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拓荒者，今年90岁。是什么塑造了她始终坚韧的性格，使她饱经沧桑却依然乐观？
　　回顾自己的人生，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拓荒者乐黛云说，一生中有三个最重要的选择：第一是选择了教师的职业，第二是选择了终身从事文学和文学研究，第三是选择了老伴汤一介。
　　“我们共同生活了58年，心中始终有一颗小小的火苗，那就是忠诚。无论经过多少波折，我始终无悔于我的三个选择。”
　　2021年1月，乐黛云出版首部自传《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将自己一生的真实经历、真情实感、真切体察用隽永的文字娓娓道来，令人掩卷深思。是什么塑造了她始终坚韧的性格？又是什么原因使她饱经沧桑却依然乐观？
　　1.被山水浸润的性格
　　1931年，乐黛云出生在美丽的山城贵阳。她的父母都是新派人，父亲是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英文系的旁听生，母亲是女子师范艺术系的校花。他们家附近没有小学，父母就自己教她念书。父亲教英语、算术，母亲教语文和写字。母亲嫌当时的小学课本过于枯燥无味，就挑一些浅显的文言文和好懂的散曲教她阅读和背诵。
　　父亲被聘为贵州大学英文系讲师后，他们一家搬到了贵州大学所在地花溪。父亲买了一小片地，就地取材，依山傍水，用青石和松木在高高的石基上修建了一座简易的房子，走下七层台阶，是一片宽阔的草地，周围镶着石板小路，路和草地之间，是一圈色彩鲜艳的蝴蝶花和落地梅。跨过草地，是一道矮矮的石墙，墙外是一片菜地，然后是篱笆。篱笆外就是那条清澈的小溪了。草地的左边是一座未开发的、荒草与石头交错的小山。最好玩的是在篱笆与小山接界之处，有一间木结构的小小的厕所，厕所前面有一块光滑洁净的大白石。少年时的乐黛云常常坐在这块大白石上，用上厕所作掩护，读父母不愿意她读的《江湖奇侠传》和张恨水的言情小说。
　　在从贵阳疏散到花溪的贵阳女中，乐黛云快乐地度过了初中时代。这所刚从城里迁来的学校集中了一批相当优秀的老师，其中国文老师是刚从北方逃难南来的“下江人”，名字叫朱桐仙。朱老师很少照本宣科，总是在教完应学的知识之后给学生讲小说，《德伯家的苔丝》《微贱的裘德》《还乡》《三剑客》《简爱》等等，这些美丽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乐黛云，她几乎每天都渴望着上国文课。在老师的熏陶下，乐黛云深深地爱上了文学，爱上了戏剧。
　　2.治学现代文学史
　　1948年，乐黛云考入北京大学。在北大，老师们博学高雅的非凡气度深深吸引着乐黛云。当时一年级设在宣武门城墙下的旧“国会”会址；离沙滩校本部还挺远，课程有沈从文先生教大一国文（兼写作），废名先生教现代文学作品分析；唐兰先生教说文解字；齐良骥先生教西洋哲学概论，还有化学实验和英文……她喜欢听这些课，总是十分认真地读参考书和完成作业，也喜欢步行半小时，到沙滩校本部大实验室去做化学实验……


　　大学毕业后，乐黛云就选定现代文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她喜欢这门风云变幻、富于活力和挑战性的学科。恩师王瑶先生劝告她，不如去念古典文学，“现代史是非常困难的，有些事还没有定论，有些貌似定论，却还没有经过历史的检验，”王瑶先生说，“何不去学古典文学呢？至少作者不会从坟墓里爬出来和你论争！”乐黛云反问：“那么，先生何以从驾轻就熟的中古文学研究转而治现代文学史呢？”
　　二人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
　　3.从中国文化出发
　　1952年，乐黛云和汤一介结婚了。公公是曾经在美国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的汤用彤先生。乐黛云回忆说，认识到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做什么学问都要有中国文化的根基，是从汤老的教训开始的。汤用彤先生晚年患有脑溢血，乐黛云帮他做了很多事情，找书、听他口述，然后笔录成书。有一次汤老先生在口述中提到《诗经》中的一句诗：“谁生厉阶，至今为梗。”乐黛云没有读过，也不知道是哪几个字，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汤老先生很惊讶，连说，《诗经》你都没通读过一遍吗？连《诗经》中这两句常被引用的话都不知道，还算是中文系毕业生吗？
　　这件事令乐黛云惭愧万分，从此发奋背诵《诗经》。她说，“五四时期”向西方学习的人，都有非常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像吴宓、陈寅恪、汤老先生和后来的钱钟书、宗白华、朱光潜等，他们都懂得怎样从中国文化出发，应向西方索取什么，而不是“跟着走”。
　　4.一切“听其自然”
