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名刘世纶。有一个哥哥，四个弟弟，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儿。哥哥弟弟都正式入学校，我在家里给请了老师。老师应该是东北流浪过来的读书人，一个可怜人。开蒙的第一本书是《左传》。
　　那时候我六岁，读得懵里懵懂，但也得背。我不干了，说我也要上学。去了学校才发现“大狗叫小狗跳”，真正无聊，学的东西比《左传》差太远了没意思。所以还是回家念，差不多到了十岁才又进学校，所以比别人的学龄都高两三年。
　　我父亲刘君曼是京师大学堂毕业。那时候民国已经建立了我父亲和他同学说：我们别做官了做官很糟糕，老百姓最要紧的是盐，我们卖盐吧。于是他们就制盐，把精盐拿给袁世凯，袁世凯一尝：我还以为是白糖呢，原来是盐，这么成!于是，父亲请求立项去制盐。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政府从日本手里接管了青岛盐业，父亲就任永裕盐业公司总经理，我们全家从北京跟去了青岛。我在青岛女子念高中，高三圣诞节的晚上，家里给学校打电话，说，“老爷病了你赶紧回来吧。”
　　父亲突然中风，三天后走了，你能想象吗?我没有眼泪，整个人都呆了。三天前还跟爸爸说说笑笑，三天后他走了所以对于生死的问题，变成一个我常常想的问题。哥哥当时正在日本留学：我傻傻的，不准爸爸入殓，入了棺材，又不准师傅扣钉子。我把爸爸的一只表搁在棺材里，那是瑞士造的一只表，很好隔着棺材都能听见嘀嗒声。我这样子听着他的表，就像听到他的呼吸声。我等了七天，天天把对着院子的门打开，希望爸爸的魂灵回来，但是完全没有消息。别人都以为我们很有钱。结果爸爸走了之后，你猜他的皮包里还有多少钱?只有五块钱。翻遍所有的皮夹子，只找到一个折子上面写着某某人某某人的名字底下有五块十块二十块，其中有听差的、拉车的、还有亲戚，跟我们家都有点关系的人。原来我父亲每个月都给他们汇钱。我第一次对我父亲怀有恭敬心。原来只有父女之爱，从那时起我把他看作圣人。圣人也不过如此。父亲在北京的时候，说要做点实际的事情，就自己盖房子。他起地基的时候，把圆石头就往那儿一堆，也不打磨，墙角就像老虎的皮一样，所以别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虎皮刘二”。他盖了四栋房子。我19岁的时候，爸爸走了妈妈38岁守寡，我在青岛念完最后一学年，就搬回北京，住进“虎皮刘二”盖的房子。
　　高考时，我报考了清华、北大、师大，还有中央政治学校。考北大，数学只有几分：师大报的是国文系，所以考了第一名。我最想进的是清华，但考完之后我没去看榜。50年之后，清华追我追到洛杉矶，问：你为什么不到清华来?我说，我没有看榜。这时我才知道自己是清华历史上唯一一个考上却没有注册的学生。北大也不录取我，我就进了师大。开学都十天天了记得那天正在上俞平伯的说文解字，突然有人敲窗户，是北大的一位女同学。她说，北大让奶牛回去，是胡先生让你回去。我说哪个胡先生?“胡适之啊!”
