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在消费主义所带来的泛娱乐化趋势下，寻求精英文化与大众化间的平衡成为读书类节目的突破口。由实力文化和腾讯视频联合打造的场景式读书节目《一本好书》通过演绎+解读的模式，生动呈现书籍内涵。文章以场域理论为基础，以《一本好书》节目作为研究个案，分析该节目在文化建构上所形成的模式创新。
关键词 场域理论；读书类节目；《一本好书》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0）16-0054-03
读书类节目作为文化类节目的一种形式，其小众与精英文化的特质使得其受众面相对较窄，难以与娱乐类节目争夺受众，逐渐被边缘化。如今快节奏的生活导致“浅阅读”的流行，越来越多人开始渴望精神世界的充实，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下，读书类节目再次回归公众视野。
2018年10月，由实力文化和腾讯视频联合打造的读书节目《一本好书》在读书类节目的内容形式上形成新突破，首创“场景式阅读”形式，通过现场演绎给观众以360度沉浸式的体验感，再通过嘉宾解读的形式引导观众深入阅读，形成情感上的共鸣。
1 理論基础
1.1 场域理论
场域理论产生于布尔迪厄关于社会学的研究工作中，它吸收并修正了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思想，最先被运用于法国知识分子领域以及文学艺术世界的说明。随后，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一书中又具体阐述了“新闻场”“电视场”的概念，将场域思想引入到了新闻、电视领域。
布尔迪厄将场域定义为存在于各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网络或架构，他认为这些客观关系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从而形成了场域，而各种客观关系网络所表现出的社会性力量的不同性质使得每个场域都有其特有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具有自主性特征，但场域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场域是一个动态扩展过程，各个场域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 1 ]。
1.2 电视场域的文化构成
布尔迪厄指出场域是存在于各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架构，它由多种客观力量构成，电视场域内也存在着多种力量和因素，我国电视场域的文化主要由主流文化、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构成。
电视场域内的大众文化具有娱乐性、通俗性、商业性等特征；而电视场域的精英文化则是通过节目的形式传播社会理想与人文精神，促进人们的理性思考，提高人们的文化内涵与审美情趣。精英文化相对于大众文化而言，对受众的文化水平有一定的要求，内容更有深度，难以吸引受众，在电视场域内处于边缘化的位置。
2 读书类节目《一本好书》的文化建构
2.1 主题思想架构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主要是指个体基于心理与情感的认知所产生的对某种文化价值的认同感，其之所以能够产生，在于该文化对于具有独立认知个体的文化价值观的有效引导。
《一本好书》作为读书类节目，立足于文学作品，节目选取的书目包含了对社会理想与价值观的弘扬、对人的价值关注、人生信念的阐释以及对历史与未来的思考，而这些元素让这档节目具有了精英文化的思想深度与价值高度。如第一季第一期的作品《月亮与六便士》，是英国小说家萨默赛特·毛姆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标题“月亮”代表着不被物质世俗所羁绊的美好理想，是大多数人可望而不可及的诗和远方；而“六便士”则代表了世俗与物质，主人公斯特里放下一切物质现实利益，甘愿忍受着贫困与疾病的折磨，坚持追寻理想的忘我精神，让一批批读者在心中刻下烙印，而在节目中，观众的内心则通过一幕幕演绎与书中的人物及作者产生了情感共鸣，这也正是基于对书中呈现出的文化价值观念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2.2 大众化语境呈现文化价值
布尔迪厄指出，一个场域内的元素要进入另一个场域时，需要进行一次结构的重塑以适应新场域内的规则。文学作品所代表的精英文化原本从属于文化场域，而精英文化要进入电视场域时，就必须适应电视场域内部的结构与规则，形成适合于电视节目的形式与表达，《一本好书》节目在对精英文化的重塑上探索出了一条新型道路。
