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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英语结构往往紧凑严密,好比一棵参天大树;汉语结构常常简练明快,犹如一根竹子。本文主要探讨英语“树状”结构与汉语“竹状”结构的差异以及翻译中的应对策略。这样不仅有利于翻译实践水平的提高,同时还可进一步深化对“形合”和“意合”这一英汉语基本差异的理解。
关键词:“树状” “竹状” 转换策略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树状”与“竹状”之别
英语句子主谓机制突出,提挈全句,其他成分往往借用各种形式手段连接在主轴上,使主轴不断延伸:句子成分随时可加以修饰,而修饰语中的某成分又可被别的成分修饰,形成“参天大树”。这样的结构尽管层层重叠,但由于主谓对全句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因此句子结构严密,脉络清晰,语言表述逻辑性强。如例1:
The isolation of the rural world,because of distance and the lack of transport facilities, is compounded by the paucity of the information media.
这是一句比较典型的英语句子,看似很长,实际上是个简单句。句子的主语是The isolation,谓语是is compounded,二者协调一致,聚集各种关系网络:of the rural world介词短语构成主语后置修饰语,because of引导原因状语,其中又包含了表达并列关系的连接词and衔接的两个名词短语。而介词by引导的短语附加在谓语后表示原因。从本例中不难看出,英文主干鲜明,但往往节外生枝,叠床架屋。
英语的“树状”架构在表述复杂思想时尤其明显。英语表达复杂思想时,往往开门见山,然后借助英语特有的连接手段和形式,进行空间搭架,把各个句子有机的组合起来。如例2:
The moon is so far from the earth that even if huge trees were growing on the mountains and elephants were walking about, we could not see them through the most powerful telescopes which have been invented.
这是典型的树状结构,以The moon is so far from the earth 为主干,通过that,even if,and,which等连词和关系词“节外生枝,繁衍开来”。
相比之下,汉语句子则不像英语句子那样盘根错节,层层叠加。汉语重语感,重变通,组句自由度很大,句子长长短短,不刻意于形式整齐,而求意义通顺。句子结构像一根竹子一样,一节一节地接下去。如例3:
地大。
物博。
中国地大物博。
老师说中国地大物博。
地理老师说中国地大物博。
我们听地理老师说中国地大物博。
汉语在表达一些复杂的思想时往往借助动词,按照思维程序、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或逻辑关系反映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等将句子内容在说明部分逐项交代出来,层层铺开。句子流散疏放,给人以舒缓明快的感觉。正如范仲英先生所言:“汉语句子恰似一根春竹,一节之后又生一节,中间掐断无伤大雅。”(范仲英,1994:162)以《红楼梦》中的一段文字为例:
例4 晴雯先接出来,笑道:“好啊,叫我研了墨,早起高兴,只写了三个字,扔下笔就走了,哄我等了这一天,快来给我写完了这些墨才算呢!”
一连十几个动词,却无太多连接,但并不凌乱,分句之间似断还连,读后使人有“如水在青石上轻快流动”的感觉。
二 “树状”与“竹状”的哲学根源与相对性
普通语言学创始人洪堡特提出:“每一种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伍铁平,1988:45)王力先生也曾言:“子句与子句的关系,在中国语里,往往让对话人意会,而不用连词。我们研究中国文法,该从‘话像的结构’上着眼。说得浅些,就是体会中国人的心理。”(王力,2001:332)研究表明,各民族的语言都与各自的哲学和思维模式密切相关。从这一角度加以细致考察,必然有助于深入理解“树状”与“竹状”的成因。
