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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先描述了近年来翻译伦理的发展，解析了切斯特曼的五种翻译伦理模式，并从这些伦理模式角度来研究跨文化活动中创造性的翻译。最后进一步强调翻译伦理模式的动态性；在实际翻译中处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时，译者首先应尊重外国文化，遵循再现原则；各伦理模式不可兼顾时，译者需要在忠诚原则的限度内作出适当调整。
【关键词】翻译伦理 跨文化交际 切斯特曼 译者
一、引言
“翻译，和其他人类行为一样，是一项在人的意识支配下为实现特定目的和意图所选择的主观能动性活动。可以说，翻译活动就是伦理活动”。“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又必然受到其自身价值观的制约和影响，因此也就引出了译者的伦理问题”。皮姆大胆提出：“翻译研究已经回归到伦理问题”。自贝尔曼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翻译伦理”以来，包括切斯特曼在内的众多学者为翻译伦理研究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另外，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活动，离不开历史语境和社会语境，并与文化密切相关。“正如外科医生在做心脏手术的时候不能忽视心脏周围的身体器官一样，译者在翻译文本时脱离文化也同样危险”。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译者对外国文化的态度主要体现在如何处理必然遇到的异国文化上。翻译伦理研究的不是具体的翻译实践，而重要的是译者对异国文化的态度，而译者的态度自然会影响译者对不同文化的处理。而伦理是历史语境和社会语境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伦理是人与人、人与国家、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是个人和团体行动的道德标准。翻译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它就是一种伦理行为，需要伦理学的指导。
二、切斯特曼五大翻译伦理模式的分析
2.1再现的伦理
切斯特曼在“圣哲罗姆誓言之倡议”一文中提出了四种翻译伦理模式。第一种是再现的伦理，这种伦理模式可追溯到圣经翻译中最忠实的译者，译者不会作任何添加、删除或更改。完全将原文的内容、形式或者原作者的目的展现出来该伦理模式的另外一层含义是再现“他者”（Other），这一思想都可体现在施莱尔马赫、贝尔曼和韦努蒂的理论著作中。歪曲了“他者”的译文将不可信，甚至带有偏见。其中，切斯特曼认为再现的伦理对应的是真实（truth）的价值标准，译者必须像一面镜子一样真实再现原文、原作者目的或原语文化。
2.2服务的伦理
第二种伦理模式是服务的伦理。在服务的伦理模式中，翻译是由客户发起的一种商业行为，这一种伦理模式更多思考的是翻译的功能（与目的论相似）。译者行为的评判标准就在于是否遵循客户的指示并完成客户提出来的翻译要求。这一种伦理模式对应的价值，在切斯特曼看来应该是忠诚（loyalty）。服务的伦理模式同样也重视时间、译文的最后期限等。
2.3交流的伦理
交流的伦理模式更注重翻译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重点不在于再现“他者”
（Other），而在于與异质文化的交流上，把异质文化当作“个体”人来对待，进行交流。译者的任务就是要达成跨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毫无疑问，该模式对应的价值标准就是理解。
2.4规范的伦理
第四种伦理模式是规范的伦理，这一伦理模式的提出是基于描述性翻译研究以及图里（1995）的规范理论。其实切斯特曼早在《翻译模因论一一翻译思想的传播》-书中对“规范”进行过详细的探讨。影响这些规范的因素包括目标文化中占主要地位的翻译传统、类似的目的语类型的话语习俗，以及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针对“专业规范”，切斯特曼提出了三种类型的专业规范，即：责任规范，关注职业标准，译者将为他提供给委托人和读者的翻译作品负责；交际规范是一种社会规范，译者努力确保各方之间最充分的交流；关系规范是一种语言规范，关注原文和译文的关系。切斯特曼认为应该摒弃狭义的等值关系，适当的关系应该是由译者根据文本类型、委托人的愿望、原作者的本意，以及潜在读者的可能需要来决定。
2.5承诺的伦理
切斯特曼在提出前面四大翻译伦理模式之后，意识到了各模式之间及模式本身都存在诸多缺陷和问题。如：各伦理模式源于不同的伦理层面，对应着不同的伦理价值。译者在满足某一伦理价值的同时则无法实现另一价值。那么在伦理价值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译者该如何抉择呢？
