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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下楼找张胖子抽烟，他照例又一边吞云吐雾一边把我们领导骂了一顿。我知道，他对领导不满是一贯的，比如他认为领导不干正事，比如领导不给他涨工资，等等吧。我什么也没说，只是坐在那里一口一口地抽烟。看看张胖子，他还真是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也不坐，像辆坦克那样立在那里，时不时就把烟灰重重地弹进一个小铁盒。那小铁盒原来装的喜糖，也不知当年我们单位谁结婚挨个办公室送的。
我每次上班都会过来找张胖子抽一根，算是一种习惯吧。他在我们图书馆的二楼，我在三楼，抽烟的时候打开办公室的窗户。办公室没人（人全在外面借还书），里面除了几张写字台就是堆了一地的旧书了。其中有一套线装版的《荀子》，我一直想据为己有，只是还没下手。
张胖子抽了口烟，又继续抱怨了一下工资的事。他说，这么少的钱能干什么？不给涨钱也就算了，丫还老觉得我们干的活少！
我无奈地笑了笑，依旧没说什么。
我知道张胖子不容易，不在编制，工资本来就低，还有个正在上小学的女儿，正是花錢的时候。
但我除了无奈地笑笑，什么也帮不了他。
我坐在办公桌上，两条腿悬着，和张胖子离得很近，但两人却看着不同的方向，然后，我们同时把嘴里的烟喷了出去。
从我大学毕业来到图书馆工作的那一天起，张胖子就已经在这里了。现在想想当初，似乎是挺遥远的一件事。那时的我还憧憬着图书馆是知识的殿堂，里面的工作人员全都修养深厚，为人平和，与世无争吧？
第一次见到张胖子他对我不冷不热的，似乎还有几分抵触。当时他在上班，我走过去，说你好，我是新来的，叫什么什么。
“新来的？”他隔着借还书的出纳台瞥了我一眼，我还以为他也会像别人一样热情绽放地说出“欢迎欢迎”呢。
“是啊。”我说。
“哦。好。”他只简短地说出了这两个字。
见他没了话，我也就没再自讨没趣，很快离开了。此人冷淡，还有点劲儿劲儿的，我想。
后来才慢慢地熟起来，偶尔我们也一起抽根烟，闲扯上几句。我得知，张胖子没什么学历，初中毕业，毕业之后学了个厨子，不过他好像并不会炒菜，曾经还离开图书馆到外面的餐厅干过几年，也只是个红白案，后来干得不顺又回来了。他浑身圆滚滚，像个大皮球，但身上的肉却死硬死硬的，让人想到上好的牛排;永远戴个棒球帽，帽子摘下来头皮能往外滋油;盛产头皮屑，估计也并不怎么洗澡，那身上的味道……
我想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放着那些西装革履、积极上进的不去结交，偏对张胖子这种“不进步人士”感兴趣。这就跟我上大学时一样，那些不爱学习的全都在我眼里特别带劲。没办法，我就是这么堕落。
那会儿张胖子还没结婚，虽然他已经四十多了。个中原因，主要是经济实力和外形所致。据说图书馆的人也没少给他介绍对象，其中一个对象在见过一面之后对他做出的评价是：这人走路怎么跟个鸭子似的？
我得知后大笑，心想大皮球走起来能不像鸭子么。
后来又拖了几年张胖子才结了婚，一个外地的女人肯嫁给他。那时候我们图书馆所在的大学正在拆平房，打算新建学生宿舍楼，张胖子的家就在被拆之列。我知道，这可能是他此生唯一的机会了，而他的女人也在等着这套房和他结婚。
由于条件没谈妥，张胖子最终当起了“钉子户”。他开出的条件是，分给自己一套单元房，并解决在图书馆的编制问题。校领导不答应：分楼房可以，编制不可能。双方僵持下来。张胖子当然清楚拆迁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从一个饭馆切菜的摇身变成高校图书馆正式的馆员，我相信那段日子他的脑中一定时常出现这个梦想。为此张胖子一直在奋力坚持着。在左邻右舍纷纷搬走、自己的居住环境越来越像个工地的时候，他依然一个人住在他那间小黑屋里。后来停了水电，我还给他买过一兜子水和零食等慰问品，临出门迈过他家门槛的时候也没忘说一句：“坚持住。”
有的同事建议，你干脆搬到校长家楼道里住去，这样问题会解决得快一些。不过我想这件事张胖子肯定做不出来，基本上他没多大出息，也就在他的小黑屋里坚守吧。他妈他爸倒是偶尔会从旁边的单元楼下来，看看自己的儿子。这两位学校的老职工，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在学校里干了一辈子，现在居然要和单位讲条件（他们都是老实人）。因此老两口每次都话不多，坐一会儿就走。
“胖子，”他妈不无担心地说，“别闹得太僵了。”
“您甭管了，我知道。”张胖子回。
但是最终，学校只同意把分给张胖子的房从一居室变成两居室，编制的问题依然不解决。
他们本着净化师资队伍的理念，决心绝不能让一个切菜的混到大学里。
张胖子最终同意了。
就这样，在张胖子来到图书馆小二十年之后，他依然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编外人员——换言之，图书馆雇来打工的。我试用期一过转正之后，工资一下比张胖子高出许多，这时我倒十分理解了他为什么当初见到我时对我不冷不热的了……
经常被张胖子骂的我馆领导名叫方军。
他原先就在这所大学上学，之后留校，据说肯干，视学校为家、为事业，几番调动之后就来到图书馆当起了馆长。
我虽然在图书馆也待了十几年，但一直游手好闲，从方军身上我才知道什么叫把工作当成事业。
凡来到一个单位，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和领导搞好关系，你一定要多参加集体活动，让更多的人认识你。要知道，这可能会成为你日后的机会。哪像我，几乎从不参加各种活动。我敢保证，现在我要到图书馆外面的学校其他部门走一走，那些人肯定认为我是新来的雏。
“你是图书馆的？”
“是啊。”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
面对这些问题，我只能一笑了之。
