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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众文化是现代社会中普通民众的生活方式，精英文化是高级知识分子，通过对政治、经济、社会和个体自由权利的认知，来确立他们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干预能力，并引领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本文以金庸先生的小说为例，阐述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并不是绝对的二元对立，在特定环境下是相互补充、相互影响的关系，希冀对我们如何传播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有所启示。
【关键词】 大众文化；精英文化；金庸
一、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内涵
英文术语Mass culture与Popular culture通常都被译为“大众文化”，也有人将后者译为“通俗文化”“流行文化”和“普及文化”（香港译法）。在西方，mass与Mass culture的使用往往与大众社会理论联系在一起，包含着对群众（“群氓”“乌合之众”）及其文化的贬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雷蒙·威廉斯为了表明自己与大众社会理论家们的立场差异，拒绝使用Mass，二选择使用更中性的Popular culture来指涉普罗大众的文化。
毋庸置疑，大众文化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经济生活的日益繁荣发展而来，其内容较通俗、易懂，甚至有的倾向低俗、恶搞，主要通过大众媒介进行传播，以市场为导向，迎合都市人的心理需求，许多内容广为流传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同时更新速度较快。
精英文化，是指高级知识分子阶层的文化，他们融合了中西知识精英对现代民主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和个体自由权利的认识和理解，具有一定的忧国忧民的人文终极关怀气度，并且拥有较高的话语权，通过著书立说，确立了他们对国家和社会的干预能力。他们对高雅文化传统和高雅艺术有着专业的鉴赏能力和消费能力，且将文化艺术看做是对现实的批判与救赎。
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引领主流舆论、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应从源头把控、传播优秀的文化艺术作品，以启迪人的心灵。
二、金庸小说超越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界限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严家炎、孔庆东就对金庸小说可谓推崇至极。严家炎先生曾经说过：“金庸小说的出现，标志着运用中国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经验来改造通俗文学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的神圣殿堂，那么，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人文学的宫殿。这是另一场文学革命，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文学革命。金庸小说作为二十世纪中华文化的一个奇迹，自当成为文学史上的光彩篇章”。
金庸先生的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取得如此高的成就，从形式上看，他借鉴了传奇这一小说形式。从内容上讲，他能在充沛的现代意识的融透中对传统文化进行苦心孤诣的梳理和显扬，暗合了我们民族重塑文化本体的百年祈盼，因此，金庸小说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一种历史的选择。金庸小说志不在苛求细节的真实，而是直接诉诸人们心灵的最深层次，达到了理念的真实、文化的真实，从而创造了一种具有诗的功能的文化小说样式，以至幻至真为其突出特征。
金庸先生的作品，以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为叙事方式，传达出中国传统文化优秀的精神实质，如“仁、义、礼、智、信”，以及人的善良、真诚、宽容和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射雕英雄传》中老实得有点木讷、执着的有点不解风情的郭靖，他所追求的正是儒家所倡导的“仁爱”、“天下为公”的理想；《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侠气盖世、豪气干云、谦谦君子、以德报怨，是金庸笔下武功最高的主角，为人太过善良和朴实，把称帝的机会都让给了朱元璋；《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放荡不羁、豪迈潇洒、侠义心肠，遇到任盈盈后，二人携手相忘于江湖。
三、金庸小说体现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互为补充，互相影响的关系
作为所谓下层平民的大众文化与上层知识阶层的精英文化之间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二者有时互为补充，互相影响。大众文化作为现代社会中普通民众的生活方式，可以说是精英文化的基础，而精英文化又对大众文化起着引领作用。金庸先生的小说，以大众文化中深受读者喜爱的文学形式为外衣，将精英文化所崇尚的文化理想融入其中。由此，屏蔽了某些“俗”的方面，同时也超越了某些“雅”的孤傲。
《射雕英雄传》中引用了诗词《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这部小说所表达的忧国忧民、保卫国家的主题贯彻始终，尤其对岳飞《满江红》这首诗词的用意，不但说明了主人公郭靖、杨康名字的由来，也有力地烘托了该小说爱国这一主题。
《天龙八部》第三十四回，段誉为救王语嫣而介入了万仙大会，跟乌老大说：“唉，我是千古的伤心人，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先后引用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和《诗经·黍离》中的诗句来表明自己是“千古的伤心人”，天地虽大，却无处安身，甚感孤独，对王语嫣那份热切而无望的爱情，确实是“中心摇摇”，令人心忧。
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对立面，而是可以互相补充、相互影响的积极合作关系。金庸先生小说的成功为我们提供了范例，对于国家正积极倡导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当下，我们有能力和信心将优秀的中华文化更好地传播到世界各地。
【参考文献】
[1]斯威伍德，冯建三译：《大众文化的神话》，三联书店2003年版，“导论”。
