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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建设是人民法院永恒的主题，是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在人民法院的司法队伍中，法官群体举足轻重，而在法官队伍建设中，司法荣誉又是队伍建设的基础和灵魂，只有对司法职业有了高度的理论认同、思想认同和实践认同，人民法官才能真正不辱使命。
司法荣誉是一种职业荣誉，是指社会对法官依法履行职责给予积极肯定和评价，法官因意识到这种肯定和褒奖而产生的一种职业吸引力、凝聚力以及归属感。司法荣誉与司法工作的职能、特性、作用、地位等密切相联，也与该项工作所具有的特有的挑战性、成就感和自豪感相关。
在西方，法官是神圣的事业，德沃金在其不朽名著《法律帝国》中谈道“法律帝国的首都是法院，而法官们则是帝国的王侯”。 法官是崇高而神圣的职业，是社会精英的象征，是社会正义的守护神，是会说话的法律。
在我国，人民法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神圣使命。司法工作是一项国家和人民有着特别要求且又异常承重的职业，法官掌握的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国家审判权，是国家公器，何其神圣、何其尊荣！
作为人民司法事业的实践者、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护者，法官应该有着强烈的荣誉意识和荣誉感。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法官却是一个极为尴尬的群体，法官已沦为谋生之手段而非正义之化身，法官群体面临着司法荣誉感的淡化和流失。
一、法官面临着种种压力和困惑
第一，办案压力大。
首先，案件数量日益加剧，法官不堪重负。随着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维权意识的增强，诉讼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司法便民利民惠民措施的不断扩大，特别是新的《诉讼费用缴纳办法》实施以来，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大幅降低甚至是零成本，致使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迅速增多，“诉讼井喷”现象日趋明显，我国进入了诉讼社会。据统计，自2005年以来全国法院受理的案件总量年均增递5.95%，2009年案件总量比1978年增长了19.87倍，突破千万件，而同期法院工作人员数量则增长缓慢，案多人少的压力逐步凸显，长期以来法官一直是超负荷工作，加班加点已成为常态。
其次，案件类型变化多样，处理案件的难度难度越来越大。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主要是常见的刑事案件和婚姻家庭纠纷案件，案件类型简单，处理起来得心应手。但随着社会转型和利益格局的巨变，新型案件、疑难案件、涉外案件层出不穷，而法律规范却还存在缺位、不协调的情形，给法官断案带来极大的困难。同时征地拆迁、土地承包纠纷、社会保险、教育医疗、消费者权益等涉及民生问题和群体性利益的案件逐年增加，由于问题敏感，而且很多涉及到政策性、体制性问题，处理起来也是相当棘手。
再次，大量不应由法院处理的纠纷涌入法院，法官承受太多的“不能承受之重”。法院原本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但现实中这道防线正不断前移，已经到了社会矛盾的最前沿。人民法院背负了太多的社会责任，大量本应该由行政机关、社会组织化解或能通过行政、经济、社会等手段有效化解的社会纠纷都涌入了司法、涌进了法院。这其中有很多矛盾和纠纷是人民法院既管不了也管不好的，比如征地拆迁。法官经常笑称自己是“救火人员”、“消防战士”，哪里有社会矛盾、社会纠纷就往哪里冲锋，而不管“火”势有多大，能不能用“水”救（用法律解决问题）。大量社会矛盾积聚法院转化为涉诉矛盾，法院成为矛盾的焦点，法官承受着太多的“不能承受之重”。
第二，考核指标严。