切斯特曼把伦理价值的冲突问题转交给译者德行的自明判断，他把注意力从译者的伦理决策过程转向决策者的个人品格。因此，借用麦金泰尔的德行伦理学理论，切斯特曼提出了第五种翻译伦理模式一承诺的伦理模式，并尝试起草了一份圣哲罗姆誓言以规范专业译者的行为。
三、翻译伦理对跨文化交际中创造性翻译的解释
认清翻译伦理的5种模式可以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译作不只是原作的复制品，翻译行为不只是简单的复制，译者也不只是机械的复制者。在特殊的文化意象翻译中，译者自身的“踪迹”随时会留在翻译文本之中，对自身的语言习惯、审美心理、民族文化特性、情感认同、文化身份、宗教信仰和价值观进行“播撒”和补充，继而产生创造性翻译。然而，创造性翻译往往是译者为适应译语文化的历史需要而产生，译者在客观上却遵从了译语规范，顺应了读者的期待，或是实现由委托人与译者共同商定的目标，即译者符合了居于规范的伦理或是服务的伦理。我们不能只看到表面的形式上的“不忠”，而应历史地、多层面地去分析叛逆的实质。
我们可以以林语堂先生所译《浮生六记》中的例子来论述翻译伦理对跨文化交际中创造性翻译的解释。
格律谨严，词旨老当，诚杜所独擅，但李诗宛如姑射仙子。
As for perfection of form and maturity of thought， Tu is the undisputed master， but Li' spoems have the wayward charm of a nymph. 原文“姑射仙子”出自庄子《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后世诗人或称姑射，或称藐姑，转为神仙或美人之称。林译“姑射仙子”为希腊神话中的“nymph”就是创造性与叛逆性思维的有机融合。其一，它避免了直译带来的晦涩难懂，别说英美读者，就是中国读者对“姑射仙子”怕也知之甚少。其二，它较准确传达了原文信息。显而易见，林的译文从客观层面上映射出译者对原语文本不同程度的违背，即是对再现伦理的违背。但在文化意象的传译过程中译者总是要面对异文化，不得做出“道德判断”与“道德选择”。翻译的伦理就体现在译者对原文作者的尊重以及对原文作者意图的准确传承之上。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尊重原文作者，深入研究和解读原文作者的意图，把源语意象融入译者自己的译语文化中，进而不断调整和重构出最接近源语文化的意象，实现原文作者意图的准确传承。林译从西方文化的视角出发将“姑射仙子”译为希腊神话中的“nymph”，从形式上看是背离了再现伦理，但从接受者角度和译语规范的角度来看，其内涵实际与原意象一致。由此看来，在林语堂的翻译过程中显然是交流伦理和规范伦理占了主导地位。
此外，许渊冲教授在翻译唐诗宋词时就大胆地进行了创造性翻译，并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如他把词牌名“和满子”译为“The Swan Song”，不仅冲破了语言的牢笼，而且也摆脱了文化的桎梏，把中国式意象“和满子”颇具创意地改写为西方文化中的意象“天鹅”。这样的翻译既传达了原文的深层文化含义，又实现了原诗与译作之间中西文化的艺术上的完美契合与高度和谐。
由此可见，在跨文化中创造性的翻译只是对再现伦理形式上背离，因为以忠实为基础的再现伦理不仅包括对作者的忠实，对原文的忠实，还包括对读者的忠实。其实质是背离了意象的形式，遵从得了意象的内涵。这也是规范伦理和交流伦理所要求的。因为规范伦理认为，伦理上的翻译行为就是要合符译语文化的规范，满足而不是惊扰读者的期待。这些期待包含着读者对翻译的具体要求，如译文的可接受性、译文的语言风格和整体风格等。而交流伦理认为，翻译的重点不是再现他者，而是在于与他者之间的交流，伦理上的译者应是促成跨文化理解的调停人，在最大限度上使互为异己的双方实现跨文化合作，促使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交流。
四、结论
切斯特曼描述的四种伦理模式共同揭示了翻译的本质，其中再现伦理为核心，其他伦理模式也不容忽视。切斯特曼最后提出的承诺伦理可以作为主导伦理模式，其作为探讨“理想翻译中应实现的‘善’的一种尝试”，可动态协调其他四种现有模式。译者像协调者一样，必须决定在特定情况应更注重遵循哪些伦理模式，而且应总是把承诺伦理置于首位。翻译文化异质时，译者首先应给予外国文化应有的尊重，竭尽所能地在译文中将其再现。然而，当再现违背其他伦理模式尤其是基于规范的伦理模式时，在承诺伦理允许的范围内译者必须做出适当调整，以更有效地实现跨文化交际。
参考文献
【1】彭萍.翻譯学的新兴分支一翻译伦理刍议[J].学术探索.2012，（01）： 152-155
【2】王大智.“翻译伦理”概念试析[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9，（12）： 61-63