所以，十几年来我依然还在我的老位子上，偶尔还会悲哀地发现自己的调动（或往大点说，命运）完全捏在别人的手里。而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会有那么一点儿羡慕方军，觉得他作了正确的人生选择。 方军和我是同一年入职的。当然，他本来就在这里上学，而我则来自另一所学校。在校人事处召开的迎新大会上，我对方军有点儿印象。当时人事处处长和学校校长依次发了言，我们面前的桌面上还摆着花生瓜子香蕉苹果。
“大家别客气啊，随便吃一些，别那么拘谨嘛！”处长笑眯眯地望向大家。
大家这才开动起来，会场气氛慢慢地活跃了。那一年进入这所学校的大约二十多人，一间小会议室就能装下了。
继处长和校长发言之后，每个人按要求也做了一番自我介绍，一般是毕业院校、来自哪里、有什么爱好之类的。
轮到方军时，他嚯的一下站起，上半身挺得笔直，好像刚刚军训回来。
“我叫方军，来自湖北，我的爱好很多，美术、摄影、文学、羽毛球、足球。我现在住在教工宿舍的××室，大家想要打羽毛球可以找我去啊！我也希望大家能在平时多帮助我，让我和你们一起进步。谢谢大家！”
人们都鼓起了掌。我侧脸瞅瞅这个叫方军的人，脸膛黝黑，皮肤粗糙，身穿一件劣质西服，戴一副金丝边眼镜，土得掉渣却焕发着勃勃生气。这和我当年大学里那帮终日只知道看教科书成绩优异的二B青年如出一辙。再看看其他那些人，一个个也都差不多。
我突然觉得，我怎么会和这帮人混在一起。
方军先在其他学院干了几年，工作积极，也能放下身段，故领导对他印象不错。没几年，学术上也有了些成绩，评了副教授。这时正好我们图书馆的老馆长退休，方军就过来兼了馆长，学院那边的课照上。
时隔数年，等我再次见到方军时，他已经以领导的身份坐在图书馆的会议室里了——那是他就职的第一天，由主管图书馆工作的副校长领着和大家见个面。副校长穿一件白衬衫，首先发言。我看到他发言的时候方军一直在低头记着什么，就像电视里那些领导在会场上的表现一样。如有可能，我真想凑过去看看，因为凭我对中文的理解真没什么好记的，我怀疑方军不会在胡写吧？
不得不说，此时的方军已经和我当年在迎新大会上见到的那个方軍大相径庭了。首先是老了许多，脸上的皮肤明显松弛，头发也濒临谢顶，再加上老气的穿着（西装的质量倒是比从前好），使得他一眼望去已经是一个典型的中年人。要知道，他和我是同年毕业，我现在还是牛仔裤帆布鞋呢。其次是，方军和我们学校的那些领导，以及电视里的领导也越来越像了。他坐在那里，手在不停地记着，偶尔抬起头的时候面无表情，也不看人，然后又低下头记起来。
校长说完之后轮到方军说，方军说的时候校长也拿起笔记上了。我留心听了方军说的几句话，他倒还成，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几句整话。是比我强多了。我看到前面一副“领导”模样的方军，不由得想到，要是此刻我坐在前面侃侃而谈会是个什么样子？真是很难想象……不过那至少能让我妈高兴。方军越说，我就越觉得我们两人之间的距离在拉大，就越会去回想当年方军的样子……好吧，这些年我他妈都干吗去了？
我扭头去看会议室的窗外，那是这所学校的操场。上面的假草绿草如茵，有零星几个人在踢足球。天空很蓝，云彩像碎棉絮一样浮在上面。我看了半天，转头回来的时候，方军已经讲完了。
相对于我来说，其实张胖子认识方军更早——那时候方军还是这所学校里的学生，偶尔会来图书馆借书。据张胖子回忆，方军挺和气的，因为每次借完书，他都会对张胖子说一声：“谢谢老师！”
然而，事情哪那么简单。方军当上馆长几个月下来，张胖子对他的认识彻底为之一变。在这里我只说一点，那就是方军会将“我们”和“你们”分得很清楚：凡是对他俯首帖耳的，即视为“我们”，反之，则是“你们”。当然了，像我和张胖子这种一向散漫惯了的，自然很快就被归为“你们”阵营，从此就像被打入冷宫，方军再不临幸我们。我记得最长一次我有一年多没见到他。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不是一件坏事。
平日里，方军总是一副健步如飞、春风得意的样子，我发现，如果我们万一碰到，他总会小小地一愣，就好像怕自己得意的模样为人所见似的。他仿佛也知道我们是一起入职的，在那次校人事处召开的迎新会上，正如我对他有点印象，他应该对我也有点印象。（当时我只站起来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我叫佟佟，我还很年轻……”）
后来我想，方军为什么会见到我时小小地一愣呢？渐渐地才明白，他认为我看不起他。
他曾经在图书馆附庸风雅地组织过许多次画展（其实都是和他所在学院有关系的人的画），我都以生病为由没有参加开幕式（如果你翻翻史书就会知道，生病请假这种瞎话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就已开始被我们的老祖先熟练地使用了），事后得知，这让方军耿耿于怀。他专爱搞这些和艺术沾边的事，油画、书法、水墨，搞了一堆，从中体会着极大的满足。因为这象征着“品味”。而方军一直想以“品味”示人。所以，当方军兴致勃勃地在图书馆大厅布置场地、安排展品之后，我却没有兴致勃勃地参加开幕式，一睹他满足、得意的风采，那他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记得有一次，我早上来到图书馆，刚走上两级台阶，另一个方向方军就兴冲冲地来了。他步履如飞，一阵风似的。这时，他突然看见了我，立刻放慢了脚步（这是我从余光中察觉到的），接着就再没快起来。我登上台阶，推开图书馆的玻璃大门，从玻璃的反光里本以为会再次看到他，结果也没有，他似乎是藏在柱子后面了。
我进到图书馆，头也不回地上楼了。
还有一次，我从图书馆往外走，他正要进来，按理说我们会打个招呼，没想到他只瞥了我一眼，脸上似乎还带着一副很生气的样子。我一时有点儿糊涂，然而很快就明白了，方军最近搞的这个画展我又没去，而这次还是比以往规模都大的一次。据说，事后所有没去的我馆非编人员都被他叫去一个个严厉地批评：为什么不去？如果下次图书馆的这种活动你还不去，就要扣工资！张胖子也没去，所以他也被叫去了。他的理由倒不是自己生病，而是他女儿生病了。……嗯，这也不错。
但是，像对我这样的在编人员，方军似乎无计可施，于是只能摆一张铁青的脸，用这种表情告诉我：是的，没错！你已经被抛弃了！ 现在想想，当时最可气的是我那不争气的右手，因为在方军气鼓鼓地和我狭路相逢之际，它已经挥在了半空……
