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门联姻写佳话
　　
　　在中国台湾，若要问谁是最富有的女性，人们会不假思索地告诉你是汽车皇后吴舜文。
　　1913年12月15日，吴舜文出生于江苏武进县的一个纺织世家，父亲吴镜渊不仅是纺织企业家，也是中华书局的创办人。吴舜文从小就酷爱读书，中学时经常到父亲所在的中华书局浏览群书。那时，长辈们都认为她会沿着书本的阶梯走下去，将来会成为学者、教授或以玩笔杆子为生的文化人，压根儿没有把她与一个叱咤市场风云的工业巨子联系到一起。
　　说来叫人不敢相信，吴舜文这个毕业于早年上海中西女校的充满现代意识的知识女性，竟然奉父母之命嫁给著名企业家严裕棠之子严庆龄。这段婚姻，除了所谓的孝道外，还有一个字——缘，因为他们的结合竟取决于严庆龄从德国寄回的一封家书。原来，吴、严两家都是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纺织世家，彼此交往甚密，而继承和发展这种亲如手足的家族间的关系，莫过于采取儿女联姻这种最佳方式了。
　　严裕棠将与吴家定亲的情况通知了远在德国的儿子。严庆龄虽经洋化，仍恪守孝道，且早闻知吴家千金是个才貌双全的女子，当然也对父命毫无异议。4年留学生涯结束后，他急匆匆赶回上海，满以为能马上与意中人过一段花前月下的日子。哪知到了吴家，却被未来的老岳丈一闷棒给赶了出来：吴家千金岂是给别人随意看的？这位固守礼教的老夫子连先交交朋友、相互熟悉再论婚嫁也不允许，提出一定要先订婚，然后才允许他们一起出去玩。因此，又等了一些日子，两家正式举办订婚仪式之时，这两位有缘千里一书牵的有情人才见了面。后来的几十年中，每当严庆龄向人们追述这段奉父母之命的婚姻故事时，都不无幽默地说：如果是自由恋爱，可能就碰不到这么好的伴侣了。
　　在德国深造期间，严庆龄对西方先进工业国家的兴盛富强深有感触，这坚定了他创建与发展国产汽车工业的决心。回国后，他在父亲所创办的大隆机器厂担任工程师，接着又升任总工程师、总经理，获得了不少实际经验。
　　吴舜文在结婚4年后，又兴起了读书的念头。她考上了刚刚对女子开禁的上海圣约翰大学。这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为在当时，结了婚再念书的女性甚为少见，吴舜文的奇特行为自然引人注目。而通情达理的严庆龄却大力支持她。吴舜文上学注册时，竟同时收到3份学费，一份是丈夫的，一份是父亲的，还有一份是公公的。严、吴两个老式家庭这种惊人之举，更是在社会上成了一时的佳话。
　　
　　创业早期鸳鸯秀
　　
　　经过几年寒窗苦读，吴舜文在30岁时终于取得了政治学学士学位。1949年年底，当严庆龄为创建台湾的汽车工业赴美考察时，吴舜文又随夫前往，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深造。她勤学好问，仅用一年半的时间就获得了硕士学位。这就为她日后与丈夫一起创业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1952年6月，吴舜文与严庆龄双双返台。从此台湾企业界迅速升起了两颗光芒四射的新星。严庆龄在台北开始筹备设立裕隆汽车制造厂，吴舜文也在丈夫的支持下，开始步入企业界，筹建纺织厂。
　　当时由上海迁台的严家纺织厂，不过是一堆零散的破旧机器。一切都得从零开始。经多方奔走洽谈，吴舜文把厂址选定在台北市竹北乡一个叫新竹的地方。这里虽然是穷乡僻壤，但吴舜文却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信心。她决意以2万枚旧纱锭、200台旧布机为基础，筹建台湾岛第一大纺织厂。“第一者，元也！台元。我们的纺织厂就叫台元！台湾第一大纺织厂嘛！”在研究厂名时，吴舜文脱口而出，站在一旁的严庆龄拍案叫绝。从这个响亮的厂名，足可看出吴舜文的雄心壮志。
　　台元果然一炮打响，不仅产量高居全台纺织业榜首，而且成本低，销路广阔。但吴舜文并没被眼前的一片红火所陶醉，她深知岛内市场有限，必须把目光投向海外。以外销为主、内销为辅的经营策略成了她的主导思想。她果断地投资5万美元从当时纺织业已较发达的日本引进了最新的设备，并安装了多种鉴定质量的仪器，亲自把好质量关。这一远见卓识之举，不仅使台元稳居台湾榜首，而且迅速地打开了澳大利亚、美国、欧洲、非洲、日本、中国香港等地的市场。
　　1962年，台元纺织厂荣获全台湾棉纺品质量优良第一名金像奖。从1969年起，台元因其产品出口率高达99％以上，而连续15年获台湾外销绩优最高奖。到1986年，台元已拥有纱锭21万枚，织机2000台，员工6800人，资本总额高达80多亿新台币。吴舜文梦想成真，台元无可争议地成为台湾第一大纺织厂了。但她并未以此止步，而是以台元为中心逐渐扩展自己的纺织王国，先后成立了台文针织公司、联达实业公司、台兴纺织制线公司、牛仔布厂等，成了名副其实的纺织女王。
　　当吴舜文在台湾纺织业界渐成气候之际，她的夫君严庆龄，这个机械工程博士却在汽车制造业里举步维艰，所幸有吴舜文的台元作为他发展汽车业的强大经济后盾，台湾的汽车业才有了今天的辉煌业绩。
　　
　　


　　峰回百转总是情