法院内部有着严密的考核体系和考评机制，而且司法绩效考核的结果与法官的升职升级息息相关。由于案多人少，突击办案，审判质量、效率、效果可想而知，同时考评指标设置的科学性、合理性还有待完善。如要求案件质量“案结事了人和”，但“在当事人利益博弈的心理、争取利益最大化和胜诉的欲望强劲，许多案件的审理结果是胜败皆怨，而不是胜败皆服。当事人往往对诉讼风险是社会风险或商业风险的继续没有正确认知，败者不服不满自不多言，胜者因未必是百分之百胜诉而不尽满意，人民法院统筹兼顾和有效平衡各方面利益的难度也越来越大。最高人民法院强调“当事人胜败皆服”，要求“让人民满意”。就目前而言，还只是一个理想化的目标追求，事实上很难真正做到，诉讼中的非理性因素越来越构成对司法裁判和法律尊严的冲击”。再比如加大调解率在司法绩效综合评价中的权重，将调解结案率作为考核司法绩效的一项重要指标，法院民事案件的调解率一般都要在50%以上，有的甚至要求更高。不可否认，加强沟通和协调，晓之以情、动之于法确实可以减轻当事人的对抗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发挥软化社会矛盾、沟通法律与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但设置刚性的考核指标未免不切合实际。在考核的高压之下，法官只得疲于应付，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和精力促成案件撤诉、和解。
第三，职业保障差。
法官是一个特殊的职业，职业的特点决定了职业准入的门槛，由于要对社会纠纷进行处理、对社会矛盾进行平息，法官不仅要有丰富、全面的法律知识和社会知识，还要有高超、娴熟的法律技巧，同时还要具备熟谙民情、了解民意、消解民怨的综合能力。自《法官法》出台后，要成为一名法官就必须经过 “两考一培训”，即必须经过国家司法考试、高级人民法院组织的录用考试和初任法官培训。要求不可谓不严、难度不可谓不大，然而与此对应的职业保障却相对滞后，国家对法官职业的高要求和对法官职业的低保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我国，法院待遇低已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政治待遇还是经济待遇都低于其他。由于各种客观因素，关于晋升加薪的相关规定得不到很好落实，职级待遇得不到很好解决，地方财政比较困难，法院公用经费及干警经济待遇得不到较好保障。横向相比，法官比同级别其他公务员待遇低，且职级晋升空间相对狭小，工作负荷重，风险高，压力大。即使在法院内部，法官与法警虽同为法院工作人员，但福利待遇却不一样。“警衔比法官等级要具有优势。警衔津贴1995年就开始执行，警察退休后警衔津贴计入退休费。法官等级虽然在1998年就开展评定工作，但直到2007年8月人事部、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实行法官审判津贴的通知》后，法官津贴才得到正式落实，而且只限于在职，法官离退休时就停发。”【1】中央虽提出从优待警的要求，但从优待警的具体内容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受益人群极为有限。现实的压力使法官感慨虽时刻提醒自己要有一种职业荣誉感、使命感、归属感，但总也找不到这种感觉的源泉，不时会陷入工资、奖金、评级、买房的现实矛盾中。
职业保障差还体现为职务保障和职务救济的缺乏。由于国情体制的差异，我国并没有实行西方式的法官独立，法官职务并非固定不变，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如广泛存在错案追究制度，同时法官缺乏救济的渠道，在权益受损后没有维权的途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都能容忍人犯错误，但实践中相关部门为了平息輿论，对有错误的人员不问理由、一律严惩，舆论虽然平息了，但对法官群体造成了新的伤害。一次不公正的裁判胜过十次犯罪，当执法者遭受不公处理而不信法时，试问伤害何其之大！
法官职业风险日益增大，职业保障和激励机制不到位，职业风险与职业保障的巨大落差使法官职业很难具有吸引力，法院面临着优秀人才流失的严重问题，特别是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优秀法官的流失更为严重。法官的流失不仅造成队伍的不稳定，影响到法院工作的开展，更直接影响到对法官职业的认同、对职业荣誉感的建立。
第四，社会认同低。
司法荣誉感的获得不仅是法官群体单方面的内心追求，更与社会对法官的认识和评价息息相关。由于各种因素的交织影响，法官面临着太多的不理解，难以获得社会的认同。
首先，对法官职业的不理解。长期以来，由于法官被纳入公务员序列，法官职业并未显现出太多的与众不同，法官身份被误解、法官角色被误读。在部分人心目中，法院就是政府的一个工作部门，法官就是政府内部的专业技术类人员，是专司纠纷解决、矛盾化解的专业技术人员。同时社会对法院的期望值过高，已经远远超出了司法的职能范围，不管什么矛盾、纠纷，也无论是不是法院的受案范围都往法院涌，如果法院不受理就认为是渎职、不作为。
其次，对诉讼风险的不理解。我国法治的进展以移植西方法律为主，比如诉讼时效、诉讼证据等等，导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杀人偿命、天经地义”等“天经地义”的传统理念在现代法治社会的“搁浅”，当法院判决与传统理念或当事人的期望有差距时，法官往往被斥为“不公”、“腐败”。
