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刻终于到了”。随着身兼歌手、导演和演员的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拆开手中信封,在此起彼伏的掌声和欢呼声中,一袭银灰色缀心形盘花蕾丝礼服的《拆弹部队》导演凯瑟琳·毕格罗(Kathryn Bigelow)走上领奖台。82岁的奥斯卡奖终于迎来第一位女性最佳导演。
　　历史定格的时间恰逢国际妇女节一百周年。对于毕格罗为何在奥斯卡战胜执导《阿凡达》的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争论仍在继续。以至于有国内媒体把毕格罗看作一枚在男性主宰的好莱坞甚至全球电影圈里的“性别炸弹”。“只是我们还不能确定,奥斯卡小金人的荣誉,‘最佳导演奖首次颁给女性’的突破,是意味着横亘在片场、名利场、权力场的性别炸弹被拆除了,还是它其实更加醒目甚至被引爆了?这也许是枯燥的本届奥斯卡颇为有趣之处。”
　　无论如何,女性确实正越来越多地在原本由男性主导的领域崭露头角。2009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人数达到5位,轻松打破2004年3位女性获奖的纪录。而早在2006年,《经济学人》(Economist)杂志已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这种女性化现象冠以“女性经济”(womenomics)的称号,并令人震惊地宣布,过去约10年间,有偿劳动力中女性人数增加对世界经济增长所做的贡献,超过了迅速崛起的中国或新技术。
　　与西方历经几次女权运动才得以彰显妇女权益相比,中国女性一开始就站在更有利的起跑线上。1949年新中国成立,“男女平等”即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被写入《宪法》,随后的《劳动法》也明确了“同工同酬”的原则。美国哈佛大学学者马丁·怀特认为,早在1960年,“现代社会”在中国的城市里已经成形。“大多数社会需要经过好几代才会发生这些变化。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这些变化被压缩在两三年里就完成了。”他说。
　　一个细节是:中国的父母们予以子女同等的权益,包括以家谱排行为女儿命名。微软(中国) OEM部门客户总监陈利宁就回忆说:“从小父亲就鼓励我女孩和男孩是一样的,我从来不认为女孩儿天经地义就可以比男性弱一些。而作为母亲,如果下一代是女孩儿的话,我们有责任把这种信心传递下去。”
　　1979年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女性劳动力得到了更大的解放。一方面,女性只需要照顾一个孩子,解放出了更多时间,就可以把自己的角色从以家庭为主过渡到社会角色与家庭角色共存的位置上;另一方面,独生子女政策以及于1986年开始实施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也改变了中国家庭的教育模式,让女孩也能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徐光兴则认为,中国教育体制的现状甚至有助于女性成为社会的顶梁柱。“我们的教育更强调死记硬背,这是女孩擅长的。此外,女孩也比较乖巧,小学里的干部基本都是女孩子。相反,男孩就不太喜欢学习,而是更加好动。等他们到了高中开始想好好学习时,打基础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他说,“现在的大学中,特别是在文科校,女生入学的比例非常高。男生在理工科学校的入学率还好些,但女性受到的教育水准整体优于男性。”
　　高学历无疑是促进女性就业的关键因素之一。来自万事达卡国际组织的观察数据显示,中国女性的“劳动市场参与率”和“受教育程度”不但正相关,而且是一个持续进步的过程。2007年到2010年,中国女性的先驱指数在“受教育程度”方面的得分从101.27提高到114.87,“劳动市场参与率”则从89.89增加到90.36。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城市化。作为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产物,每年有1500万-2000万人转为城市人口。他们多来自城乡结合部,或者由于基础建设发展,小型快速发展的农村中心转为城市中心。按照万事达卡国际组织预计,这个趋势还将持续15-20年,截止到2023年,城市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60%。城市文化的盛行意味着女性更加解放,更加平等,女性的社会及经济参与性更强。
　　“中国女性生活在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中。这会影响到中国女性的自我认识,包括她们怎么看待自我,怎么认识自己在社会和工作中所扮演的角色。”万事达卡国际组织公关部副总裁陈俐仙对《商务周刊》表示,“随着更多的女性出任管理职位和更高的收入水平,中国女性的自信程度非常高,她们的消费信心指数更是在亚太地区所有市场中最高。”
　　随着在职场上越升越高并且不懈拼搏,中国女性正在拥有与男性同等的经济大权,有时甚至成为主导者。数据显示,75%的中国女性现在可以不向自己的另一半伸手,而是用自己的收入随心所欲地购物,而相较于男性(57.3%),更多的中国大陆女性(79.9%)认为自己掌握着家庭财政大权。她们因此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驱动力。波士顿咨询公司(BCG)2009年初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女性正在推动全球12万亿美元的消费,并且将在未来五年内继续贡献5万亿美元的收益。
　　尽管理想与现实之间依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异,但中国实现性别平等的速度确实远高于其他国家。目前,无论是在职业成就、家庭地位甚至文体领域,中国城市女性与外国女性相比而展现出来的某些相对强势,成为让西方舆论赞叹不已的一大 “中国奇迹”。由此带来的问题也显而易见:在男性按部就班的成长同时,通过加倍努力在男性社会赢得尊敬的女性们向男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人的男女关系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冲突。
　　一些新词汇正在当前的社会流行,比如已经由中国教育部公布的汉语新词之一“剩女”。这是指绝大部分拥有高学历、高收入、高智商,长相也无可挑剔的现代都市女性,因择偶要求较高,在婚姻上得不到理想归宿,而变成大龄女青年。对于婚姻中的精英女性的两难境地,网上流传的段子则把旧时的“三从四德”改为了新女性“十得”: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写得了代码,查得出异常,杀得了木马,翻得了围墙(黑客技术),开得起好车,买得起新房,斗得过二奶,打得过流氓。
　　但是,女性们本就因商业社会对抗性减弱和合作性增加而走向职业顶峰,今天的世界也不再需要那些因男性能站着方便而女性不能就感到愤愤不平的激进女权主义者。与其说是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让女性管理者的比例不断攀升,不如说是她们本身正在与现代商业社会实现完美结合。
　　最后,让我们再回到奥斯卡吧。与《拆弹部队》这样一部纯粹男性化电影出自女导演之手交相辉映的是,《阿凡达》以看似简单的爱情故事直面人类自身的贪婪与残忍,展现了男导演的人文情怀。这完全可以证明,这是一个刚柔并济的社会。如同太极图的两个半圆一样,只有女性柔韧、稳健、合作的特质与男性的权威、强势和果断无缝链接,才能最终创造出灿烂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