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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末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真实反映了上海洋场生活的众生相，关于小说中方蓬壶的人物现实原型，历来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王韬；一种认为是袁祖志。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文献，采取知人论世的原则，对小说人物与现实人物做了比对，得出方蓬壶的人物现实为袁祖志的观点。
关键词：《海上花列传》 方蓬壶 现实原型 袁祖志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海上花列传》作为一部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小说，很多小说人物都有其现实原型。关于小说中方蓬壶这一人物形象的现实原型，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王韬，另一种则认为是袁祖志。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阅读大量的文献资料，以翔实有力的材料，根据小说人物的性格特征、社会经历、生活境况等情况断定他的现实原型为袁祖志。
一 袁祖志其人
袁祖志（1827-1898），字翔甫，又作翔父，为清代性灵派诗人袁枚之孙，别号仓山旧主。
袁祖志出生于随园，早年一直生活在随园，少年时就颇负文名，却五次应试不售。同治十年（1861），袁祖志任上海县丞，宦海沉浮十几年却没有得到一次升迁的机会，卸任后寓居上海南市花园弄。1876年，袁祖志被聘为上海《新报》主编，可惜好景不长，《新报》没办多久就停刊，上海道台冯
光创办《新报》，聘任袁祖志为该报主编。用官费创办《新报》，聘请袁祖志为主编。光绪十九年（1893）下半年，应聘为《新闻报》总编辑，历时三年。1896年，因年逾七十，精力不济离职。袁祖志曾在福州路白头花园对面营建住宅，取名杨柳楼台，并组织窥园诗社，成为上海文人聚会觞咏之地，袁祖志也成为当时上海文坛的领袖。
袁祖志一生没有赢得功名，但他的文名却是享誉海内外的。他寓居上海多年，开放的上海日新月异，各种新鲜的事物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他写了大量的竹枝词来记录这种变化，一时间申江唱遍竹枝词，使得竹枝词这一文学体裁也风靡上海。《申报》创办后，开辟了专为文人发表文章的领地，袁祖志在《申报》发表了大量的诗词，使他的知名度进一步扩大，唱和者不知其数。袁祖志在当时上海文坛的地位无人能比，我们从何桂笙为他六十岁生日所作的《记》中可见一斑：“大会上海诸名士于泰和馆之同乐堂……堂下设一簿，客至则记其名，余至时，见书名者已盈□而济济于门者尚络绎不绝也……”可见袁祖志在上海文坛的影响力之大。
袁一生著述颇丰，有《南北竹枝词》一卷、《海上竹枝词》一卷、《沪北竹枝词》一卷，《谈瀛阁诗稿》八卷。另有《随园琐记》《谈瀛录》等。
二 小说人物方蓬壶与现实人物袁祖志比照
袁祖志的社会地位、生活景况、性格特征与小说中的人物方蓬壶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笔者认为方蓬壶的现实原型就是袁祖志，现对这两个人物进行对照说明：
1 社会地位
小说中方蓬壶与现实人物袁祖志的社会地位非常相似，都是当时上海文坛的领袖人物，在上海报业享有盛誉。小说中多次提到方蓬壶在当时上海报界的影响力，如：
亚白见写的是“方蓬壶”，问：“阿是蓬壶钓叟？”子刚道：“正是。耐啥认得俚个哉？”亚白道：“勿。为仔俚喜欢做诗，新闻纸浪时常看见俚大名。”（31回）
现实人物袁祖志早在1876年《新报》创办之初应聘为主编。1893年，袁祖志又担任《新闻报》总编辑，历时三年，还担任过《申报》笔政，时常为《申报》撰稿，如时人鸳湖映雪生所说“君诗新见申报已足压倒一切”。并且是活跃在当时上海文坛的领袖人物，组织窥园诗社，成为上海文人聚会觞咏之地。
2 性格特征
小说人物方蓬壶与现实人物袁祖志在性格特征上都属于保守、迂腐的士大夫形象。
