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8年度“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的颁奖典礼上，一位82岁的中国老人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她衣着简洁，笑容轻松，神态坚定。5分钟的演讲，她用了法语、英语、汉语、俄语四种语言，全程脱稿，发音标准，风趣幽默，赢得阵阵掌声，一举一动尽显大方优雅。她就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英国林奈学会外籍会士、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张弥曼女士。
　　张弥曼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医学生物学教授，受父亲的影响，长大后的张弥曼产生了当医生的想法。然而，在张弥曼高中毕业时，受到“地质报国”的感召，她不顾家人反对，决定报考北京地质学院，以期为祖国寻找矿产资源。
　　上了大学后，被分配到古生物系的张弥曼有些惴惴，又满怀期待，在此之前，她对这门学问一无所知。1955年，刚刚学习了一年的她，又被派往莫斯科大学古生物专业学习。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期间，张弥曼接受鱼类学家伍献文先生的建议，选择古鱼类研究，从此踏上了“学鱼”的道路。
　　1960年，留学归来的张弥曼进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工作，她接手的第一项研究，是来自浙江的鱼化石。“那些鱼化石拿来一看，就和现在的鱼差不多，但仔细一看，又都不一样，它们究竟和哪一类的鱼有关系？谁也不知道。”为此，她到处请教专家，自己一点点琢磨，解谜的过程也变得越来越有趣。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说起研究古生物，自然而然就会联想到荒漠戈壁、崇山峻岭之间，研究者们风餐露宿的身影。这也正是那时候张弥曼工作的常态。为了寻找化石，她一年里有3个月时间都是跟着地质勘察队一起“出野外”。作为队里唯一的女性，她和所有人一样背着几十斤重的行囊翻山越岭，一天步行20公里是家常便饭。
　　那是一段艰苦的岁月，但也是张弥曼如今最怀念的日子。
　　1980年，张弥曼赴瑞典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访学，带去了她和研究生于小波在云南曲靖发现的“杨氏鱼”化石。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她开始用“连续磨片法”对这种来自中国的早期总鳍鱼类化石进行研究。
　　在那个科技手段还不发达的年代，“连续磨片法”能帮助研究者精确地掌握化石内部的结构，但也需要付出极大的耐心和努力：把化石封在石膏模型中，每磨去1/20毫米，就要画一张切面图，再磨、再画。所有工作都由手工完成，如此循环往复，直到整块化石磨完为止。在瑞典的那些日子里，张弥曼夜以继日地工作，很多时候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就完成了“杨氏鱼”化石的绘制工作。总共只有2.8厘米长的化石，她足足画了540多幅图。
　　这套精美的图纸为总鳍鱼类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而一个更大的惊喜还在等着她：在磨片制图的过程中，张弥曼发现，杨氏鱼只有一对外鼻孔，并没有内鼻孔！
　　是不是只有中国的总鳍鱼没有内鼻孔？帶着这样的疑问，张弥曼又研究了英、法、德等国所藏的同类化石，发现它们的构造均与“杨氏鱼”相似。
　　1982年，张弥曼正式发表了这项成果，并以优异的成绩通过答辩，获得了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博士学位。当时，她的发现直接动摇了“总鳍鱼类是四足动物祖先”的传统观点，在学界引发了巨大反响。
　　2008年，张弥曼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发表关于伍氏献文鱼的研究成果，这类骨骼异常粗大的鱼类见证了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相撞、青藏高原隆升以及由来已久的干旱化进程。2011年和2015年张弥曼分别荣获芝加哥大学、美国自然博物馆吉尔德研究生院荣誉博士学位，2016年获国际古脊椎动物学界最高奖——罗美尔-辛普森终身成就奖。
　　但在功成名就后，张弥曼没有停下脚步，而是转身投入另一个少有人关注的领域——新生代鲤科鱼化石研究，开始新的探索。“这一块再不做，中国就赶不上了。”她解释说，新生代鱼类化石反映了近年来地球的变化，未来还能很好地和分子生物学结合起来，可能会有新的大发现。
　　停不下来的张弥曼很喜欢苏轼的一句诗：“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有年轻人问她，该怎样消解日复一日平凡工作、生活所带来的倦怠感？“我真的不知道，”张弥曼回答，“我总觉得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真的没有时间倦怠。”对于时间，张弥曼除了珍惜别无他想，“当老朋友一个个离去，我庆幸自己还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更要珍惜时间，多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跋山涉水，踽踽前行，张弥曼一头扎进石岭山岗，用一生索求那来自远古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