【3】王大智.关于展开翻译伦理研究的思考[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12）： 44-47
【4】王克明.翻译与伦理学[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9，（5）： 45-48
【关键词】翻译伦理 跨文化交际 切斯特曼 译者
一、引言
“翻译，和其他人类行为一样，是一项在人的意识支配下为实现特定目的和意图所选择的主观能动性活动。可以说，翻译活动就是伦理活动”。“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又必然受到其自身价值观的制约和影响，因此也就引出了译者的伦理问题”。皮姆大胆提出：“翻译研究已经回归到伦理问题”。自贝尔曼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翻译伦理”以来，包括切斯特曼在内的众多学者为翻译伦理研究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另外，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活动，离不开历史语境和社会语境，并与文化密切相关。“正如外科医生在做心脏手术的时候不能忽视心脏周围的身体器官一样，译者在翻译文本时脱离文化也同样危险”。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译者对外国文化的态度主要体现在如何处理必然遇到的异国文化上。翻译伦理研究的不是具体的翻译实践，而重要的是译者对异国文化的态度，而译者的态度自然会影响译者对不同文化的处理。而伦理是历史语境和社会语境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伦理是人与人、人与国家、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是个人和团体行动的道德标准。翻译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它就是一种伦理行为，需要伦理学的指导。
二、切斯特曼五大翻译伦理模式的分析
2.1再现的伦理
切斯特曼在“圣哲罗姆誓言之倡议”一文中提出了四种翻译伦理模式。第一种是再现的伦理，这种伦理模式可追溯到圣经翻译中最忠实的译者，译者不会作任何添加、删除或更改。完全将原文的内容、形式或者原作者的目的展现出来该伦理模式的另外一层含义是再现“他者”（Other），这一思想都可体现在施莱尔马赫、贝尔曼和韦努蒂的理论著作中。歪曲了“他者”的译文将不可信，甚至带有偏见。其中，切斯特曼认为再现的伦理对应的是真实（truth）的价值标准，译者必须像一面镜子一样真实再现原文、原作者目的或原语文化。
2.2服务的伦理
第二种伦理模式是服务的伦理。在服务的伦理模式中，翻译是由客户发起的一种商业行为，这一种伦理模式更多思考的是翻译的功能（与目的论相似）。译者行为的评判标准就在于是否遵循客户的指示并完成客户提出来的翻译要求。这一种伦理模式对应的价值，在切斯特曼看来应该是忠诚（loyalty）。服务的伦理模式同样也重视时间、译文的最后期限等。
2.3交流的伦理
交流的伦理模式更注重翻译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重点不在于再现“他者”
（Other），而在于與异质文化的交流上，把异质文化当作“个体”人来对待，进行交流。译者的任务就是要达成跨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毫无疑问，该模式对应的价值标准就是理解。
2.4规范的伦理
第四种伦理模式是规范的伦理，这一伦理模式的提出是基于描述性翻译研究以及图里（1995）的规范理论。其实切斯特曼早在《翻译模因论一一翻译思想的传播》-书中对“规范”进行过详细的探讨。影响这些规范的因素包括目标文化中占主要地位的翻译传统、类似的目的语类型的话语习俗，以及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针对“专业规范”，切斯特曼提出了三种类型的专业规范，即：责任规范，关注职业标准，译者将为他提供给委托人和读者的翻译作品负责；交际规范是一种社会规范，译者努力确保各方之间最充分的交流；关系规范是一种语言规范，关注原文和译文的关系。切斯特曼认为应该摒弃狭义的等值关系，适当的关系应该是由译者根据文本类型、委托人的愿望、原作者的本意，以及潜在读者的可能需要来决定。
2.5承诺的伦理
切斯特曼在提出前面四大翻译伦理模式之后，意识到了各模式之间及模式本身都存在诸多缺陷和问题。如：各伦理模式源于不同的伦理层面，对应着不同的伦理价值。译者在满足某一伦理价值的同时则无法实现另一价值。那么在伦理价值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译者该如何抉择呢？
切斯特曼把伦理价值的冲突问题转交给译者德行的自明判断，他把注意力从译者的伦理决策过程转向决策者的个人品格。因此，借用麦金泰尔的德行伦理学理论，切斯特曼提出了第五种翻译伦理模式一承诺的伦理模式，并尝试起草了一份圣哲罗姆誓言以规范专业译者的行为。
