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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左传》中，楚国的扩张进程可分为二类：一类是在南方的拓疆灭国，采用德抚与征伐并用的策略，对拒不服楚、持国无德或与楚有仇怨者予以军事打击，对能改事楚国者则存其国而安抚之;另一类是在北方的争霸会盟，比起实质性的灭国占地，更注重对势力范围的争夺与拓展，意在达成“以属诸夏”的政治目标。《左传》对楚国扩张进程的叙写彰显了楚人的诸夏情结，即对自身理应享有与诸夏平等的政治地位乃至超越诸夏的霸主身份的体认。通过第二次晋楚弭兵，楚人的政治地位由“非我族类”晋升至“晋、楚匹也”，在实现自我政治认同的同时获取了中原诸夏对他们的政治认同。
关键词：《左传》;楚人;政治认同;扩张进程;诸夏情结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768（2021）05-0023-07
终春秋之世，楚国通过坚持不懈的军事扩张，成功从弹丸之地发展至千里之国。或囿于中原文化中心论影响，或从传统的夷夏之防的角度出发，古人往往对楚国的扩张极为贬斥，将楚国视作抱有非分之想的蛮夷猾夏而大举称颂齐桓、晋文的尊王攘夷之功。孔子曾因管仲辅佐齐桓公攘夷而对其推崇备至，感叹“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 1 ] 2512这一评价向度对后世影响深远。顾栋高感叹“楚之植基固而形势便，使周历绵延四百年不遂并于楚者，桓、文之力也”[ 2 ] 525，高士奇论云“春秋灭国之最多者，莫楚若也”“地几半天下”“憪然怀问鼎之心，而卒莫能遂者，则封建相维之势犹存，而桓、文攘斥之功为不可没也”[ 3 ] 660，皆以齐桓、晋文为中原诸夏的救星，将楚国斥为野心勃勃的外来者。此外，今人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切入，对楚国的疆土扩张及灭国情况展开研究，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何浩的《楚灭国研究》中，将春秋时楚国灭国扩疆的进程分为“大启群蛮，经营上国”“征服汉东，封畛汝淮”“沿淮东进，争霸中原”“北线受挫，争夺淮南”四个阶段[ 4 ]。何光岳《楚灭国考》对诸多被楚所灭的小国的地望、历史源流等进行了考证[ 5 ]。可见，在对楚国扩张进程进行地理考据与详析的领域，前人已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但有关《左传》对楚国扩张的书写中的楚人政治认同，尚存探讨盲区。基于春秋大义，大部分学者对楚国扩张进程的探讨是建立在以北方中原诸夏为中心的基础之上，这种既定立场也必然对相关文本的阐发形成了遮蔽。从《左传》文本出发，楚国在南北扩张之中分别采取了怎样的策略与手段？这些扩张进程呈示出楚人怎样的政治认同？这些便是本文将要讨论的问题。
一、楚国在南方的拓疆灭国及其政治方略
西周初年的楚国只是荆山一隅的寸土小国，被视作周之南土。随着周王朝的衰微，楚国得以在南方兴起，随即伐灭周边国家，大肆扩展疆土，成为幅员辽阔的大国。楚国伐灭、吞并的国家数量之巨，位列诸侯之首。对于楚国扩张过程中被伐灭国家的具体数目，历来说法不一。《春秋大事表》载“楚在春秋吞灭诸侯凡四十有二”[ 2 ] 524;《说苑·正谏》中，光楚文王一人就兼并了三十个国家，“王乃变行从保申，杀如黄之狗，折箘簬之矰，逐舟之姬，务治乎荆，兼国三十”[ 6 ] 222;《韩非子》云“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 7 ] 31。由于早期历史记载的缺失，许多楚所伐灭的小国之族源、姓氏、地望、被灭时间与过程已无从详察。《左传》明写楚国所灭的国家有二十个，其中“克”权一例，“灭”国十八，戎蠻被“尽俘以归”，其略写或暗示的被灭国家尚有十数个。总体而言，楚国是春秋时期诸侯国中最热衷于拓疆灭国的军事强国，其真实的灭国数量应远在文献可见数目之上。
从《左传》记载来看，春秋时楚国的拓疆灭国主要集中在春秋时楚武王至楚庄王时期，所灭诸国分布地域主要集中在秦岭—淮河中上游的汝颍流域以南，西至伏牛山、武当山、荆山，东则与吴、越接壤。楚武、文王时期，楚国吞并了许多地处南阳盆地的小国。南阳盆地地处南北交通要道，环绕于山地之中而内部地势平坦，极宜屯兵。申、息被兼并为楚之二县后，申息之师成为楚国重要的军事力量。楚国不仅掌握了南阳盆地，更打通了从江汉平原到南阳盆地的交通要道，开始实质性地侵扰中原。楚成王时期，楚国疆域已扩至千里，国力日益强大，多次侵扰郑国，对中原腹地虎视眈眈。齐桓公霸业尚存时，楚国将战略方向转为向淮水流域扩张，在避免与齐正面交锋的同时，仍不断与之争夺势力地盘。楚穆王即位后，楚国在淮水流域展开一系列的军事活动，伐灭了江、六、蓼等小国，控制了江淮平原地区。至楚庄王时期，楚国国力到达鼎盛，通过灭庸巩固了江淮平原的核心地域，向东讨伐于舒蓼与萧国。
据徐少华总结，楚国对待诸侯小国的两种方式分别是灭国与服国[ 8 ] 300。楚国处置所灭之国的方式中最特别的一种是“并国为县”，夺其地而并为楚县，并遣一名官员治理地方，人被称作该地之“尹”或“公”。这种做法最早始于楚武王的灭权为县，顾颉刚将权县称为“春秋第一个县”[ 9 ]。此后，灭国为县成为了楚国处置所吞并的小国的常用做法。张正明指出：“诸夏在战争中经常俘掠敌方人口为奴隶。《小盂鼎铭文》记周康王时伐鬼方，‘俘人万三千八十一人’，与俘马、车、牛、羊并列，而且人数比马、车、牛、羊的总数还多。《左传·宣公十五年》记‘晋侯赏桓子狄臣千室’，也是令人震惊的记录。楚国从武王起，灭掉了许多中小国家，可楚人对于俘掠敌方人口为奴隶却没有强烈的兴趣。对于被灭之国，楚人的惯例是迁其公室，存其宗庙，县其疆土，抚其臣民，用其贤能。即使对于蛮夷，也是相当宽容的。”[ 10 ] 39此语颇为中的。城濮之战中，子玉执意率楚师与晋文公战于城濮而使申息军队受损，楚成王责之“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 11 ] 3964贵为令尹的子玉也只能自缢谢罪。可见，与热衷于掠夺戎狄为奴隶的诸夏相比，楚国“并国为县”的政策并不算暴虐，其重点在于移除该国的王公贵族，以楚国官员取而代之。并国后，楚王对该国之人一视同仁，不会将他们贬为奴仆，也不会歧视或虐待这些新臣民。 亦或是由于楚国开创了“并国为县”的做法，亦或是因为楚国与诸夏的龃龉，后世学者往往对楚国拓疆灭国的政治方略有所误解。清人马骕斥楚云：“楚自武王以来，日益强暴。其灭人之国，直取之尔。”[ 12 ] 69实际上，在《左传》记载中，楚国在采取军事行动时大多师出有名，并非恃强凌弱。楚国灭小国，或以小国不服楚、与楚有仇怨之故，或因小国持国无德。弦国与黄国皆因不服楚、不事楚而被灭。又如，与楚之同宗的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责之，夔子拒不悔改并狡辩道“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窜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楚国方灭夔而执夔子以归[ 11 ] 3954。传文对楚灭邓的书写，也为我们考察楚国灭国方略提供了极佳样本：
