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公众人物死了。怎么死的？这是人们得知消息后的本能反应。何况有此疑问的还是一名报社记者。读完《阴谋》，我们知道该记者叫许恒，毕业后被死者生前的一句话发配到了某报社。说“发配”，是因为这事儿由不得他做主。一个刚出校门的大学生，能得贵人相助已经是烧高香了，哪还有资格挑肥拣瘦？就像追查死因这件事，如果不是主编有意“点拨”，他宁愿用猜测和想象来补偿知遇之恩。
　　没什么大不了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波逐流、安贫乐道才是做人的本分。我们的主人公正是秉持如此“佛系”的世界观启动了他的“社会调查”。他往来穿梭于线上和线下的各个社交场，递出一份份调查表。每一份都复制着同一内容：郑先生是怎么死的？但不可思议的是，所有的反馈都是破碎的，凌乱的，无法达成基本的共识。由此，那个叫生活的东西，露出了它“阴险”的本质：这个世界根本就不需要真相。
　　那需要什么？需要生龍活虎、兴致勃勃的集体狂欢？还是需要站在生活的废墟上消费激情和欲望？很遗憾，这类诛心之论不幸成为事实。许恒的任务是，走进并接受事实，在事实的幕墙上虚构出有关死者的全部细节，包括死因。可许恒是记者呀，他怎么能随意篡改细节？那是对以真实为底线的新闻职业操守的亵渎！在此，以虚构为能事的小珂敏锐地发现了记者许恒的道德困境，但她显然爱莫能助。理由有二：一是，许恒不是小珂，他不可能把一篇新闻稿写成小说;二是，假若许恒如实报道，他连同他起码的生活尊严都可能被剥夺殆尽。后果很严重，许恒被迫选择退却。但这是一种有条件的退却。也就是说，许恒既未拆穿也未认领事实本身，他要以“中立”的姿态参与到这场巨大的虚构盛宴中。这场盛宴有个终极的名字，叫作“葬礼”。
　　加缪的《局外人》中也有一场葬礼，叙述者在与己无关的理性操演中完成了对葬礼的描述。而《阴谋》里的许恒却怎么也冷静不下来，他身负使命，誓要在葬礼流畅、炫目的表象之下寻找到真相。什么真相？是郑先生的死因吗？是的，许恒已经在小说的前三章不厌其烦地提出过这个问题，在没有得到确切答案之前，他有理由继续追问下去。但我认为，这是小珂为读者设置的一道迷障。其实当许恒在电脑上敲下“这是一个阴谋”时，她就已经意识到这项社会调查必然会无疾而终。之所以没有及时予以纠正，是因为她不愿违逆人物行为的内在逻辑。还因为律师和好友的两份证词可信度极高，相当于“最后的审判”。死因之谜在走向“无解”的同时，也实现了主权的顺利交接。
　　——为什么会无解，成为小说新的叙事中心。
　　这才是许恒和他的创造者小珂一力探求的真相中的真相。它扩大了读者的现实，将事件引向了浩大的含义不明的生活之维。
　　我断言，小珂此次的意义冒险是值得的，否则《阴谋》就落了俗套，就成了添加在“阴谋”故事长廊中又一个既定的修辞。当然，我们很多作家和批评家喜欢既定，喜欢那些凭经验就能做出判断的人类事务。这没有问题，谁都喜欢安稳。安稳的前提之一就是守规矩，就是拒绝冒险，拒绝逾越经验的界限。但对于小说，它有自己的职任，其中最基本的一条就是：改造或重建我们的经验生活，在文本的幽微之处生出真实的力量。
　　《阴谋》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施行了它的“改造”。在去“观摩”葬礼的路上，许恒“想象了这样一出场景：他是改造火葬场的工程师，此次前往，是为了给这项改造工程画图纸”。“这项改造工程”的指向明确，即生活，准确地说，是处处虚构的生活。难道不是吗？面对郑先生的死亡，网络构成的虚拟世界和肉身组建的实体世界，二者的反应居然惊人的一致：虚构。虚构具体的死因，虚构死者的相貌，虚构履历生平，甚至虚构真相本身。而它们在虚构这一切时，又是那么心安理得，坦然自若。这只能说明：虚构已然覆盖社会思维领域，成为人们通行的生活方式。