其实平心而论，这些年过来我也有些理解方军了。
他渴望用工作证明自己。他想干出一些事。这一点从他当年在这所学校留校时似乎就已经确定了。在他教书的学院里，很多人说他能力不行，虽然勤勤恳恳，但却并不是重点发展的对象，所以才被派到这清水衙门一样的图书馆。他自视甚高，听不进不同意见，任何的反对声音在他心里都会被立刻否决。如果那反对声再大一点儿，他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是的，你看不起我！因此，那些对他的俯首帖耳就不光是服从领导的问题，如果里面再有几分马屁，那方军一定飘飘然了。相反，像我和张胖子这种，除了引起他憎恨然后被打入冷宫享受常年的性孤寂，没有第二种结局。
“让丫折腾去吧！”有一次我和张胖子抽烟时他愤愤地说。
张胖子如此愤怒是因为方军那次又搞了个“图书馆杯”摄影大赛，面向全校师生，并号召馆员也参加（声称馆员只要参加就能获奖）。那次活动再次弄得轰轰烈烈，宣传、发奖、展览，最终的获奖照片被扩成了大幅的印刷品，悬挂在图书馆的大厅，一个多月才消停。
“有这钱给我涨点儿工资好不好！这孙子就不干正事。”
于是我就把以上我对方军的看法跟张胖子说了一遍，结果又引起他一连串的恶骂。
“孙子！”张胖子最后喷出一口烟，眼睛望着一处出神。久久，他才苏醒似地“哼”了一声，嘴角露出一丝冷笑，抬起夹烟的手，食指点了两点，将烟灰弹到了那个小铁盒里。
最近张胖子十分不顺。他妈病了，需要人全天照顾，自己老婆的工作也一直不稳定——前一阵我听说她在推销宝石，后来又改为推销医疗器械，总之经常出差。女儿就全靠张胖子一人照顾。现在他妈一病，张胖子两头跑;女儿上小学，张胖子负责接送。他女儿小的时候我经常看到她来图书馆玩，和张胖子两人坐在出纳台后一人一台电脑，张胖子打游戏，女儿看动画片。寒暑假的时候他们几乎天天来。那时张胖子的女儿小苹果一样的脸蛋，一双眼睛大大的，黑黑的。
后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再没见到她，等再次见面的时候，已是距上一次过去好几年之后的事了。他女儿长高了，已开始上小学。那天父女俩正要去食堂买饭，见到我，女儿有点儿怯怯的，声音很小地叫了一声“叔叔”。她显然已经不认识我了。
我看到她穿的衣服很旧，一副厚厚的眼镜片完全遮住了当初的那双大眼睛。
“你女儿眼睛多少度啊？”后来我问张胖子。
“800。”
“几年级了？”
“二年级。”
我想正是张胖子的疏于照顾，只顾自己打游戏，完全不管长时间在一旁看电脑的女儿，他女儿的眼睛坏掉了。
可是他女儿还那么小。以后的日子，她的度数只会不断地增加。那副高度数的眼镜在她稚嫩的小脸上，显得那么沉、那么重……
我问张胖子知道不知道，度数越高配的镜片就会越贵（尤其是你还想配个“美薄”的）。镜架再加上镜片，现在配一副眼镜多贵啊！
没想到张胖子好像第一次听说似的，并说自己是带女儿去一般的小店配的，没多少钱。
“还是去大一些的眼镜店比较好吧，”我说，“验光啊……什么的。”
张胖子不置可否，他只是停顿了一下，说：“一般的小店，也凑合吧……”
我不会告诉张胖子自己的眼镜多少钱，我也不会告诉他假期里我都带孩子去了哪些地方——我知道，他只会带女儿在图书馆看电脑;我不会告诉他我给自己的孩子报了哪些辅导班，请了个什么样的英文老师，我只会告诉他，注意女儿的眼睛，不要长时间地面对电脑，不要写作业时眼睛离书本太近，不要在太强或太弱的光线下看书，不要……
平日里，张胖子骑一辆电动车，小车飞快。有的时候，我会看到他后座上带着女儿，快速地穿过校园……
张胖子一直抱怨自己的工资低。为此事他找了方军好几次。有一次他还挨个屋串联了所有的非编人员，联名给方军写了一封“请愿信”。
事后得知，此事让方军十分厌恶，尤其是发起人还是张胖子。
据我所知，方军有的是办法对付这些人的。
记得几年前，我馆一位老同事突发胃出血倒在了工作岗位上，被人叫来救护车赶紧送往医院。事后方军很是赞扬了一番这位老同事（身体不好依然坚持工作，平时从不迟到早退等等）。半年之后，老同事竟被奇怪地辞退了。方军的理由是，图书馆希望招收一些年轻力壮的新生力量，暗含着是怕这个老家伙再次倒下，到时图书馆要负责。老同事灰溜溜地离开了。离开之前我和另外几个同事请他吃了顿饭。饭桌上，他喝了两杯，然后哭了。他说自己特别珍惜图书馆的这份工作——自己家离得很近，每天他都推着自行车跑步过来，累了就骑上，既上了班又锻炼了身体。他为人随和，从原单位退休后来到图书馆找到了这个挣点外快的工作;儿女都已长大，没什么家庭负担，所以谁要跟他换班他都欣然答应。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又没什么事，你们年轻人上有老下有小的。
他就这样走了。
一两个月之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顶替他的竟然也是个老家伙。可方军要招收新生力量的理由犹在耳边。后来才知道，这位新来的是方军学院里一个同事的老婆，老婆刚刚退休，还想再干点什么。
反正图书馆是方军他们家的，他想干什么别人也管不了。
看看方军，再反观一下和他同龄的我自己：方军已经拥有了一座图书馆，在这里说一不二，而我呢，我还是那个刚进入这所学校的我——我叫佟佟，我还很年轻……
又半年之后，没想到，这位新来的也被莫名其妙地辞退了。众人更是一头雾水。原来，是方军和这女人的先生在学院里闹掰了，那位先生放了大招，成功阻击了方军评上高级职称，于是方军反戈一击，把对方的老婆踢出图书馆。
……因此，非编人员怎能不在方军的淫威之下瑟瑟发抖？也就张胖子仗着自己在图书馆的年头长，资格老，敢于叫板。后来又有消息传出，说有个别人终于坚持不住，私下里向方军表示，他是被“胁迫”的，实际上当时自己是在并不知情的情况下签的名…… “这个孙子！”张胖子跟我说起这事时骂了一句。
我有点吃惊于张胖子他们的队伍里出了叛徒，但同时也觉得，我们所在的这个小小的图书馆，还真热闹。
一天上班，张胖子和一个学生吵了一架。然而让谁也没想到的是，这件事最终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后果。