蓬壶独自端坐，摇头闭目，不住咿唔。蓬壶忽然呵呵大笑，取过笔砚，一挥而就，双手奉上亚白道：“如此雅集，不可无诗；聊赋俚言，即求法正。”（31回）
从袁祖志的诗词文章来看，他的思想还是比较保守的，属于传统士大夫之流。虽然他曾游历欧美各国，对各地的风土人情作了详细的介绍，但他的思想却一直都很保守。袁祖志写了大量的竹枝词来反应晚清上海社会经济、生活及人们思想道德的变化，但他始终对西方文明心存芥蒂，即使是他出游欧洲各国之后，对西方的文明也一直心存戒备，更感觉到惶恐与不安。著名出版家钟叔河认为袁祖志是毫无现代意识、思想八股的晚清士大夫。
3 生活境况
小说人物方蓬壶与现实人物袁祖志的生活境况极为相似，都是年老无子、鳏居，生活困窘潦倒。
蓬壶自思旅馆鳏居，本非长策，今桂林既不弃贫嫌老，何可失此好姻缘？心中早有七八分允意。（60回）
现实原型袁祖志一生无子，曾两度失偶，年老鳏居，生活困窘，穿不起大褂，时常穿着一件短衫，出入各小饭馆及花烟间，由此可见其晚年凄惨孤独的境况。
三 小说人物方蓬壶现实原型考辨
对于小说中方蓬壶的现实原型，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有人认为是袁祖志，也有人认为是王韬。两人都是当时新闻界的知名人物。王韬于1874年在香港成功创办了《循环日报》，这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份报纸，这份报纸不仅在香港流行，在上海也非常流行，当时的《申报》几乎每天都要转载来自《循环日报》的消息。回到上海后，他又担任《申报》笔政，时常有诗文发表。袁祖志先后担任《新报》《新闻报》的主编，还担任过《申报》笔政。此外，两人都好冶游，王韬时常出入沪上花坊，并且参加申江花榜的评选。袁祖志也有大量的诗词记录他与沪上诸妓女的交往。再则，两人都是年老无子。
那小说中的方蓬壶到底影射谁呢？
在韩邦庆笔下，方蓬壶是一个社会地位低微的文化人，像齐韵叟这样的大官僚瞧不起他，他的一笠园从来没有为他敞开过，就连和他地位相仿的高亚白、尹痴鸳这班落魄文人也瞧不起他，甚至把他贬得一文不值。他生活困窘潦倒，无妻妾子女，迂腐不通世故。从种种人物特征可见，方蓬壶的现实原型与袁祖志更为接近，理由有以下几点： 首先，从社会地位和影响来看，王韬的地位和影响远远高出袁祖志，他于1874年创办了《循环日报》，回到上海后又因知识渊博、学贯中西，且有较高的社会声望，被上海格致书院董事会看中，聘请他担任格致书院山长。到这时他已经是享誉海内外的文化名人了，孙中山、康有为到上海时还专门拜访过他。并且他与当时的一些大官僚都有过多交往，如丁日昌、郭嵩焘、李鸿章、黄遵宪、马建忠、唐廷枢、张之洞、盛宣怀等。李鸿章曾给予他的格致书院极大的支持，为格致书院考课命题，还为格致书院设立奖金。张之洞聘请王韬为他编辑洋务丛书。而袁祖志只是作为一个文化人，主要供职于各大报纸，在文人圈子中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当时的报人社会地位普遍较低，左宗棠甚至说过“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为之末路”。
其次，从生活景况方面，与袁祖志也更为接近，袁祖志的主要收入都是靠担任报馆编辑，为各报纸写文章获得报酬，而当时报人的报酬都较少。据《申报》早期报人回忆，当时供职于报馆的职员收入最高的每月不超过四十元银币，少的每月只有十余元。袁祖志当时在报馆的月薪为二十元银币，而19世纪90年代的时候，上海中等阶层的基本生活开支将近七十元银币，可见，袁祖志晚年生活之境况。并且袁祖志虽一生困窘潦倒，却从不肯依附权贵，他与当时上海富商张叔和关系甚密，袁祖志曾为张叔和的张园取名为味莼园，张叔和曾在其味莼园为袁祖志庆祝六十岁生日，此外袁祖志与上海招商局总办唐廷枢也有很深的交情，曾跟随他一同出访欧洲，但阅读袁祖志的诗词没有一处提到接受别人馈赠。正如他自己所说：“似我疏慵应潦倒，一生不肯乞人哀。”据陈伯熙回忆：“袁翔甫寓沪时赤贫如洗……月薪仅二十元，会当夏令，求一布大褂而不可得，常在马路中仅着一布短衫，手执大芭蕉扇，摇曳以行，饭则恒至小饭店就食……唯有一事最堪发噱者，其性极好色，晚年无子，老妻亦早世，而嫖兴仍不少衰。然囊中羞涩，恒不名一钱，不得以降格以就，时至各花烟间，事毕即去，不稍留恋。”