再次，对法官尴尬的不理解。一直以来，学者以法治发达国家的标准对法官提出高要求，民众在其影响之下也对法官寄予强烈期望。这些期待和要求是法官前进的动力和努力的方向，但却忘记了我国的法治环境与西方国家存在质的差异，由于制度性安排，我国的司法部门一直处于较为尴尬的地位；在现行管理体制下，人民法官受制与人、与事的情形比比皆是。
对法院、对法官的不理解往往与仇富、仇官紧密结合，由于部分司法腐败、司法不公问题的出现，大众媒体和网络对法院的负面报道和批评声音时常出现，“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法院和法官工作中的任何一点瑕疵，都有可能迅速转变为社会热点问题，并呈现出交织放大的局面。
现实中，法官遭受当事人误解乃是平常之事，当事人在法院大吵大闹、冲击、围堵、攻击法院和法官，藐视法官、法庭、法院和法律现象的也时有存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发生了一些损害法官人身健康和安全的恶性事件，如湖南永州枪杀法官事件、广西梧州泼硫酸事件，针对法官的恶性事件给法官心灵蒙上阴影，而这之后社会舆论的评论更让人心寒。安身立命尚缺乏保障，何谈司法荣誉？
社会的不理解直接导致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的弱化、软化，司法荣誉感的建立面临空前的冲击。“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法律是法官的信仰，“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当法官视为生命和信仰的法律遭到社会的漠视和质疑时，“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是法官无奈心声的最好诠释。
二、多措并举，努力提升司法荣誉感
在提升人民法官的司法荣誉之时，我们必须摒弃提高司法荣誉就是强化政治理论学习的认识。的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乃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基础，法官应加强自身修养，但我们也应跳出这样一个悖论，那就是法官荣誉感不强就是因为法官对自身职责认识不到位、对党和人民赋予自己掌握国家审判权如此神圣的权力缺乏感激，因此应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以提高法官的政治认识。我们不否定思想教育的重要性，但同时须注意到如果不解决法官的后顾之忧，不排除其顾虑，任何思想教育的功效都只能是暂时的。因此，必须多措并举，多方面、多角度地去解决法官真正关心的现实问题，以解决法官的燃眉之急，只有多方努力形成合力才能真正提升司法荣誉。
第一，“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让司法回归正常。
虽然司法是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法院绝不是社会矛盾的“万金油”和“万能调节器”，法院所能受理的案件是有限的，必须严格依据法律法规规定的司法职能，在司法权限范围内开展审判活动，不得在所谓大局意识、服务意识等旗帜下，任意扩大司法权的外延，尤其是当前民众的法律意识、司法资源、司法环境、司法权威、司法独立性等要素都远未达到司法终极化解决所有矛盾的社会基础。因此，提升司法荣誉的第一步就是各归其位，各司其职，让司法在其规律范围内活动，在法律轨道范围内运行，真正发挥应有功能，如此法官才能安心办案，才能真正发挥长处，在法律的帝国内守护法律、维护公平。在科学界定司法界限的同时对法官的考评、考核体系也应加以完善。
第二，“隆其地位、尊其人格”，完善法官职业保障制度。
司法荣誉感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也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法官首先是人，有起码的生存需求、人格尊严和作为人的社会属性，我们不能用圣人的标准去要求普通人的法官，这有悖人性。没有基础的荣誉感更是支撑不了多久，因此不解决困恼法官的现实问题，任何高尚、理想、职业荣誉都只能以书面形式裱糊在书中、墙上，而绝不会落实在现实之中。要在坚持从严治警，“压担子”的同时要进一步关心爱护法院干警，充实从优待警的具体内容，加大解决法院干警职业待遇的力度。一要提高法官的经济待遇。我国虽不能实行高薪制，但至少需要保证其良好的生活质量，应大幅提高法官的工资和法官审判津贴标准，审判津贴要与警衔津贴平齐，并实行终身制。法官的职务晋升应与行政脱钩，应建立独立的体系。二要完善职务保障和职务救济制度。对错案追究制度要严格使用、避免滥用，对错案追究的主体、程序、救济等做出详细具体的规定，成立法官的申诉制度、救济制度等等。三要对冲击、围堵、攻击法院和法官，谩骂、藐视法官的行为依法做出处理，维护法官的人身安全，降低职业风险。