楚文王伐申，过邓。邓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骓甥、聃甥、养甥请杀楚子，邓侯弗许。三甥曰：“亡邓国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图，后君噬齐。其及图之乎？图之，此为时矣。”邓侯曰：“人将不食吾余。”对曰：“若不从三臣，抑社稷实不血食，而君焉取余？”弗从。还年，楚子伐邓。十六年，楚复伐邓，灭之。[ 11 ] 3880-3831
楚武王夫人邓曼是邓国宗室之女，楚文王是邓曼之子，因而邓祁侯唤楚文王为“吾甥”。楚文王北上伐申时经过邓国，邓臣不但不劝诫邓祁侯与楚国交好，反而建议借机杀死楚文王，预言楚文王一定会伐灭邓国。事实上，楚之灭邓，早有张本。楚武王时期，邓楚已生嫌隙。据《桓公九年》，巴人欲通过楚国与邓国为好，楚使道朔与巴行人却皆于邓南部边境被鄾人劫杀。楚责邓，邓拒之。楚师与巴师围鄾，邓人反带兵救鄾，最终邓师大败，鄾人亦溃逃[ 11 ] 3809。邓人本应为这次外交事件承担一定责任，却在强词以拒后率师救鄾，实乃不智。当时楚邓是姻亲之国，邓国便恃亲而骄。击败邓师后，楚武王并未继续对邓国有进一步的军事行动，说明“楚自武王以来，日益强暴。其灭人之国，直取之尔”的说法并非公允。养甥、聃甥率邓师救鄾而被楚师大败，与楚结仇。三甥劝说邓祁侯刺杀楚文王，很可能走漏了风声，正好给了楚文王伐邓的理由。楚文王于伐申还国之年讨伐邓国，却并未直取之，在约十年后（前678）才彻底灭掉邓国。与邓国境遇相似的还有庸国。楚庄王三年（前611），楚遭受饥荒，庸趁机率群蛮及百濮叛楚，重创于刚刚迎来新王的楚国，以至申、息北门不启。楚效仿楚先君蚡冒服陉隰之法，最终灭掉了庸国而使群蛮与楚国结盟[ 11 ] 4035-4036。邓、庸与楚国的矛盾都是它们自身挑起的。邓国仗着与楚国的姻亲关系恣意妄为，与楚国之间旧怨未结而新怨又生，终致灭顶之灾。庸人的背叛无疑是一场趁火打劫，最后引火上身，被楚国所灭。邓、庸实力孱弱，如若依附楚国，或还可幸存，二国却选择先行挑衅，实乃自取灭亡。
楚令尹子囊议楚共王谥号时说道：“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而知其过，可不谓共乎？请谥之‘共’。”[ 11 ] 4244“抚有蛮夷，奄征南海” 精准概述了楚国南土扩张中德刑并具的政治方略。一方面，对于那些不服楚、持国无德或是与楚有仇怨而挑衅于楚的小国，楚国会以此为由兴兵讨伐甚至灭之。另一方面，如若小国被伐后表示顺从，楚国会予以德抚，对仍不事楚者方才以力灭之。巴国是位于今四川盆地东部重庆市一带的小国。在楚与邓、庸的纷争中，巴国皆参与其中并与楚国立场一致。巴国与楚国曾有过冲突。公元前688年，楚、巴伐申时楚师惊扰巴师，“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取之，遂门于楚”[ 11 ] 3848。巴助楚伐申而楚惊其师，责任在楚，巴师攻至楚都城门，楚国也没有对巴人采取报复，二国重归于好，而后又共同伐庸。《左传》记载中，春秋早中期巴人事楚殷勤，巴国与楚国之间保持了良好的外交关系，直至楚惠王十二年（前477），巴国方再有叛楚之举。终春秋之世，巴国都完保于南土，到战国时期才为秦国所灭。与巴国之况类似，随国也因与楚国结盟而终春秋之世得以保全。随国是汉水以北最大的姬姓诸侯国，身负控南方蛮夷之国以拱卫周室南土之疆的重责，曾是春秋早期楚国在南方拓疆进程中最为棘手的劲敌。随国事楚，始于楚国的武力相迫。之后，传文中未有随叛楚之举，亦不见楚有灭随之心。楚昭王十年（前506），吴兵入郢，楚國濒临灭国。楚昭王奔随，吴人欲使随人交出楚昭王，游说道“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天诱其衷，致罚于楚，而君又窜之。周室何罪？君若顾报周室，施及寡人，以奖天衷，君之惠也。汉阳之田，君实有之”，随人却辞吴云：“以随之辟小，而密迩于楚，楚实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难而弃之，何以事君？执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鸠楚竟，敢不听命”[ 11 ] 4640。随人身为诸夏，却言“以随之辟小，而密迩于楚，楚实存之”，认为随楚世代盟誓，楚是随国的庇护者，因而随国不能在楚国遭难时弃之。2009年湖北随州市“曾侯與墓”出土的M1：1号编钟铭文印证了这段历史的真实性。铭文“业业厥圣，亲博武功。楚命是静，复奠楚王”极力称赞了随侯襄助楚昭王复位的功绩[ 13 ]。可见，对于巴国、随国这类愿意与楚结盟的国家，楚国不会恃强而灭之。
二、北上争霸中的“拓疆”与楚人的诸夏情结
在王道衰微的春秋时代，各方势力对霸权的争夺贯穿始终。“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之语既展示了楚人立足南方、经营南土的大国之主的气度，也折射出其意欲北上争霸、成为诸夏之首的雄心。于楚国而言，“奄征南海”是第一步，“以属诸夏”则是其进阶的政治目标。《国语》中，子囊的言辞气势更盛：“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征南海，训及诸夏，其宠大也矣。”[ 14 ] 487训，教也。教及诸夏，意为主盟会而颁号令，这是唯有诸夏首领方能行使的职能。楚人的政治夙愿便是通过北上争霸获取与中原诸夏平等乃至更高的政治地位。
所谓霸主，需“报施、救患，取威、定霸”[ 11 ] 3956，对诸侯刚柔并济、恩威并施。为达成“以属诸夏”的政治目的，楚王对展现臣服之意的国家不吝恩施。楚成王三十年（前642），郑伯首朝楚王，“楚子赐之金，既而悔之，与之盟曰：‘无以铸兵！’故以铸三钟。”[ 11 ] 3927“金”，今之铜也。在当时，铜是非常宝贵的资源。楚因郑初次作出臣服姿态而赐铜于郑，其量足以铸造三座大钟，此乃“报施”。在盟国遭受攻击时，楚国亦积极地予以军事支援，勤于“救患”。楚共王十六年（前575），郑楚结盟，晋伐郑而楚卫之，楚共王于此役被射中，失去一目。次年，郑国三次被伐，楚国仍三次出兵救援。《襄公二年》云：“郑成公疾，子驷请息肩于晋。公曰：‘楚君以郑故，亲集矢于其目，非异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弃力与言，其谁昵我？免寡人，唯二三子！’”[ 11 ] 4188在晋国败楚于鄢陵的大背景下，郑成公仍感念于楚共王的恩德。可见，楚共王用对郑国的倾力相援换来了郑成公对楚国的忠诚。楚昭王二十七年（前489），吴国伐陈，楚昭王以救陈为己任。楚昭王之世，吴人势强，曾攻破郢都，楚国几近灭国。在如此不利的形势下，楚昭王仍坚持出兵救陈。“弃盟、逃仇，亦不如死”之语与安排后事的举措充分展现了楚昭王对救援盟国的使命感。身患重疾的楚昭王践行了“救患”职责，亲帅楚师进攻守于大冥的吴师，随即卒于军中[ 11 ] 4694。 另一方面，为了获得“以属诸夏”的霸主地位，楚国亦热衷于“取威、定霸”，对那些拒绝臣服的国家展开严厉的军事打击。但这些军事打击的本质目的并不在于实质性地获得他人之国，而更多的在于伐叛、征服，迫使他国俯首称臣并承认楚国的霸主地位。楚成王十八年（前654），许僖公请见于楚王：