[2]宫承波，刘自雄，闫玉刚：《大众文化通论》（第二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3年版，第13页。
[3]严家炎：在北京大学授予查良铺先生名誉教授仪式上的讲话。转引自1995年l月13日《南方周末》。
[4]冷成金：金庸小说与民族文化本体的重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
【关键词】 大众文化；精英文化；金庸
一、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内涵
英文术语Mass culture与Popular culture通常都被译为“大众文化”，也有人将后者译为“通俗文化”“流行文化”和“普及文化”（香港译法）。在西方，mass与Mass culture的使用往往与大众社会理论联系在一起，包含着对群众（“群氓”“乌合之众”）及其文化的贬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雷蒙·威廉斯为了表明自己与大众社会理论家们的立场差异，拒绝使用Mass，二选择使用更中性的Popular culture来指涉普罗大众的文化。
毋庸置疑，大众文化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经济生活的日益繁荣发展而来，其内容较通俗、易懂，甚至有的倾向低俗、恶搞，主要通过大众媒介进行传播，以市场为导向，迎合都市人的心理需求，许多内容广为流传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同时更新速度较快。
精英文化，是指高级知识分子阶层的文化，他们融合了中西知识精英对现代民主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和个体自由权利的认识和理解，具有一定的忧国忧民的人文终极关怀气度，并且拥有较高的话语权，通过著书立说，确立了他们对国家和社会的干预能力。他们对高雅文化传统和高雅艺术有着专业的鉴赏能力和消费能力，且将文化艺术看做是对现实的批判与救赎。
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引领主流舆论、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应从源头把控、传播优秀的文化艺术作品，以启迪人的心灵。
二、金庸小说超越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界限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严家炎、孔庆东就对金庸小说可谓推崇至极。严家炎先生曾经说过：“金庸小说的出现，标志着运用中国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经验来改造通俗文学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的神圣殿堂，那么，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人文学的宫殿。这是另一场文学革命，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文学革命。金庸小说作为二十世纪中华文化的一个奇迹，自当成为文学史上的光彩篇章”。
金庸先生的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取得如此高的成就，从形式上看，他借鉴了传奇这一小说形式。从内容上讲，他能在充沛的现代意识的融透中对传统文化进行苦心孤诣的梳理和显扬，暗合了我们民族重塑文化本体的百年祈盼，因此，金庸小说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一种历史的选择。金庸小说志不在苛求细节的真实，而是直接诉诸人们心灵的最深层次，达到了理念的真实、文化的真实，从而创造了一种具有诗的功能的文化小说样式，以至幻至真为其突出特征。
金庸先生的作品，以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为叙事方式，传达出中国传统文化优秀的精神实质，如“仁、义、礼、智、信”，以及人的善良、真诚、宽容和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射雕英雄传》中老实得有点木讷、执着的有点不解风情的郭靖，他所追求的正是儒家所倡导的“仁爱”、“天下为公”的理想；《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侠气盖世、豪气干云、谦谦君子、以德报怨，是金庸笔下武功最高的主角，为人太过善良和朴实，把称帝的机会都让给了朱元璋；《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放荡不羁、豪迈潇洒、侠义心肠，遇到任盈盈后，二人携手相忘于江湖。
三、金庸小说体现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互为补充，互相影响的关系
作为所谓下层平民的大众文化与上层知识阶层的精英文化之间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二者有时互为补充，互相影响。大众文化作为现代社会中普通民众的生活方式，可以说是精英文化的基础，而精英文化又对大众文化起着引领作用。金庸先生的小说，以大众文化中深受读者喜爱的文学形式为外衣，将精英文化所崇尚的文化理想融入其中。由此，屏蔽了某些“俗”的方面，同时也超越了某些“雅”的孤傲。
《射雕英雄传》中引用了诗词《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这部小说所表达的忧国忧民、保卫国家的主题贯彻始终，尤其对岳飞《满江红》这首诗词的用意，不但说明了主人公郭靖、杨康名字的由来，也有力地烘托了该小说爱国这一主题。
《天龙八部》第三十四回，段誉为救王语嫣而介入了万仙大会，跟乌老大说：“唉，我是千古的伤心人，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先后引用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和《诗经·黍离》中的诗句来表明自己是“千古的伤心人”，天地虽大，却无处安身，甚感孤独，对王语嫣那份热切而无望的爱情，确实是“中心摇摇”，令人心忧。
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对立面，而是可以互相补充、相互影响的积极合作关系。金庸先生小说的成功为我们提供了范例，对于国家正积极倡导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当下，我们有能力和信心将优秀的中华文化更好地传播到世界各地。
【参考文献】
[1]斯威伍德，冯建三译：《大众文化的神话》，三联书店2003年版，“导论”。
[2]宫承波，刘自雄，闫玉刚：《大众文化通论》（第二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3年版，第13页。
[3]严家炎：在北京大学授予查良铺先生名誉教授仪式上的讲话。转引自1995年l月13日《南方周末》。
[4]冷成金：金庸小说与民族文化本体的重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