《一本好书》主要采取演绎+解读的模式，将精英化的文学作品以大众化的表达方式呈现出来。它的每一期节目可分为三个环节：背景介绍、舞台表演和嘉宾解读。第一环节背景介绍主要以图文配朗读的形式介绍每本书的作者、创作背景等相关信息，随后第一现场的舞台表演与第二现场的嘉宾解读以时空间隔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第二现场主要是主持人陈晓楠，作家蒋方舟、朱大可，学者吴伯凡，编剧史航等人以专业的、文学的视角围绕现场表演的情节进行解读。第一现场的表演吸引观众注意并让观众沉浸于故事情节之中，第二现场嘉宾的解读将晦涩的概念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解析，引导观众进一步去思考故事的情节，体会主人公的情感，将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既给予了观众视觉上的盛宴，也让观众对文学作品有了更深入透彻的理解。
2.3 故事化叙事显化文化符号
布尔迪厄认为惯习是场域内行动者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惯习是通过一种选择机制，让既成的行为规范保持稳定，甚至形成固定的风格，在电视场域内，惯习通常以节目符号的形式进行呈现，而仪式是最为典型的符号活动之一，是带有象征性的符号系统，它主要指具备一定特殊意义的活动和行为，这些特殊意义通过仪式的规则、具体的活动和行为来彰显。具体到电视场域的仪式上，观众可以通过电视仪式，从原有的生活中暂时抽离出来，再通过电视节目中的仪式化活动，重新在社会中聚合。像在电视节目中，节目的开场、主持，结尾的鞠躬等元素都可以被看成是一种仪式。《一本好书》节目的结构性很强，无论是开头的背景介绍，贯穿首尾的舞台演绎还是穿插的嘉宾解读，其对于多元化空间、立体式叙事舞台语境的打造都成为了一种文化仪式[2]。
节目在打造舞台语境时，通常通过多种空间舞台的设置来进行节目叙事，以避免单一节目叙事模式的单调乏味造成观众视觉疲劳。根据嘉宾身份的不同，设置不同的舞台语境，多重舞台的设置使得节目形式更加多元化，也更能给观众带来视觉上的冲击感。《一本好书》节目根据嘉宾身份角色的不同，设置了双重舞台空间，分别是以故事情节表演为核心的360度沉浸式主舞台和以主持人嘉宾解读为核心的采访间。节目中，主舞台营造了360度沉浸式舞台化场景，通过不同区域的布景展现出不同场景，实现了每场戏的无缝衔接，观众席在舞台中央通过移动椅子观看各个场景的演出，而移动端观众可以通过镜头的流转进行观看，演绎与观看效率大大提升。 第一场景的节目用讲述铺垫情节，用表演来呈现关键冲突渲染氛围，让观众尽快融入到故事情节之中，在《月亮与六便士》中，视觉交互技术和实时投影的使用使得舞台更加立体化，而再通过镜头的拉近与平移，主人公毛姆瞬间从斯特里伦敦的家庭切换至法国巴黎的小酒馆，实现了一个舞台、多重场面的调度，也让故事情节的展示更加完备立体。而《霍乱时期的爱情》则采用倒叙式结构，以一把小提琴作为贯穿前后的道具，小提琴第一次出现在故事的前期，节目中青年与老年男主角阿里萨同时出现，青年手拿玫瑰，老年深情演奏，向费尔米娜表达爱意；第二次出现在故事转折后，同一位置，同一乐曲，而这一次青年深情演奏，老年述说，表达出了无限的悲痛（图1）。
悬念的设置不仅使故事情节更加丰富，也让节奏更加灵动，更能牵动观众的情绪，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3]。
《一本好书》第二舞台是主持人与嘉宾的访谈间，营造了出了一种书房茶会的氛围。与主舞台演员生动呈现出的跌宕情节氛围不同，访谈间节奏偏向于舒缓静谧，在书房的场景内，三人坐在一张圆桌上进行分享与交流，书香味浓，打造出一种深度阅读与思考的环境符号。嘉宾通过简练的语言描述与书籍相关的故事情节与自身感悟，阐释书中的哲理与作者的心境，围绕一些细节进行推敲，在一定程度上使受众从上一舞台的演绎中抽离出来，形成对作品的情感与价值观认同。节目突破了以往程式化的叙事方式，通过简单凝练的谈话与沉浸式表演的串联，压缩时空之间的距离，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学作品和观众之间的隔阂，不同空间不同语境的设置，让节目与作品情节的叙事更加完备立体，既让观众体会故事中的情节冲突，也激发了观众深入思考和阅读的兴趣。
在符号化的基础上进行仪式化能达到情感上的升华，节目接近尾声时，最后一段的舞台演绎会设置一个悬念，随后转向主持人的解说，引导观众去书本中寻找答案，开头结尾遥相呼应，中间视觉、听觉上给观众以强烈的感官刺激，从对书籍内容的故事化叙事到节目的仪式化收尾，观众的情感一步步与主人公和作者发生勾连，书籍的文化价值也正是通过这种故事叙事和仪式营造被传达出来。
3 读书类节目《一本好书》文化建构的思考
读书类节目《一本好书》通过文化的建构，为处于电视场域边缘化位置的精英文化谋求话语权，促成场域内多元文化的平衡，同时《一本好書》所打造的360度沉浸式场景，将精英文化以一种大众化的叙事形式呈现出来，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边界。