而王韬晚年的生活状况不算富但也不穷，大概可以归入中等生活水平之列，他的收入有多种来源：为报馆写稿，担任格致书院山长，开书局印书卖书，挂名洋务企业领取干薪，来自达官显贵的馈赠、资助。盛宣怀曾多次资助过他，并资助他刻书，为他在洋务企业挂名领干薪。王韬担任格致书院山长期间，每年收入为一百两银币，这是他所有收入来源中最有保障的一项：“院中并不致送修脯，惟岁馈笔墨百金，端节五十两，冬节五十两……俸少事繁，兼以有病之身，不如辞之为快。惟是贫士年少一百四十圆之入，未免稍形支绌。”这些所有收入加起来月收入有近百元，而按照当时中间阶层的每月日常支出不足70元，因此，王韬应该在当时属于中等收入。当然，王韬一生风流，喜欢读书赏画，喝酒品花，并且出手阔绰，这些休闲活动开支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因此，王韬在书信中经常提到经济拮据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再次，本人认为，虽然《海上花列传》是一部写实文学作品，但是在小说人物塑造方面还是经过了作者的艺术加工，所以只能是隐射某个现实人物而不能一一对应。对于方蓬壶这一小说人物，作者把他写成了一个迂腐不通世故，猥琐潦倒的小人物，甚至否定了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对他进行了夸张式的嘲讽挖苦，这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作为同时就职于《申报》的文化人，韩邦庆无论对王韬还是袁祖志都非常熟悉，当时的王韬，不仅是一个报人，还是文学家、学者、书院山长、书局老板，他在文化界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相对而言，袁祖志在文化界的地位不如王韬，但是他在当时报界的地位影响高于韩邦庆是毫无疑问的，早在《申报》创办之初，袁祖志就有大量的诗文见诸报端，“一入词坛便共推，（君诗新见申报已足压倒一切），知君亦是不羁才。”依笔者之见，作者在文本中对这一人物有故意贬低之嫌。否定其文学成就主要是由于否定其人品从而否定其文品，即由人及文。袁祖志一生风流，到了晚年生活更是放荡，时常出入下等妓院，这往往为传统文人所不齿。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中，文人狭妓往往被看作是名士风流而被人津津乐道，特别是一些色艺双绝的妓女，文人更是以与这些人相交为荣，那些高等妓院不仅是文人们寄托情感的地方，更是作为社交的场所，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晚清。开埠后的上海更是由于商业的畸形发展，导致妓业的空前繁荣，上海县城明令禁止各类妓馆而租界内却因西人管辖而禁令不行，于是租界内妓馆林立，有高等妓院长三、书寓，中等妓院么二，还有台基、女堂、花烟间、野鸡等低级妓院，甚至出现了妓馆多于米市的现象。对于那些高、中等妓院主流的舆论并不反对，而那些传统的文人更是有一种欣赏的态度，而对于下等的妓院无论社会舆论还是那些文人往往都深恶痛绝。《申报》上经常可以看到文人写的文章要求禁止那些低级妓院。在1888年5月16日的《申报》上有袁祖志写的论说文《论沪北驰禁事》，要求严厉禁止台基、女堂、野鸡等低级妓院，但对于长三、书寓却并未提及。韩邦庆还为此文作识，表达了与袁祖志相同的观点。可见，这一观点代表的是文人的主流思想，因而晚年袁祖志出入下等妓院被认为是好色、是堕落，与文人标榜的名士风雅大相径庭。因此，韩邦庆看不起他，在小说中把他贬低，对他进行挖苦嘲讽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所以，笔者认为小说中方蓬壶的现实原型应该是袁祖志，因为无论是小说人物的社会地位还是生活景况都与袁祖志更为接近。
参考文献：
[1] 何桂笙：《祝嘏记》，《申报》，1886年。
[2] 鸳湖映雪生：《鸳湖竹枝洞》《申报》，1877年。
[3]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三联书店，1955年版。