第三，营造氛围，赢得社会的理解与尊重。
司法工作离不开全社会的理解、支持和帮助，司法荣誉的建立更离不开社会大众的共同认可。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逐步实施，法律调整的领域不断拓展，人民群眾的权利意识、法治意识不断增强，随之而来人民群众对司法的要求越来越多样，对司法的关注度越来越强烈，对司法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如果没有一种有效的方式和途径让民众了解司法、理解司法，则不能使民众对司法的期望与司法的现实能力良性对接，将使民众对司法发生误会、产生误解。加大司法公开的广度、力度和深度。一要加大司法宣传的力度。司法宣传是法院贴近群众、改善形象、争取理解和支持、吸纳负面意见的一项基础性工程。目前司法的宣传舆论工作还有待改进，应建立人民法院与新闻媒体之间的互动、互信机制，通过大力推进司法公开，向媒体全方位开放，接受媒体的舆论监督和支持。司法越是对媒体开放，媒体与司法的距离就越小，媒体了解的情况就越充分、越真实，所报道的内容就越客观，当事人和人民群众也就越认同。因此要高度重视、切实改进新形势下的法院宣传舆论工作，充分运用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和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加大对法院工作发展进步的宣传力度，加大对人民法官付出的辛劳、作出的贡献的宣传力度，进一步赢得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进一步树立人民法院、人民法官的良好形象，为法官更好地履行职责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二要建立健全民意沟通解决机制，为人民群众理解司法、信任司法创造条件、提供便利。要大力健全完善人民陪审制度、审判公开制度，邀请社会各界参访法院，让民众了解司法制度及相关的实务运作，和民众面对面，缩短法院与人民之间的距离感，改善民众心中对于司法的印象。
参考文献：
［1］邓志伟、祝群、于杨宁：《论路径依赖下的法官薪酬厘定制度》，载《法律适用》2011年第1期，第101页。
（作者通讯地址：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湖南常德415000）
司法荣誉是一种职业荣誉，是指社会对法官依法履行职责给予积极肯定和评价，法官因意识到这种肯定和褒奖而产生的一种职业吸引力、凝聚力以及归属感。司法荣誉与司法工作的职能、特性、作用、地位等密切相联，也与该项工作所具有的特有的挑战性、成就感和自豪感相关。
在西方，法官是神圣的事业，德沃金在其不朽名著《法律帝国》中谈道“法律帝国的首都是法院，而法官们则是帝国的王侯”。 法官是崇高而神圣的职业，是社会精英的象征，是社会正义的守护神，是会说话的法律。
在我国，人民法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神圣使命。司法工作是一项国家和人民有着特别要求且又异常承重的职业，法官掌握的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国家审判权，是国家公器，何其神圣、何其尊荣！
作为人民司法事业的实践者、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护者，法官应该有着强烈的荣誉意识和荣誉感。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法官却是一个极为尴尬的群体，法官已沦为谋生之手段而非正义之化身，法官群体面临着司法荣誉感的淡化和流失。
一、法官面临着种种压力和困惑
第一，办案压力大。
首先，案件数量日益加剧，法官不堪重负。随着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维权意识的增强，诉讼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司法便民利民惠民措施的不断扩大，特别是新的《诉讼费用缴纳办法》实施以来，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大幅降低甚至是零成本，致使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迅速增多，“诉讼井喷”现象日趋明显，我国进入了诉讼社会。据统计，自2005年以来全国法院受理的案件总量年均增递5.95%，2009年案件总量比1978年增长了19.87倍，突破千万件，而同期法院工作人员数量则增长缓慢，案多人少的压力逐步凸显，长期以来法官一直是超负荷工作，加班加点已成为常态。