西方的哲学崇尚形式论证,注重分析和实证,在论证和推演中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以逻辑和理性探索自然规律。亚里士多德创造的是非对错二值对立的古典形式逻辑一向被认为是形式论证的典范。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了形式逻辑的三要素——概念、判断和推理,总结了两种基本的思维方式——归纳法和演绎法,并创立了演绎推理的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亚里士多德相信,一切演绎的推论如果加以严格地叙述都是三段论式的。现代西方的自然科学与人文哲学的研究都证实了它们是以“三段论”为基础而衍伸出来的。逻辑性成了西方思维方式的一大特征。英语国家沿袭上述思维模式,在文字表述时要求结构完整,脉络清晰,前后呼应,严密规范,倚赖各种连接手段承上启下。
不同于西方一脉相承的、繁复严谨的推演理论体系,中国古代哲学注重整体观,讲究“天人合一”、“万物皆备于我”,从来不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一种整体观念。中国哲学也讲究悟性,要人从整体上把握一个事物,悟出其中的内在关系,悟出事物之所以为事物的道理。因此,中国哲学注重整体观作用于语言的结果是汉语轻于对句子成分的细微分析,而重语感,重变通,句子结构灵活,形式多样,组合自由,少见逻辑关系词,即所谓“文质合一”、“体用合一”,强调“意定于笔,笔集成文,文具情显”。这就需要从整体上把握意义、句子之间隐含的关系等,并凭着经验和上下文语境去意会和补充语句的整体内容,然后才能往下读。
当然,英语“树状”与汉语“竹状”之分并不意味着英语完全没有“竹状”句子或汉语一概排斥“树状”结构。类型语言学的研究表明,语言之间的差异并不是泾渭分明,只是程度有别而已。换言之,各语言类型之间都存在着相对性。由此可见,所谓讲求简练明快,只是汉语相对英语而言的一种句法倾向,绝大部分汉语句子也可以通过使用连接词等形式手段而成为错综复杂的句子。反之,英语亦然。另外,语言的历时变化也可能对“树状”与“竹状”之分有明显影响。例如现代汉语由于受西方语言的影响,“树状”结构就比较常见。现代英语由于曲折变化功能的减弱,在类型上逐渐接近于汉语而不是拉丁语,“竹状”句也并不罕见,只不过“竹状”句法在英语中是“变态”(deviation)而已。
三 翻译中的应对策略
英语的“树状”结构与汉语的“竹状”结构决定译者不能以形式对等作为翻译的标准,因为跟随原文结构“硬译”只会令译文拗口,甚至晦涩难懂。因此,英汉互译时通常要坚持“树状”与“竹状”相互转换的原则。
汉语的句子可以在同一施事或主题语之下按逻辑顺序铺陈,虽然小句间有逗号隔开,但语句的联系仍是紧密的。这样,英译汉时需要打破英语复杂的“树状”结构,化为汉语的竹节式结构,即把英语复杂句分解为语义相对完整的只包含单个主谓框架的多个句子——核心句,分析各核心句之间的语义逻辑关系,然后用合乎汉语表达习惯的排列方式对各核心句进行重构,从而保证译文忠实准确,言简意赅,语意连贯,结构紧凑。如例5:
Very shortly after his election the secession of certain Southern states led to the civil war, which in turn induced Lincoln to free the slaves on January 1,1863,by the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
原文包含六个核心句:(1)Lincoln was elected;(2)after his election certain Southern states seceded;(3)(and so)the civil war broke out;(4)the civil war induced Lincoln to do something;(5)Lincoln freed the slaves on January 1,1863;(6)Lincoln promulgated the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六个核心句中,(1)先于(2);(2)先于(3)并且是(3)的原因;(3)是(4)的原因;(5)等于(4)中的Lincoln to do something;(6)是(5)的手段,或者说(5)是(6)的目的。考虑到汉语组句的顺序通常是:时间顺序;先说事实,再说评价;先说因再说果;先说条件,再说推断;先说手段,后说目的;先说反面后说正面等,在适当使用省略、重复、代称等语法手段后,可把核心句译成如下汉语:
林肯当选不久,南方某些州脱离了联邦政府,引发了内战。这场战争又促使林肯于1863年1月1日颁布了《解放宣言》以解放黑奴。
又如例6:
It is simple enough to say that since books have classes-biography, poetry Fiction (novel),play-we should separate them and take from each what it is right that each should give us.
