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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我时常想念他。
在史铁生辞世两周年之际，中国作家协会曾组织召开了一场对史铁生作品的讨论会，铁凝、张海迪、周国平等众多作家、评论家和学者与会，达成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共识：在这个不应轻言“伟大”的时代，史铁生无愧于一个伟大的生命，伟大的作家。
在那次讨论会上，我简短地发了言，谈到史铁生坚强的生命力量，超凡的务虚能力，还谈到做梦梦见史铁生的具体场景和生动细节。随后我把发言整理成一篇千把字的文章，发在北京的一家报纸上，文章的题目叫“梦见了史铁生”。我一直觉得文章过于短了，不能表达我对史铁生的理解、敬意和思念之情，甚至对不起与史铁生生前的诸多交往。在纪念史铁生先生逝世十周年的日子，请允许我用稍长一点的篇幅，回顾一下结识史铁生的过程，再认识史铁生作品独特的思想内涵，以表达我对史铁生的深切怀念。
一、王安忆为我们“牵线搭桥”
读好作品如同交心，读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我的心仿佛一下子与史铁生的心贴得很近，几乎萌生了同气相求般的念头。我知道，当年我所供职的煤炭工业部离史铁生的家很近，一个在地坛公园的北门外，一个在地坛公园的南门外，我只需从北向南穿过地坛公园，步行十几分钟就可以到达史铁生的家，见到我渴望拜访的史铁生。可是，我不会轻易贸然登门去打扰他。他身体不好，精力有限，需要保持相对自主和宁静的生活。地转天也转，我坚信总有一天我会遇见史铁生。
事情的经过，说来好像是一个故事，为我和史铁生牵线搭桥的竟然是远在上海的王安忆。1986年秋后，我应上海文艺出版社之约写完了一部长篇小说。因小说是一遍完成，没有誊抄，没留底稿，我担心通过邮局邮寄把书稿弄丢就不好了，就把一大摞稿子装进一只帆布提包里，让我妻子提着提包，坐火车把稿子送到上海去了。此前，王安忆在《北京文学》上看到了我的短篇小说《走窑汉》，知道了我的名字。她听《上海文学》的编辑姚育明说我妻子到了上海，就让我妻子到她家去住。我妻子以前没见过王安忆，不好意思到王安忆家去住，打算住旅馆。王安忆说：大家都不富裕，能省一分就省一分。王安忆又说她丈夫出差去了，只有她一个人在家，我妻子住在她家里是可以的，不必有什么不好意思。就这样，和王安忆一样当过下乡知青的我妻子姚卫平就住进了王安忆的家。晚上，我妻子和王安忆一块儿看电视，见王安忆一边看电视，手上还在一边织着毛衣。整件毛衣快织好了，已到了收袖阶段。我妻子也很爱织毛衣，织毛衣的水平也很高。说起织毛衣的事，王安忆告诉我妻子，这件毛衣是为史铁生织的，天气一天比一天冷，毛衣一织好，她马上给史铁生寄去。我妻子一听对王安忆说，毛衣织好后不要寄了，她回北京时捎给史铁生不就得了。王安忆说那也好。
我妻子在一天上午从上海回到北京，当天下午，我和妻子就各骑一辆自行车，从我家住的静安里，到雍和宫旁边的一个平房小院，给史铁生送毛衣去了。我记得很清楚，那天的北风刮得很大，满城似乎都在扬沙。我们得顶着寒风，眯着眼睛，才能往前骑。我还记得很清楚，王安忆为史铁生织的毛衣是墨绿色，纯羊毛线的质地，织毛衣的针型不是“平针”，是“元宝针”，看去有些厚重，仅用手一抚，就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
收到毛衣的史铁生显得有些激动，他激动的表现是举重若轻，以说笑话的口气，在幽默中流露出真诚感激的心意。他说，王安忆那么大的作家，她给我织毛衣，这怎么得了，我怎么当得起！我看这毛衣我不能穿，应该在毛衣上再绣上“王安忆织”几个字，然后送到博物馆里去。
我注意看了一下，史铁生身上所穿的一件驼色平针毛衣已经很旧，显得又小又薄又瘦，紧紧箍在他身上，他坐在轮椅上稍一弯腰，后背就露了出来。王安忆此时为史铁生织了一件新的毛衣，可以说是必要的，也是及时的，跟雪中送炭差不多吧。
通过交谈得知，史铁生生于1951年的年头，我和妻子生于1951年的年尾，我们虽然同岁，从生月上算，他比我们大了11个多月。从那以后，我们就叫他铁生兄。
二、听王安忆与史铁生“抬杠”
