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从思想史和历史的视角探讨译名的流变成为译名研究关注的热点。“intellectual”的译名探究即是一例。
　　众所周知，“intellectual”目前的译名“知识分子”一直为学界所诟病。方维规认为，中国从未有过一个公认的、真正能够匹配西方那种具有文化职能和社会职能的intellectual概念，把“知识分子”与“intellectual”对应，只能是方枘圆凿。（方维规：《概念的历史分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P349，393）
　　《现代汉语词典》将“知识分子”界定为“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这一定义确实很难传达“intellectual”在西方语境中热心关怀公共事务，并以批判姿态介入实际社会政治活动、为社会正义辩护、批判社会不公的内涵。为“intellectual”找出一个恰如其分的译名，一直为学界所关注。余英时提出用“知识人”代替“知识分子”，并多次阐述自己的这一主张。
　　2002年9月，在《士与中国文化》的新版序中，余英时提出了“知识人”这一译名的由来：
　　“知识人”这个名词也是借用“intellectual”的日译。现在收入本书，一切仍依汉文原稿，不作更改。但是十二年后的今天，我反而觉得“知识人”比“知识分子”更为适切。大约是一两年前，我曾读到一篇谈“分子”的文章，可惜已忘了作者和出处，据作者的精到分析，把“人”变成“分子”会有意想不到的灾难性的后果。所以我近来极力避免“知识分子”，而一律改用“知识人”。我想尽量恢复“intellectual”的“人”的尊严，对于中国古代的“士”更应如此。把孔、孟、老、庄一概称之为“知识分子”似乎总不免感觉着有点儿别扭。但语言是“约定俗成”的，我只能求一己的心安，却不敢奢望别人也同情我的感觉取向。（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P2）
　　余英时此处“忘了作者和出处”的谈“分子”的文章，出自陈原：
　　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是“分子”的。当人变成分子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凄苦的过程。（陈原：《重返语词的密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P42）
　　联想到“坏分子”“反革命分子”等说法，“知识分子”在其中确实显得格格不入，异常尴尬。余英时同样注意到了这一点。
　　2008年5月，余英时在“纽约读书会”的一次讲座中再次提到了这一话题，指出“知识分子”的火药味：
　　我不太喜欢用“知识分子”一词，因为这个词充满了火药味，会使人联想到“革命分子”或“反动分子”。所以，倡导用“知识人”一词来概括受过大学教育、以传播知识和阐释知识为职业的阶层，它的前身就是中国古代的“士”或士大夫阶层。（傅铿：《犹待隔年迟——记余英时先生的一次特别讲座》，载《书屋》，2018年第12期，P24）
　　余英时以历史学家的敏锐，指出中国古代的“士”毋宁更近于近代西方的“知识人”。无独有偶，早期的英汉字典就将“intellectual”和中国文化中的“士”联系起来。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求解作文两用 英汉模范字典》，例证中就把“intellectual”翻译成“智士”：the intellectuals of China，中国之智士。（张世鎏，平海澜，厉志云等：《求解作文两用英汉模范字典》，商务印书馆，1947，P697）
　　2008年11月，余英时在接受《时代周报》创刊专访时再次提到“分子”的暴力属性：
　　讲知识人等于中国人讲读书人一样，讲政治人、经济人、文化人都可以，为什么不能用知识人呢？我的意思是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我要恢复人的尊严，因为语言是影响很大的东西，語言一定限制你的思想，用暴力语言，就是鼓动暴力。（李怀宇：《余英时：在这个时代，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载《时代周报》，2008年11月18日，C2版）
　　从“火药味”到“暴力语言”，余英时一直在为“intellectual”所蕴含的人的尊严鼓与呼，同时也见证了他对“知识人”这一译名的坚守与执着。
　　近年来，部分学者不珍惜羽毛，沦为学界笑柄，甚至让“intellectual”一词蒙辱，被拿来作为调侃的对象。针对学界屡见不鲜的剽窃案，陆谷孙先生戏称善用“剪刀加糨糊”的文抄公为“因偷来个揪”（intellectual），对长于此道者不啻为当头棒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