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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儒家文化认为，夫妇之道乃人伦之起始、王化之根基，并认为，惟有齐小家才能治大家，东汉女史学家班昭在其系统专门的女教论著《女诫》中亦阐述了类似的观点。本文以知人论世的方法入手，从宏观的文化视角着眼，分析班昭儒家正统夫妇观的思想根源及其蕴含的价值意义。
关键词：班昭 《女诫》 儒家正统夫妇观 阴阳 夫妇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作为中国第一部专门系统的女教著作，东汉女史学家班昭的《女诫》实际上是在弘扬儒家正统夫妇观，以此维护封建家族乃至国家的利益。班昭在其《女诫·夫妇》篇中指出：“夫妇之道，参配阴阳，通达神明，信天地之弘义，人伦之大节也。是以《礼》贵男女之际，《诗》著《关雎》之义。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
中国文化思想，从始至终都讲“阴”“阳”两个符号，认为阴阳是宇宙间相反相成的两种根本力量，惟有阴阳配合、心物互融，才能生成万有的世界。天地万物都存在阴阳：地阴天阳，女阴男阳，静阴动阳……阴阳之变，为万物之统帅，而夫妇之爱，是这世界的开始。
班昭将夫妇之道等同于天地、阴阳、神明，并认为他们的关系本应是相辅相成的，即二者乃“参配”之关系，说明夫妇之间也是阴阳相和，即夫妻恩爱——丈夫对妻子以恩相待，妻子对丈夫以爱相待。并引《礼》、《诗》等儒家经典，以证明夫妇之道的重要性。需要指出的是，班昭并非提出此种观点之第一人，她只是继承了儒家的正统夫妇观，并将其作为对“方当适人”的“诸女”的训诲。要知道，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儒家经典，开篇统统都是对婚姻制的赞美，正如司马迁所说：“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序卦》亦言：“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措。”
以上都表明了儒家所讲的五伦，不是法律所规定的，是人性使然，因此，社会的形成也是自然而然之事，有了社会组织便有了发展的不同阶段，在这过程中，夫妇关系被视为人伦的起始。
秉持传统的儒家正统夫妇观，班昭在其《女诫·敬慎》篇中指出“阴阳殊性，男女异行”，即男女有着各自天然不同的性别特征，并认为男子具有阳刚之美，女子具有阴柔之美，既然男人和女人的生理特性不同，也就决定了人生定位的不同，因此男女双方要各归其位、各守本分，这样社会才会和谐。
在班昭看来，为了维护好家庭，女人要有比男人更能承载的气度，要能像大地一样厚德载物，这样才能维持家庭，进而维护社会。班昭要求女人一定要懂得事夫，要遵循男主外、女主内的训诫，努力维持家庭的宁静和完整。夫妇之道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如何善处夫妇之道呢？首先，夫妻双方都应该贤，她在《夫妇》章中继续说道：“夫不贤，无以御妇；妇不贤，则无以事夫。夫不御妇，则威仪废缺；妇不事夫，则义理堕阙。”她认为，丈夫要能驾驭妻子，妻子则要能侍奉丈夫。一个“御”字，一个“事”字，似乎将妻子置于奴仆的地位，夫妻双方的主被动关系跃然纸上。为此，班昭被看成是男权社会的代言人。不仅如此，班昭还要求女人以敬来修身、以顺来避强，认为敬、顺之道是妇人的大礼。在夫妻生活中，要注意语言，不要说过分的话，妻子不要侮辱丈夫。后世许多研究者以此认为，班昭完全把女性置于奴仆的卑下地位。关于男人和女人各司其职的问题，中国古代道家有一个很好的比方，道家将人体的肝脏比喻为木母，肺脏比喻为金公，而中央代表黄婆，相当于老龄妇女，其主要工作是协调金公和木母的关系，让木母不要太亢盛，因为女人在家庭中是主妇，如果生得太亢盛，就像肝气过度生发一样，会导致家庭出现很多问题，当然也不可太压抑。总之，一个女人在家庭中的位置要摆得很正，这样才能维持家庭的和睦。