　　小说中，许恒屡次提到一个词：社交。这个饱含现代情绪的人类学符码，在网络信息时代蛮横地扩张着自己的边界，也同时将工具理性的价值发扬到极限。真相是什么无关紧要，紧要的是事件和它能够带来的边际效益。必要时，删除或取消真相都在所不惜，何必挖空心思去隐瞒？看看，事情就是这么简单粗暴，“傻瓜”相机的背后，那个摁快门的人早已不知焦距为何物。对此，许恒是痛心疾首啊，他捶胸顿足，呼天抢地，恨不得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世界上还有焦距这么回事。但他最终还是失败了，败得一塌糊涂。
　　这一点，主编倒是看得很清楚。他像一个先知，甫一出场，便翻出了底牌：
　　人用不同的思维和眼光把现实划分为无数个隔间，这其中各有各的精妙和规则。如果你摆脱固有角度，以一种破釜沉舟的决心去思考，又怎会发现不了平常生活中的阴谋呢？这全看你的运气了。去吧，你是个记者，去挖掘吧！
　　这段话的作用相当于圣经的“启示录”，它隐蔽地指示了小说的方向和秘密。许恒从冷漠到愤怒，从愤怒到神经质的偏执，都完美地应验了主编的“预言”。于是那个被称作“阴谋”的生活奇观身形毕露，在历史和时间的旷野上完成了它的时代蜕变：抽空事实，放逐真相，让生命于荒漠般的虚无中尽情驱遣本能和欲望。对，我说的是“虚无”，不是“虚假”。如果说十八世纪的客厅政治对真相还有所顾忌，试图拐弯抹角地“以假乱真”，那么21世纪的日常政治经济学必然会压倒往日的荣耀，“以无驱真”就是制胜的冠冕。这一蜕变或者升级是革命性的，相当于重建了一个操作系统，人们为此而欢呼雀跃。社交不再有虚拟和现实之分，它们实现了质的合流，无真相、无现实，就是最大的现实。
　　关于这一点，小说《阴谋》给我们提供了两份有力的证据。一份是宋总要许恒去网络上搜索死者的个人信息，另一份是某位网友拍摄的死者在场的聚会视频。前者求助于虚拟空间，后者则仰仗现实，可二者非但对寻求真相没有任何补益，反而导致了更大的虚无感。——由一个无，奔向另一个无;彼此依赖，又彼此搁置。
　　“局外人”许恒看到了大现实，并绘出了“改造”经验的图纸：赏心悦目的景观化生活卸去层层妆饰，呈露出它虚无的本质。原来，主编说得没错，“平常生活”才是“虚构”阴谋最喜爱的集散地，人人都是虚构的制造者，又被虚构所宰执。发现这一点是令人沮丧的，许恒倍感疼痛，继之沉入幻灭的深渊。但此刻主编必会窃喜，原因是他的预言在下属身上收割了丰盛的果子。
　　不过，这个组织严密的后现代主义装置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牢固，许恒还是“出轨”了。“出轨”对象是一位名叫兔子的女孩，或者说是想象中的兔子，她活在电话另一端的声音里，始终没有确切的形象。简言之，她没有身体。
　　在小说《阴谋》中，身体是缭绕在叙事边缘的一个隐秘主题。首先，郑先生没有身体。“郑先生到底长什么样”，一直到小说结束都是个谜。即使棺材里的确躺着一具据说是“郑先生”的尸首，也无法令人信服——郑先生死了，不能用言语和行动自证;郑先生“那张脸已经变形”，像是“捏坏了的泥娃娃”，旁证也行不通。其次才是兔子。对于许恒，兔子存在的唯一证据就是她迷人的声音，可这能代表什么呢？如果见不到真实的身体，声音很可能再次沦为感官虚构的容器，就像音箱里宋总念的那篇事实上已将死者删除的悼词。许恒焦虑、犹疑，矢志不渝地寻找兔子，根源正在于此。与其说他在追逐爱情，毋宁说他想在兔子血液充盈的身体里获得人之为人的凭据。“赤裸的兔子”“粉色的心脏”“灵动的肉体”便是这凭据上列出的鲜活印痕。
　　如今，那具被虚构的“郑先生”的身体，和围绕他的虚构生活，将在焚尸炉里领受死刑，但虚构还在继续，它依然强大、阴郁、固执，如影随形在广大的人间。这是“佛系男”许恒的人类大发现，却也是意义世界敞开新可能的起点，对生活保持忠直和热情的人们，将不再静若处子，而是动如脱兔，就像俄国导演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处女作《伊万的童年》中那个女护士玛莎，贺林上校抱起她接吻的一刹那，身下那遍布阴谋的壕沟，立即变得虚弱不堪、摇摇欲坠。
　　我认为，正是在这个向度上，许恒或小珂，带领我们找到了抵抗虚无的最后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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