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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岁以前的我对自己的着装不太在意,总认为过于严整的着装会破坏自己平易近人的形象。
但在香港,我却领受了“着装不整”给自己带来的窘状。
电影明星陈冲,知道我在香港公出,打电话邀请我出席她胞哥在香港举办的画展,嘱咐我一定去“捧场”,先谢在先,余言待叙。
第二天,我约了好友胡文善、张宇两位老总同往。画展地点在香港中环的一栋大厦里,展览会场不大,但精心修饰的各种鲜花已经布满了门口和走廊。里面,别致的画框,一束束射灯投下来的光柱,把陈兄的油画作品“包装”得恰到好处,既符合整个展览大厅的总体设计氛围,又突出了画家一幅幅浸着心血的画作,色彩醒目,构思灵巧。
我们到的时间应该是不早也不晚。进入大厅,我一看先到者的装束,那种得体劲儿,使我目瞪口呆之余,发现我忽略了自己,忽略了自己的装束。
前来观赏的人们,男的是西装,样式各异,但都熨烫得非常整齐;白的衬衫,干净得让人忘记了世界上还有领子上的黑圈这回事;领带的颜色都非常跳,在一身整齐笔挺的西装上,像艳丽的小彩球,在人的胸前跳动;西服上衣口袋里是一朵花,映衬着两片满天星的绿叶,两叶一花的搭配,多难看的先生,好像脸上也有了春天的光辉。女士们的礼服更是争奇斗妍,色彩缤纷,每一款式似乎都能让人领略到服装设计师那独造的匠心。这种场合根本看不见我在内地经常见到的那种——明明很肥很矮的身材,愣穿上牛仔裤,把一块块赘肉都包装好了,显示给人看的情景。
我打量了一下身旁的两位同行者,人家很得体:精制西装,老总风度,头发抹得光亮,整齐得能看到梳子在一绺绺头发上划过的痕迹。
再看我:西服料子不错,挺合体的,是湖北一家乡镇企业为了打品牌特地给我定做的。只是到香港这一星期一直没离身,裤线早就没有了,上衣兜盖儿也不知怎么折了一下,老是张着,好像欢迎人们翻自己的兜儿一样。领带忘系了。白衬衫是新的,但昨天穿了一天,幸好香港干净,领子上还没有那一道黑圈儿。
最糟糕是头与脚:头发乱,因为从来不抹油,早上起床,梳了两下就出来了,估计全都“各自为政”地在脑袋上横躺竖卧,尤其脑后“旋儿”旁边儿那一绺儿,我不照镜子就知道,准在那儿立正站着呢!至于脚下的那双鞋,如果谁能让我忘记它的存在,我一定对他感激不尽——太寒碜!主要是穿它已经走了整整一个星期的马路。香港这地方坐车没有走道儿快,不是舍不得花出租钱,是咱时间太有限,所以鞋上不亮不说,整个都走形了,像两个大鲇鱼头套在脚上。我也不是没有好皮鞋,总觉着穿着它走道儿太浪费,上台演节目的时候才穿呢!再说为了怕麻烦,到香港来也不能带上好几双皮鞋呀!所以整个星期,一直在啃这一双,算它倒霉吧。
我突然感到了一种不自在,一种与此间环境格格不入的不自在。更不自在的是相当一部分人都认识我,知道我是个名演员,这个拉手,那个叙谈,问三问四。我是所答非所问,因为心思全用在脑袋上“旋儿”边儿上那一绺儿站立的头发上去了。
一会儿,香港的一位影星邓光荣到了,我和他的姐姐是朋友,昨天晚上,我们还骄傲地谈到会一起出席画展开幕仪式的事儿,说好见面时一定要聊一聊。
邓光荣个头高大,一身黑礼服,黑色的套头衫,显得那么帅气,那么干练。一大帮认识不认识的人全都走上前和他拍照,寒暄。
我在旁边就上去不上去打招呼一个劲儿进行思想斗争:我是内地来的,怕什么,内地就是这装扮,少数民族男的还穿裙子呢!我是出差的,跟你们坐地户当然不一样,外国人在中国旅游,还经常穿老爷们鞋呢!