我和铁生兄交往频繁的一段时间，是在1993年春天的四五月间。那段时间，王安忆让我帮她在北京借了一小套单元房，一个人在单元房里写东西。在开始阶段，王安忆的写作几乎是封闭性的，她不想让别人知道她在北京写作，也不和别的文友联系。她主动看望的作家只有一位，那就是史铁生。此时，史铁生的家已从雍和宫那里搬到了城东的水碓子。王安忆写作的地方离史铁生的家比较远，王安忆对北京的道路又不熟悉，她每次去史铁生家，都是让我陪她一块儿去。每次见到史铁生，王安忆都是求知欲很强的样子，都是“终于又见到了铁生”的样子，总是有许多问题要向史铁生发问，总是有许多话要与史铁生交谈。常常是，我们进屋后还未及寒暄，他们之间的交谈就进入了正题。在我的印象里，王安忆在别人面前话是很少的，有那么一点儿冷，还有那么一点儿傲。只有在史铁生面前，她才显得那么谦虚、热情、话多，简直就是拜贤若渴。他们的交谈，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有中国的，世界的;历史的，现实的;哲学的，艺术的;抽象的，具体的等等，可谓思绪飞扬，海阔天空。比如王安忆刚出版了新的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史铁生看过了，她要听听史铁生的批评意见。比如他们谈到对同性恋的看法，对同性恋者应持什么样的态度。再比如他们探讨艺术的起源，是贵族创造了艺术，还是民间创造了艺术？富人和穷人谁更需要欣赏艺术？由于王安忆的问题太多，有时会把史铁生问得卡了壳。史铁生以手扶额，说这个这个，您让我想想。仍想不起该怎么回答，他会点一颗烟，借助煙的刺激性力量调动他的思维。由于身体的限制，史铁生不能把一颗烟抽完，只能把一颗烟抽到三分之一，或顶多抽到一半，就把烟掐灭了。抽了几口烟之后他才说：我想起来了，应该这么说。
王安忆如此热衷于和史铁生交谈，可她对史铁生的看法并不是一味认同，而是有的认同，有的不认同。对于不认同的看法，她会严肃认真地摇头，说她觉得不是，遂说出自己不认同的理由。王安忆这样做，像是准备好了要去找史铁生“抬杠”似的，并在棋逢对手的“抬杠”中激发思想的火光，享受在心灵深处游走的乐趣。 由于思想水平不在一个层面上，对于他们两个的争论，我只能当一个旁听者，一点儿都插不上嘴，跟一个傻瓜差不多。不过，听两个智者的争论，对我也有启迪，至少让我懂得，世界上存在着很多问题，需要人类用心发现，加以思索。人类的大脑就是用来思索的，如果不思索，身体上方顶着一个脑袋恐怕跟顶着一个葫芦差不多。
史铁生的难处在于，他有一个超强智慧的大脑，靠这样的大脑思考和写作，供给大脑的能源却常常不给力。我们都知道，让大脑开动和运转的能源，是源源不断的供血和供氧，而铁生后来由于又得了尿毒症，恰恰是血液出了问题。为了清除血液中的毒素，保住生命和脑力劳动的能力，他不得不每星期到医院透析三次，每次都要在病床上躺两三个小时。铁生曾对我讲过，有一次在透析过程中，他亲眼看见他的被抽出的血流，在透明的塑料管子里被一垛血栓堵住了，以至于血流停止了流动，滞留的血液很快变了颜色。他赶快喊来护士，护士除掉了血栓，透析才得以继续进行。铁生还曾对我讲过，在病床上透析期间，他的脑子仍然在思索，血液循环到了体外，思索却一刻都没离开过他的大脑。但由于大脑的供血和供氧不足，他的思索十分艰难，常常是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新的理念，因没有及时抓住，理念像倏忽闪过的火花一样，很快就消散了。铁生后来想了一个办法，透析时手里抓着一部手机，有了新的念头时，他赶紧在手机上记下一些记号，等回家后再在电脑上整理出来。
王安忆在北京写作的消息，还是被有的作家朋友知道了，他们打电话找到我，纷纷要求请王安忆吃饭，和王安忆聚一聚。参加聚会的主要作家有莫言、刘恒、刘震云、王朔等。当然了，每次聚会都少不了铁生。就史铁生的身体状况而言，其实他不适合外出参加那样的聚会，看着满桌子山珍海味，看到朋友们大吃大喝，他一点儿都不敢多吃。比如说他很喜欢吃花生米，可他每次只能吃六粒，多吃一粒，钾就会超标。可为了朋友们之间的情谊，他还是坚持坐着轮椅去参加聚会。每次把铁生从家里接到饭店，差不多都是我争着为他推轮椅。我个子较低，轮椅也低，我推比较合适。还有，我视铁生为兄长，我在他身后为他推轮椅，感觉有一种亲近感。
王安忆回上海后，我和妻子还是经常去看史铁生。有两三年的春节前，我和妻子每次去看史铁生，都会给铁生提去一桶十斤装的花生油。铁生和他的妻子陈希米，都不愿意让我们给他们送东西。有一次，铁生笑着说了一个词，让我觉得也很好笑。他说出来的词叫“揩油”，说我们给他送油，他就成了一个揩油者。我解释说：快过年了，我们单位给每人发了一桶油，我妻子的单位给每个职工发的也是油，这么多油吃不完，你们就算帮我们吃点儿吧。