三、翻译伦理对跨文化交际中创造性翻译的解释
认清翻译伦理的5种模式可以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译作不只是原作的复制品，翻译行为不只是简单的复制，译者也不只是机械的复制者。在特殊的文化意象翻译中，译者自身的“踪迹”随时会留在翻译文本之中，对自身的语言习惯、审美心理、民族文化特性、情感认同、文化身份、宗教信仰和价值观进行“播撒”和补充，继而产生创造性翻译。然而，创造性翻译往往是译者为适应译语文化的历史需要而产生，译者在客观上却遵从了译语规范，顺应了读者的期待，或是实现由委托人与译者共同商定的目标，即译者符合了居于规范的伦理或是服务的伦理。我们不能只看到表面的形式上的“不忠”，而应历史地、多层面地去分析叛逆的实质。
我们可以以林语堂先生所译《浮生六记》中的例子来论述翻译伦理对跨文化交际中创造性翻译的解释。
格律谨严，词旨老当，诚杜所独擅，但李诗宛如姑射仙子。
As for perfection of form and maturity of thought， Tu is the undisputed master， but Li' spoems have the wayward charm of a nymph. 原文“姑射仙子”出自庄子《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后世诗人或称姑射，或称藐姑，转为神仙或美人之称。林译“姑射仙子”为希腊神话中的“nymph”就是创造性与叛逆性思维的有机融合。其一，它避免了直译带来的晦涩难懂，别说英美读者，就是中国读者对“姑射仙子”怕也知之甚少。其二，它较准确传达了原文信息。显而易见，林的译文从客观层面上映射出译者对原语文本不同程度的违背，即是对再现伦理的违背。但在文化意象的传译过程中译者总是要面对异文化，不得做出“道德判断”与“道德选择”。翻译的伦理就体现在译者对原文作者的尊重以及对原文作者意图的准确传承之上。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尊重原文作者，深入研究和解读原文作者的意图，把源语意象融入译者自己的译语文化中，进而不断调整和重构出最接近源语文化的意象，实现原文作者意图的准确传承。林译从西方文化的视角出发将“姑射仙子”译为希腊神话中的“nymph”，从形式上看是背离了再现伦理，但从接受者角度和译语规范的角度来看，其内涵实际与原意象一致。由此看来，在林语堂的翻译过程中显然是交流伦理和规范伦理占了主导地位。
此外，许渊冲教授在翻译唐诗宋词时就大胆地进行了创造性翻译，并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如他把词牌名“和满子”译为“The Swan Song”，不仅冲破了语言的牢笼，而且也摆脱了文化的桎梏，把中国式意象“和满子”颇具创意地改写为西方文化中的意象“天鹅”。这样的翻译既传达了原文的深层文化含义，又实现了原诗与译作之间中西文化的艺术上的完美契合与高度和谐。
由此可见，在跨文化中创造性的翻译只是对再现伦理形式上背离，因为以忠实为基础的再现伦理不仅包括对作者的忠实，对原文的忠实，还包括对读者的忠实。其实质是背离了意象的形式，遵从得了意象的内涵。这也是规范伦理和交流伦理所要求的。因为规范伦理认为，伦理上的翻译行为就是要合符译语文化的规范，满足而不是惊扰读者的期待。这些期待包含着读者对翻译的具体要求，如译文的可接受性、译文的语言风格和整体风格等。而交流伦理认为，翻译的重点不是再现他者，而是在于与他者之间的交流，伦理上的译者应是促成跨文化理解的调停人，在最大限度上使互为异己的双方实现跨文化合作，促使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交流。
四、结论
切斯特曼描述的四种伦理模式共同揭示了翻译的本质，其中再现伦理为核心，其他伦理模式也不容忽视。切斯特曼最后提出的承诺伦理可以作为主导伦理模式，其作为探讨“理想翻译中应实现的‘善’的一种尝试”，可动态协调其他四种现有模式。译者像协调者一样，必须决定在特定情况应更注重遵循哪些伦理模式，而且应总是把承诺伦理置于首位。翻译文化异质时，译者首先应给予外国文化应有的尊重，竭尽所能地在译文中将其再现。然而，当再现违背其他伦理模式尤其是基于规范的伦理模式时，在承诺伦理允许的范围内译者必须做出适当调整，以更有效地实现跨文化交际。
参考文献
【1】彭萍.翻譯学的新兴分支一翻译伦理刍议[J].学术探索.2012，（01）： 152-155
【2】王大智.“翻译伦理”概念试析[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9，（12）： 61-63
【3】王大智.关于展开翻译伦理研究的思考[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12）： 44-47
【4】王克明.翻译与伦理学[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9，（5）： 45-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