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人曾被称为大雁。因受英国殖民者高压和歧视，从卢坎伯爵率领的爱尔兰保皇党人开始，大批爱尔兰人去国离乡。詹姆斯·乔伊斯也是其中一只大雁，一去不肯返乡。
　　乔伊斯离开，是因为他对爱尔兰感到失望。他曾把祖国比喻为吃自己猪仔的母猪，落后、闭塞得“没有生活：没有纯真自然，没有诚实无欺”。这样的环境是一张束缚心灵的网，乔伊斯选择逃离。
　　不过离去并不等于抛弃。他从22岁离开爱尔兰后，整整47年只回国四次，而且每次居留时间都不长；在离乡的四十余载中，他辗转侨居波兰、意大利、法国、瑞士各地。可他足迹所到之处，几乎没有在其作品中留下丝毫痕迹，乔伊斯的全部作品所思所诉、所悲所喜，尽是爱尔兰。
　　这种执念在文学史上少有人能与之相比，特别是在作家世界主义色彩日益浓厚的20世纪：亨利·詹姆斯和T·S·艾略特生于美国但加入了英国国籍；贝克特在爱尔兰长大，移居法国后用法语创作；纳博科夫对儿时的俄国念念不忘，笔下却用英语写他周遭的美国人。唯有乔伊斯虽为爱尔兰痛心疾首，也对爱尔兰魂牵梦萦，念念不忘。这种复杂情感只能用爱之深、责之切才能形容，或者用鲁迅的话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乔伊斯的《都柏林人》与鲁迅的小说有神似之处，都是用客观且克制的笔调勾画某个人，写他们以及周遭人身上那些消极的性格，用乔伊斯自己的话说就是写出他们“精神上的瘫痪”。两个人都是各自民族的牛虻，两个人也都是各自民族的良心。他们之所以要鞭辟国民，是因为他们都生活在民族被外强压榨得黯淡无光的年代；而他们要锻造出民族的良心，首先就必须挣脱社会的束缚，锻造出自己的灵魂。
　　以色列学者耶尔·塔米尔在《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中从自由主义原则出发，提出个人可以“凭自己的意志选择或放弃”民族身份。从这一点说，亨利·詹姆斯和T·S·艾略特都自由地选择了英国。乔伊斯同样也自由地作出选择，只不过他选的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爱尔兰。他离开是为了挣脱束缚，让自己拥有选择的权利；他牵挂是因为知道这片土地是他的根。他在异国他乡选择了爱尔兰，因为他从肉体到灵魂都是爱尔兰人。这是一种真正的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
　　乔伊斯离开爱尔兰前，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如火如荼，其中之一是诗人叶芝领导的愛尔兰文艺复兴运动。1890年叶芝的《爱尔兰乡村神话与传说》的出版正式拉开复兴运动大幕，而这场运动的高潮是叶芝与他的朋友们成立了阿贝剧院，专门上演爱尔兰剧作家创作的爱尔兰题材戏剧。
　　有的文献把乔伊斯归入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这是错误的，因为该运动的核心思想是回归民族源头，复兴凯尔特文化。乔伊斯则认为爱尔兰要振兴，就必须接受欧洲大陆文化，与现代世界同步。为对抗英国文化的影响，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特别强调从凯尔特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中汲取养分，直至复兴盖尔语，这场运动也因此被戏称为“凯尔特的微光”。
　　乔伊斯赞同叶芝对国民性的批判，但对爱尔兰的出路，两人的观点则一度截然相反。叶芝可以说转向了爱尔兰的西部，那里因为贫穷落后，保留了较多的爱尔兰语和凯尔特文化。乔伊斯转向了东部，更确切地说是爱尔兰的东方——欧洲大陆。他认为爱尔兰必须接受欧洲大陆的影响，必须与世界融合在一起才有前途。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他的短篇小说《死者》中。主人公是一位大学教授，与乔伊斯一样娶了来自西部的妻子，但从不去西部。每年假期他都去欧洲大陆，声称是为了与那里的语言保持接触。
　　《死者》中的雪就好像穿越时空的电波之网，既覆盖东部也覆盖西部，既覆盖生者也覆盖死者，既覆盖现在也覆盖历史。在《芬尼根的守灵夜》中，乔伊斯又通过词语这张网，通过该特殊的词语变形和一词多义的功能，将爱尔兰与世界、将历史与现在交织在一起。
　　这时的乔伊斯对民族的理解进入更加开放、更加普遍的层面。他依然是爱尔兰的忠实儿子，关注和书写着爱尔兰，不过他对爱尔兰的理解已不仅是当年身边那些人物和是非，他终于理解了民族这个词包含的历史含义和文化含义。民族不仅是身边这些人，也不仅是此时这些事，民族是千百年来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的群体，以及他们留下的厚重的记忆；民族的命运也不仅仅局限于这片土地，它与世界各民族的命运丝丝相连，与全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民族成为世界的浓缩，这种民族观或许可以称为世界主义的民族主义。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