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青花瓷器在元代中后期的景德镇窑突然出现，并且在明清时期得到继承和发展，成为陶瓷装饰的主流。定窑具备景德镇窑其中的很多条件，却未烧造出青花瓷器，是人为原因还是缺少了重要条件，本篇就目前可以搜集到的资料进行了梳理。
　　关键词：定窑;青花瓷;景德镇窑
　　从青花瓷器概念的界定来说，狭义概念的青花瓷器是指釉下彩瓷，即人们用含钴的矿物原料在瓷土坯胎上进行彩绘，罩以透明釉在1300℃左右高温还原气氛下烧成，在釉下呈现出蓝色花纹或相近颜色的瓷器。广义概念的青花瓷，是指以钴元素着色、呈现蓝色花纹的瓷器，包括釉下青花瓷器、釉上青花瓷器和釉中青花瓷器。普遍认为广义概念可称为白地蓝花，而用狭义概念对青花瓷评判：1.白瓷胎;2.高温透明釉;3.钴料的使用;4.釉下彩;5.高温一次烧成。因此，本文探讨定窑是否具备以上青花器烧造的条件，探究定窑在元代时为什么没有出现青花器的原因。
　　定窑的没落
　　李辉柄先生将定窑分为三个阶段：
　　晚唐至五代时期是定窑发展的第一阶段，柴烧，匣钵仰烧，一器一匣，产品精美。
　　北宋至金哀宗天兴三年（960—1234）是定窑发展的第二阶段。北宋时期定窑需要制作皇室使用的高级瓷器，还要制作贵族和普通民众需要的日用瓷器，同时要兼顾海外贸易，为了增加产量，创新采用支圈覆烧法，并且开始用煤充当烧制陶瓷的燃料，白中闪青的陶瓷也逐渐变成白中泛黄。产量变大导致产品单个质量发生变化，逐渐被汝窑取代了官窑的地位。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述：“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靖康之变虽然对定窑造成了破坏，到金世宗大定元年（1161）以前的三十来年中，定窑处于停烧的状态，但是金大定时期得到了恢复，成为金代官窑，并且延续宋制。此时景德镇还在学习定窑的覆烧方法。
　　金哀宗天兴三年至元至正二十八年（1234—1368）是第三个阶段，社会动荡导致制瓷业南移，开始采用叠烧法，并且制作陶瓷的优质原料不断消耗，产品质量也在不断下降。元代定窑逐渐被景德镇湖田窑取代了。
　　蒙古对金的战争，对附近地区的人口、土地的影响是直接的，接着宋元战争，北方更受摧残。《元史》中“杀戮殆尽”“骸骨遍野”的记载在元人“悉空其人以为牧地”中可以看出，集中在北方中原地区的瓷窑可能受到严重破坏。嗣后，元政权的巩固对南方的不同策略使得南方著名瓷窑得到了发展。定窑和磁州窑未能恢复，从而进入衰落时期，产品变得单调。此时定窑的余名犹在，元代统治者可能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尝试，对比定窑和景德镇窑的发展，最后才完全选择景德镇大力发展。从此时景德镇人口数量的飞快增长可以看出，可能有窑工自发南迁或者受到元代政府的调度。此时期山西的霍州窑吸取了磁州窑技法生产的定窑类型瓷器被称为“新定”，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定窑的地位。
　　且元代处于一个小冰河时期，北方气温普遍比前朝低，黄河改道，水路结冰，天气对北方的制窑业也产生了一定的冲击。
　　元代早期上层对陶瓷的需求量不大
　　蒙古族在建立元代之前就设立浮梁磁局，据《元史》“掌烧造磁器，并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事”，朝廷掌管手工业生产并且征收赋税，对于陶瓷“有命则烧，无命则止”。根据元青花出土的窖藏和墓葬情况，发现南方明显多于北方。元代最初的统治者对陶瓷制品需求量不大，处于四处征讨之中，此时的定窑虽然还在生产，但由于质量的下降和不需要长途运输，元廷忽视了定窑的发展。
　　元世祖在统一全国后，面对南宋残余力量的抵抗，一方面加紧镇压，另一方面采取怀柔政策拉拢汉人，为元代效命。所以元代景德镇窑的陶瓷制品尤其是元青花早期可能是作为赏赐品，学者认为江西高安出土的窖藏青花瓷器是对征服南宋时受降的汉人大族或者文化领袖的奖赏。就近的南方窑口进行烧造更为便利。但是元代是以军事立国，除了以战养战，对于手工业者，从《元史·张雄飞传》“国兵屠许（河南许昌），惟工匠得免”（中华书局标点本）、元人刘音《静修先生文集》卷二十一《武遂扬翁遗事》“保州屠城，惟匠者免”（四部丛刊初便·集部）可以看出比较重视，可能是出于对外贸易的税收收入考虑。