但是,想归想,动员归动员。我那两只大鲇鱼头的皮鞋,像死死地焊在了地上,纹丝不动。我最终也没敢上去,心情复杂极了。
在内地,在公众场合,我经常是被围观的对象。无论有多少人,无论是大领导还是小群众,我总当中心人物。但是,今天,从来没有的自惭形秽的那种感觉,爬上了我的心头。一向好说好笑的我,木木地站在躁动人群的后面,我的手自觉不自觉地抚弄着那张开来不知迎接什么的兜盖:按下去,它又起来;它起来,我又按下去……
陈冲到了!陪她的是香港女明星胡慧中。胡慧中浓妆艳抹,鲜艳的晚礼服使劲地勾所有在场人的眼睛。陈冲梳短发,上衣两个像刀一样锋利的大尖领,冲向了两肩。腴白的脖颈上有一串金闪闪的小珠子项链。不知怎么的,看到这装束,总让你联想到,在猎猎热风中的内华达公路上能让人邂逅相逢的妙龄女郎。
对于她们来说,这种打扮应该算平常。但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场所,它引来的是所有闪光灯对她们的照耀,以及记者的蜂拥。这也使得在场的所有嘉宾都对她们投去好奇、羡慕、追逐、欣赏,以及说不清的随大溜、人看什么我看什么的目光。
大厅里热闹异常,每个人都在移动自己,但我依然站在人群后面,脸上表现出来的是一副木木的表情。不知道是一种失落感,还是后悔自己没从北京带来那双舍不得穿的鳄鱼皮的皮鞋。
我脑海里,闪现着一个月前胡慧中到北京的镜头。
那天胡慧中找了几个朋友和我一起唱卡拉OK时,一口一个大哥地叫着我,穿得那个普通劲儿就甭提了,我当时还琢磨过:这胡慧中没有电影中那么漂亮呀?可今天,我看见了她的光彩,人家知道哪个时候该出彩。而我,没人看的时候,使劲折筋斗、有人看的时候,脚崴了,我图的是什么呢?
不,也许自己缺乏的正是一种文化修养。“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儿”,如果你不是明星,你没有能力装饰自己,那不能强求你,但今天,你是明星,这些又是你能做到的,而你没做到,或者根本不知道去做,这不是苛求,这是某种素质缺乏的表现。我的爱人不止一次地提醒过我:戴领带,一定要注意和西服配好颜色,领带的颜色中的一种必须是和身上的服装相同的,如果太跳会显出人的笨拙。然而,我从来没有仔细地思索过服装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内涵。
实在说,服装不仅是个体风貌的展现,也是体现民族文化的舞台,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涵不可能不在服装上铭下印记,同样个人的内在素质也会在自己的着装上表现出来。认识一个人怎么可能不先通过他的着装呢?虽然我们都知道“以貌取人”,很容易犯主观主义的错误,但又有谁不是先以貌来取人呢?君不见有人通过书信的方式进行了很长时间的内在交流,然而一见面,结果如何,几乎没有不大失所望的。每个人由自然赋予的皮肤是没有多大差别的,但服装——这层社会所赋予的皮肤则大不相同。在古代,官有几品就有几品的服色,不能乱穿,平民百姓不能穿与帝王相同颜色的衣服,如有触犯,即以犯上作乱之罪论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一个相对自由的时代,这种自由首先从服装上表现出来,再没有被禁止的颜色,再没有被垄断的式样,如果我们不能享受这种自由或者说权利,那么人的个性又能靠什么来展现呢?