秋，楚子围许以救郑，诸侯救许，乃还。
冬，蔡穆侯将许僖公以见楚子于武城。许男面缚，衔璧，大夫衰絰，士舆榇。楚子问诸逢伯，对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启如是。武王亲释其缚，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榇，礼而命之，使复其所。”楚子从之。[ 11 ] 3903
楚为解救盟国郑国围许。诸侯救许，郑国之围随之而解，双方皆还。然而“楚子退舍武城，犹有忿志”[ 11 ] 3903，仍有攻打许国之念。因此，许僖公来到武城，两手反绑、嘴衔玉璧，许臣着丧服抬棺而行，以示愿以死谢罪。楚成王得知“面缚”“衔璧”“衰絰”“舆榇”等举动的含义后，效仿周武王降殷，对许僖公以礼相待并使之复位。身为久居南土而少与诸夏往来的大国之主，楚成王能师法周室并对臣服于楚的小国之君予以礼遇，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种选择也展现了他对“以属诸夏”的政治目标的追求，绝非单纯追求于以武力强迫其他诸侯臣服。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诸侯大军伐楚并向代表楚成王的使臣屈完展示武力时，屈完不卑不亢地回答道：“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雖众，无所用之。”[ 11 ] 3892可见，楚人已形成德性高于武力的价值观念。这种体认不仅源于周文化及其伦理价值对楚国的长期浸润，也与当时的历史情境息息相关。周室虽衰，其政治文化的影响力依旧深远。一个国家的军事行为是否具有德性、符合周礼，依然会对舆情、民心以及其他诸侯国的归附产生影响。换言之，形而上的“德”是一种比武力更高层次的力量，亦是此消彼长的争霸之中的游戏准则。在长期与中原诸夏的周旋抗衡中，出身蛮夷的楚国也开始逐渐熟悉中原诸侯竞霸场的规则，开始逐渐学会使用这种由崇德尊礼而带来的力量。因此，楚国北上争霸的“拓疆”亦将武德纳入考量。
在历任楚王之中，《左传》对曾论武之七德的楚庄王的评价最高。夏征舒篡位，为乱陈国。楚庄王以此为由，率诸侯之师讨伐陈国。杀死夏征舒后，楚兼并陈国为楚县。申叔时认为此时灭陈为县是“贪其富”而非“讨其有罪”，无法使诸侯心服[ 11 ] 4072-4073。于是，楚庄王复封陈国，以示楚之伐陈是为了维护礼义。楚庄王的舍利重义之举得到了传文的称赞。楚庄王释陈更深层的原因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得到诸侯的拥护比得到陈国更为重要。且此役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陈国唯楚国马首是瞻，与楚国实际得到陈国相差无几。因此，两相衡量，楚庄王复封陈国而“乡取一人焉以归，谓之夏州”以“示讨夏氏所获”。此举彰显了楚国的霸主之德，是极具政治智慧的。楚庄王去世时留遗嘱于楚君臣“无德以及远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 11 ] 4118亦是出于其对“以属诸夏”本质的体认，指出唯有勤修德政才能获得诸侯的归附。
总之，楚国北上争霸之“拓疆”，更多的是对北方的势力范围之争夺与拓展，而非在疆域上实质性的灭国占地。这一点，从楚国多次北上伐郑而欲使郑国事楚也可看出。郑国地居中原腹心之所，夹存于晋、楚之间，是诸夏之中政治上最为摇摆不定的一个国家。楚庄王十七年（前597），因郑与楚盟于辰陵而背盟事晋之故，楚围郑。《左传》记载中，郑国被伐之数不胜枚举，但此次楚伐郑是郑离灭国最接近的一次。传文分别从郑、楚双方之态将郑国濒临国灭的危急场面描画得淋漓尽致。郑人恐慌，“国人大临，守陴者皆哭”;楚人则势在必得，左右皆建议楚庄王“得国无赦”[ 11 ] 4077-4078。晋师于同年夏六月前来救郑，为楚所败，郑国存亡便只在楚庄王的一念之间。郑襄公肉袒牵羊以逆，卑辞而乞于楚庄王，表示愿意“俘诸江南，以实海滨”或“翦以赐诸侯，使臣妾之”，恳求楚庄王“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楚庄王感念郑襄公“能下人”之德，退三十里而许之平。楚庄王保留郑国的目的在于服郑而获得霸主的地位。正所谓“叛而伐之，服而舍之”[ 11 ] 4078-4079，提升并取得与中原诸夏平等乃至更高的政治地位，才是楚国北上争霸的“拓疆”之实质。
三、楚人政治认同的实现
综上而言，《左传》在书写楚人于南方的实质性的拓疆灭国进程时，刻画了其德刑并具的政治方略;在书写楚人于北方的势力范围拓展时，展现了楚人“以属诸夏”的诸夏情结。《左传》对楚国扩张进程的书写展现了楚人政治认同，即对自身理应具有与诸夏平等乃至超越诸夏的政治地位的体认。
对先祖源于北方的记忆，是楚人对北方复杂情感的底色。因南徙后地处偏远、与南方蛮夷杂居而非周室姻亲，原本与诸夏同源的楚人受到了诸夏的轻视。第一处提及楚国的传文是“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 11 ] 3874“始惧楚也”十分精准地描画出了蔡侯、郑伯等诸夏君主对楚国这个外来者的排斥与恐惧。楚国在南方的崛起改变了中原诸侯国之间的政治格局。在诸夏眼中，楚国是与他们没有血缘关系、缺乏邦交来往的蛮夷之邦，更是野心勃勃的外来者。公元前589年，晋国联合鲁、卫、曹国击败了齐国，晋景公向周定王献齐捷，周定王拒见并令单襄公推辞道：“蛮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毁常，王命伐之，则有献捷。王亲受而劳之，所以惩不敬、劝有功也。兄弟甥舅，侵败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献其功，所以敬亲昵、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齐，而不使命卿镇抚王室，所使来抚余一人，而鞏伯实来，未有职司于王室，又奸先王之礼。余虽欲于鞏伯，其敢废旧典以忝叔父？夫齐，甥舅之国也，而大师之后也，宁不亦淫从其欲以怒叔父，抑岂不可谏诲？”[ 11 ] 4119-4120晋国大夫鞏朔无言以对。然而，公元前632年晋败楚于城濮后，周襄王不但接受了晋文公献捷的楚俘，还对晋文公极为礼遇。周襄王设享礼招待晋文公，赐予其隆重赏赐后，委以其统帅四方诸侯的重任：“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 11 ] 3963结合两处传文，其意不言而喻。诸侯的讨伐对象是蛮夷戎狄时，才应向天子献捷。像楚国这样的蛮夷戎狄不可教诲，因此要以周天子接受献捷的典礼来警惧、惩戒他们的邪恶。包括齐国在内的诸夏属于周室姻亲本性良善，犯错后亦会改悔，其他诸夏国家仍需对其加以礼敬，不能用献捷的典礼来大肆彰显战果。正所谓“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 11 ] 3869，诸夏可献楚捷而不可献齐捷，周王室及诸夏阵营对楚国这个外来者的贬低、排斥与敌视可见一斑。 春秋时代的晋楚之争是《左传》历史叙述的主线，晋国是诸夏阵营的代表，楚国则被诸夏阵营视作是冲击诸夏世界的外来者之首。一方面，在楚国与晋国、齐国等诸夏阵营的大国争夺势力范围时，诸夏皆从有德或夷夏之防的角度出发，指出诸侯服楚是不智之举。当诸夏阵营的大国有德时，诸夏首选与诸夏的大国结盟，如郑文公有意服楚时，郑国贤臣孔叔进言道“齐方勤我，弃德不祥”[ 11 ] 3889。当诸夏大国无德时，诸夏与楚国结盟依旧阻力重重，如鲁成公朝见晋景公时被轻视、想要叛晋就楚时，季文子从血缘亲属出发极力劝阻道“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 11 ] 4126，鲁成公乃止。另一方面，诸夏中的小国与楚国结盟后，小国会向晋国解释立场，以晋国为尊而贬低楚国，更以对楚国怀有二心的情境为理所应当。