班昭在《敬慎》章中同样表达了她的夫妇相处之道：“夫为夫妇者，义以和亲，恩以好合，楚挞既行，何义之存？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义俱废，夫妇离矣。”这也成为后人对其诟病的口实，认为班昭将夫妻关系仅局限在“恩义”上，这其实是狭隘地认为这种“恩”仅仅是男性给予女性的恩。即便是现代人在阐述婚姻问题的时候，也认为婚姻需要相互扶持、相互承担和彼此的理解与宽容，夫妻从爱情到恩情的关系最牢固。的确，在婚姻中，通常是女人为主，女人既要理家，又要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比男人担负的任务重，因此，尊重女性是一个男性应该具备的正确观念。做妻子的有感于丈夫的养家之恩，反过来，做丈夫的同样应有感于妻子的持家之恩，恩义当是夫妻双方相互的情感体验。更何况，在班昭的时代，女性没有所谓的爱情自主权，也没有自由追求恋爱的可能，适人以后，相夫教子的生活就会变成一种“恩义”，这里的恩，是相互的。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男子与女子可分别以乾道和坤道来概括，男子当自强不息，女子当厚德载物。如《易·椽辞》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又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代表宇宙万有的根源，是生命的来源，宇宙万物都是它创造的结果。乾卦统帅着宇宙天体，整个的宇宙都在乾的涵容中。因此，作为君子之人的男子，要效法宇宙天体的运行，要“自强不息”。同时也赞叹坤，言：“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的代表是“地”，万物的生命靠地才能滋长，大地默默为我们奉献生存所需的物质，但它从不向我们索取报偿。大地永远都在效法天，给予我们生命之能，所以大地同样承受了天道的法则，构成了厚德载物之精神，正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所以人要效法这种道德精神。
“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万有的生命都靠大地来生长，所以它的德性之大是无边无际的。这里赞叹坤德，赞叹大地，是教我们要效法大地的精神，像大地一样宽厚到可以承载万物，要养厚德，要涵容伟大的光明。而班昭在其《女诫》中所主张的女性应该谦逊、忍辱、敬慎、曲从等，正是强调女性应当要有更坚强的品格，要有牺牲精神，要像大地般仁厚。
此外，班昭的兄长班固撰写的《白虎通义》也以“天地”来附会夫妻关系，认为“妻之事夫”和“地之承天”是相通的：“天者何也？天之为言镇也……言养万物怀任，交易变化也……。”故《乾凿度》曰：“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兆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阳唱阴和，男行女随也。”天高高在上，治理万民，就像男性主外、处理国家事务那样；地的职责是“养万物怀任”，就像女性主内、妊娠养育孩子那样。《乾凿度》中有关于“阳唱阴和，男行女随”的论断，将天地运行的规律和君臣阴阳相比附，说明他们之间尊卑从属的关系。 《白虎通义·嫁娶》条中还说：“《礼》，男娶女嫁何？阴卑不得自专，就阳而成之。故《传》曰：‘阳唱阴和，男行女随。’”由此可见，汉代的儒生们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将远古时代的“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渐渐变成了“夫唱妇和”的思想，这的确是不争的事实。
班固可谓通儒上才，对儒家古礼和学问道德可谓精通明了之至，而作为班固的妹妹，班昭从小饱读儒家典籍之余，必然受到家风家学的影响，加之身在那个时代，自身也看到女性在社会上弱势的大局，班昭对于夫唱妇随、男尊女卑的思想自然是根深蒂固的，她不可能因为自己或是少数几个优异女子的特例便想要改变这个世道的运行规律。即便她有此愿望，也不是她能力范围所及的。最重要的原因，班昭为何要写出《女诫》，是为了在早成定局的男权社会为女人提出一些能规避和自保的方法。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在班昭的内心，其实儒家正统的夫妇观是早已根深蒂固的。班昭自己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寡母扶孤，忍辱负重，即便是身居高位，但作为子媳，她也不敢违背古礼，言行上更不敢有所造次，而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除教育女性要包容和顺从外，班昭还主张妇女要秉持儒家传统的贞节观，她在《女诫·专心》一章中引用《礼记》的话说：“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班昭对男性所持的宽容态度和对女性的严格要求。妇女对丈夫要专心一意，谨守贞节，因为丈夫乃女性生存之天，这里班昭似乎显得有些残忍和偏执。班昭的贞节观，是因为自身所接受的儒家古礼等文化观念使然。《仪礼·丧服》中有“夫者，妻之天也，妇人不贰斩者，犹曰不贰”。可见，“从一而终”的观念早在秦汉以前已被定为妇女应该恪守的道德规范。秦汉以后，随着儒家思想独尊地位的确立、宗法制度的发展和礼教的形成，统治者不仅提倡女子守贞，而且不断地表彰贞节烈妇，秦始皇曾为“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的巴寡妇清修筑“女怀清台”，汉代更以政府的名义鼓励女子守节。