3.1 话语权的重谋：文化生态的平衡
在文化的工业化生产所带来的消费主义社会环境下，电视媒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消费逻辑的侵蚀。布尔迪厄指出，在场域内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往往会通过其他手段提高自己在场域内的地位。读书类节目作为文化类节目的一种形式，成为传播精英文化的载体，建构了精英文化的内涵，具有一定的精神高度与价值内涵。
《一本好书》这档节目正是在作品的演绎和解读中完成了精英文化的建构与传播，通过观众的观看和阅读行为的产生实现文化价值和文化增值，进而在电视场域内与大众文化进行话语权的争夺，平衡场域内的文化生态[4]。
3.2 边界的消解：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融合共生
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并非完全对立，而是相互渗透、相互改造与制约的关系。《一本好书》节目融合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共同特质，将精英文化的内核以一种大众所普遍接受的方式呈现出来，360度沉浸式舞台场景的打造以及对书本内容影视化的编排可以使现场观众更直观感受故事情节，场景的打造让画面更加生动有趣，也打破了观众与书本的隔阂，使观众更能直观地目击人物命运，体会人物心情，既坚守了精英文化的价值内核与精神高度，又探索出了符合大众喜好的叙事模式。读书类节目对于两种文化的平衡，也使得电视场域内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边界不断消解，逐渐从相互排斥走向了融合共生。
参考文献
[1]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M].许钧，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杨一珂.多元化跨时空叙事演绎经典——《一本好书》的叙事策略分析[J].视听，2019（8）：119-120.
[3]中国当代文化综艺类节目的文化建构路径探究——以《国家宝藏》为例[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9.
[4]卢美宇.场域理论下电视读书节目的文化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8.
关键词 场域理论；读书类节目；《一本好书》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0）16-0054-03
读书类节目作为文化类节目的一种形式，其小众与精英文化的特质使得其受众面相对较窄，难以与娱乐类节目争夺受众，逐渐被边缘化。如今快节奏的生活导致“浅阅读”的流行，越来越多人开始渴望精神世界的充实，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下，读书类节目再次回归公众视野。
2018年10月，由实力文化和腾讯视频联合打造的读书节目《一本好书》在读书类节目的内容形式上形成新突破，首创“场景式阅读”形式，通过现场演绎给观众以360度沉浸式的体验感，再通过嘉宾解读的形式引导观众深入阅读，形成情感上的共鸣。
1 理論基础
1.1 场域理论
场域理论产生于布尔迪厄关于社会学的研究工作中，它吸收并修正了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思想，最先被运用于法国知识分子领域以及文学艺术世界的说明。随后，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一书中又具体阐述了“新闻场”“电视场”的概念，将场域思想引入到了新闻、电视领域。
布尔迪厄将场域定义为存在于各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网络或架构，他认为这些客观关系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从而形成了场域，而各种客观关系网络所表现出的社会性力量的不同性质使得每个场域都有其特有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具有自主性特征，但场域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场域是一个动态扩展过程，各个场域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 1 ]。
1.2 电视场域的文化构成
