但却无法解决所有的责任冲突。原因在于，程序性分析的前提是必须预设冲突性责任的价值在质上有高低，在量上有大小，但当冲突性责任在量上无法衡量、在质上无法比较时，责任担当的道德困境就无法通过程序性优先分析来化解。现代社会的很多责任要求是无法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比较的，这种复杂性造就了责任的多元化和非通约性，强行通约责任要求则会造成对自由的压制，成为极权主义的内在道德逻辑。
三、道德想象、冲突超越与责任担当
当责任冲突的彼此在质的优先性和量的重要性上处于模糊地带难以理性权衡时，责任冲突大都从属于第二类和第三类，尤其是第三类——基于不同道德理想而产生的不同责任要求。在这些伦理困境中，责任冲突的解决既然无法借助于纯粹的理性分析、程序思考，那么责任主体在道德困境中就必须具有一种创造性的思维能力——善于担当的道德想象。所谓道德想象，就是重视并发挥想象力在道德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旨在突破和超越传统伦理的思维方式，创造性地寻找道德冲突的解决思路。“创造的想象力量是道德生活的天赋原则。”
第一个案例来自孟子对忠、孝两种责任冲突的创造性超越。《孟子》记载过一段对话：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
孟子曰：执之而已矣。
然则舜不禁与？
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然则舜如之何？
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然，乐而忘天下。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一种“家国同心圆”结构，家庭中的“孝”与朝堂中的“忠”之间是一脉相承的，忠、孝这两种责任之间没有严格区分的价值大小，也没有一种程序性的优先性关系。但正所谓“自古忠孝难两全”，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之间肯定是存在间隙和张力的。基于此，桃应才构想出这一冲突来诘难孟子。鉴于忠、孝是平等性责任，程序性方法肯定无法解答舜面临的冲突，而孟子的回答充分展现了道德想象的可能性和无限魅力：舜在面临责任冲突时，不仅敢于担当，更善于担当——舜不执着于某一责任的优先性和价值量，而是在充分尊重两种责任的同时，找到了“两全其美”的第三条道路——“窃负而逃”。这一创造性解题的意义在于，一方面，舜并没有因要担当对父亲“孝”的责任而滥用自己的权力，从而违反对国家利益（法律）“忠”的担当责任；另一方面，舜没有一味尽忠，而是对父亲瞽瞍也尽到了“孝”的担当责任。在这个案例的道德想象中，责任冲突的解决办法更多的不是理论上的辨析，而是实践中生生不息的创造和开拓。
第二个案例是罗尔斯建构的“无知之幕”。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的基准问题是：如何在肯定个人自由的同时为政治社会生活的合法性辩护。对这一问题的经典回应之一来自于契约论。契约论者的回应是，每个个体权利的基础在于上帝赋予的自我保存和完善责任，每个人都对自己的生命、自由负有一种道德责任和义务。社会或他人都无权要求个体放弃自我利益，就连自我本身也不能肆意放弃自己的基本利益（如自杀、自愿为奴等）。但同时，个体也天然地是一种社会动物或政治动物，有服从社会集体性要求的责任。自我保存和完善的责任与服从社会的责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责任，政治社会的本质就在于处理这两种责任之间的冲突。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致力于通过社会契约来解决，但社会契约的历史现实性一直饱受诟病，而罗尔斯通过“无知之幕”的道德想象近乎完美地回应了这一问题，实现了责任冲突、责任担当之间的协调。
罗尔斯假定人是理性的个体，有着自己的善观念和利益诉求，希望获得各种资源以规划、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在现实生活中，理性人的利益之间是存在分歧和冲突的，这些利益的不一致性导致人们很难服从社会责任。为了使人们在自我责任与社会责任之间取得适当平衡，一种暂时遮蔽理性人私人化信息的“无知之幕”是必需的。通过搁置人们的特性、能力、宗教信仰、经济条件、政治状况、社会身份等信息因素，无知之幕下的“初民”会选择并服从正义的社会规则。这套社会规则是每个人都同意的，因而符合自我保存和完善责任的要求。罗尔斯通过无知之幕下的原初契约找到了社会的正义原则，进而通过正义社会制度的构建化解个体和社会之间的责任冲突。罗尔斯的这种方法是道德想象的典型运用，因为无知之幕下的契约是一种假然契约，其本质上并不是契约，而是一种假设性的理论构造，是一种超越责任冲突的思想实验。
通过上述两个案例可以洞见，道德想象是一种视角转换能力，即迅速从某种视角向他种视角转换的能力。通过这种视角转换，道德实践的主体才有可能打破原先固定制度或文化中的角色定位和角色关系，重新思考和界定角色和角色关联，这一创造为责任主体的自我反思和责任担当提供了全新的视野和机会。因此，相对于程序性分析的方法论，道德想象往往更多地具有一些情景因素甚至感情因素。
当然，无论程序性分析还是道德想象，作为责任冲突解题的方法论路径，其要义都在于为道德主体提供一种解决责任冲突的方法论指导，提升我们应对道德困境的能力和品质——担当精神要求我们不仅敢于担当，更要善于担当。然而，“永无冲突的人类生活”这一观念明显有悖人类的生存方式，即便我们能积极应用程序性分析方法和发挥道德想象力，但也不是所有的责任冲突都能够得到圆满解决。部分情形中，个体的实践理性能力和道德运气都会阻碍责任冲突的完美解决；部分情景下，责任冲突本身是任何责任主体都无法超越和回避的。习近平总书记对公务行政人员一再强调的“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其实质就是强调对党性、对人民的责任担当必然与对个体利益发展的责任担当相背离、相冲突。在这些两难情况中，每个人都必须正视自身的道德使命，“不仅要承担自己的那份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