　　我考北大的数学几乎零允国文99分作文100分。作文题目由胡先生出，我写的是父亲的死。他说那篇作文，他一边看一边难过。所以开学后一上课就问，那女生录取了没有，人在哪里，有没有ASkeR。胡先生说，把她找回来。所以我开玩笑地说，是胡适之先生把我“请”回北大。
　　胡先生讲的最要紧的一门课，是《中国哲学思想史》。他讲课是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坐在那里，人很漂亮，不高，扎扎实实的身体，但是脸上一股祥和之气，说不出来，但你就知道这个人脾气很好，闻一多教《楚辞》。那是过瘾啊，好像他自己一会儿变成了宋玉，一会儿变成了屈原，多姿多彩。陶希圣教古代思想史，也很了不起。伪南京政府成立之后，他变成了“卖国贼”，但很快他退了出来。钱穆更不得了他在礼堂上讲通史，台阶和礼堂外的走廊都坐满了人，有时讲台上都坐着学生。他穿着马社怅袍、绑腿的绸裤子、粉底的中国布鞋，从这头走到那头，从那头走到这头。没有书，没有讲义，连黑板也不写。是他训练了我记笔记的功夫。期末考试的时候，我可出风头了红人一个!“劳驾，笔记借我抄抄”，别人都说。
　　北大从来不点名，从来不上课，四年以后照旧毕业，那是北大的风气，真是自由。我和我先生田宝岱在大四的时候结了婚。因为要去昆明上西南联大，我母亲说，你们不结婚，单身男女不可以上路，所以两家逼着，我们莫名其妙就结了婚。
　　到了昆明，我跟我先生说，现在离家这么远，抗战什么时候结束不知道，将来你要是没有世界的观念和经历，你发达不了我让他赶紧考外交官。那时候政府刚刚开始国家公务员考试，他还真考上了。
　　我们在重庆熬了三年。后来我先生被外放到芝加哥做副领事，我跟着他去了美国。他做外交官35年，我们在国外也住了35年。1949年之后我们去了台湾，过的日子很苦。北大的同班同学，在台湾的有十几个那时候我们30岁左右，开始知道学问的重要。“反攻大陆”这件事，让政府去闹吧，我们还是好好读书。逃出来的人，最了不起的就是南怀瑾。
　　没见到南先生之前，我们对彼此的印象都不好。他说，不见!这些女人，问的不是感情，就是儿女不乖，我不教这些东西。这话传回来，我就觉得他对异性有排斥，对他的印象很坏。我想，我得给他一个下马威。那天见到南老师，他半皱着眉头，爱理不理：“你有什么问题啊?”我说，请问南先生，生从何处来，死向何处去?南老师一点也不在乎：“你从哪里听来的?好了你也来听《楞严经》吧。”
　　我虽然从八岁开始吃素，但从那时候才开始接触佛法。上头一堂课后，我真是欢喜赞叹。南老师说，古人早就说过了自从遇见楞严后，不读世间糟粕书。
　　南老师博学强记，他的脸庞身体都瘦瘦精精，人很聪明，话经常只说到一半。南老师很佩服一个人是陈健民上师。我读了陈健民先生的《曲肱斋》，是真佩服。他人在旧金山，去纽约沈家桢先生处讲法的时候，我去见他。陈上师矮而不瘦，如同一根粗桩子。我就给他顶礼，我给南老师都没有顶礼。我跪下，突然问听到对面“扑通扑通”，我还以为是什么东西掉了下来，一看，原来是他在给我磕头，接着站起来指着我骂：“以后不可以这样，你这是让我折寿啊!”学生另找老师，为师者通常会妒忌。结果去见陈上师，我担心南老师会骂我或者不高兴的时候，他说：“好好女子，赶紧去，挖宝!记得，挖回来之后告诉我。”
　　我一直喜欢美国，等我真到了美国一看，白黑之间，表面上是平等了事实上却没有。那种观念，是嘴上说着甜，心里头在歧视。黑人的生活很惨。我本来也喜欢印度，对于日本是早就讨厌了现在真正喜欢的，还是我们这个国家。
　　对话
　　唐三藏是
　　最糟糕的窝囊人
　　记者：儒道释三家，你认为哪一家更高明?
　　叶曼：佛家。可是释迦牟尼有很多东西没有跟我们解释。到现在也没人能解释，生从何处来，死向何处去。人死为鬼，鬼死为暂，聻还死不死啊?真有六道轮回吗?真 有灵魂吗?灵魂在哪里?这些都是问题。
　　记者：你了生死吗?
　　叶曼：太难了!你能够先了“生”吗?你说了生死，人死了以后，谁回来过?包括释迦牟尼在内，都在夸口说大话，拿不出证据来。福尔摩斯侦探集的作者柯南道尔，跟萧伯纳是好朋友，他们也研究这问题，就约定谁先死了死后要回来告诉那活的人有没有灵魂。所以柯南道尔先死，萧伯纳就说：记着啊。结果，等了一个礼拜也没有消息。
　　记者：中国人需要宗教吗?
　　叶曼：中国人没有宗教的热忱。从前没有佛法的时候，就说有老天茕老天爷还有个妈妈，叫王母娘娘，我们拿老天爷开玩笑，拿王母娘娘说故事，这跟外国差太远了，中国人是因为太聪明了所以没有宗教狂。《西游记》里，唐三藏是最糟糕的窝囊人，他就代表我们现在。三个徒弟中，孙猴子代表我们的心，猪八戒代表我们的欲，沙和尚代表我们的理性，最鲜明的是猪八戒，最不出风头的就是沙和尚，他最不显眼，却代表着我们的理性。
　　记者：如何修行才好?