楚人以先祖源于北方为傲却被周室与诸夏国家排斥，这一反差致使楚人产生了忿忿不平的情绪，亦铸就了楚人对达成“以属诸夏”的政治目标、获得与诸夏相同乃至更高的政治地位的不懈渴望。楚灵王曾向右尹子革询问是否能分得周鼎、令郑国归还旧许之田且使诸侯畏楚。“昔我先王熊绎，与吕级、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四国皆有分，我独无有”[ 11 ] 4481-4482之语，流露出楚灵王对周室与诸夏的种种不满。楚先祖熊绎服事周王，却没有受到与齐、晋、鲁、卫四国均有分器的同等对待，可见周初王室以血缘姻亲分封诸侯，轻视于楚人。楚灵王对诸夏疏远、孤立楚国的过往忿忿不平，欲使楚国成为诸侯皆畏的霸主。楚灵王是楚国君王中最为汰奢者，其欲过甚。但从楚灵王之语中，可以看出楚人愤懑于诸夏的排斥，不满于低下的政治地位，更为自身起源于中原却不被认同的身份而焦虑。这样的心态导致楚国视诸夏阵营的首领晋国为劲敌。
自城濮之战（前632）至向戌弭兵（前546）之间的八十六年间，晋楚争霸如火如荼，亦使郑国、宋国等位处中原核心区域的諸夏国家苦不堪言。楚共王十二年（前579），晋、楚第一次结成弭兵之盟：
宋华元克合晋、楚之成，夏五月，晋士燮会楚公子罢、许偃。癸亥，盟于宋西门之外，曰：“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菑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胙国。”郑伯如晋听成，会于琐泽，成故也。[ 11 ] 4147
这次盟约虽达成了晋、楚交好之约，却依旧是以晋国为主导，郑成公如晋而受命，又会于琐泽，杜预注云“晋既与楚成，合诸侯以申成好”[ 11 ] 4147，因此楚人对这次盟约暗怀不满。是年，晋郤至到楚国缔结盟约，“楚子享之，子反相，为地室而县焉”“金奏作于下”，郤至惊呼“如天之福，两君相见，何以代此”，子反答云“如天之福，两君相见，无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遗，焉用乐”[ 11 ] 4154。子反对此次晋楚交好之约的讽刺之意溢于言表，仅三年后，楚国就率先打破了盟约，侵袭郑、卫。第一次晋楚弭兵之破裂，一是因为时机尚未成熟，令尹子重虽因与宋国华元交好而促成了这次弭兵，但楚共王与当时的重臣子反仍欲北上。二是因为楚国在这次弭兵中获得的并不多，无非是与晋国“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菑危，备救凶患”之誓，事实上只是限制了楚国之北向发展，而其他诸侯仍听命于晋国，弭兵后亦是晋国合诸侯并享有霸主之名位。楚国的政治地位没有得到提高，其军事活动反而受限，这样的盟约楚国自然不愿意遵守。再经历三十三年的战火后，晋楚达成实质性弭兵的时机才趋于成熟：
五月甲辰，晋赵武至于宋。丙午，郑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赵文子，叔向为介。司马置折俎，礼也。仲尼使举是礼也，以为多文辞。戊申，叔孙豹、齐庆封、陈须无、卫石恶至。甲寅，晋荀盈从赵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于晋。丁卯，宋戌如陈，从子木成言于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谓向戌，请晋、楚之从交相见也。庚午，向戌复于赵孟。赵孟曰：“晋、楚、齐、秦，匹也，晋之不能于齐，犹楚之不能于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请于齐？”壬申，左师复言于子木，子木使馹谒诸王。王曰：“释齐、秦，他国请相见也。”秋七月戊寅，左师至。是夜也，赵孟及子皙盟，以齐言。庚辰，子木至自陈。陈孔奂、蔡公孙归生至。曹、许之大夫皆至。以藩为军。……
晋、楚争先。晋人曰：“晋固为诸侯盟主，未有先晋者也。”楚人曰：“子言晋、楚匹也，若晋常先，是楚弱也。且晋、楚狎主诸侯之盟也久矣，岂专在晋？”叔向谓赵孟曰：“诸侯归晋之德只，非归其尸盟也。子务德，无争先。且诸侯盟，小国固必有尸盟者。楚为晋细，不亦可乎？”乃先楚人。书先晋，晋有信也。[ 11 ] 4332-4335
楚康王十四年（前546），宋向戍会楚、晋等弭兵于宋。正如杨伯峻先生所言，“弭兵之意起自赵文子，见二十五年《传》。酝酿已久，各国多知，见二十六年《传》郑子产之言。”[ 15 ] 1246与第一次晋楚弭兵不同，这次弭兵并非仅限于晋、楚之间的停战，更涉及到各诸侯国之间对于政治秩序的建立。此次弭兵平息了多年的大型征伐，“晋、楚皆怠于大出兵，不被侵伐者，宋凡六十五年，鲁凡四十五年，卫凡四十七年，曹凡五十九年;然小战仍有，如鲁帅师取郓，晋帅师败狄，楚伐吴灭赖，不如文辞之全部弭兵也”[ 15 ] 1247。这次弭兵的成功离不开晋楚之间对于盟誓之具体内容的多次交涉。经过前两年的酝酿后，宋国的向戌分别向晋、楚、齐、秦请求许诺弭兵，而告众小国，会于宋地。在“齐言”过程中，晋、楚进行了一番斡旋，楚国提出了“请晋、楚之从交相见也”的条件，最后定为“释齐、秦，他国请相见也”，然而楚国对弭兵的态度表现的较为消极，楚人衷甲而待，有袭晋之兆。正式结盟时，晋、楚为何者先歃血发生了争执，晋人云“晋固为诸侯盟主，未有先晋者也”，楚人则云“子言晋、楚匹也，若晋常先，是楚弱也。且晋、楚狎主诸侯之盟也久矣，岂专在晋”。可见，虽然晋、楚都曾主盟诸侯，二者皆有盟主之实，晋人却从未让出首先歃血之位。楚人欲使晋人在众诸侯国前以实际行动承认“晋、楚匹也”，不肯退让。最终，楚人如愿以偿，得以先行歃血。这次结盟将晋、楚并为盟主，且楚国之名在盟誓之首，除齐、秦两国以及邾、滕这样附庸于他国的私属之国外，诸国皆须共同事奉于晋、楚，晋、楚二国平分秋色，北方诸夏正式认同于楚国的霸主地位，楚国也达成了“以属诸夏”的政治目标。
四、结语
通过在南方“德刑并具”的拓疆灭国与北上对势力范围的极力争取，楚人终于实现了“抚有蛮夷，掩征南海，以属诸夏”的政治目标，彰显了楚人对自身具有与诸夏平乃至超越诸夏的霸主身份的认同。从“非我族类”变为“晋、楚匹也”，楚人不仅实现了自我的中原政治认同，亦获取了中原诸夏对他们的政治认同。《左传》中的楚国历经蜕变，从政治地位微末的蕞尔小邦成长为与晋国平起平坐的南土大国，跨越了夷夏之防的界限。《左传》书写者并未囿于夷夏尊卑有别的思维定式，详细而客观地以史笔记述于楚国政治地位的提升与政治认同的转型，亦展现出超越夷夏之防的史识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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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康斌]