　　和同时代的学者一样，乐黛云也曾经历过一连串痛苦而惶惑的岁月，她当过猪倌、伙夫、赶驴人、打砖手，也学会了耕地、播种、收割。她曾赶着四只小猪漫山遍野寻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她喜欢这种与大自然十分贴近的一个人的孤寂，也经常思前想后，为自己策划着未来的生活，以为最好是找一个地方隐居，从事体力劳动，自食其力。想来想去，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帮了忙：随遇而安，自得其乐。她说：“我似乎想明白了，倒也心安理得，每天赶着小猪，或引吭高歌，长啸于山林，或练英语，背单词于田野。”由于乐黛云劳动得很不错，还获得了“打砖能手”“插稻先锋”等光荣称号。回校后，她被告知可以重返“神圣的讲坛”，给留学生上课。上世纪80年代起，她陆续发表和出版了《茅盾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等作品，编译了《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引起了相当强烈的反响，开拓了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的新的空间。
　　乐黛云说，“听其自然”是自己的格言。她没有刻意地想过要成立一个比较文学学科，只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讲，慢慢地就形成了一个视角。“我觉得我做人也好、做事也好，很重要的一条线索就是听其自然。”
　　5.愿作被遗忘的鸣锣者
　　荒唐岁月过去后，1984到1989年间，乐黛云夜以继日，埋头读书写作，争分夺秒，想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她在北京大学不断开设新课，如比较文学原理、二十世纪西方文艺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东方和西方、中西比较诗学等。这些课程都是第一次在北京大学开设。学生的欢迎促使她更好地准备，大量增进系统知识积累。
　　此间，乐黛云连续出版了两部专著：《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原理》。在《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她真诚地写道：“我寄厚望于年轻一代……他们可以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学者，他们可以成为中外兼通、博采古今的巨人。中国文化将通过他们在世界文化宝库中发出灿烂的永恒的光辉……在他们登上宏伟壮丽的历史舞台之前，也许还需要一些人鸣锣开道，打扫场地！我愿作那很快会被抛在后面的启程时的小桥和小径，我愿作那很快就会被遗忘的鸣锣者和打扫人。”
　　乐黛云把自己的這两部学术著作看作“文化热”的一种结果。她认为，要促成我国悠久文化的转型和发展新阶段，首先要有不同于过去的新的观念。文化之所以“热”，就“热”在争相酝酿新观念，这就要求人们认真了解近年来世界发生了什么，有哪些新的东西可供参考，又如何为我所用。
　　6.支撑人生的信念
　　常有人感到奇怪，“朝为座上客，暮为阶下囚”的剧烈变化竟然没有引起乐黛云性格上的根本转变，她从不颓废，没想过自杀，从未对未来完全失去信心。她说：“支撑我坚守的原因，就是一直滋养我的、来自中西文化的生活原则和道德追求，特别是中国文化中的随遇而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教导，正是这些原则帮助我度过了那些因难于索解的迷惑而痛苦的年代。”
　　回顾起来，乐黛云觉得自己的一生体现着五个字：“命、运、德、知、行”。第一个字是“命”，你必须认命；第二个是“运”，这个“运”是动态的，当运气很坏的时候，你不要着急，运气很好的时候，你也不要觉得自己怎么了不起；第三个字是“德”，道德是任何时候都要“修”的，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第四个字是“知”，她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没有放弃过对知识的追求；第五个字是“行”，所有的一切，最后要落实到行为上，“行”其实是一种选择。
　　“我很庆幸选择了北大，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选择了文学研究作为我的终身事业。我最大的愿望是把美好的中国文学带到世界各地，让各国人民都能欣赏到优美的中国文化，进而了解中国。我努力做着，虽然做得还不够好，但我一直是这样做的。”乐黛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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