事情是这样的：那个学生来还书，张胖子照例翻了一遍那本书，发现里面有几处涂写，于是便决定罚款。一般情况下如果那几处涂写是铅笔，叫学生拿到一边用橡皮擦干净就可以，可那偏偏是擦不掉的圆珠笔。按规定，罚款五十，然后在书名页上盖个“污损”章了事。可那学生却说不是他涂写的。他说可能是上一个借这本书的人，也可能是上上一个，反正不是他。张胖子说，借书之前就跟你们交代得清楚了，仔细检查一遍，如有涂写马上跟老师说，我们自会盖上“污损”章，你自己不看清楚了又赖谁？
学生说，反正不是他。
张胖子工作有一特点，丁是丁卯是卯。见学生不承认，就不给他还书，那学生也站在旁边不走。
“图书馆的规定，罚款五十。”张胖子再次说。
“不是我写的，你凭什么罚我！”学生吼道。
“甭废话，你要么交罚款，要么去外面重新买一本一样的书还回来。”
“图书馆的规定？哪儿写着呢！”
“新生入学手册上没写着么？你回去自己看看去。”
张胖子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这一点我很佩服他，不管对方耍赖、暴怒、软磨硬泡，张胖子均能坐怀不乱坚持原则——其实他不坚持也可以的，没人监督他。
学生又嚷了半天，张胖子不再说话，手里还在不停地给其他学生借还书。
最终，那个学生到缴费窗口交了罚款，把收款条甩给张胖子，气哼哼地还完书走了。走时嘴里嘟嘟囔囔，骂骂咧咧。张胖子一边手里忙着一边也不服软。
“小兔崽子……”
几天以后，张胖子被举报了。
你知道，方军在图书馆的网站上有个馆长信箱，谁都可以给他写信反映情况。比如说某某室的某某老师态度恶劣;某某书明明检索里有可书架上却没有;某某室的老师聚众聊天，很是影响学生上自习;某某室老师接电话声音太大，还伴有笑声;某某室老师上班炒股，还因股市大跌狠摔鼠标并诅咒政府;某某分类的书架错架严重，等等等等。
然而这一次张胖子被举报的内容却跟这些都没关系，也似乎跟那起“书籍涂改事件”无关。
他被举报在办公室抽烟。
那封举报信上说，学生们经常可以在图书馆的二楼办公室附近闻到烟味，有几次还从半开半掩的门缝里看到过一个胖胖的老师在“冒烟”，那烟雾在阳光的照射下分外显眼;还有一次出纳台后没有一位老师，之后一个胖老师才从办公室快步走出来，身上带满了烟味……
方军看过信后十分生气，当天他就来到张胖子所在的二层，此时张胖子正在上班，等着借书还书的人在出纳台前排了三四个。随着张胖子手里的“扫磁器”一次一次地扫向书页上的条码，电脑不时发出“嘀”、“嘀”的声音。
“张老师，你过来一下。”不知什么时候方军已出现在了二层办公室的门外——他已经进去过了，此刻正冰冷地对着张胖子的方向说着。他的声音在相对安静的阅览室内显得十分突兀，那几个排队的学生也纷纷扭过头去看他。
张胖子心里一惊。
他扫完手里的一本书，又是“嘀”的一声，于是站起来，走向办公室。
方军关上办公室的门，拿起桌上那个当年装过喜糖的小铁盒。小铁盒的盒盖已经打开，里面全是烟头。
“在图书馆抽烟，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方军说。
“我只是偶尔进来抽一根。”
“偶尔？你看看这里面的烟头，这是偶尔吗？！”
张胖子无言以对。
方军把小铁盒放到桌子上，又指了指那些堆了一地的旧书，意思是这么多的可燃物品。
“你看看！你看看！！”
说完方军推门头也不回地走了，就像一团很沉却刮得很快的风一样。
张胖子只呆呆地站在原地，此刻他的脑中嗡嗡的——不知怎么回事，一会儿里面竟又出现了当年那个还做学生的很和气的方军形象，那时的方军每次借完书，都会跟张胖子说一句：
“谢谢老师！”
张胖子就这样被辞退了。
他也闹过一阵，耍无赖，叫老子走老子就是不走。上班的时候骂骂咧咧，还去办公室找方军吵过好几次。谁想方军最终将此事报给了学校，校方当然很重视，于是这下张胖子连一点生还的机会都没有了。
张胖子也确实托过一些人，比如父母当年的同事，可那些都是学校的老人了，一朝天子一朝臣，他们现在根本说不上话。也有人建议张胖子，搬到方军他们家楼道住去，住完他们家楼道再去住校长、副校长家的楼道，说只要坚持下去，就可能成功。张胖子确实犹豫了一下，但最终他也没去。
那段时间张胖子的状态极差，也明显地瘦了。一起的同事看他那样都叫他坐到一旁休息，不要再借还书了。他两眼发呆地坐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走出去，半天不回来，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方军办公室没什么动静，可见他并没过去找他拼命。他终于回来了，继续坐在那里，直到下班。
张胖子是在月底的最后一天离开的。走之前我们又一起在办公室抽了一根烟。我也豁出去了，爱谁谁。之前我们也喝了一顿酒，不过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大醉一场，相反却极其沉闷。张胖子基本没说几句话，只喝了几口酒，最后我们草草散去。
我们最后在一起抽烟的时候，我并没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更没提他的老婆孩子。我看到那根烟在他手里一点点地变短、燃尽，直到被他杵灭在那只小铁盒里。
“走啦。”张胖子最后对我说。
我嗯了一声，没敢看他。等我看他的时候他已经转过身去，从办公室往外走了。
我特意观察了一下他走路的姿势，却怎么也看不出他走得像只鸭子了。
张胖子离开很久以后，我有时还会去二楼和他一起抽烟的办公室坐坐。并不是去抽烟，只是坐坐，好像这里能让我感到放松一样。虽然也会伴有一些空落落的感觉。
那只小铁盒已经摆在了窗台的角落里，很不起眼的一个位置。盒盖紧闭着，我也不想碰它，所以并不知道里面现在还有没有烟头。
突然有一天，张胖子给我打电话，托我帮他在图书馆借一本小说，说是他女儿的班里要求孩子们看。
我给他找到了，当天下午他就骑着电动车带着女儿来到图书馆的门口。
我从里面出来，见到张胖子的气色比以前好了许多。
“叫叔叔。”他对女儿说。
“叔叔。”女儿的声音还是怯怯的。
小女孩，害羞很正常。
她的眼镜片还是那么厚，身量倒和我上次见到时差不多。
我把书递给张胖子，张胖子接过来又转给坐在车后座上的女儿。
“是这本么？”他问女儿。
“是的。”
“还不谢谢叔叔？”
“谢谢叔叔。”
我笑了笑，说不谢，又胡噜了一下她的脑袋。
我问张胖子找到新工作没有？