　　
　　长期以来，台湾的汽车工业是一片空白。在内无大销路，外无竞争力，地方不支持，设备技术缺乏的重重困难面前，严庆龄却执意投身于汽车业，无怪乎裕隆建厂之初就有人嘲笑严庆龄是天下第一号大傻瓜。然而，吴舜文却坚信丈夫的决策是正确的，将来必定大有作为。因此，每当丈夫碰壁归来或遇到不顺心的事时，吴舜文就满腔热忱地安慰他，鼓励他。在财政上更是将台元的赢余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丈夫公司的账户上，使严庆龄得以熬过了最困难的创业岁月。严庆龄为此常常感叹道：没有我太太助我一臂之力，裕隆公司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
　　裕隆汽车厂以拆卸美军报废的吉普车开始，经过两年的研究，才于1956年制造出第一辆吉普车。第二年，他们与美国米汉纳金属公司签订技术合作协定，自制引擎，几乎用手工制造出了10辆吉普车。接着，他们又与美国威力斯公司、日本的日产自动车公司、意大利诺森蒂工业公司相继建立合作关系。就这样，裕隆公司在技术的梯子上一步一步地爬上去，到1965年累计生产了1万多辆汽车。这时，裕隆公司要想使产量再上一个新台阶，必须继续增加投资。而公司多年负债经营，早已亏损累累。不少人劝严庆龄就此罢手，转做房地产。只有吴舜文坚定不移地支持丈夫继续干下去，她又从台元的赢余中拿出一大笔钱投资于裕隆，才使裕隆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76年，裕隆汽车公司生产汽车1.6万辆，终于雄踞台湾5家汽车公司之首。到1981年，年产汽车高达5.74万辆，营业额也由当初的3亿多元台币跳到160亿台币。裕隆的业务蒸蒸日上，连美国最大的新闻周刊《时代》杂志都称赞严庆龄是台湾的福特。裕隆的股票已经上市，行情看好，就在裕隆展翅腾飞之际，一件不幸的意外事故发生了：严庆龄不慎跌跤，摔伤了脑部，不得不住进医院。经检查，他患了脑神经萎缩症，维持不了几年。出院后，严庆龄仍长期卧床，健康状况日渐恶化，甚至不能出席裕隆高级管理人员的例会。历经坎坷的裕隆，再一次陷入绝境！
　　这时，吴舜文这位纺织女王毅然接过裕隆常务董事兼副总经理的重任。业务不熟，就向卧病在床的严庆龄求教，并专门聘请一位日籍专家开课辅导。不久，缠绵病榻的严庆龄终于与世长辞。悲痛欲绝的吴舜文强忍丧偶之痛，勇敢而镇定地接过严庆龄的棒，正式担任了裕隆企业集团的第二任董事长。
　　一个年近七旬的女人，一个刚刚丧偶的女人能够管理好裕隆这个包括汽车与纺织两大企业的庞大集团吗？社会上不少人心存疑虑。有的人低价抛售手中的裕隆股票，有的人认为吴舜文摘居后无力承担阳明山仰德大道的宅邸，竟问她：要不要卖掉房子？更有财经界关键人物在当局筹设大汽车厂时，力劝她这个妇道人家干脆把裕隆让出来。对此，吴舜文斩钉截铁地予以拒绝：裕隆就像一件古董，无论谁要买，我都不会卖！
　　
　　晚霞争朝夕
　　
　　吴舜文无暇沉溺于丧夫之痛，68岁的她又意气风发地披挂上阵，焕发事业上辉煌的第二春。
　　首先，她投资45亿元台币，以加快三义汽车厂第一期工程的进度。两个月后一期工程就正式投产；待全部工程完工，该厂的汽车年产量达到26万辆。
　　其次，为了尽快推出由台湾人自己独立设计车体的汽车，她又拿出20亿台币，在新园创建裕隆汽车工程中心，以开发新型汽车。她广招人才，特邀台湾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34岁的航空工程博士朱信出任中心主任。随后，朱信又从学术界找到两位生力军——33岁的机械学博士林石甫与34岁的土木工程博士张哲伟，为这项开创历史的计划结成坚强的铁三角。
　　在吴舜文苦心经营下，1983年裕隆汽车公司的营业收入达162亿元新台币，名列台湾民营企业的第四位，每月可产1.5万辆速利轿车与旅行车，占台产汽车市场总量的42％。
　　


　　1986年4月，经过1800多个昼夜的苦战，以朱信为首的工程中心全体员工，果然不负吴舜文的殷切期望，终于推出了台湾第一辆自行设计制造的新型小轿车。欣喜若狂的吴舜文挥笔题名为“飞羚”。羚羊飞奔快如闪电，不仅是汽车本身快捷的写照，也是期盼裕隆集团能像飞奔的羚羊一样高速地向前发展。
　　裕隆飞羚101型轿车上市后，随即掀起一阵旋风。不仅震动了台湾的汽车制造商，也令海外的同行刮目相看。许多新店铺都纷纷以飞羚为名，使街头巷尾都散发着中国人的骄傲。
　　事隔5年，第二代的飞羚102问世，并闯入了欧洲市场。1991年，裕隆汽车工程中心开发设计的新尖兵轿车上市，因车型美观，性能优良，勇夺当年小轿车市场销售之冠。吴舜文在汽车事业上的巨大成功令人瞩目，当之无愧地成了台湾的汽车皇后。
　　历史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这位汽车皇后、纺织女王又面临新的挑战。为此，她把留学美国的儿子严凯泰召回台湾，协助自己支撑裕隆集团的大业，吴舜文的事业后继有人了。可以相信，裕隆集团在他们母子俩的卓越经营下，必将有一个更大的发展。（编辑/君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