其次，案件类型变化多样，处理案件的难度难度越来越大。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主要是常见的刑事案件和婚姻家庭纠纷案件，案件类型简单，处理起来得心应手。但随着社会转型和利益格局的巨变，新型案件、疑难案件、涉外案件层出不穷，而法律规范却还存在缺位、不协调的情形，给法官断案带来极大的困难。同时征地拆迁、土地承包纠纷、社会保险、教育医疗、消费者权益等涉及民生问题和群体性利益的案件逐年增加，由于问题敏感，而且很多涉及到政策性、体制性问题，处理起来也是相当棘手。
再次，大量不应由法院处理的纠纷涌入法院，法官承受太多的“不能承受之重”。法院原本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但现实中这道防线正不断前移，已经到了社会矛盾的最前沿。人民法院背负了太多的社会责任，大量本应该由行政机关、社会组织化解或能通过行政、经济、社会等手段有效化解的社会纠纷都涌入了司法、涌进了法院。这其中有很多矛盾和纠纷是人民法院既管不了也管不好的，比如征地拆迁。法官经常笑称自己是“救火人员”、“消防战士”，哪里有社会矛盾、社会纠纷就往哪里冲锋，而不管“火”势有多大，能不能用“水”救（用法律解决问题）。大量社会矛盾积聚法院转化为涉诉矛盾，法院成为矛盾的焦点，法官承受着太多的“不能承受之重”。
第二，考核指标严。
法院内部有着严密的考核体系和考评机制，而且司法绩效考核的结果与法官的升职升级息息相关。由于案多人少，突击办案，审判质量、效率、效果可想而知，同时考评指标设置的科学性、合理性还有待完善。如要求案件质量“案结事了人和”，但“在当事人利益博弈的心理、争取利益最大化和胜诉的欲望强劲，许多案件的审理结果是胜败皆怨，而不是胜败皆服。当事人往往对诉讼风险是社会风险或商业风险的继续没有正确认知，败者不服不满自不多言，胜者因未必是百分之百胜诉而不尽满意，人民法院统筹兼顾和有效平衡各方面利益的难度也越来越大。最高人民法院强调“当事人胜败皆服”，要求“让人民满意”。就目前而言，还只是一个理想化的目标追求，事实上很难真正做到，诉讼中的非理性因素越来越构成对司法裁判和法律尊严的冲击”。再比如加大调解率在司法绩效综合评价中的权重，将调解结案率作为考核司法绩效的一项重要指标，法院民事案件的调解率一般都要在50%以上，有的甚至要求更高。不可否认，加强沟通和协调，晓之以情、动之于法确实可以减轻当事人的对抗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发挥软化社会矛盾、沟通法律与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但设置刚性的考核指标未免不切合实际。在考核的高压之下，法官只得疲于应付，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和精力促成案件撤诉、和解。
第三，职业保障差。
法官是一个特殊的职业，职业的特点决定了职业准入的门槛，由于要对社会纠纷进行处理、对社会矛盾进行平息，法官不仅要有丰富、全面的法律知识和社会知识，还要有高超、娴熟的法律技巧，同时还要具备熟谙民情、了解民意、消解民怨的综合能力。自《法官法》出台后，要成为一名法官就必须经过 “两考一培训”，即必须经过国家司法考试、高级人民法院组织的录用考试和初任法官培训。要求不可谓不严、难度不可谓不大，然而与此对应的职业保障却相对滞后，国家对法官职业的高要求和对法官职业的低保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我国，法院待遇低已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政治待遇还是经济待遇都低于其他。由于各种客观因素，关于晋升加薪的相关规定得不到很好落实，职级待遇得不到很好解决，地方财政比较困难，法院公用经费及干警经济待遇得不到较好保障。横向相比，法官比同级别其他公务员待遇低，且职级晋升空间相对狭小，工作负荷重，风险高，压力大。即使在法院内部，法官与法警虽同为法院工作人员，但福利待遇却不一样。“警衔比法官等级要具有优势。警衔津贴1995年就开始执行，警察退休后警衔津贴计入退休费。法官等级虽然在1998年就开展评定工作，但直到2007年8月人事部、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实行法官审判津贴的通知》后，法官津贴才得到正式落实，而且只限于在职，法官离退休时就停发。”【1】中央虽提出从优待警的要求，但从优待警的具体内容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受益人群极为有限。现实的压力使法官感慨虽时刻提醒自己要有一种职业荣誉感、使命感、归属感，但总也找不到这种感觉的源泉，不时会陷入工资、奖金、评级、买房的现实矛盾中。