像我,经常出席各种大型或是社交性的活动,应该知道着装会体现个人的修养、审美情趣这样一个普通的道理。我们中国的过去,一直没有那种类似西方皇室贵族沿袭下来的与文化融合的服饰礼仪传统,而随着改革开放,人们开始注意了社交活动的着装。新闻媒体就批评过我们不注意,或是由于还没有相应的文化氛围,所以出了有些影星出席国内的电影节时可以穿夹克背心,而到了法国戛纳则戴最昂贵珠宝的事情。
整个开幕仪式,我一直站在后面,脑袋里转的全是穿衣服、买皮鞋、理发吹风的事。
不过,陈冲还是从人群中找见了我,把他哥哥的画册送给我,还在上边写了一句话:“姜大哥,永远记住你的情谊。陈冲。”
我接过画册笑了笑,不,准确地说是咧了咧嘴,早忘了她“余言待叙”的允诺。我没动地方,那双大鲇鱼头皮鞋像章鱼一样死死地绊住了我的脚。
(摘自《自我调侃》,姜昆著,中国
电影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
但在香港,我却领受了“着装不整”给自己带来的窘状。
电影明星陈冲,知道我在香港公出,打电话邀请我出席她胞哥在香港举办的画展,嘱咐我一定去“捧场”,先谢在先,余言待叙。
第二天,我约了好友胡文善、张宇两位老总同往。画展地点在香港中环的一栋大厦里,展览会场不大,但精心修饰的各种鲜花已经布满了门口和走廊。里面,别致的画框,一束束射灯投下来的光柱,把陈兄的油画作品“包装”得恰到好处,既符合整个展览大厅的总体设计氛围,又突出了画家一幅幅浸着心血的画作,色彩醒目,构思灵巧。
我们到的时间应该是不早也不晚。进入大厅,我一看先到者的装束,那种得体劲儿,使我目瞪口呆之余,发现我忽略了自己,忽略了自己的装束。
前来观赏的人们,男的是西装,样式各异,但都熨烫得非常整齐;白的衬衫,干净得让人忘记了世界上还有领子上的黑圈这回事;领带的颜色都非常跳,在一身整齐笔挺的西装上,像艳丽的小彩球,在人的胸前跳动;西服上衣口袋里是一朵花,映衬着两片满天星的绿叶,两叶一花的搭配,多难看的先生,好像脸上也有了春天的光辉。女士们的礼服更是争奇斗妍,色彩缤纷,每一款式似乎都能让人领略到服装设计师那独造的匠心。这种场合根本看不见我在内地经常见到的那种——明明很肥很矮的身材,愣穿上牛仔裤,把一块块赘肉都包装好了,显示给人看的情景。
我打量了一下身旁的两位同行者,人家很得体:精制西装,老总风度,头发抹得光亮,整齐得能看到梳子在一绺绺头发上划过的痕迹。
再看我:西服料子不错,挺合体的,是湖北一家乡镇企业为了打品牌特地给我定做的。只是到香港这一星期一直没离身,裤线早就没有了,上衣兜盖儿也不知怎么折了一下,老是张着,好像欢迎人们翻自己的兜儿一样。领带忘系了。白衬衫是新的,但昨天穿了一天,幸好香港干净,领子上还没有那一道黑圈儿。
最糟糕是头与脚:头发乱,因为从来不抹油,早上起床,梳了两下就出来了,估计全都“各自为政”地在脑袋上横躺竖卧,尤其脑后“旋儿”旁边儿那一绺儿,我不照镜子就知道,准在那儿立正站着呢!至于脚下的那双鞋,如果谁能让我忘记它的存在,我一定对他感激不尽——太寒碜!主要是穿它已经走了整整一个星期的马路。香港这地方坐车没有走道儿快,不是舍不得花出租钱,是咱时间太有限,所以鞋上不亮不说,整个都走形了,像两个大鲇鱼头套在脚上。我也不是没有好皮鞋,总觉着穿着它走道儿太浪费,上台演节目的时候才穿呢!再说为了怕麻烦,到香港来也不能带上好几双皮鞋呀!所以整个星期,一直在啃这一双,算它倒霉吧。
我突然感到了一种不自在,一种与此间环境格格不入的不自在。更不自在的是相当一部分人都认识我,知道我是个名演员,这个拉手,那个叙谈,问三问四。我是所答非所问,因为心思全用在脑袋上“旋儿”边儿上那一绺儿站立的头发上去了。
一会儿,香港的一位影星邓光荣到了,我和他的姐姐是朋友,昨天晚上,我们还骄傲地谈到会一起出席画展开幕仪式的事儿,说好见面时一定要聊一聊。
邓光荣个头高大,一身黑礼服,黑色的套头衫,显得那么帅气,那么干练。一大帮认识不认识的人全都走上前和他拍照,寒暄。
我在旁边就上去不上去打招呼一个劲儿进行思想斗争:我是内地来的,怕什么,内地就是这装扮,少数民族男的还穿裙子呢!我是出差的,跟你们坐地户当然不一样,外国人在中国旅游,还经常穿老爷们鞋呢!