关键词：《左传》;楚人;政治认同;扩张进程;诸夏情结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768（2021）05-0023-07
终春秋之世，楚国通过坚持不懈的军事扩张，成功从弹丸之地发展至千里之国。或囿于中原文化中心论影响，或从传统的夷夏之防的角度出发，古人往往对楚国的扩张极为贬斥，将楚国视作抱有非分之想的蛮夷猾夏而大举称颂齐桓、晋文的尊王攘夷之功。孔子曾因管仲辅佐齐桓公攘夷而对其推崇备至，感叹“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 1 ] 2512这一评价向度对后世影响深远。顾栋高感叹“楚之植基固而形势便，使周历绵延四百年不遂并于楚者，桓、文之力也”[ 2 ] 525，高士奇论云“春秋灭国之最多者，莫楚若也”“地几半天下”“憪然怀问鼎之心，而卒莫能遂者，则封建相维之势犹存，而桓、文攘斥之功为不可没也”[ 3 ] 660，皆以齐桓、晋文为中原诸夏的救星，将楚国斥为野心勃勃的外来者。此外，今人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切入，对楚国的疆土扩张及灭国情况展开研究，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何浩的《楚灭国研究》中，将春秋时楚国灭国扩疆的进程分为“大启群蛮，经营上国”“征服汉东，封畛汝淮”“沿淮东进，争霸中原”“北线受挫，争夺淮南”四个阶段[ 4 ]。何光岳《楚灭国考》对诸多被楚所灭的小国的地望、历史源流等进行了考证[ 5 ]。可见，在对楚国扩张进程进行地理考据与详析的领域，前人已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但有关《左传》对楚国扩张的书写中的楚人政治认同，尚存探讨盲区。基于春秋大义，大部分学者对楚国扩张进程的探讨是建立在以北方中原诸夏为中心的基础之上，这种既定立场也必然对相关文本的阐发形成了遮蔽。从《左传》文本出发，楚国在南北扩张之中分别采取了怎样的策略与手段？这些扩张进程呈示出楚人怎样的政治认同？这些便是本文将要讨论的问题。
一、楚国在南方的拓疆灭国及其政治方略
西周初年的楚国只是荆山一隅的寸土小国，被视作周之南土。随着周王朝的衰微，楚国得以在南方兴起，随即伐灭周边国家，大肆扩展疆土，成为幅员辽阔的大国。楚国伐灭、吞并的国家数量之巨，位列诸侯之首。对于楚国扩张过程中被伐灭国家的具体数目，历来说法不一。《春秋大事表》载“楚在春秋吞灭诸侯凡四十有二”[ 2 ] 524;《说苑·正谏》中，光楚文王一人就兼并了三十个国家，“王乃变行从保申，杀如黄之狗，折箘簬之矰，逐舟之姬，务治乎荆，兼国三十”[ 6 ] 222;《韩非子》云“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 7 ] 31。由于早期历史记载的缺失，许多楚所伐灭的小国之族源、姓氏、地望、被灭时间与过程已无从详察。《左传》明写楚国所灭的国家有二十个，其中“克”权一例，“灭”国十八，戎蠻被“尽俘以归”，其略写或暗示的被灭国家尚有十数个。总体而言，楚国是春秋时期诸侯国中最热衷于拓疆灭国的军事强国，其真实的灭国数量应远在文献可见数目之上。
从《左传》记载来看，春秋时楚国的拓疆灭国主要集中在春秋时楚武王至楚庄王时期，所灭诸国分布地域主要集中在秦岭—淮河中上游的汝颍流域以南，西至伏牛山、武当山、荆山，东则与吴、越接壤。楚武、文王时期，楚国吞并了许多地处南阳盆地的小国。南阳盆地地处南北交通要道，环绕于山地之中而内部地势平坦，极宜屯兵。申、息被兼并为楚之二县后，申息之师成为楚国重要的军事力量。楚国不仅掌握了南阳盆地，更打通了从江汉平原到南阳盆地的交通要道，开始实质性地侵扰中原。楚成王时期，楚国疆域已扩至千里，国力日益强大，多次侵扰郑国，对中原腹地虎视眈眈。齐桓公霸业尚存时，楚国将战略方向转为向淮水流域扩张，在避免与齐正面交锋的同时，仍不断与之争夺势力地盘。楚穆王即位后，楚国在淮水流域展开一系列的军事活动，伐灭了江、六、蓼等小国，控制了江淮平原地区。至楚庄王时期，楚国国力到达鼎盛，通过灭庸巩固了江淮平原的核心地域，向东讨伐于舒蓼与萧国。
据徐少华总结，楚国对待诸侯小国的两种方式分别是灭国与服国[ 8 ] 300。楚国处置所灭之国的方式中最特别的一种是“并国为县”，夺其地而并为楚县，并遣一名官员治理地方，人被称作该地之“尹”或“公”。这种做法最早始于楚武王的灭权为县，顾颉刚将权县称为“春秋第一个县”[ 9 ]。此后，灭国为县成为了楚国处置所吞并的小国的常用做法。张正明指出：“诸夏在战争中经常俘掠敌方人口为奴隶。《小盂鼎铭文》记周康王时伐鬼方，‘俘人万三千八十一人’，与俘马、车、牛、羊并列，而且人数比马、车、牛、羊的总数还多。《左传·宣公十五年》记‘晋侯赏桓子狄臣千室’，也是令人震惊的记录。楚国从武王起，灭掉了许多中小国家，可楚人对于俘掠敌方人口为奴隶却没有强烈的兴趣。对于被灭之国，楚人的惯例是迁其公室，存其宗庙，县其疆土，抚其臣民，用其贤能。即使对于蛮夷，也是相当宽容的。”[ 10 ] 39此语颇为中的。城濮之战中，子玉执意率楚师与晋文公战于城濮而使申息军队受损，楚成王责之“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 11 ] 3964贵为令尹的子玉也只能自缢谢罪。可见，与热衷于掠夺戎狄为奴隶的诸夏相比，楚国“并国为县”的政策并不算暴虐，其重点在于移除该国的王公贵族，以楚国官员取而代之。并国后，楚王对该国之人一视同仁，不会将他们贬为奴仆，也不会歧视或虐待这些新臣民。 亦或是由于楚国开创了“并国为县”的做法，亦或是因为楚国与诸夏的龃龉，后世学者往往对楚国拓疆灭国的政治方略有所误解。清人马骕斥楚云：“楚自武王以来，日益强暴。其灭人之国，直取之尔。”[ 12 ] 69实际上，在《左传》记载中，楚国在采取军事行动时大多师出有名，并非恃强凌弱。楚国灭小国，或以小国不服楚、与楚有仇怨之故，或因小国持国无德。弦国与黄国皆因不服楚、不事楚而被灭。又如，与楚之同宗的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责之，夔子拒不悔改并狡辩道“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窜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楚国方灭夔而执夔子以归[ 11 ] 3954。传文对楚灭邓的书写，也为我们考察楚国灭国方略提供了极佳样本：
楚文王伐申，过邓。邓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骓甥、聃甥、养甥请杀楚子，邓侯弗许。三甥曰：“亡邓国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图，后君噬齐。其及图之乎？图之，此为时矣。”邓侯曰：“人将不食吾余。”对曰：“若不从三臣，抑社稷实不血食，而君焉取余？”弗从。还年，楚子伐邓。十六年，楚复伐邓，灭之。[ 11 ] 3880-3831