职业保障差还体现为职务保障和职务救济的缺乏。由于国情体制的差异，我国并没有实行西方式的法官独立，法官职务并非固定不变，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如广泛存在错案追究制度，同时法官缺乏救济的渠道，在权益受损后没有维权的途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都能容忍人犯错误，但实践中相关部门为了平息輿论，对有错误的人员不问理由、一律严惩，舆论虽然平息了，但对法官群体造成了新的伤害。一次不公正的裁判胜过十次犯罪，当执法者遭受不公处理而不信法时，试问伤害何其之大！
法官职业风险日益增大，职业保障和激励机制不到位，职业风险与职业保障的巨大落差使法官职业很难具有吸引力，法院面临着优秀人才流失的严重问题，特别是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优秀法官的流失更为严重。法官的流失不仅造成队伍的不稳定，影响到法院工作的开展，更直接影响到对法官职业的认同、对职业荣誉感的建立。
第四，社会认同低。
司法荣誉感的获得不仅是法官群体单方面的内心追求，更与社会对法官的认识和评价息息相关。由于各种因素的交织影响，法官面临着太多的不理解，难以获得社会的认同。
首先，对法官职业的不理解。长期以来，由于法官被纳入公务员序列，法官职业并未显现出太多的与众不同，法官身份被误解、法官角色被误读。在部分人心目中，法院就是政府的一个工作部门，法官就是政府内部的专业技术类人员，是专司纠纷解决、矛盾化解的专业技术人员。同时社会对法院的期望值过高，已经远远超出了司法的职能范围，不管什么矛盾、纠纷，也无论是不是法院的受案范围都往法院涌，如果法院不受理就认为是渎职、不作为。
其次，对诉讼风险的不理解。我国法治的进展以移植西方法律为主，比如诉讼时效、诉讼证据等等，导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杀人偿命、天经地义”等“天经地义”的传统理念在现代法治社会的“搁浅”，当法院判决与传统理念或当事人的期望有差距时，法官往往被斥为“不公”、“腐败”。
再次，对法官尴尬的不理解。一直以来，学者以法治发达国家的标准对法官提出高要求，民众在其影响之下也对法官寄予强烈期望。这些期待和要求是法官前进的动力和努力的方向，但却忘记了我国的法治环境与西方国家存在质的差异，由于制度性安排，我国的司法部门一直处于较为尴尬的地位；在现行管理体制下，人民法官受制与人、与事的情形比比皆是。
对法院、对法官的不理解往往与仇富、仇官紧密结合，由于部分司法腐败、司法不公问题的出现，大众媒体和网络对法院的负面报道和批评声音时常出现，“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法院和法官工作中的任何一点瑕疵，都有可能迅速转变为社会热点问题，并呈现出交织放大的局面。
现实中，法官遭受当事人误解乃是平常之事，当事人在法院大吵大闹、冲击、围堵、攻击法院和法官，藐视法官、法庭、法院和法律现象的也时有存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发生了一些损害法官人身健康和安全的恶性事件，如湖南永州枪杀法官事件、广西梧州泼硫酸事件，针对法官的恶性事件给法官心灵蒙上阴影，而这之后社会舆论的评论更让人心寒。安身立命尚缺乏保障，何谈司法荣誉？
社会的不理解直接导致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的弱化、软化，司法荣誉感的建立面临空前的冲击。“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法律是法官的信仰，“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当法官视为生命和信仰的法律遭到社会的漠视和质疑时，“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是法官无奈心声的最好诠释。
二、多措并举，努力提升司法荣誉感
在提升人民法官的司法荣誉之时，我们必须摒弃提高司法荣誉就是强化政治理论学习的认识。的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乃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基础，法官应加强自身修养，但我们也应跳出这样一个悖论，那就是法官荣誉感不强就是因为法官对自身职责认识不到位、对党和人民赋予自己掌握国家审判权如此神圣的权力缺乏感激，因此应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以提高法官的政治认识。我们不否定思想教育的重要性，但同时须注意到如果不解决法官的后顾之忧，不排除其顾虑，任何思想教育的功效都只能是暂时的。因此，必须多措并举，多方面、多角度地去解决法官真正关心的现实问题，以解决法官的燃眉之急，只有多方努力形成合力才能真正提升司法荣誉。