在西汉时，早有汉宣帝开始正式褒奖贞妇，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利诱，以使女性严守贞节。神爵四年（前58年），汉宣帝下诏赏赐贞妇顺女布帛等物，此后皇帝表彰贞妇顺女的事频见史书。西汉刘向用文字鼓吹贞节，他编撰的《列女传》也是以儒家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为指导的，其目的在于讽谏皇帝、整饬后宫，杜绝后宫逾越礼制之患。班昭作为一名后宫女师，自然有责任从维护皇权的角度提倡妇女谨守贞节。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应该要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去研究才能还原其本真的意义。东汉时代，中国已经是一个较为稳固的中央集权制大国，家国同构的观念已然形成且深植人心，班昭的夫妇观之立意还是在于维护宗法制大家庭，更深一层含义便是维护国家的安定。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家族乃是宗法制社会的大家庭，并非西方文化和现代形式的小家庭，它本身便是一个社会缩影。儒生们从小便接受这样的观念，“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只有齐小家，才能治大国，这也便是宗法制社会家国同构的思想，也因此，管理好各自的小家，便是对国家和朝廷的一种贡献，是臣子应尽的责任。
中华文化亦始终认为夫妇之道乃人伦之肇端，而维持一个宗法制大家庭，妇女绝对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过去中国的每一个封建家族中，必定得有一位德言容功俱备的主妇，甘于牺牲自我，乐于奉献自我，才能维持封建家族的长盛不衰，在她身上体现的是母德的伟大。因此，说女教是天下文化之大教化事业是毫不为过的。也正因为有了她们的牺牲和奉献，才能换来小家乃至大家的和谐与稳定。中国文化传统之所以保持了五千年，也是依赖于女性伟大的牺牲和付出的辛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班昭主张女性要更加宽容忍让、谦卑柔顺，甚至为了维护大局，不惜牺牲个人利益，有其深刻的内涵和现实意义。《女诫》是班昭对于家族内部女性所定的“家规”和“训诫”，是想要通过实现夫妇和睦、家庭和谐，从管理好家族进而到维护大国的和谐稳定。班昭根据自身经历和作为后宫女师的种种经验，深知女性对于家庭的重要意义，乃至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因此可以说，班昭对于自身性别的意识和定位是准确的，是符合当时历史社会之条件和需要的。班昭的初衷是好的，但因《女诫》中对女性的道德要求完全局限于家族之内，把女性几乎排除出了家族之外，确也埋没了女性多方面的才华，这对于后世男尊女卑的思想也的确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
参考文献：
[1] （宋）范晔，（唐）李贤等注：《后汉书·皇后纪》，中华书局，2006年版。
[2] （汉）郑玄注，（清）阮元校刻：《仪礼注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
[3] （魏）王弼，（清）阮元校刻：《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
[4] （汉）郑玄注，（清）阮元校刻：《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
[5] （汉）司马迁，韩兆琦主译：《史记》，中华书局，2008年版。
[6] （清）陈立注，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版。