他说找到了，现在在一家药店站柜台卖药。我说挺好的？他说挺好的。
我说进去坐一会儿吧。
他望了望图书馆的里面，说不了，刚从学校接孩子回来，得赶紧带她回家做作业。
我说，那好吧。
我们说过再见，张胖子腳一蹬地，就看到他骑着电动车带着女儿走远了。
那车速，还像从前一样地快。
（责任编辑：李璐）
我每次上班都会过来找张胖子抽一根，算是一种习惯吧。他在我们图书馆的二楼，我在三楼，抽烟的时候打开办公室的窗户。办公室没人（人全在外面借还书），里面除了几张写字台就是堆了一地的旧书了。其中有一套线装版的《荀子》，我一直想据为己有，只是还没下手。
张胖子抽了口烟，又继续抱怨了一下工资的事。他说，这么少的钱能干什么？不给涨钱也就算了，丫还老觉得我们干的活少！
我无奈地笑了笑，依旧没说什么。
我知道张胖子不容易，不在编制，工资本来就低，还有个正在上小学的女儿，正是花錢的时候。
但我除了无奈地笑笑，什么也帮不了他。
我坐在办公桌上，两条腿悬着，和张胖子离得很近，但两人却看着不同的方向，然后，我们同时把嘴里的烟喷了出去。
从我大学毕业来到图书馆工作的那一天起，张胖子就已经在这里了。现在想想当初，似乎是挺遥远的一件事。那时的我还憧憬着图书馆是知识的殿堂，里面的工作人员全都修养深厚，为人平和，与世无争吧？
第一次见到张胖子他对我不冷不热的，似乎还有几分抵触。当时他在上班，我走过去，说你好，我是新来的，叫什么什么。
“新来的？”他隔着借还书的出纳台瞥了我一眼，我还以为他也会像别人一样热情绽放地说出“欢迎欢迎”呢。
“是啊。”我说。
“哦。好。”他只简短地说出了这两个字。
见他没了话，我也就没再自讨没趣，很快离开了。此人冷淡，还有点劲儿劲儿的，我想。
后来才慢慢地熟起来，偶尔我们也一起抽根烟，闲扯上几句。我得知，张胖子没什么学历，初中毕业，毕业之后学了个厨子，不过他好像并不会炒菜，曾经还离开图书馆到外面的餐厅干过几年，也只是个红白案，后来干得不顺又回来了。他浑身圆滚滚，像个大皮球，但身上的肉却死硬死硬的，让人想到上好的牛排;永远戴个棒球帽，帽子摘下来头皮能往外滋油;盛产头皮屑，估计也并不怎么洗澡，那身上的味道……
我想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放着那些西装革履、积极上进的不去结交，偏对张胖子这种“不进步人士”感兴趣。这就跟我上大学时一样，那些不爱学习的全都在我眼里特别带劲。没办法，我就是这么堕落。
那会儿张胖子还没结婚，虽然他已经四十多了。个中原因，主要是经济实力和外形所致。据说图书馆的人也没少给他介绍对象，其中一个对象在见过一面之后对他做出的评价是：这人走路怎么跟个鸭子似的？
我得知后大笑，心想大皮球走起来能不像鸭子么。
后来又拖了几年张胖子才结了婚，一个外地的女人肯嫁给他。那时候我们图书馆所在的大学正在拆平房，打算新建学生宿舍楼，张胖子的家就在被拆之列。我知道，这可能是他此生唯一的机会了，而他的女人也在等着这套房和他结婚。
由于条件没谈妥，张胖子最终当起了“钉子户”。他开出的条件是，分给自己一套单元房，并解决在图书馆的编制问题。校领导不答应：分楼房可以，编制不可能。双方僵持下来。张胖子当然清楚拆迁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从一个饭馆切菜的摇身变成高校图书馆正式的馆员，我相信那段日子他的脑中一定时常出现这个梦想。为此张胖子一直在奋力坚持着。在左邻右舍纷纷搬走、自己的居住环境越来越像个工地的时候，他依然一个人住在他那间小黑屋里。后来停了水电，我还给他买过一兜子水和零食等慰问品，临出门迈过他家门槛的时候也没忘说一句：“坚持住。”
有的同事建议，你干脆搬到校长家楼道里住去，这样问题会解决得快一些。不过我想这件事张胖子肯定做不出来，基本上他没多大出息，也就在他的小黑屋里坚守吧。他妈他爸倒是偶尔会从旁边的单元楼下来，看看自己的儿子。这两位学校的老职工，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在学校里干了一辈子，现在居然要和单位讲条件（他们都是老实人）。因此老两口每次都话不多，坐一会儿就走。
“胖子，”他妈不无担心地说，“别闹得太僵了。”
“您甭管了，我知道。”张胖子回。
但是最终，学校只同意把分给张胖子的房从一居室变成两居室，编制的问题依然不解决。
他们本着净化师资队伍的理念，决心绝不能让一个切菜的混到大学里。
张胖子最终同意了。
就这样，在张胖子来到图书馆小二十年之后，他依然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编外人员——换言之，图书馆雇来打工的。我试用期一过转正之后，工资一下比张胖子高出许多，这时我倒十分理解了他为什么当初见到我时对我不冷不热的了……
经常被张胖子骂的我馆领导名叫方军。
他原先就在这所大学上学，之后留校，据说肯干，视学校为家、为事业，几番调动之后就来到图书馆当起了馆长。
我虽然在图书馆也待了十几年，但一直游手好闲，从方军身上我才知道什么叫把工作当成事业。
凡来到一个单位，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和领导搞好关系，你一定要多参加集体活动，让更多的人认识你。要知道，这可能会成为你日后的机会。哪像我，几乎从不参加各种活动。我敢保证，现在我要到图书馆外面的学校其他部门走一走，那些人肯定认为我是新来的雏。
“你是图书馆的？”
“是啊。”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
面对这些问题，我只能一笑了之。
所以，十几年来我依然还在我的老位子上，偶尔还会悲哀地发现自己的调动（或往大点说，命运）完全捏在别人的手里。而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会有那么一点儿羡慕方军，觉得他作了正确的人生选择。 方军和我是同一年入职的。当然，他本来就在这里上学，而我则来自另一所学校。在校人事处召开的迎新大会上，我对方军有点儿印象。当时人事处处长和学校校长依次发了言，我们面前的桌面上还摆着花生瓜子香蕉苹果。
“大家别客气啊，随便吃一些，别那么拘谨嘛！”处长笑眯眯地望向大家。