第一，“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让司法回归正常。
虽然司法是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法院绝不是社会矛盾的“万金油”和“万能调节器”，法院所能受理的案件是有限的，必须严格依据法律法规规定的司法职能，在司法权限范围内开展审判活动，不得在所谓大局意识、服务意识等旗帜下，任意扩大司法权的外延，尤其是当前民众的法律意识、司法资源、司法环境、司法权威、司法独立性等要素都远未达到司法终极化解决所有矛盾的社会基础。因此，提升司法荣誉的第一步就是各归其位，各司其职，让司法在其规律范围内活动，在法律轨道范围内运行，真正发挥应有功能，如此法官才能安心办案，才能真正发挥长处，在法律的帝国内守护法律、维护公平。在科学界定司法界限的同时对法官的考评、考核体系也应加以完善。
第二，“隆其地位、尊其人格”，完善法官职业保障制度。
司法荣誉感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也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法官首先是人，有起码的生存需求、人格尊严和作为人的社会属性，我们不能用圣人的标准去要求普通人的法官，这有悖人性。没有基础的荣誉感更是支撑不了多久，因此不解决困恼法官的现实问题，任何高尚、理想、职业荣誉都只能以书面形式裱糊在书中、墙上，而绝不会落实在现实之中。要在坚持从严治警，“压担子”的同时要进一步关心爱护法院干警，充实从优待警的具体内容，加大解决法院干警职业待遇的力度。一要提高法官的经济待遇。我国虽不能实行高薪制，但至少需要保证其良好的生活质量，应大幅提高法官的工资和法官审判津贴标准，审判津贴要与警衔津贴平齐，并实行终身制。法官的职务晋升应与行政脱钩，应建立独立的体系。二要完善职务保障和职务救济制度。对错案追究制度要严格使用、避免滥用，对错案追究的主体、程序、救济等做出详细具体的规定，成立法官的申诉制度、救济制度等等。三要对冲击、围堵、攻击法院和法官，谩骂、藐视法官的行为依法做出处理，维护法官的人身安全，降低职业风险。
第三，营造氛围，赢得社会的理解与尊重。
司法工作离不开全社会的理解、支持和帮助，司法荣誉的建立更离不开社会大众的共同认可。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逐步实施，法律调整的领域不断拓展，人民群眾的权利意识、法治意识不断增强，随之而来人民群众对司法的要求越来越多样，对司法的关注度越来越强烈，对司法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如果没有一种有效的方式和途径让民众了解司法、理解司法，则不能使民众对司法的期望与司法的现实能力良性对接，将使民众对司法发生误会、产生误解。加大司法公开的广度、力度和深度。一要加大司法宣传的力度。司法宣传是法院贴近群众、改善形象、争取理解和支持、吸纳负面意见的一项基础性工程。目前司法的宣传舆论工作还有待改进，应建立人民法院与新闻媒体之间的互动、互信机制，通过大力推进司法公开，向媒体全方位开放，接受媒体的舆论监督和支持。司法越是对媒体开放，媒体与司法的距离就越小，媒体了解的情况就越充分、越真实，所报道的内容就越客观，当事人和人民群众也就越认同。因此要高度重视、切实改进新形势下的法院宣传舆论工作，充分运用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和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加大对法院工作发展进步的宣传力度，加大对人民法官付出的辛劳、作出的贡献的宣传力度，进一步赢得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进一步树立人民法院、人民法官的良好形象，为法官更好地履行职责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二要建立健全民意沟通解决机制，为人民群众理解司法、信任司法创造条件、提供便利。要大力健全完善人民陪审制度、审判公开制度，邀请社会各界参访法院，让民众了解司法制度及相关的实务运作，和民众面对面，缩短法院与人民之间的距离感，改善民众心中对于司法的印象。
参考文献：
［1］邓志伟、祝群、于杨宁：《论路径依赖下的法官薪酬厘定制度》，载《法律适用》2011年第1期，第101页。
（作者通讯地址：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湖南常德41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