　　叶曼：佛法讲“四圣谛”，“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所受皆苦，涅槃寂静”，这十六个字很要紧。所有的行为永远无常，都要变。刚才问问题的你，已经不是现在的你。所有的烦恼，都是我们编的名词。不过人生就这么短，像你们这么年轻，六根都很好使唤，想知道的东西也很多，这一段好时光很短，以前你们不懂得怎么问，等以后老了嫌麻烦也不会问了。唐伯虎说，“人生七十古老少前除年少后除老，中间所剩已不多，还有一半睡掉了”，哈哈。
　　记者：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你会怎么过?
　　叶曼：我从前只有一样理想：人生每天做的，不过是待人处事而已。待人以恕，处事以忠，所谓忠恕而已。假设可以重来，我有一个想法：我想做一个男人试试，因为没有做过嘛。这是唯一的一个想法。
　　记者：现代女性应该有什么样的婚恋观?
　　叶曼：上古时候，男女杂交，只知有母，不知有父。周公定了六礼，才有了结婚的说法。其实现在也是男女杂交，一个人能有几个情人，现在不就闹这个问题吗7哪个是你的真爱?不知道，反正是凑和在一起，就这么回事。
　　手记　世界为何这么坏
　　叶曼先生待人颇恭谨。我们围着圆桌刚坐定，见我们面前无茶水，马上不客气地责问保姆：客人都还没坐下'你怎么就进房间了?我们的采访，叶先生全程用笔头写出来。一个说话问，一个用笔头答，至傍晚，其间厨房传来菜入油锅的滋滋声响。叶先生说，自己虽然吃素，但很挑嘴，因为自己很会烧菜。“从前田先生做大使的时候，我_顿饭可以请200个人，都是我一个人做。”她说。当然，那要花上三天的时间。“当田先生卸任的时候，大家都来枪我的保姆。我就笑了，我说，‘你们都会后悔的，真正的保姆在这儿呢!”’她指着自己，大笑起来。
　　叶先生现年98岁，每餐米饭小半碗，如果是饺子，只吃三个。几十年前，这位大使夫人教英文、授国学，喜欢摄影、烹饪、裁缝、听戏，学跳舞、插花、桥牌，给报纸写专栏，在美国、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以及沙特阿拉伯都待过，“天生劳碌命”。时至今日，她仍习惯每天看九份报纸、五份中文杂志、两份英文杂志、三种翻译杂志。我们见面的前一晚，她看书至凌晨五点才睡。她被形容为“是当今世界将儒、道、佛文化融会贯通的国学大师之一”，我转述给叶先生，她淡淡一笑：“懂得一占’就是了。”叶先生出身世家，父亲刘君曼与王云五、韩德清是结拜兄弟。王云五是民国极负盛名的出版家，韩德清则是民初唯识学的泰斗之一，与欧阳竟无并称“南欧北韩”。叶先生12岁时曾赴韩先生处学“威唯识论”。
　　她曾有演讲，回忆她的学佛历程，其中亦有俗世之人或将信将疑的“打禅七”的神通体验但我问叶先生当下可有烦恼，她说，“烦恼的事情多了——只要你有‘心’在，免不了的”。她说，“爱”从心，“恼”也肌心，至于“烦恼”，“恼”上加火，更不得了。“弘一法师有‘人生三层楼’的说法，您现在处在第几层?”我问。她耳背，总听不明白，反问：“哦，你说这房子是在第几层?”接着终于听明白了，“哦，哦，我们住房子是在底层；人生第几层，我不知道，饿了吃饭，困了睡觉，就是这样而已。”叶先生精神极好'短发清爽，脸上几乎不见老人斑。只是牙缺了两颗，追问“世界为何是这样”的时候，英文的“why”总是念成“坏”，于是问题就吊诡地变成：“世界为何这样坏”。叶先生极谦逊，不妄谈佛学，反多论及儒学。她说：“你说你关心世界上所有人，你别吹牛皮了，你连路上的街坊都关心不了呢。有缘的嘛，见到了，还是那八个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道德。不要噼里啪啦说一大堆，人家记不住，人家也汜不住。”叶先生拿的是美国护照，2006年长住北京，她曾说：“我现在只想做中国人，却不知道如何可以做中国人。我生在这儿，长在这儿，19岁离开这儿，现在我变成了一个外国人，很别扭。”
　　我们聊了三个小时，叶先生端坐始终，喝过几口水，末了吃过一块糖，偶有咳嗽，叶先生会轻声说：Excuse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