作者简介：王玉洁，女，1980—，贵州赤水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文化，工作单位：贵州职业技术学院。
关键词：班昭 《女诫》 儒家正统夫妇观 阴阳 夫妇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作为中国第一部专门系统的女教著作，东汉女史学家班昭的《女诫》实际上是在弘扬儒家正统夫妇观，以此维护封建家族乃至国家的利益。班昭在其《女诫·夫妇》篇中指出：“夫妇之道，参配阴阳，通达神明，信天地之弘义，人伦之大节也。是以《礼》贵男女之际，《诗》著《关雎》之义。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
中国文化思想，从始至终都讲“阴”“阳”两个符号，认为阴阳是宇宙间相反相成的两种根本力量，惟有阴阳配合、心物互融，才能生成万有的世界。天地万物都存在阴阳：地阴天阳，女阴男阳，静阴动阳……阴阳之变，为万物之统帅，而夫妇之爱，是这世界的开始。
班昭将夫妇之道等同于天地、阴阳、神明，并认为他们的关系本应是相辅相成的，即二者乃“参配”之关系，说明夫妇之间也是阴阳相和，即夫妻恩爱——丈夫对妻子以恩相待，妻子对丈夫以爱相待。并引《礼》、《诗》等儒家经典，以证明夫妇之道的重要性。需要指出的是，班昭并非提出此种观点之第一人，她只是继承了儒家的正统夫妇观，并将其作为对“方当适人”的“诸女”的训诲。要知道，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儒家经典，开篇统统都是对婚姻制的赞美，正如司马迁所说：“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序卦》亦言：“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措。”
以上都表明了儒家所讲的五伦，不是法律所规定的，是人性使然，因此，社会的形成也是自然而然之事，有了社会组织便有了发展的不同阶段，在这过程中，夫妇关系被视为人伦的起始。
秉持传统的儒家正统夫妇观，班昭在其《女诫·敬慎》篇中指出“阴阳殊性，男女异行”，即男女有着各自天然不同的性别特征，并认为男子具有阳刚之美，女子具有阴柔之美，既然男人和女人的生理特性不同，也就决定了人生定位的不同，因此男女双方要各归其位、各守本分，这样社会才会和谐。
在班昭看来，为了维护好家庭，女人要有比男人更能承载的气度，要能像大地一样厚德载物，这样才能维持家庭，进而维护社会。班昭要求女人一定要懂得事夫，要遵循男主外、女主内的训诫，努力维持家庭的宁静和完整。夫妇之道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如何善处夫妇之道呢？首先，夫妻双方都应该贤，她在《夫妇》章中继续说道：“夫不贤，无以御妇；妇不贤，则无以事夫。夫不御妇，则威仪废缺；妇不事夫，则义理堕阙。”她认为，丈夫要能驾驭妻子，妻子则要能侍奉丈夫。一个“御”字，一个“事”字，似乎将妻子置于奴仆的地位，夫妻双方的主被动关系跃然纸上。为此，班昭被看成是男权社会的代言人。不仅如此，班昭还要求女人以敬来修身、以顺来避强，认为敬、顺之道是妇人的大礼。在夫妻生活中，要注意语言，不要说过分的话，妻子不要侮辱丈夫。后世许多研究者以此认为，班昭完全把女性置于奴仆的卑下地位。关于男人和女人各司其职的问题，中国古代道家有一个很好的比方，道家将人体的肝脏比喻为木母，肺脏比喻为金公，而中央代表黄婆，相当于老龄妇女，其主要工作是协调金公和木母的关系，让木母不要太亢盛，因为女人在家庭中是主妇，如果生得太亢盛，就像肝气过度生发一样，会导致家庭出现很多问题，当然也不可太压抑。总之，一个女人在家庭中的位置要摆得很正，这样才能维持家庭的和睦。
班昭在《敬慎》章中同样表达了她的夫妇相处之道：“夫为夫妇者，义以和亲，恩以好合，楚挞既行，何义之存？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义俱废，夫妇离矣。”这也成为后人对其诟病的口实，认为班昭将夫妻关系仅局限在“恩义”上，这其实是狭隘地认为这种“恩”仅仅是男性给予女性的恩。即便是现代人在阐述婚姻问题的时候，也认为婚姻需要相互扶持、相互承担和彼此的理解与宽容，夫妻从爱情到恩情的关系最牢固。的确，在婚姻中，通常是女人为主，女人既要理家，又要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比男人担负的任务重，因此，尊重女性是一个男性应该具备的正确观念。做妻子的有感于丈夫的养家之恩，反过来，做丈夫的同样应有感于妻子的持家之恩，恩义当是夫妻双方相互的情感体验。