布尔迪厄指出场域是存在于各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架构，它由多种客观力量构成，电视场域内也存在着多种力量和因素，我国电视场域的文化主要由主流文化、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构成。
电视场域内的大众文化具有娱乐性、通俗性、商业性等特征；而电视场域的精英文化则是通过节目的形式传播社会理想与人文精神，促进人们的理性思考，提高人们的文化内涵与审美情趣。精英文化相对于大众文化而言，对受众的文化水平有一定的要求，内容更有深度，难以吸引受众，在电视场域内处于边缘化的位置。
2 读书类节目《一本好书》的文化建构
2.1 主题思想架构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主要是指个体基于心理与情感的认知所产生的对某种文化价值的认同感，其之所以能够产生，在于该文化对于具有独立认知个体的文化价值观的有效引导。
《一本好书》作为读书类节目，立足于文学作品，节目选取的书目包含了对社会理想与价值观的弘扬、对人的价值关注、人生信念的阐释以及对历史与未来的思考，而这些元素让这档节目具有了精英文化的思想深度与价值高度。如第一季第一期的作品《月亮与六便士》，是英国小说家萨默赛特·毛姆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标题“月亮”代表着不被物质世俗所羁绊的美好理想，是大多数人可望而不可及的诗和远方；而“六便士”则代表了世俗与物质，主人公斯特里放下一切物质现实利益，甘愿忍受着贫困与疾病的折磨，坚持追寻理想的忘我精神，让一批批读者在心中刻下烙印，而在节目中，观众的内心则通过一幕幕演绎与书中的人物及作者产生了情感共鸣，这也正是基于对书中呈现出的文化价值观念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2.2 大众化语境呈现文化价值
布尔迪厄指出，一个场域内的元素要进入另一个场域时，需要进行一次结构的重塑以适应新场域内的规则。文学作品所代表的精英文化原本从属于文化场域，而精英文化要进入电视场域时，就必须适应电视场域内部的结构与规则，形成适合于电视节目的形式与表达，《一本好书》节目在对精英文化的重塑上探索出了一条新型道路。
《一本好书》主要采取演绎+解读的模式，将精英化的文学作品以大众化的表达方式呈现出来。它的每一期节目可分为三个环节：背景介绍、舞台表演和嘉宾解读。第一环节背景介绍主要以图文配朗读的形式介绍每本书的作者、创作背景等相关信息，随后第一现场的舞台表演与第二现场的嘉宾解读以时空间隔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第二现场主要是主持人陈晓楠，作家蒋方舟、朱大可，学者吴伯凡，编剧史航等人以专业的、文学的视角围绕现场表演的情节进行解读。第一现场的表演吸引观众注意并让观众沉浸于故事情节之中，第二现场嘉宾的解读将晦涩的概念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解析，引导观众进一步去思考故事的情节，体会主人公的情感，将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既给予了观众视觉上的盛宴，也让观众对文学作品有了更深入透彻的理解。
2.3 故事化叙事显化文化符号
布尔迪厄认为惯习是场域内行动者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惯习是通过一种选择机制，让既成的行为规范保持稳定，甚至形成固定的风格，在电视场域内，惯习通常以节目符号的形式进行呈现，而仪式是最为典型的符号活动之一，是带有象征性的符号系统，它主要指具备一定特殊意义的活动和行为，这些特殊意义通过仪式的规则、具体的活动和行为来彰显。具体到电视场域的仪式上，观众可以通过电视仪式，从原有的生活中暂时抽离出来，再通过电视节目中的仪式化活动，重新在社会中聚合。像在电视节目中，节目的开场、主持，结尾的鞠躬等元素都可以被看成是一种仪式。《一本好书》节目的结构性很强，无论是开头的背景介绍，贯穿首尾的舞台演绎还是穿插的嘉宾解读，其对于多元化空间、立体式叙事舞台语境的打造都成为了一种文化仪式[2]。
节目在打造舞台语境时，通常通过多种空间舞台的设置来进行节目叙事，以避免单一节目叙事模式的单调乏味造成观众视觉疲劳。根据嘉宾身份的不同，设置不同的舞台语境，多重舞台的设置使得节目形式更加多元化，也更能给观众带来视觉上的冲击感。《一本好书》节目根据嘉宾身份角色的不同，设置了双重舞台空间，分别是以故事情节表演为核心的360度沉浸式主舞台和以主持人嘉宾解读为核心的采访间。节目中，主舞台营造了360度沉浸式舞台化场景，通过不同区域的布景展现出不同场景，实现了每场戏的无缝衔接，观众席在舞台中央通过移动椅子观看各个场景的演出，而移动端观众可以通过镜头的流转进行观看，演绎与观看效率大大提升。 第一场景的节目用讲述铺垫情节，用表演来呈现关键冲突渲染氛围，让观众尽快融入到故事情节之中，在《月亮与六便士》中，视觉交互技术和实时投影的使用使得舞台更加立体化，而再通过镜头的拉近与平移，主人公毛姆瞬间从斯特里伦敦的家庭切换至法国巴黎的小酒馆，实现了一个舞台、多重场面的调度，也让故事情节的展示更加完备立体。而《霍乱时期的爱情》则采用倒叙式结构，以一把小提琴作为贯穿前后的道具，小提琴第一次出现在故事的前期，节目中青年与老年男主角阿里萨同时出现，青年手拿玫瑰，老年深情演奏，向费尔米娜表达爱意；第二次出现在故事转折后，同一位置，同一乐曲，而这一次青年深情演奏，老年述说，表达出了无限的悲痛（图1）。