这是典型的it作形式主语、不定式为逻辑主语的结构,而后者的内容比较复杂,理论上可以无限扩展,形成树状结构。汉语没有相应结构,经常采用断句、拆分等手段化繁为简,形成流水句,或竹状结构。同时,原文句首部分往往需要调整位置,译文如下:
既然书籍分门别类,有传记、诗歌、小说、戏剧等,我们就应该加以区分,从每类书中汲取它应当给我们提供的养分。
汉译英时则正好相反。译者在将原文“分而治之”后,在重构阶段首要任务是把原文中用隐含的逻辑关系串起来的竹节结构转换成了树状结构。以《红楼梦》第三十四回,贾宝玉挨打之后,林黛玉去探视他时,贾宝玉说的一句话翻译为:
例7 我这个样儿,只装出来哄他们,好在外头布散与老爷听,其实是假的。
[译文1] I’m…just putting on an act to fool them so that word of it will get out to my father.I’m shamming actually.(杨宪益、戴乃迭)
[译文2] This fuss I make is put on to fool the others. I’m hoping they’ll spread the word around outside how badly I’ve been hurt, so that Father gets to hear of it.It’s all shamming really.(David Hawkes)
汉语中的一句话到了英语译文中分别成了两句和三句;两种译文都把汉语中带有转折意味的用逗号隔开的“其实是假的”加上了主谓框架,独立成句。除此之外,还把两个目的状语“只装出来哄他们”与“好在外头布散与老爷听”也译成两个具有独立主干的整句。同样,在翻译下面汉语句子时,也将汉语的“竹状”转换成了英语的“树状”。
《庄子·庖丁解牛》中说: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英语树状句与汉语的竹状句是英语和汉语中的典型句式,二者差别很大,互译时分析的第一要则便是:见其“肌理与关节”,剔出那条经线,而无为句之“皮肉毛发”所累;继而,也是翻译的关键,尤其在处理树状或竹状长句时,在乎当断则断,“以无隙如有间”。以此为基础,重构译文又怎会困难呢?
参考文献:
[1] 陈定安:《英汉比较与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年。
[2] 范仲英:《实用翻译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
[3] 方梦之:《英汉翻译基础教程》,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年。
[4] 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
[5] 连淑能:《论中西思维方式》,《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年。
[6] 马秉义:《汉译英基础教程》,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年。
[7] 王力:《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1年。
[8] 伍铁平、姚小平,《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
作者简介:
王冬杰,女,1970—,辽宁昌图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教学法、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辽宁工业大学。
刘杰辉,男,1974—,辽宁沈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英语教学法,工作单位:辽宁工业大学。
关键词:“树状” “竹状” 转换策略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树状”与“竹状”之别
英语句子主谓机制突出,提挈全句,其他成分往往借用各种形式手段连接在主轴上,使主轴不断延伸:句子成分随时可加以修饰,而修饰语中的某成分又可被别的成分修饰,形成“参天大树”。这样的结构尽管层层重叠,但由于主谓对全句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因此句子结构严密,脉络清晰,语言表述逻辑性强。如例1:
The isolation of the rural world,because of distance and the lack of transport facilities, is compounded by the paucity of the information media.
这是一句比较典型的英语句子,看似很长,实际上是个简单句。句子的主语是The isolation,谓语是is compounded,二者协调一致,聚集各种关系网络:of the rural world介词短语构成主语后置修饰语,because of引导原因状语,其中又包含了表达并列关系的连接词and衔接的两个名词短语。而介词by引导的短语附加在谓语后表示原因。从本例中不难看出,英文主干鲜明,但往往节外生枝,叠床架屋。
英语的“树状”架构在表述复杂思想时尤其明显。英语表达复杂思想时,往往开门见山,然后借助英语特有的连接手段和形式,进行空间搭架,把各个句子有机的组合起来。如例2:
The moon is so far from the earth that even if huge trees were growing on the mountains and elephants were walking about, we could not see them through the most powerful telescopes which have been invented.