大家这才开动起来，会场气氛慢慢地活跃了。那一年进入这所学校的大约二十多人，一间小会议室就能装下了。
继处长和校长发言之后，每个人按要求也做了一番自我介绍，一般是毕业院校、来自哪里、有什么爱好之类的。
轮到方军时，他嚯的一下站起，上半身挺得笔直，好像刚刚军训回来。
“我叫方军，来自湖北，我的爱好很多，美术、摄影、文学、羽毛球、足球。我现在住在教工宿舍的××室，大家想要打羽毛球可以找我去啊！我也希望大家能在平时多帮助我，让我和你们一起进步。谢谢大家！”
人们都鼓起了掌。我侧脸瞅瞅这个叫方军的人，脸膛黝黑，皮肤粗糙，身穿一件劣质西服，戴一副金丝边眼镜，土得掉渣却焕发着勃勃生气。这和我当年大学里那帮终日只知道看教科书成绩优异的二B青年如出一辙。再看看其他那些人，一个个也都差不多。
我突然觉得，我怎么会和这帮人混在一起。
方军先在其他学院干了几年，工作积极，也能放下身段，故领导对他印象不错。没几年，学术上也有了些成绩，评了副教授。这时正好我们图书馆的老馆长退休，方军就过来兼了馆长，学院那边的课照上。
时隔数年，等我再次见到方军时，他已经以领导的身份坐在图书馆的会议室里了——那是他就职的第一天，由主管图书馆工作的副校长领着和大家见个面。副校长穿一件白衬衫，首先发言。我看到他发言的时候方军一直在低头记着什么，就像电视里那些领导在会场上的表现一样。如有可能，我真想凑过去看看，因为凭我对中文的理解真没什么好记的，我怀疑方军不会在胡写吧？
不得不说，此时的方军已经和我当年在迎新大会上见到的那个方軍大相径庭了。首先是老了许多，脸上的皮肤明显松弛，头发也濒临谢顶，再加上老气的穿着（西装的质量倒是比从前好），使得他一眼望去已经是一个典型的中年人。要知道，他和我是同年毕业，我现在还是牛仔裤帆布鞋呢。其次是，方军和我们学校的那些领导，以及电视里的领导也越来越像了。他坐在那里，手在不停地记着，偶尔抬起头的时候面无表情，也不看人，然后又低下头记起来。
校长说完之后轮到方军说，方军说的时候校长也拿起笔记上了。我留心听了方军说的几句话，他倒还成，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几句整话。是比我强多了。我看到前面一副“领导”模样的方军，不由得想到，要是此刻我坐在前面侃侃而谈会是个什么样子？真是很难想象……不过那至少能让我妈高兴。方军越说，我就越觉得我们两人之间的距离在拉大，就越会去回想当年方军的样子……好吧，这些年我他妈都干吗去了？
我扭头去看会议室的窗外，那是这所学校的操场。上面的假草绿草如茵，有零星几个人在踢足球。天空很蓝，云彩像碎棉絮一样浮在上面。我看了半天，转头回来的时候，方军已经讲完了。
相对于我来说，其实张胖子认识方军更早——那时候方军还是这所学校里的学生，偶尔会来图书馆借书。据张胖子回忆，方军挺和气的，因为每次借完书，他都会对张胖子说一声：“谢谢老师！”
然而，事情哪那么简单。方军当上馆长几个月下来，张胖子对他的认识彻底为之一变。在这里我只说一点，那就是方军会将“我们”和“你们”分得很清楚：凡是对他俯首帖耳的，即视为“我们”，反之，则是“你们”。当然了，像我和张胖子这种一向散漫惯了的，自然很快就被归为“你们”阵营，从此就像被打入冷宫，方军再不临幸我们。我记得最长一次我有一年多没见到他。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不是一件坏事。
平日里，方军总是一副健步如飞、春风得意的样子，我发现，如果我们万一碰到，他总会小小地一愣，就好像怕自己得意的模样为人所见似的。他仿佛也知道我们是一起入职的，在那次校人事处召开的迎新会上，正如我对他有点印象，他应该对我也有点印象。（当时我只站起来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我叫佟佟，我还很年轻……”）
后来我想，方军为什么会见到我时小小地一愣呢？渐渐地才明白，他认为我看不起他。
他曾经在图书馆附庸风雅地组织过许多次画展（其实都是和他所在学院有关系的人的画），我都以生病为由没有参加开幕式（如果你翻翻史书就会知道，生病请假这种瞎话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就已开始被我们的老祖先熟练地使用了），事后得知，这让方军耿耿于怀。他专爱搞这些和艺术沾边的事，油画、书法、水墨，搞了一堆，从中体会着极大的满足。因为这象征着“品味”。而方军一直想以“品味”示人。所以，当方军兴致勃勃地在图书馆大厅布置场地、安排展品之后，我却没有兴致勃勃地参加开幕式，一睹他满足、得意的风采，那他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记得有一次，我早上来到图书馆，刚走上两级台阶，另一个方向方军就兴冲冲地来了。他步履如飞，一阵风似的。这时，他突然看见了我，立刻放慢了脚步（这是我从余光中察觉到的），接着就再没快起来。我登上台阶，推开图书馆的玻璃大门，从玻璃的反光里本以为会再次看到他，结果也没有，他似乎是藏在柱子后面了。
我进到图书馆，头也不回地上楼了。
还有一次，我从图书馆往外走，他正要进来，按理说我们会打个招呼，没想到他只瞥了我一眼，脸上似乎还带着一副很生气的样子。我一时有点儿糊涂，然而很快就明白了，方军最近搞的这个画展我又没去，而这次还是比以往规模都大的一次。据说，事后所有没去的我馆非编人员都被他叫去一个个严厉地批评：为什么不去？如果下次图书馆的这种活动你还不去，就要扣工资！张胖子也没去，所以他也被叫去了。他的理由倒不是自己生病，而是他女儿生病了。……嗯，这也不错。
但是，像对我这样的在编人员，方军似乎无计可施，于是只能摆一张铁青的脸，用这种表情告诉我：是的，没错！你已经被抛弃了！ 现在想想，当时最可气的是我那不争气的右手，因为在方军气鼓鼓地和我狭路相逢之际，它已经挥在了半空……
其实平心而论，这些年过来我也有些理解方军了。
他渴望用工作证明自己。他想干出一些事。这一点从他当年在这所学校留校时似乎就已经确定了。在他教书的学院里，很多人说他能力不行，虽然勤勤恳恳，但却并不是重点发展的对象，所以才被派到这清水衙门一样的图书馆。他自视甚高，听不进不同意见，任何的反对声音在他心里都会被立刻否决。如果那反对声再大一点儿，他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是的，你看不起我！因此，那些对他的俯首帖耳就不光是服从领导的问题，如果里面再有几分马屁，那方军一定飘飘然了。相反，像我和张胖子这种，除了引起他憎恨然后被打入冷宫享受常年的性孤寂，没有第二种结局。