楚武王夫人邓曼是邓国宗室之女，楚文王是邓曼之子，因而邓祁侯唤楚文王为“吾甥”。楚文王北上伐申时经过邓国，邓臣不但不劝诫邓祁侯与楚国交好，反而建议借机杀死楚文王，预言楚文王一定会伐灭邓国。事实上，楚之灭邓，早有张本。楚武王时期，邓楚已生嫌隙。据《桓公九年》，巴人欲通过楚国与邓国为好，楚使道朔与巴行人却皆于邓南部边境被鄾人劫杀。楚责邓，邓拒之。楚师与巴师围鄾，邓人反带兵救鄾，最终邓师大败，鄾人亦溃逃[ 11 ] 3809。邓人本应为这次外交事件承担一定责任，却在强词以拒后率师救鄾，实乃不智。当时楚邓是姻亲之国，邓国便恃亲而骄。击败邓师后，楚武王并未继续对邓国有进一步的军事行动，说明“楚自武王以来，日益强暴。其灭人之国，直取之尔”的说法并非公允。养甥、聃甥率邓师救鄾而被楚师大败，与楚结仇。三甥劝说邓祁侯刺杀楚文王，很可能走漏了风声，正好给了楚文王伐邓的理由。楚文王于伐申还国之年讨伐邓国，却并未直取之，在约十年后（前678）才彻底灭掉邓国。与邓国境遇相似的还有庸国。楚庄王三年（前611），楚遭受饥荒，庸趁机率群蛮及百濮叛楚，重创于刚刚迎来新王的楚国，以至申、息北门不启。楚效仿楚先君蚡冒服陉隰之法，最终灭掉了庸国而使群蛮与楚国结盟[ 11 ] 4035-4036。邓、庸与楚国的矛盾都是它们自身挑起的。邓国仗着与楚国的姻亲关系恣意妄为，与楚国之间旧怨未结而新怨又生，终致灭顶之灾。庸人的背叛无疑是一场趁火打劫，最后引火上身，被楚国所灭。邓、庸实力孱弱，如若依附楚国，或还可幸存，二国却选择先行挑衅，实乃自取灭亡。
楚令尹子囊议楚共王谥号时说道：“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而知其过，可不谓共乎？请谥之‘共’。”[ 11 ] 4244“抚有蛮夷，奄征南海” 精准概述了楚国南土扩张中德刑并具的政治方略。一方面，对于那些不服楚、持国无德或是与楚有仇怨而挑衅于楚的小国，楚国会以此为由兴兵讨伐甚至灭之。另一方面，如若小国被伐后表示顺从，楚国会予以德抚，对仍不事楚者方才以力灭之。巴国是位于今四川盆地东部重庆市一带的小国。在楚与邓、庸的纷争中，巴国皆参与其中并与楚国立场一致。巴国与楚国曾有过冲突。公元前688年，楚、巴伐申时楚师惊扰巴师，“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取之，遂门于楚”[ 11 ] 3848。巴助楚伐申而楚惊其师，责任在楚，巴师攻至楚都城门，楚国也没有对巴人采取报复，二国重归于好，而后又共同伐庸。《左传》记载中，春秋早中期巴人事楚殷勤，巴国与楚国之间保持了良好的外交关系，直至楚惠王十二年（前477），巴国方再有叛楚之举。终春秋之世，巴国都完保于南土，到战国时期才为秦国所灭。与巴国之况类似，随国也因与楚国结盟而终春秋之世得以保全。随国是汉水以北最大的姬姓诸侯国，身负控南方蛮夷之国以拱卫周室南土之疆的重责，曾是春秋早期楚国在南方拓疆进程中最为棘手的劲敌。随国事楚，始于楚国的武力相迫。之后，传文中未有随叛楚之举，亦不见楚有灭随之心。楚昭王十年（前506），吴兵入郢，楚國濒临灭国。楚昭王奔随，吴人欲使随人交出楚昭王，游说道“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天诱其衷，致罚于楚，而君又窜之。周室何罪？君若顾报周室，施及寡人，以奖天衷，君之惠也。汉阳之田，君实有之”，随人却辞吴云：“以随之辟小，而密迩于楚，楚实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难而弃之，何以事君？执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鸠楚竟，敢不听命”[ 11 ] 4640。随人身为诸夏，却言“以随之辟小，而密迩于楚，楚实存之”，认为随楚世代盟誓，楚是随国的庇护者，因而随国不能在楚国遭难时弃之。2009年湖北随州市“曾侯與墓”出土的M1：1号编钟铭文印证了这段历史的真实性。铭文“业业厥圣，亲博武功。楚命是静，复奠楚王”极力称赞了随侯襄助楚昭王复位的功绩[ 13 ]。可见，对于巴国、随国这类愿意与楚结盟的国家，楚国不会恃强而灭之。
二、北上争霸中的“拓疆”与楚人的诸夏情结
在王道衰微的春秋时代，各方势力对霸权的争夺贯穿始终。“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之语既展示了楚人立足南方、经营南土的大国之主的气度，也折射出其意欲北上争霸、成为诸夏之首的雄心。于楚国而言，“奄征南海”是第一步，“以属诸夏”则是其进阶的政治目标。《国语》中，子囊的言辞气势更盛：“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征南海，训及诸夏，其宠大也矣。”[ 14 ] 487训，教也。教及诸夏，意为主盟会而颁号令，这是唯有诸夏首领方能行使的职能。楚人的政治夙愿便是通过北上争霸获取与中原诸夏平等乃至更高的政治地位。
所谓霸主，需“报施、救患，取威、定霸”[ 11 ] 3956，对诸侯刚柔并济、恩威并施。为达成“以属诸夏”的政治目的，楚王对展现臣服之意的国家不吝恩施。楚成王三十年（前642），郑伯首朝楚王，“楚子赐之金，既而悔之，与之盟曰：‘无以铸兵！’故以铸三钟。”[ 11 ] 3927“金”，今之铜也。在当时，铜是非常宝贵的资源。楚因郑初次作出臣服姿态而赐铜于郑，其量足以铸造三座大钟，此乃“报施”。在盟国遭受攻击时，楚国亦积极地予以军事支援，勤于“救患”。楚共王十六年（前575），郑楚结盟，晋伐郑而楚卫之，楚共王于此役被射中，失去一目。次年，郑国三次被伐，楚国仍三次出兵救援。《襄公二年》云：“郑成公疾，子驷请息肩于晋。公曰：‘楚君以郑故，亲集矢于其目，非异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弃力与言，其谁昵我？免寡人，唯二三子！’”[ 11 ] 4188在晋国败楚于鄢陵的大背景下，郑成公仍感念于楚共王的恩德。可见，楚共王用对郑国的倾力相援换来了郑成公对楚国的忠诚。楚昭王二十七年（前489），吴国伐陈，楚昭王以救陈为己任。楚昭王之世，吴人势强，曾攻破郢都，楚国几近灭国。在如此不利的形势下，楚昭王仍坚持出兵救陈。“弃盟、逃仇，亦不如死”之语与安排后事的举措充分展现了楚昭王对救援盟国的使命感。身患重疾的楚昭王践行了“救患”职责，亲帅楚师进攻守于大冥的吴师，随即卒于军中[ 11 ] 4694。 另一方面，为了获得“以属诸夏”的霸主地位，楚国亦热衷于“取威、定霸”，对那些拒绝臣服的国家展开严厉的军事打击。但这些军事打击的本质目的并不在于实质性地获得他人之国，而更多的在于伐叛、征服，迫使他国俯首称臣并承认楚国的霸主地位。楚成王十八年（前654），许僖公请见于楚王：
秋，楚子围许以救郑，诸侯救许，乃还。
冬，蔡穆侯将许僖公以见楚子于武城。许男面缚，衔璧，大夫衰絰，士舆榇。楚子问诸逢伯，对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启如是。武王亲释其缚，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榇，礼而命之，使复其所。”楚子从之。[ 11 ] 3903