更何况，在班昭的时代，女性没有所谓的爱情自主权，也没有自由追求恋爱的可能，适人以后，相夫教子的生活就会变成一种“恩义”，这里的恩，是相互的。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男子与女子可分别以乾道和坤道来概括，男子当自强不息，女子当厚德载物。如《易·椽辞》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又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代表宇宙万有的根源，是生命的来源，宇宙万物都是它创造的结果。乾卦统帅着宇宙天体，整个的宇宙都在乾的涵容中。因此，作为君子之人的男子，要效法宇宙天体的运行，要“自强不息”。同时也赞叹坤，言：“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的代表是“地”，万物的生命靠地才能滋长，大地默默为我们奉献生存所需的物质，但它从不向我们索取报偿。大地永远都在效法天，给予我们生命之能，所以大地同样承受了天道的法则，构成了厚德载物之精神，正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所以人要效法这种道德精神。
“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万有的生命都靠大地来生长，所以它的德性之大是无边无际的。这里赞叹坤德，赞叹大地，是教我们要效法大地的精神，像大地一样宽厚到可以承载万物，要养厚德，要涵容伟大的光明。而班昭在其《女诫》中所主张的女性应该谦逊、忍辱、敬慎、曲从等，正是强调女性应当要有更坚强的品格，要有牺牲精神，要像大地般仁厚。
此外，班昭的兄长班固撰写的《白虎通义》也以“天地”来附会夫妻关系，认为“妻之事夫”和“地之承天”是相通的：“天者何也？天之为言镇也……言养万物怀任，交易变化也……。”故《乾凿度》曰：“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兆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阳唱阴和，男行女随也。”天高高在上，治理万民，就像男性主外、处理国家事务那样；地的职责是“养万物怀任”，就像女性主内、妊娠养育孩子那样。《乾凿度》中有关于“阳唱阴和，男行女随”的论断，将天地运行的规律和君臣阴阳相比附，说明他们之间尊卑从属的关系。 《白虎通义·嫁娶》条中还说：“《礼》，男娶女嫁何？阴卑不得自专，就阳而成之。故《传》曰：‘阳唱阴和，男行女随。’”由此可见，汉代的儒生们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将远古时代的“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渐渐变成了“夫唱妇和”的思想，这的确是不争的事实。
班固可谓通儒上才，对儒家古礼和学问道德可谓精通明了之至，而作为班固的妹妹，班昭从小饱读儒家典籍之余，必然受到家风家学的影响，加之身在那个时代，自身也看到女性在社会上弱势的大局，班昭对于夫唱妇随、男尊女卑的思想自然是根深蒂固的，她不可能因为自己或是少数几个优异女子的特例便想要改变这个世道的运行规律。即便她有此愿望，也不是她能力范围所及的。最重要的原因，班昭为何要写出《女诫》，是为了在早成定局的男权社会为女人提出一些能规避和自保的方法。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在班昭的内心，其实儒家正统的夫妇观是早已根深蒂固的。班昭自己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寡母扶孤，忍辱负重，即便是身居高位，但作为子媳，她也不敢违背古礼，言行上更不敢有所造次，而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除教育女性要包容和顺从外，班昭还主张妇女要秉持儒家传统的贞节观，她在《女诫·专心》一章中引用《礼记》的话说：“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班昭对男性所持的宽容态度和对女性的严格要求。妇女对丈夫要专心一意，谨守贞节，因为丈夫乃女性生存之天，这里班昭似乎显得有些残忍和偏执。班昭的贞节观，是因为自身所接受的儒家古礼等文化观念使然。《仪礼·丧服》中有“夫者，妻之天也，妇人不贰斩者，犹曰不贰”。可见，“从一而终”的观念早在秦汉以前已被定为妇女应该恪守的道德规范。秦汉以后，随着儒家思想独尊地位的确立、宗法制度的发展和礼教的形成，统治者不仅提倡女子守贞，而且不断地表彰贞节烈妇，秦始皇曾为“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的巴寡妇清修筑“女怀清台”，汉代更以政府的名义鼓励女子守节。