[4] 陈伯熙：《上海轶事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5] 王尔敏、陈善伟：《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怀宣珍藏书牍初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作者简介：白雪梅，女，1975—，江西赣州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明清小说、清明戏曲，工作单位：赣南师范学院文学院。
关键词：《海上花列传》 方蓬壶 现实原型 袁祖志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海上花列传》作为一部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小说，很多小说人物都有其现实原型。关于小说中方蓬壶这一人物形象的现实原型，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王韬，另一种则认为是袁祖志。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阅读大量的文献资料，以翔实有力的材料，根据小说人物的性格特征、社会经历、生活境况等情况断定他的现实原型为袁祖志。
一 袁祖志其人
袁祖志（1827-1898），字翔甫，又作翔父，为清代性灵派诗人袁枚之孙，别号仓山旧主。
袁祖志出生于随园，早年一直生活在随园，少年时就颇负文名，却五次应试不售。同治十年（1861），袁祖志任上海县丞，宦海沉浮十几年却没有得到一次升迁的机会，卸任后寓居上海南市花园弄。1876年，袁祖志被聘为上海《新报》主编，可惜好景不长，《新报》没办多久就停刊，上海道台冯
光创办《新报》，聘任袁祖志为该报主编。用官费创办《新报》，聘请袁祖志为主编。光绪十九年（1893）下半年，应聘为《新闻报》总编辑，历时三年。1896年，因年逾七十，精力不济离职。袁祖志曾在福州路白头花园对面营建住宅，取名杨柳楼台，并组织窥园诗社，成为上海文人聚会觞咏之地，袁祖志也成为当时上海文坛的领袖。
袁祖志一生没有赢得功名，但他的文名却是享誉海内外的。他寓居上海多年，开放的上海日新月异，各种新鲜的事物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他写了大量的竹枝词来记录这种变化，一时间申江唱遍竹枝词，使得竹枝词这一文学体裁也风靡上海。《申报》创办后，开辟了专为文人发表文章的领地，袁祖志在《申报》发表了大量的诗词，使他的知名度进一步扩大，唱和者不知其数。袁祖志在当时上海文坛的地位无人能比，我们从何桂笙为他六十岁生日所作的《记》中可见一斑：“大会上海诸名士于泰和馆之同乐堂……堂下设一簿，客至则记其名，余至时，见书名者已盈□而济济于门者尚络绎不绝也……”可见袁祖志在上海文坛的影响力之大。
袁一生著述颇丰，有《南北竹枝词》一卷、《海上竹枝词》一卷、《沪北竹枝词》一卷，《谈瀛阁诗稿》八卷。另有《随园琐记》《谈瀛录》等。
二 小说人物方蓬壶与现实人物袁祖志比照
袁祖志的社会地位、生活景况、性格特征与小说中的人物方蓬壶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笔者认为方蓬壶的现实原型就是袁祖志，现对这两个人物进行对照说明：
1 社会地位
小说中方蓬壶与现实人物袁祖志的社会地位非常相似，都是当时上海文坛的领袖人物，在上海报业享有盛誉。小说中多次提到方蓬壶在当时上海报界的影响力，如：
亚白见写的是“方蓬壶”，问：“阿是蓬壶钓叟？”子刚道：“正是。耐啥认得俚个哉？”亚白道：“勿。为仔俚喜欢做诗，新闻纸浪时常看见俚大名。”（31回）
现实人物袁祖志早在1876年《新报》创办之初应聘为主编。1893年，袁祖志又担任《新闻报》总编辑，历时三年，还担任过《申报》笔政，时常为《申报》撰稿，如时人鸳湖映雪生所说“君诗新见申报已足压倒一切”。并且是活跃在当时上海文坛的领袖人物，组织窥园诗社，成为上海文人聚会觞咏之地。
2 性格特征
小说人物方蓬壶与现实人物袁祖志在性格特征上都属于保守、迂腐的士大夫形象。
蓬壶独自端坐，摇头闭目，不住咿唔。蓬壶忽然呵呵大笑，取过笔砚，一挥而就，双手奉上亚白道：“如此雅集，不可无诗；聊赋俚言，即求法正。”（31回）
从袁祖志的诗词文章来看，他的思想还是比较保守的，属于传统士大夫之流。虽然他曾游历欧美各国，对各地的风土人情作了详细的介绍，但他的思想却一直都很保守。袁祖志写了大量的竹枝词来反应晚清上海社会经济、生活及人们思想道德的变化，但他始终对西方文明心存芥蒂，即使是他出游欧洲各国之后，对西方的文明也一直心存戒备，更感觉到惶恐与不安。著名出版家钟叔河认为袁祖志是毫无现代意识、思想八股的晚清士大夫。