“让丫折腾去吧！”有一次我和张胖子抽烟时他愤愤地说。
张胖子如此愤怒是因为方军那次又搞了个“图书馆杯”摄影大赛，面向全校师生，并号召馆员也参加（声称馆员只要参加就能获奖）。那次活动再次弄得轰轰烈烈，宣传、发奖、展览，最终的获奖照片被扩成了大幅的印刷品，悬挂在图书馆的大厅，一个多月才消停。
“有这钱给我涨点儿工资好不好！这孙子就不干正事。”
于是我就把以上我对方军的看法跟张胖子说了一遍，结果又引起他一连串的恶骂。
“孙子！”张胖子最后喷出一口烟，眼睛望着一处出神。久久，他才苏醒似地“哼”了一声，嘴角露出一丝冷笑，抬起夹烟的手，食指点了两点，将烟灰弹到了那个小铁盒里。
最近张胖子十分不顺。他妈病了，需要人全天照顾，自己老婆的工作也一直不稳定——前一阵我听说她在推销宝石，后来又改为推销医疗器械，总之经常出差。女儿就全靠张胖子一人照顾。现在他妈一病，张胖子两头跑;女儿上小学，张胖子负责接送。他女儿小的时候我经常看到她来图书馆玩，和张胖子两人坐在出纳台后一人一台电脑，张胖子打游戏，女儿看动画片。寒暑假的时候他们几乎天天来。那时张胖子的女儿小苹果一样的脸蛋，一双眼睛大大的，黑黑的。
后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再没见到她，等再次见面的时候，已是距上一次过去好几年之后的事了。他女儿长高了，已开始上小学。那天父女俩正要去食堂买饭，见到我，女儿有点儿怯怯的，声音很小地叫了一声“叔叔”。她显然已经不认识我了。
我看到她穿的衣服很旧，一副厚厚的眼镜片完全遮住了当初的那双大眼睛。
“你女儿眼睛多少度啊？”后来我问张胖子。
“800。”
“几年级了？”
“二年级。”
我想正是张胖子的疏于照顾，只顾自己打游戏，完全不管长时间在一旁看电脑的女儿，他女儿的眼睛坏掉了。
可是他女儿还那么小。以后的日子，她的度数只会不断地增加。那副高度数的眼镜在她稚嫩的小脸上，显得那么沉、那么重……
我问张胖子知道不知道，度数越高配的镜片就会越贵（尤其是你还想配个“美薄”的）。镜架再加上镜片，现在配一副眼镜多贵啊！
没想到张胖子好像第一次听说似的，并说自己是带女儿去一般的小店配的，没多少钱。
“还是去大一些的眼镜店比较好吧，”我说，“验光啊……什么的。”
张胖子不置可否，他只是停顿了一下，说：“一般的小店，也凑合吧……”
我不会告诉张胖子自己的眼镜多少钱，我也不会告诉他假期里我都带孩子去了哪些地方——我知道，他只会带女儿在图书馆看电脑;我不会告诉他我给自己的孩子报了哪些辅导班，请了个什么样的英文老师，我只会告诉他，注意女儿的眼睛，不要长时间地面对电脑，不要写作业时眼睛离书本太近，不要在太强或太弱的光线下看书，不要……
平日里，张胖子骑一辆电动车，小车飞快。有的时候，我会看到他后座上带着女儿，快速地穿过校园……
张胖子一直抱怨自己的工资低。为此事他找了方军好几次。有一次他还挨个屋串联了所有的非编人员，联名给方军写了一封“请愿信”。
事后得知，此事让方军十分厌恶，尤其是发起人还是张胖子。
据我所知，方军有的是办法对付这些人的。
记得几年前，我馆一位老同事突发胃出血倒在了工作岗位上，被人叫来救护车赶紧送往医院。事后方军很是赞扬了一番这位老同事（身体不好依然坚持工作，平时从不迟到早退等等）。半年之后，老同事竟被奇怪地辞退了。方军的理由是，图书馆希望招收一些年轻力壮的新生力量，暗含着是怕这个老家伙再次倒下，到时图书馆要负责。老同事灰溜溜地离开了。离开之前我和另外几个同事请他吃了顿饭。饭桌上，他喝了两杯，然后哭了。他说自己特别珍惜图书馆的这份工作——自己家离得很近，每天他都推着自行车跑步过来，累了就骑上，既上了班又锻炼了身体。他为人随和，从原单位退休后来到图书馆找到了这个挣点外快的工作;儿女都已长大，没什么家庭负担，所以谁要跟他换班他都欣然答应。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又没什么事，你们年轻人上有老下有小的。
他就这样走了。
一两个月之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顶替他的竟然也是个老家伙。可方军要招收新生力量的理由犹在耳边。后来才知道，这位新来的是方军学院里一个同事的老婆，老婆刚刚退休，还想再干点什么。
反正图书馆是方军他们家的，他想干什么别人也管不了。
看看方军，再反观一下和他同龄的我自己：方军已经拥有了一座图书馆，在这里说一不二，而我呢，我还是那个刚进入这所学校的我——我叫佟佟，我还很年轻……
又半年之后，没想到，这位新来的也被莫名其妙地辞退了。众人更是一头雾水。原来，是方军和这女人的先生在学院里闹掰了，那位先生放了大招，成功阻击了方军评上高级职称，于是方军反戈一击，把对方的老婆踢出图书馆。
……因此，非编人员怎能不在方军的淫威之下瑟瑟发抖？也就张胖子仗着自己在图书馆的年头长，资格老，敢于叫板。后来又有消息传出，说有个别人终于坚持不住，私下里向方军表示，他是被“胁迫”的，实际上当时自己是在并不知情的情况下签的名…… “这个孙子！”张胖子跟我说起这事时骂了一句。
我有点吃惊于张胖子他们的队伍里出了叛徒，但同时也觉得，我们所在的这个小小的图书馆，还真热闹。
一天上班，张胖子和一个学生吵了一架。然而让谁也没想到的是，这件事最终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后果。
事情是这样的：那个学生来还书，张胖子照例翻了一遍那本书，发现里面有几处涂写，于是便决定罚款。一般情况下如果那几处涂写是铅笔，叫学生拿到一边用橡皮擦干净就可以，可那偏偏是擦不掉的圆珠笔。按规定，罚款五十，然后在书名页上盖个“污损”章了事。可那学生却说不是他涂写的。他说可能是上一个借这本书的人，也可能是上上一个，反正不是他。张胖子说，借书之前就跟你们交代得清楚了，仔细检查一遍，如有涂写马上跟老师说，我们自会盖上“污损”章，你自己不看清楚了又赖谁？
学生说，反正不是他。