这是典型的树状结构,以The moon is so far from the earth 为主干,通过that,even if,and,which等连词和关系词“节外生枝,繁衍开来”。
相比之下,汉语句子则不像英语句子那样盘根错节,层层叠加。汉语重语感,重变通,组句自由度很大,句子长长短短,不刻意于形式整齐,而求意义通顺。句子结构像一根竹子一样,一节一节地接下去。如例3:
地大。
物博。
中国地大物博。
老师说中国地大物博。
地理老师说中国地大物博。
我们听地理老师说中国地大物博。
汉语在表达一些复杂的思想时往往借助动词,按照思维程序、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或逻辑关系反映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等将句子内容在说明部分逐项交代出来,层层铺开。句子流散疏放,给人以舒缓明快的感觉。正如范仲英先生所言:“汉语句子恰似一根春竹,一节之后又生一节,中间掐断无伤大雅。”(范仲英,1994:162)以《红楼梦》中的一段文字为例:
例4 晴雯先接出来,笑道:“好啊,叫我研了墨,早起高兴,只写了三个字,扔下笔就走了,哄我等了这一天,快来给我写完了这些墨才算呢!”
一连十几个动词,却无太多连接,但并不凌乱,分句之间似断还连,读后使人有“如水在青石上轻快流动”的感觉。
二 “树状”与“竹状”的哲学根源与相对性
普通语言学创始人洪堡特提出:“每一种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伍铁平,1988:45)王力先生也曾言:“子句与子句的关系,在中国语里,往往让对话人意会,而不用连词。我们研究中国文法,该从‘话像的结构’上着眼。说得浅些,就是体会中国人的心理。”(王力,2001:332)研究表明,各民族的语言都与各自的哲学和思维模式密切相关。从这一角度加以细致考察,必然有助于深入理解“树状”与“竹状”的成因。
西方的哲学崇尚形式论证,注重分析和实证,在论证和推演中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以逻辑和理性探索自然规律。亚里士多德创造的是非对错二值对立的古典形式逻辑一向被认为是形式论证的典范。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了形式逻辑的三要素——概念、判断和推理,总结了两种基本的思维方式——归纳法和演绎法,并创立了演绎推理的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亚里士多德相信,一切演绎的推论如果加以严格地叙述都是三段论式的。现代西方的自然科学与人文哲学的研究都证实了它们是以“三段论”为基础而衍伸出来的。逻辑性成了西方思维方式的一大特征。英语国家沿袭上述思维模式,在文字表述时要求结构完整,脉络清晰,前后呼应,严密规范,倚赖各种连接手段承上启下。
不同于西方一脉相承的、繁复严谨的推演理论体系,中国古代哲学注重整体观,讲究“天人合一”、“万物皆备于我”,从来不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一种整体观念。中国哲学也讲究悟性,要人从整体上把握一个事物,悟出其中的内在关系,悟出事物之所以为事物的道理。因此,中国哲学注重整体观作用于语言的结果是汉语轻于对句子成分的细微分析,而重语感,重变通,句子结构灵活,形式多样,组合自由,少见逻辑关系词,即所谓“文质合一”、“体用合一”,强调“意定于笔,笔集成文,文具情显”。这就需要从整体上把握意义、句子之间隐含的关系等,并凭着经验和上下文语境去意会和补充语句的整体内容,然后才能往下读。
当然,英语“树状”与汉语“竹状”之分并不意味着英语完全没有“竹状”句子或汉语一概排斥“树状”结构。类型语言学的研究表明,语言之间的差异并不是泾渭分明,只是程度有别而已。换言之,各语言类型之间都存在着相对性。由此可见,所谓讲求简练明快,只是汉语相对英语而言的一种句法倾向,绝大部分汉语句子也可以通过使用连接词等形式手段而成为错综复杂的句子。反之,英语亦然。另外,语言的历时变化也可能对“树状”与“竹状”之分有明显影响。例如现代汉语由于受西方语言的影响,“树状”结构就比较常见。现代英语由于曲折变化功能的减弱,在类型上逐渐接近于汉语而不是拉丁语,“竹状”句也并不罕见,只不过“竹状”句法在英语中是“变态”(deviation)而已。
三 翻译中的应对策略
英语的“树状”结构与汉语的“竹状”结构决定译者不能以形式对等作为翻译的标准,因为跟随原文结构“硬译”只会令译文拗口,甚至晦涩难懂。因此,英汉互译时通常要坚持“树状”与“竹状”相互转换的原则。
汉语的句子可以在同一施事或主题语之下按逻辑顺序铺陈,虽然小句间有逗号隔开,但语句的联系仍是紧密的。这样,英译汉时需要打破英语复杂的“树状”结构,化为汉语的竹节式结构,即把英语复杂句分解为语义相对完整的只包含单个主谓框架的多个句子——核心句,分析各核心句之间的语义逻辑关系,然后用合乎汉语表达习惯的排列方式对各核心句进行重构,从而保证译文忠实准确,言简意赅,语意连贯,结构紧凑。如例5:
Very shortly after his election the secession of certain Southern states led to the civil war, which in turn induced Lincoln to free the slaves on January 1,1863,by the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