楚为解救盟国郑国围许。诸侯救许，郑国之围随之而解，双方皆还。然而“楚子退舍武城，犹有忿志”[ 11 ] 3903，仍有攻打许国之念。因此，许僖公来到武城，两手反绑、嘴衔玉璧，许臣着丧服抬棺而行，以示愿以死谢罪。楚成王得知“面缚”“衔璧”“衰絰”“舆榇”等举动的含义后，效仿周武王降殷，对许僖公以礼相待并使之复位。身为久居南土而少与诸夏往来的大国之主，楚成王能师法周室并对臣服于楚的小国之君予以礼遇，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种选择也展现了他对“以属诸夏”的政治目标的追求，绝非单纯追求于以武力强迫其他诸侯臣服。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诸侯大军伐楚并向代表楚成王的使臣屈完展示武力时，屈完不卑不亢地回答道：“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雖众，无所用之。”[ 11 ] 3892可见，楚人已形成德性高于武力的价值观念。这种体认不仅源于周文化及其伦理价值对楚国的长期浸润，也与当时的历史情境息息相关。周室虽衰，其政治文化的影响力依旧深远。一个国家的军事行为是否具有德性、符合周礼，依然会对舆情、民心以及其他诸侯国的归附产生影响。换言之，形而上的“德”是一种比武力更高层次的力量，亦是此消彼长的争霸之中的游戏准则。在长期与中原诸夏的周旋抗衡中，出身蛮夷的楚国也开始逐渐熟悉中原诸侯竞霸场的规则，开始逐渐学会使用这种由崇德尊礼而带来的力量。因此，楚国北上争霸的“拓疆”亦将武德纳入考量。
在历任楚王之中，《左传》对曾论武之七德的楚庄王的评价最高。夏征舒篡位，为乱陈国。楚庄王以此为由，率诸侯之师讨伐陈国。杀死夏征舒后，楚兼并陈国为楚县。申叔时认为此时灭陈为县是“贪其富”而非“讨其有罪”，无法使诸侯心服[ 11 ] 4072-4073。于是，楚庄王复封陈国，以示楚之伐陈是为了维护礼义。楚庄王的舍利重义之举得到了传文的称赞。楚庄王释陈更深层的原因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得到诸侯的拥护比得到陈国更为重要。且此役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陈国唯楚国马首是瞻，与楚国实际得到陈国相差无几。因此，两相衡量，楚庄王复封陈国而“乡取一人焉以归，谓之夏州”以“示讨夏氏所获”。此举彰显了楚国的霸主之德，是极具政治智慧的。楚庄王去世时留遗嘱于楚君臣“无德以及远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 11 ] 4118亦是出于其对“以属诸夏”本质的体认，指出唯有勤修德政才能获得诸侯的归附。
总之，楚国北上争霸之“拓疆”，更多的是对北方的势力范围之争夺与拓展，而非在疆域上实质性的灭国占地。这一点，从楚国多次北上伐郑而欲使郑国事楚也可看出。郑国地居中原腹心之所，夹存于晋、楚之间，是诸夏之中政治上最为摇摆不定的一个国家。楚庄王十七年（前597），因郑与楚盟于辰陵而背盟事晋之故，楚围郑。《左传》记载中，郑国被伐之数不胜枚举，但此次楚伐郑是郑离灭国最接近的一次。传文分别从郑、楚双方之态将郑国濒临国灭的危急场面描画得淋漓尽致。郑人恐慌，“国人大临，守陴者皆哭”;楚人则势在必得，左右皆建议楚庄王“得国无赦”[ 11 ] 4077-4078。晋师于同年夏六月前来救郑，为楚所败，郑国存亡便只在楚庄王的一念之间。郑襄公肉袒牵羊以逆，卑辞而乞于楚庄王，表示愿意“俘诸江南，以实海滨”或“翦以赐诸侯，使臣妾之”，恳求楚庄王“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楚庄王感念郑襄公“能下人”之德，退三十里而许之平。楚庄王保留郑国的目的在于服郑而获得霸主的地位。正所谓“叛而伐之，服而舍之”[ 11 ] 4078-4079，提升并取得与中原诸夏平等乃至更高的政治地位，才是楚国北上争霸的“拓疆”之实质。
三、楚人政治认同的实现
综上而言，《左传》在书写楚人于南方的实质性的拓疆灭国进程时，刻画了其德刑并具的政治方略;在书写楚人于北方的势力范围拓展时，展现了楚人“以属诸夏”的诸夏情结。《左传》对楚国扩张进程的书写展现了楚人政治认同，即对自身理应具有与诸夏平等乃至超越诸夏的政治地位的体认。
对先祖源于北方的记忆，是楚人对北方复杂情感的底色。因南徙后地处偏远、与南方蛮夷杂居而非周室姻亲，原本与诸夏同源的楚人受到了诸夏的轻视。第一处提及楚国的传文是“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 11 ] 3874“始惧楚也”十分精准地描画出了蔡侯、郑伯等诸夏君主对楚国这个外来者的排斥与恐惧。楚国在南方的崛起改变了中原诸侯国之间的政治格局。在诸夏眼中，楚国是与他们没有血缘关系、缺乏邦交来往的蛮夷之邦，更是野心勃勃的外来者。公元前589年，晋国联合鲁、卫、曹国击败了齐国，晋景公向周定王献齐捷，周定王拒见并令单襄公推辞道：“蛮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毁常，王命伐之，则有献捷。王亲受而劳之，所以惩不敬、劝有功也。兄弟甥舅，侵败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献其功，所以敬亲昵、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齐，而不使命卿镇抚王室，所使来抚余一人，而鞏伯实来，未有职司于王室，又奸先王之礼。余虽欲于鞏伯，其敢废旧典以忝叔父？夫齐，甥舅之国也，而大师之后也，宁不亦淫从其欲以怒叔父，抑岂不可谏诲？”[ 11 ] 4119-4120晋国大夫鞏朔无言以对。然而，公元前632年晋败楚于城濮后，周襄王不但接受了晋文公献捷的楚俘，还对晋文公极为礼遇。周襄王设享礼招待晋文公，赐予其隆重赏赐后，委以其统帅四方诸侯的重任：“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 11 ] 3963结合两处传文，其意不言而喻。诸侯的讨伐对象是蛮夷戎狄时，才应向天子献捷。像楚国这样的蛮夷戎狄不可教诲，因此要以周天子接受献捷的典礼来警惧、惩戒他们的邪恶。包括齐国在内的诸夏属于周室姻亲本性良善，犯错后亦会改悔，其他诸夏国家仍需对其加以礼敬，不能用献捷的典礼来大肆彰显战果。正所谓“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 11 ] 3869，诸夏可献楚捷而不可献齐捷，周王室及诸夏阵营对楚国这个外来者的贬低、排斥与敌视可见一斑。 春秋时代的晋楚之争是《左传》历史叙述的主线，晋国是诸夏阵营的代表，楚国则被诸夏阵营视作是冲击诸夏世界的外来者之首。一方面，在楚国与晋国、齐国等诸夏阵营的大国争夺势力范围时，诸夏皆从有德或夷夏之防的角度出发，指出诸侯服楚是不智之举。当诸夏阵营的大国有德时，诸夏首选与诸夏的大国结盟，如郑文公有意服楚时，郑国贤臣孔叔进言道“齐方勤我，弃德不祥”[ 11 ] 3889。当诸夏大国无德时，诸夏与楚国结盟依旧阻力重重，如鲁成公朝见晋景公时被轻视、想要叛晋就楚时，季文子从血缘亲属出发极力劝阻道“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 11 ] 4126，鲁成公乃止。另一方面，诸夏中的小国与楚国结盟后，小国会向晋国解释立场，以晋国为尊而贬低楚国，更以对楚国怀有二心的情境为理所应当。