在西汉时，早有汉宣帝开始正式褒奖贞妇，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利诱，以使女性严守贞节。神爵四年（前58年），汉宣帝下诏赏赐贞妇顺女布帛等物，此后皇帝表彰贞妇顺女的事频见史书。西汉刘向用文字鼓吹贞节，他编撰的《列女传》也是以儒家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为指导的，其目的在于讽谏皇帝、整饬后宫，杜绝后宫逾越礼制之患。班昭作为一名后宫女师，自然有责任从维护皇权的角度提倡妇女谨守贞节。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应该要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去研究才能还原其本真的意义。东汉时代，中国已经是一个较为稳固的中央集权制大国，家国同构的观念已然形成且深植人心，班昭的夫妇观之立意还是在于维护宗法制大家庭，更深一层含义便是维护国家的安定。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家族乃是宗法制社会的大家庭，并非西方文化和现代形式的小家庭，它本身便是一个社会缩影。儒生们从小便接受这样的观念，“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只有齐小家，才能治大国，这也便是宗法制社会家国同构的思想，也因此，管理好各自的小家，便是对国家和朝廷的一种贡献，是臣子应尽的责任。
中华文化亦始终认为夫妇之道乃人伦之肇端，而维持一个宗法制大家庭，妇女绝对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过去中国的每一个封建家族中，必定得有一位德言容功俱备的主妇，甘于牺牲自我，乐于奉献自我，才能维持封建家族的长盛不衰，在她身上体现的是母德的伟大。因此，说女教是天下文化之大教化事业是毫不为过的。也正因为有了她们的牺牲和奉献，才能换来小家乃至大家的和谐与稳定。中国文化传统之所以保持了五千年，也是依赖于女性伟大的牺牲和付出的辛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班昭主张女性要更加宽容忍让、谦卑柔顺，甚至为了维护大局，不惜牺牲个人利益，有其深刻的内涵和现实意义。《女诫》是班昭对于家族内部女性所定的“家规”和“训诫”，是想要通过实现夫妇和睦、家庭和谐，从管理好家族进而到维护大国的和谐稳定。班昭根据自身经历和作为后宫女师的种种经验，深知女性对于家庭的重要意义，乃至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因此可以说，班昭对于自身性别的意识和定位是准确的，是符合当时历史社会之条件和需要的。班昭的初衷是好的，但因《女诫》中对女性的道德要求完全局限于家族之内，把女性几乎排除出了家族之外，确也埋没了女性多方面的才华，这对于后世男尊女卑的思想也的确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
参考文献：
[1] （宋）范晔，（唐）李贤等注：《后汉书·皇后纪》，中华书局，2006年版。
[2] （汉）郑玄注，（清）阮元校刻：《仪礼注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
[3] （魏）王弼，（清）阮元校刻：《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
[4] （汉）郑玄注，（清）阮元校刻：《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
[5] （汉）司马迁，韩兆琦主译：《史记》，中华书局，2008年版。
[6] （清）陈立注，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版。
作者简介：王玉洁，女，1980—，贵州赤水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文化，工作单位：贵州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