原文包含六个核心句:(1)Lincoln was elected;(2)after his election certain Southern states seceded;(3)(and so)the civil war broke out;(4)the civil war induced Lincoln to do something;(5)Lincoln freed the slaves on January 1,1863;(6)Lincoln promulgated the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六个核心句中,(1)先于(2);(2)先于(3)并且是(3)的原因;(3)是(4)的原因;(5)等于(4)中的Lincoln to do something;(6)是(5)的手段,或者说(5)是(6)的目的。考虑到汉语组句的顺序通常是:时间顺序;先说事实,再说评价;先说因再说果;先说条件,再说推断;先说手段,后说目的;先说反面后说正面等,在适当使用省略、重复、代称等语法手段后,可把核心句译成如下汉语:
林肯当选不久,南方某些州脱离了联邦政府,引发了内战。这场战争又促使林肯于1863年1月1日颁布了《解放宣言》以解放黑奴。
又如例6:
It is simple enough to say that since books have classes-biography, poetry Fiction (novel),play-we should separate them and take from each what it is right that each should give us.
这是典型的it作形式主语、不定式为逻辑主语的结构,而后者的内容比较复杂,理论上可以无限扩展,形成树状结构。汉语没有相应结构,经常采用断句、拆分等手段化繁为简,形成流水句,或竹状结构。同时,原文句首部分往往需要调整位置,译文如下:
既然书籍分门别类,有传记、诗歌、小说、戏剧等,我们就应该加以区分,从每类书中汲取它应当给我们提供的养分。
汉译英时则正好相反。译者在将原文“分而治之”后,在重构阶段首要任务是把原文中用隐含的逻辑关系串起来的竹节结构转换成了树状结构。以《红楼梦》第三十四回,贾宝玉挨打之后,林黛玉去探视他时,贾宝玉说的一句话翻译为:
例7 我这个样儿,只装出来哄他们,好在外头布散与老爷听,其实是假的。
[译文1] I’m…just putting on an act to fool them so that word of it will get out to my father.I’m shamming actually.(杨宪益、戴乃迭)
[译文2] This fuss I make is put on to fool the others. I’m hoping they’ll spread the word around outside how badly I’ve been hurt, so that Father gets to hear of it.It’s all shamming really.(David Hawkes)
汉语中的一句话到了英语译文中分别成了两句和三句;两种译文都把汉语中带有转折意味的用逗号隔开的“其实是假的”加上了主谓框架,独立成句。除此之外,还把两个目的状语“只装出来哄他们”与“好在外头布散与老爷听”也译成两个具有独立主干的整句。同样,在翻译下面汉语句子时,也将汉语的“竹状”转换成了英语的“树状”。
《庄子·庖丁解牛》中说: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英语树状句与汉语的竹状句是英语和汉语中的典型句式,二者差别很大,互译时分析的第一要则便是:见其“肌理与关节”,剔出那条经线,而无为句之“皮肉毛发”所累;继而,也是翻译的关键,尤其在处理树状或竹状长句时,在乎当断则断,“以无隙如有间”。以此为基础,重构译文又怎会困难呢?
参考文献:
[1] 陈定安:《英汉比较与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年。
[2] 范仲英:《实用翻译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
[3] 方梦之:《英汉翻译基础教程》,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年。
[4] 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
[5] 连淑能:《论中西思维方式》,《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年。
[6] 马秉义:《汉译英基础教程》,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年。
[7] 王力:《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1年。
[8] 伍铁平、姚小平,《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
作者简介:
王冬杰,女,1970—,辽宁昌图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教学法、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辽宁工业大学。
刘杰辉,男,1974—,辽宁沈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英语教学法,工作单位:辽宁工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