张胖子工作有一特点，丁是丁卯是卯。见学生不承认，就不给他还书，那学生也站在旁边不走。
“图书馆的规定，罚款五十。”张胖子再次说。
“不是我写的，你凭什么罚我！”学生吼道。
“甭废话，你要么交罚款，要么去外面重新买一本一样的书还回来。”
“图书馆的规定？哪儿写着呢！”
“新生入学手册上没写着么？你回去自己看看去。”
张胖子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这一点我很佩服他，不管对方耍赖、暴怒、软磨硬泡，张胖子均能坐怀不乱坚持原则——其实他不坚持也可以的，没人监督他。
学生又嚷了半天，张胖子不再说话，手里还在不停地给其他学生借还书。
最终，那个学生到缴费窗口交了罚款，把收款条甩给张胖子，气哼哼地还完书走了。走时嘴里嘟嘟囔囔，骂骂咧咧。张胖子一边手里忙着一边也不服软。
“小兔崽子……”
几天以后，张胖子被举报了。
你知道，方军在图书馆的网站上有个馆长信箱，谁都可以给他写信反映情况。比如说某某室的某某老师态度恶劣;某某书明明检索里有可书架上却没有;某某室的老师聚众聊天，很是影响学生上自习;某某室老师接电话声音太大，还伴有笑声;某某室老师上班炒股，还因股市大跌狠摔鼠标并诅咒政府;某某分类的书架错架严重，等等等等。
然而这一次张胖子被举报的内容却跟这些都没关系，也似乎跟那起“书籍涂改事件”无关。
他被举报在办公室抽烟。
那封举报信上说，学生们经常可以在图书馆的二楼办公室附近闻到烟味，有几次还从半开半掩的门缝里看到过一个胖胖的老师在“冒烟”，那烟雾在阳光的照射下分外显眼;还有一次出纳台后没有一位老师，之后一个胖老师才从办公室快步走出来，身上带满了烟味……
方军看过信后十分生气，当天他就来到张胖子所在的二层，此时张胖子正在上班，等着借书还书的人在出纳台前排了三四个。随着张胖子手里的“扫磁器”一次一次地扫向书页上的条码，电脑不时发出“嘀”、“嘀”的声音。
“张老师，你过来一下。”不知什么时候方军已出现在了二层办公室的门外——他已经进去过了，此刻正冰冷地对着张胖子的方向说着。他的声音在相对安静的阅览室内显得十分突兀，那几个排队的学生也纷纷扭过头去看他。
张胖子心里一惊。
他扫完手里的一本书，又是“嘀”的一声，于是站起来，走向办公室。
方军关上办公室的门，拿起桌上那个当年装过喜糖的小铁盒。小铁盒的盒盖已经打开，里面全是烟头。
“在图书馆抽烟，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方军说。
“我只是偶尔进来抽一根。”
“偶尔？你看看这里面的烟头，这是偶尔吗？！”
张胖子无言以对。
方军把小铁盒放到桌子上，又指了指那些堆了一地的旧书，意思是这么多的可燃物品。
“你看看！你看看！！”
说完方军推门头也不回地走了，就像一团很沉却刮得很快的风一样。
张胖子只呆呆地站在原地，此刻他的脑中嗡嗡的——不知怎么回事，一会儿里面竟又出现了当年那个还做学生的很和气的方军形象，那时的方军每次借完书，都会跟张胖子说一句：
“谢谢老师！”
张胖子就这样被辞退了。
他也闹过一阵，耍无赖，叫老子走老子就是不走。上班的时候骂骂咧咧，还去办公室找方军吵过好几次。谁想方军最终将此事报给了学校，校方当然很重视，于是这下张胖子连一点生还的机会都没有了。
张胖子也确实托过一些人，比如父母当年的同事，可那些都是学校的老人了，一朝天子一朝臣，他们现在根本说不上话。也有人建议张胖子，搬到方军他们家楼道住去，住完他们家楼道再去住校长、副校长家的楼道，说只要坚持下去，就可能成功。张胖子确实犹豫了一下，但最终他也没去。
那段时间张胖子的状态极差，也明显地瘦了。一起的同事看他那样都叫他坐到一旁休息，不要再借还书了。他两眼发呆地坐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走出去，半天不回来，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方军办公室没什么动静，可见他并没过去找他拼命。他终于回来了，继续坐在那里，直到下班。
张胖子是在月底的最后一天离开的。走之前我们又一起在办公室抽了一根烟。我也豁出去了，爱谁谁。之前我们也喝了一顿酒，不过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大醉一场，相反却极其沉闷。张胖子基本没说几句话，只喝了几口酒，最后我们草草散去。
我们最后在一起抽烟的时候，我并没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更没提他的老婆孩子。我看到那根烟在他手里一点点地变短、燃尽，直到被他杵灭在那只小铁盒里。
“走啦。”张胖子最后对我说。
我嗯了一声，没敢看他。等我看他的时候他已经转过身去，从办公室往外走了。
我特意观察了一下他走路的姿势，却怎么也看不出他走得像只鸭子了。
张胖子离开很久以后，我有时还会去二楼和他一起抽烟的办公室坐坐。并不是去抽烟，只是坐坐，好像这里能让我感到放松一样。虽然也会伴有一些空落落的感觉。
那只小铁盒已经摆在了窗台的角落里，很不起眼的一个位置。盒盖紧闭着，我也不想碰它，所以并不知道里面现在还有没有烟头。
突然有一天，张胖子给我打电话，托我帮他在图书馆借一本小说，说是他女儿的班里要求孩子们看。
我给他找到了，当天下午他就骑着电动车带着女儿来到图书馆的门口。
我从里面出来，见到张胖子的气色比以前好了许多。
“叫叔叔。”他对女儿说。
“叔叔。”女儿的声音还是怯怯的。
小女孩，害羞很正常。
她的眼镜片还是那么厚，身量倒和我上次见到时差不多。
我把书递给张胖子，张胖子接过来又转给坐在车后座上的女儿。
“是这本么？”他问女儿。
“是的。”
“还不谢谢叔叔？”
“谢谢叔叔。”
我笑了笑，说不谢，又胡噜了一下她的脑袋。
我问张胖子找到新工作没有？
他说找到了，现在在一家药店站柜台卖药。我说挺好的？他说挺好的。
我说进去坐一会儿吧。
他望了望图书馆的里面，说不了，刚从学校接孩子回来，得赶紧带她回家做作业。
我说，那好吧。
我们说过再见，张胖子腳一蹬地，就看到他骑着电动车带着女儿走远了。
那车速，还像从前一样地快。
（责任编辑：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