3 生活境况
小说人物方蓬壶与现实人物袁祖志的生活境况极为相似，都是年老无子、鳏居，生活困窘潦倒。
蓬壶自思旅馆鳏居，本非长策，今桂林既不弃贫嫌老，何可失此好姻缘？心中早有七八分允意。（60回）
现实原型袁祖志一生无子，曾两度失偶，年老鳏居，生活困窘，穿不起大褂，时常穿着一件短衫，出入各小饭馆及花烟间，由此可见其晚年凄惨孤独的境况。
三 小说人物方蓬壶现实原型考辨
对于小说中方蓬壶的现实原型，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有人认为是袁祖志，也有人认为是王韬。两人都是当时新闻界的知名人物。王韬于1874年在香港成功创办了《循环日报》，这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份报纸，这份报纸不仅在香港流行，在上海也非常流行，当时的《申报》几乎每天都要转载来自《循环日报》的消息。回到上海后，他又担任《申报》笔政，时常有诗文发表。袁祖志先后担任《新报》《新闻报》的主编，还担任过《申报》笔政。此外，两人都好冶游，王韬时常出入沪上花坊，并且参加申江花榜的评选。袁祖志也有大量的诗词记录他与沪上诸妓女的交往。再则，两人都是年老无子。
那小说中的方蓬壶到底影射谁呢？
在韩邦庆笔下，方蓬壶是一个社会地位低微的文化人，像齐韵叟这样的大官僚瞧不起他，他的一笠园从来没有为他敞开过，就连和他地位相仿的高亚白、尹痴鸳这班落魄文人也瞧不起他，甚至把他贬得一文不值。他生活困窘潦倒，无妻妾子女，迂腐不通世故。从种种人物特征可见，方蓬壶的现实原型与袁祖志更为接近，理由有以下几点： 首先，从社会地位和影响来看，王韬的地位和影响远远高出袁祖志，他于1874年创办了《循环日报》，回到上海后又因知识渊博、学贯中西，且有较高的社会声望，被上海格致书院董事会看中，聘请他担任格致书院山长。到这时他已经是享誉海内外的文化名人了，孙中山、康有为到上海时还专门拜访过他。并且他与当时的一些大官僚都有过多交往，如丁日昌、郭嵩焘、李鸿章、黄遵宪、马建忠、唐廷枢、张之洞、盛宣怀等。李鸿章曾给予他的格致书院极大的支持，为格致书院考课命题，还为格致书院设立奖金。张之洞聘请王韬为他编辑洋务丛书。而袁祖志只是作为一个文化人，主要供职于各大报纸，在文人圈子中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当时的报人社会地位普遍较低，左宗棠甚至说过“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为之末路”。
其次，从生活景况方面，与袁祖志也更为接近，袁祖志的主要收入都是靠担任报馆编辑，为各报纸写文章获得报酬，而当时报人的报酬都较少。据《申报》早期报人回忆，当时供职于报馆的职员收入最高的每月不超过四十元银币，少的每月只有十余元。袁祖志当时在报馆的月薪为二十元银币，而19世纪90年代的时候，上海中等阶层的基本生活开支将近七十元银币，可见，袁祖志晚年生活之境况。并且袁祖志虽一生困窘潦倒，却从不肯依附权贵，他与当时上海富商张叔和关系甚密，袁祖志曾为张叔和的张园取名为味莼园，张叔和曾在其味莼园为袁祖志庆祝六十岁生日，此外袁祖志与上海招商局总办唐廷枢也有很深的交情，曾跟随他一同出访欧洲，但阅读袁祖志的诗词没有一处提到接受别人馈赠。正如他自己所说：“似我疏慵应潦倒，一生不肯乞人哀。”据陈伯熙回忆：“袁翔甫寓沪时赤贫如洗……月薪仅二十元，会当夏令，求一布大褂而不可得，常在马路中仅着一布短衫，手执大芭蕉扇，摇曳以行，饭则恒至小饭店就食……唯有一事最堪发噱者，其性极好色，晚年无子，老妻亦早世，而嫖兴仍不少衰。然囊中羞涩，恒不名一钱，不得以降格以就，时至各花烟间，事毕即去，不稍留恋。”