悬念的设置不仅使故事情节更加丰富，也让节奏更加灵动，更能牵动观众的情绪，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3]。
《一本好书》第二舞台是主持人与嘉宾的访谈间，营造了出了一种书房茶会的氛围。与主舞台演员生动呈现出的跌宕情节氛围不同，访谈间节奏偏向于舒缓静谧，在书房的场景内，三人坐在一张圆桌上进行分享与交流，书香味浓，打造出一种深度阅读与思考的环境符号。嘉宾通过简练的语言描述与书籍相关的故事情节与自身感悟，阐释书中的哲理与作者的心境，围绕一些细节进行推敲，在一定程度上使受众从上一舞台的演绎中抽离出来，形成对作品的情感与价值观认同。节目突破了以往程式化的叙事方式，通过简单凝练的谈话与沉浸式表演的串联，压缩时空之间的距离，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学作品和观众之间的隔阂，不同空间不同语境的设置，让节目与作品情节的叙事更加完备立体，既让观众体会故事中的情节冲突，也激发了观众深入思考和阅读的兴趣。
在符号化的基础上进行仪式化能达到情感上的升华，节目接近尾声时，最后一段的舞台演绎会设置一个悬念，随后转向主持人的解说，引导观众去书本中寻找答案，开头结尾遥相呼应，中间视觉、听觉上给观众以强烈的感官刺激，从对书籍内容的故事化叙事到节目的仪式化收尾，观众的情感一步步与主人公和作者发生勾连，书籍的文化价值也正是通过这种故事叙事和仪式营造被传达出来。
3 读书类节目《一本好书》文化建构的思考
读书类节目《一本好书》通过文化的建构，为处于电视场域边缘化位置的精英文化谋求话语权，促成场域内多元文化的平衡，同时《一本好書》所打造的360度沉浸式场景，将精英文化以一种大众化的叙事形式呈现出来，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边界。
3.1 话语权的重谋：文化生态的平衡
在文化的工业化生产所带来的消费主义社会环境下，电视媒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消费逻辑的侵蚀。布尔迪厄指出，在场域内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往往会通过其他手段提高自己在场域内的地位。读书类节目作为文化类节目的一种形式，成为传播精英文化的载体，建构了精英文化的内涵，具有一定的精神高度与价值内涵。
《一本好书》这档节目正是在作品的演绎和解读中完成了精英文化的建构与传播，通过观众的观看和阅读行为的产生实现文化价值和文化增值，进而在电视场域内与大众文化进行话语权的争夺，平衡场域内的文化生态[4]。
3.2 边界的消解：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融合共生
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并非完全对立，而是相互渗透、相互改造与制约的关系。《一本好书》节目融合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共同特质，将精英文化的内核以一种大众所普遍接受的方式呈现出来，360度沉浸式舞台场景的打造以及对书本内容影视化的编排可以使现场观众更直观感受故事情节，场景的打造让画面更加生动有趣，也打破了观众与书本的隔阂，使观众更能直观地目击人物命运，体会人物心情，既坚守了精英文化的价值内核与精神高度，又探索出了符合大众喜好的叙事模式。读书类节目对于两种文化的平衡，也使得电视场域内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边界不断消解，逐渐从相互排斥走向了融合共生。
参考文献
[1]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M].许钧，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杨一珂.多元化跨时空叙事演绎经典——《一本好书》的叙事策略分析[J].视听，2019（8）：119-120.
[3]中国当代文化综艺类节目的文化建构路径探究——以《国家宝藏》为例[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9.
[4]卢美宇.场域理论下电视读书节目的文化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