后期为了增加国库收入，开始重视制瓷业，具体表现为元青花瓷大量销往土耳其、伊拉克、伊朗等中西亚国家，日本、东南亚也有出土。几乎所有的元代行省都有出土过青花瓷，中书省掌管元大都和元上都，此区域中发现的青花瓷数量最大、品质也极佳，其他地区出土青花器也有一个规律——都是行政中心或者经济发达之地，政府统治力度强，虽然出土数量少，但都是精品，说明所有者是元蒙上层人士。元青花纹饰除了一部分受萨满教、伊斯兰教、藏传佛教等中西亚或游牧民族文化影响，大部分纹饰还是来自于传统汉人文化和纹饰，说明元代中晚期统治者审美和生活习惯已经部分汉化，同时把汉人逐渐排除出了中心统治圈，文人很难受到朝廷的重用转而投身市井，例如戏曲的创作或是隐世，所以戏曲和文人画技法都融合在了元青花之上。元大都附近都是蒙古人、色目人等上層阶级，是不适合将定窑变成商业中心的。定窑错过了早期元代政府的扶持发展，并且缺少了核心创新人才，才没有经过大量的尝试和总结制作出青花器。
　　人才的缺失和景德镇窑的创新
　　定窑器物大多尺寸不大，但是元代瓷器尺寸偏大，并不是所有的瓷土都能在烧制大件的时候不变形。刘新园先生和白焜先生认为元代时景德镇开始在瓷胎的瓷石中加上高岭土形成“二元配方”，提高了瓷器的烧制温度，减少了生产大型器具变形的可能。
　　元政府或有尝试定窑烧造大型器物，结果可能不太理想，此时有可以替代的窑，加上之前窑工南迁，转而主动大力发展景德镇窑。青花瓷是基于卵白釉之后发展的，元时定窑原料不足再加上人才流失、技艺下降，烧制的产品失去了原来的特色风格，逐渐被新兴的景德镇窑所取代。
　　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
　　唐代时期，广州就聚集了大批的胡商来样定制，瓷器易碎且沉重，所以对于瓷器的运输，海运更方便，八世纪以后就形成了相对完整和成熟的海外贸易路线。元青花大器、重器很多是受到伊斯兰影响，外销瓷也是为销往中西亚地区，继续沿用以前的贸易路线无疑是最方便的做法。 　　南宋时期北方窑口退出了对外贸易的行列。元代国策与之不同，是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并且市舶司收入在元代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占大宗，所以先后在泉州、庆元、广州等地设立“市舶提举司”，制定和颁布“市舶法则”，并且在南方设立了很多新窑，以适应陶瓷的出口贸易。这些可以证明，陶瓷制造业中心的南移是国策所趋。
　　景德镇窑是元青花的创烧窑毫无疑问并且是共识，但是探讨定窑未能创烧青花器的原因，笔者认为是很有意义的。对辽代、金代的相关研究目前还不是很多，也许这是一个研究辽金社会制瓷行业的切入点，也是研究元代为什么尚未建国就已经设立浮梁磁局的切入点。
　　（作者汪芷晔，艺术学学士，研究方向：中外陶瓷文化交流）
　　参考书目
　　1.李辉柄，青花瓷器的起始年代，刊《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总第146期63—71页;
　　2.冯先铭，有关青花瓷器起源的几个小问题，刊《文物》1980年第4期6—9页;
　　3.陈克伦，元青花研究六十年，刊《幽兰神采：元代青花瓷器特集》，2012年;
　　4.刘新园，元代窑事小考（一），刊《景德镇陶瓷学院学报》1981年第2卷第1期;
　　5.刘新园、白焜，高岭土史考——兼论瓷石、高岭与景德镇十至九世纪的制瓷业，刊《中国陶瓷》1982年增刊;
　　6.黄薇、黄清华，元青花瓷器早期类型的新发现——从实证角度论元青花瓷器的起源，刊《文物》2012年11期 79—88页;
　　7.吴军明，元青花的考古学观察——以中国出土瓷器全集为中心;
　　8.熊樱菲，元代青花瓷用料的探讨，刊中国古陶瓷学会《中国古陶瓷研究》;
　　9.施泳峰，从高安博物馆藏元青花看元代蒙汉关系的演变，刊《文物鉴定与鉴赏》2015年08期66—69页;
　　10.潘清，元代江南社會、文化及民族习俗的流变——以蒙古、色目人的移民对江南社会的影响为中心，刊《学术月刊》2007年3月第39卷3月号129—136页;
　　11.项坤鹏，中国早期白瓷与白釉彩瓷专题研讨会综述，刊《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总第146期147—149页;
　　12. 欧阳希君，《关于早期青花瓷》的谬误，刊《文物鉴定与鉴赏》2011年04期53—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