楚人以先祖源于北方为傲却被周室与诸夏国家排斥，这一反差致使楚人产生了忿忿不平的情绪，亦铸就了楚人对达成“以属诸夏”的政治目标、获得与诸夏相同乃至更高的政治地位的不懈渴望。楚灵王曾向右尹子革询问是否能分得周鼎、令郑国归还旧许之田且使诸侯畏楚。“昔我先王熊绎，与吕级、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四国皆有分，我独无有”[ 11 ] 4481-4482之语，流露出楚灵王对周室与诸夏的种种不满。楚先祖熊绎服事周王，却没有受到与齐、晋、鲁、卫四国均有分器的同等对待，可见周初王室以血缘姻亲分封诸侯，轻视于楚人。楚灵王对诸夏疏远、孤立楚国的过往忿忿不平，欲使楚国成为诸侯皆畏的霸主。楚灵王是楚国君王中最为汰奢者，其欲过甚。但从楚灵王之语中，可以看出楚人愤懑于诸夏的排斥，不满于低下的政治地位，更为自身起源于中原却不被认同的身份而焦虑。这样的心态导致楚国视诸夏阵营的首领晋国为劲敌。
自城濮之战（前632）至向戌弭兵（前546）之间的八十六年间，晋楚争霸如火如荼，亦使郑国、宋国等位处中原核心区域的諸夏国家苦不堪言。楚共王十二年（前579），晋、楚第一次结成弭兵之盟：
宋华元克合晋、楚之成，夏五月，晋士燮会楚公子罢、许偃。癸亥，盟于宋西门之外，曰：“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菑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胙国。”郑伯如晋听成，会于琐泽，成故也。[ 11 ] 4147
这次盟约虽达成了晋、楚交好之约，却依旧是以晋国为主导，郑成公如晋而受命，又会于琐泽，杜预注云“晋既与楚成，合诸侯以申成好”[ 11 ] 4147，因此楚人对这次盟约暗怀不满。是年，晋郤至到楚国缔结盟约，“楚子享之，子反相，为地室而县焉”“金奏作于下”，郤至惊呼“如天之福，两君相见，何以代此”，子反答云“如天之福，两君相见，无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遗，焉用乐”[ 11 ] 4154。子反对此次晋楚交好之约的讽刺之意溢于言表，仅三年后，楚国就率先打破了盟约，侵袭郑、卫。第一次晋楚弭兵之破裂，一是因为时机尚未成熟，令尹子重虽因与宋国华元交好而促成了这次弭兵，但楚共王与当时的重臣子反仍欲北上。二是因为楚国在这次弭兵中获得的并不多，无非是与晋国“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菑危，备救凶患”之誓，事实上只是限制了楚国之北向发展，而其他诸侯仍听命于晋国，弭兵后亦是晋国合诸侯并享有霸主之名位。楚国的政治地位没有得到提高，其军事活动反而受限，这样的盟约楚国自然不愿意遵守。再经历三十三年的战火后，晋楚达成实质性弭兵的时机才趋于成熟：
五月甲辰，晋赵武至于宋。丙午，郑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赵文子，叔向为介。司马置折俎，礼也。仲尼使举是礼也，以为多文辞。戊申，叔孙豹、齐庆封、陈须无、卫石恶至。甲寅，晋荀盈从赵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于晋。丁卯，宋戌如陈，从子木成言于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谓向戌，请晋、楚之从交相见也。庚午，向戌复于赵孟。赵孟曰：“晋、楚、齐、秦，匹也，晋之不能于齐，犹楚之不能于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请于齐？”壬申，左师复言于子木，子木使馹谒诸王。王曰：“释齐、秦，他国请相见也。”秋七月戊寅，左师至。是夜也，赵孟及子皙盟，以齐言。庚辰，子木至自陈。陈孔奂、蔡公孙归生至。曹、许之大夫皆至。以藩为军。……
晋、楚争先。晋人曰：“晋固为诸侯盟主，未有先晋者也。”楚人曰：“子言晋、楚匹也，若晋常先，是楚弱也。且晋、楚狎主诸侯之盟也久矣，岂专在晋？”叔向谓赵孟曰：“诸侯归晋之德只，非归其尸盟也。子务德，无争先。且诸侯盟，小国固必有尸盟者。楚为晋细，不亦可乎？”乃先楚人。书先晋，晋有信也。[ 11 ] 4332-4335
楚康王十四年（前546），宋向戍会楚、晋等弭兵于宋。正如杨伯峻先生所言，“弭兵之意起自赵文子，见二十五年《传》。酝酿已久，各国多知，见二十六年《传》郑子产之言。”[ 15 ] 1246与第一次晋楚弭兵不同，这次弭兵并非仅限于晋、楚之间的停战，更涉及到各诸侯国之间对于政治秩序的建立。此次弭兵平息了多年的大型征伐，“晋、楚皆怠于大出兵，不被侵伐者，宋凡六十五年，鲁凡四十五年，卫凡四十七年，曹凡五十九年;然小战仍有，如鲁帅师取郓，晋帅师败狄，楚伐吴灭赖，不如文辞之全部弭兵也”[ 15 ] 1247。这次弭兵的成功离不开晋楚之间对于盟誓之具体内容的多次交涉。经过前两年的酝酿后，宋国的向戌分别向晋、楚、齐、秦请求许诺弭兵，而告众小国，会于宋地。在“齐言”过程中，晋、楚进行了一番斡旋，楚国提出了“请晋、楚之从交相见也”的条件，最后定为“释齐、秦，他国请相见也”，然而楚国对弭兵的态度表现的较为消极，楚人衷甲而待，有袭晋之兆。正式结盟时，晋、楚为何者先歃血发生了争执，晋人云“晋固为诸侯盟主，未有先晋者也”，楚人则云“子言晋、楚匹也，若晋常先，是楚弱也。且晋、楚狎主诸侯之盟也久矣，岂专在晋”。可见，虽然晋、楚都曾主盟诸侯，二者皆有盟主之实，晋人却从未让出首先歃血之位。楚人欲使晋人在众诸侯国前以实际行动承认“晋、楚匹也”，不肯退让。最终，楚人如愿以偿，得以先行歃血。这次结盟将晋、楚并为盟主，且楚国之名在盟誓之首，除齐、秦两国以及邾、滕这样附庸于他国的私属之国外，诸国皆须共同事奉于晋、楚，晋、楚二国平分秋色，北方诸夏正式认同于楚国的霸主地位，楚国也达成了“以属诸夏”的政治目标。
四、结语
通过在南方“德刑并具”的拓疆灭国与北上对势力范围的极力争取，楚人终于实现了“抚有蛮夷，掩征南海，以属诸夏”的政治目标，彰显了楚人对自身具有与诸夏平乃至超越诸夏的霸主身份的认同。从“非我族类”变为“晋、楚匹也”，楚人不仅实现了自我的中原政治认同，亦获取了中原诸夏对他们的政治认同。《左传》中的楚国历经蜕变，从政治地位微末的蕞尔小邦成长为与晋国平起平坐的南土大国，跨越了夷夏之防的界限。《左传》书写者并未囿于夷夏尊卑有别的思维定式，详细而客观地以史笔记述于楚国政治地位的提升与政治认同的转型，亦展现出超越夷夏之防的史识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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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康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