但是,想归想,动员归动员。我那两只大鲇鱼头的皮鞋,像死死地焊在了地上,纹丝不动。我最终也没敢上去,心情复杂极了。
在内地,在公众场合,我经常是被围观的对象。无论有多少人,无论是大领导还是小群众,我总当中心人物。但是,今天,从来没有的自惭形秽的那种感觉,爬上了我的心头。一向好说好笑的我,木木地站在躁动人群的后面,我的手自觉不自觉地抚弄着那张开来不知迎接什么的兜盖:按下去,它又起来;它起来,我又按下去……
陈冲到了!陪她的是香港女明星胡慧中。胡慧中浓妆艳抹,鲜艳的晚礼服使劲地勾所有在场人的眼睛。陈冲梳短发,上衣两个像刀一样锋利的大尖领,冲向了两肩。腴白的脖颈上有一串金闪闪的小珠子项链。不知怎么的,看到这装束,总让你联想到,在猎猎热风中的内华达公路上能让人邂逅相逢的妙龄女郎。
对于她们来说,这种打扮应该算平常。但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场所,它引来的是所有闪光灯对她们的照耀,以及记者的蜂拥。这也使得在场的所有嘉宾都对她们投去好奇、羡慕、追逐、欣赏,以及说不清的随大溜、人看什么我看什么的目光。
大厅里热闹异常,每个人都在移动自己,但我依然站在人群后面,脸上表现出来的是一副木木的表情。不知道是一种失落感,还是后悔自己没从北京带来那双舍不得穿的鳄鱼皮的皮鞋。
我脑海里,闪现着一个月前胡慧中到北京的镜头。
那天胡慧中找了几个朋友和我一起唱卡拉OK时,一口一个大哥地叫着我,穿得那个普通劲儿就甭提了,我当时还琢磨过:这胡慧中没有电影中那么漂亮呀?可今天,我看见了她的光彩,人家知道哪个时候该出彩。而我,没人看的时候,使劲折筋斗、有人看的时候,脚崴了,我图的是什么呢?
不,也许自己缺乏的正是一种文化修养。“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儿”,如果你不是明星,你没有能力装饰自己,那不能强求你,但今天,你是明星,这些又是你能做到的,而你没做到,或者根本不知道去做,这不是苛求,这是某种素质缺乏的表现。我的爱人不止一次地提醒过我:戴领带,一定要注意和西服配好颜色,领带的颜色中的一种必须是和身上的服装相同的,如果太跳会显出人的笨拙。然而,我从来没有仔细地思索过服装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内涵。
实在说,服装不仅是个体风貌的展现,也是体现民族文化的舞台,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涵不可能不在服装上铭下印记,同样个人的内在素质也会在自己的着装上表现出来。认识一个人怎么可能不先通过他的着装呢?虽然我们都知道“以貌取人”,很容易犯主观主义的错误,但又有谁不是先以貌来取人呢?君不见有人通过书信的方式进行了很长时间的内在交流,然而一见面,结果如何,几乎没有不大失所望的。每个人由自然赋予的皮肤是没有多大差别的,但服装——这层社会所赋予的皮肤则大不相同。在古代,官有几品就有几品的服色,不能乱穿,平民百姓不能穿与帝王相同颜色的衣服,如有触犯,即以犯上作乱之罪论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一个相对自由的时代,这种自由首先从服装上表现出来,再没有被禁止的颜色,再没有被垄断的式样,如果我们不能享受这种自由或者说权利,那么人的个性又能靠什么来展现呢?
像我,经常出席各种大型或是社交性的活动,应该知道着装会体现个人的修养、审美情趣这样一个普通的道理。我们中国的过去,一直没有那种类似西方皇室贵族沿袭下来的与文化融合的服饰礼仪传统,而随着改革开放,人们开始注意了社交活动的着装。新闻媒体就批评过我们不注意,或是由于还没有相应的文化氛围,所以出了有些影星出席国内的电影节时可以穿夹克背心,而到了法国戛纳则戴最昂贵珠宝的事情。
整个开幕仪式,我一直站在后面,脑袋里转的全是穿衣服、买皮鞋、理发吹风的事。
不过,陈冲还是从人群中找见了我,把他哥哥的画册送给我,还在上边写了一句话:“姜大哥,永远记住你的情谊。陈冲。”
我接过画册笑了笑,不,准确地说是咧了咧嘴,早忘了她“余言待叙”的允诺。我没动地方,那双大鲇鱼头皮鞋像章鱼一样死死地绊住了我的脚。
(摘自《自我调侃》,姜昆著,中国
电影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