而王韬晚年的生活状况不算富但也不穷，大概可以归入中等生活水平之列，他的收入有多种来源：为报馆写稿，担任格致书院山长，开书局印书卖书，挂名洋务企业领取干薪，来自达官显贵的馈赠、资助。盛宣怀曾多次资助过他，并资助他刻书，为他在洋务企业挂名领干薪。王韬担任格致书院山长期间，每年收入为一百两银币，这是他所有收入来源中最有保障的一项：“院中并不致送修脯，惟岁馈笔墨百金，端节五十两，冬节五十两……俸少事繁，兼以有病之身，不如辞之为快。惟是贫士年少一百四十圆之入，未免稍形支绌。”这些所有收入加起来月收入有近百元，而按照当时中间阶层的每月日常支出不足70元，因此，王韬应该在当时属于中等收入。当然，王韬一生风流，喜欢读书赏画，喝酒品花，并且出手阔绰，这些休闲活动开支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因此，王韬在书信中经常提到经济拮据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再次，本人认为，虽然《海上花列传》是一部写实文学作品，但是在小说人物塑造方面还是经过了作者的艺术加工，所以只能是隐射某个现实人物而不能一一对应。对于方蓬壶这一小说人物，作者把他写成了一个迂腐不通世故，猥琐潦倒的小人物，甚至否定了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对他进行了夸张式的嘲讽挖苦，这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作为同时就职于《申报》的文化人，韩邦庆无论对王韬还是袁祖志都非常熟悉，当时的王韬，不仅是一个报人，还是文学家、学者、书院山长、书局老板，他在文化界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相对而言，袁祖志在文化界的地位不如王韬，但是他在当时报界的地位影响高于韩邦庆是毫无疑问的，早在《申报》创办之初，袁祖志就有大量的诗文见诸报端，“一入词坛便共推，（君诗新见申报已足压倒一切），知君亦是不羁才。”依笔者之见，作者在文本中对这一人物有故意贬低之嫌。否定其文学成就主要是由于否定其人品从而否定其文品，即由人及文。袁祖志一生风流，到了晚年生活更是放荡，时常出入下等妓院，这往往为传统文人所不齿。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中，文人狭妓往往被看作是名士风流而被人津津乐道，特别是一些色艺双绝的妓女，文人更是以与这些人相交为荣，那些高等妓院不仅是文人们寄托情感的地方，更是作为社交的场所，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晚清。开埠后的上海更是由于商业的畸形发展，导致妓业的空前繁荣，上海县城明令禁止各类妓馆而租界内却因西人管辖而禁令不行，于是租界内妓馆林立，有高等妓院长三、书寓，中等妓院么二，还有台基、女堂、花烟间、野鸡等低级妓院，甚至出现了妓馆多于米市的现象。对于那些高、中等妓院主流的舆论并不反对，而那些传统的文人更是有一种欣赏的态度，而对于下等的妓院无论社会舆论还是那些文人往往都深恶痛绝。《申报》上经常可以看到文人写的文章要求禁止那些低级妓院。在1888年5月16日的《申报》上有袁祖志写的论说文《论沪北驰禁事》，要求严厉禁止台基、女堂、野鸡等低级妓院，但对于长三、书寓却并未提及。韩邦庆还为此文作识，表达了与袁祖志相同的观点。可见，这一观点代表的是文人的主流思想，因而晚年袁祖志出入下等妓院被认为是好色、是堕落，与文人标榜的名士风雅大相径庭。因此，韩邦庆看不起他，在小说中把他贬低，对他进行挖苦嘲讽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所以，笔者认为小说中方蓬壶的现实原型应该是袁祖志，因为无论是小说人物的社会地位还是生活景况都与袁祖志更为接近。
参考文献：
[1] 何桂笙：《祝嘏记》，《申报》，1886年。
[2] 鸳湖映雪生：《鸳湖竹枝洞》《申报》，1877年。
[3]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三联书店，1955年版。
[4] 陈伯熙：《上海轶事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5] 王尔敏、陈善伟：《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怀宣珍藏书牍初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作者简介：白雪梅，女，1975—，江西赣州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明清小说、清明戏曲，工作单位：赣南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