三、务虚的故事形而上的抒情
在春节前去看望铁生，铁生会送给我们他亲手制作的贺年卡。要是赶上铁生出的有新书，他就会签名送我们一本。有一回，铁生一下子送给我们三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厚重的《史铁生作品集》，在每本集子的扉页上都写上了我和妻子的名字。
对于史铁生的每一部作品，我都是抱着十分虔诚的态度，就近放在手边，一点一点慢慢看，细细读。拿史铁生的《病隙碎笔》来说，我读了将近半年才读完。如果说史铁生的书里也有故事，那不是现实的故事，是务虚的故事;如果说他的作品里也有抒情，那不是形而下的抒情，而是形而上的抒情;如果说他作品中的人物也有表情，那不仅是感性的表情，更是思想的表情;如果说他的书写也离不开文字，他的文字不再是具象的，而是抽象的。史铁生的创作之所以为一般人所不能想象，之所以达到了别的创作者不能企及的高度和深度，是被逼出来的，命运把他逼到墙角，将他置之死地而后生。轮椅上的生活，限制了他的外部活动，他只能转向内部，转向内心深处，并拿起思考的武器，进入一种苦思冥想的生活。像我们这些身体健全的人，整天耽于物质生活的丰富和外部生活的活跃，没时间也没能力思考那些玄妙而高深的问题，对世界的认识只能停留在人所共知的水平。史铁生以巨大的心智能量，以穿越般的思想力度，还有对生命责任的担当，从层层灰暗的概念中索取理性之光，照亮人们的前行之路。周国平先生称史铁生是“轮椅上的哲人”。铁凝评价史铁生说：铁生是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一个真正坚持精神高度的写作者，淳厚、坦然、诚朴，有尊严。他那么多年坐在轮椅上，却比很多能够站立的人看得更高，他那么多年不能走太远的路，却比游走四方的人拥有更辽阔的心。
四、寻求灵魂拯救的生命哲学
我们都知道，作家的写作，背后离不开哲学的支持，特别是离不开务虚哲学的支持。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我国的务虚哲學是薄弱的、匮乏的，以致我们的写作得不到提升，不能乘风飞翔，只能在现实的泥淖里挣扎。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不能说我们没有哲学，但我们的哲学多是社会哲学、道德哲学、人生哲学、处世哲学，还有治国哲学、集体哲学、权力哲学、斗争哲学等，多是实用性的功利主义哲学。我们说史铁生的写作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在于他贡献的是生命哲学，是超越了功利的哲学。我们长期缺乏的就是生命哲学，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是史铁生先生填补了这项空白。
史铁生紧紧扣住生命本身这个哲学命题，深入探讨的是肉身与精神、精神与灵魂、生与死、神与梦，还有善与恶、爱与性、遮蔽与敞开、幸福与痛苦等等。史铁生认为，不能把人的精神和灵魂混为一谈，这两者是有区别的，灵魂在精神之上。他谈到：“人死后灵魂依然存在，是人类高贵的猜想。”“灵魂的问题从来就在信仰的领域。”“并非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才存在。”“作恶者更倾向于灵魂的无。死即是一切的结束，恶行便告轻松。”史铁生的论述，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关于生命与生俱来的三个困境，那就是孤独、痛苦和恐惧。孤独，是因为人生来只能是自己，无法与他人彻底沟通。痛苦来自无穷的欲望，实现欲望的能力永远赶不上欲望的能力。恐惧是害怕死亡，又不可避免走向死亡。史铁生指出生命的困境不是悲观的目的，还要赋予生命以理想的、积极的意义。他接着指出：正是因为有了孤独，爱就显得弥足珍贵;如果没有欲望的痛苦，就得不到实现欲望的快乐;生命的短暂，人生的虚无，反而为人类战胜自己、超越困境和证明存在的意义敞开了可能性空间。
在史铁生辞世两周年之际，中国作家协会曾组织召开了一场对史铁生作品的讨论会，铁凝、张海迪、周国平等众多作家、评论家和学者与会，达成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共识：在这个不应轻言“伟大”的时代，史铁生无愧于一个伟大的生命，伟大的作家。
在那次讨论会上，我简短地发了言，谈到史铁生坚强的生命力量，超凡的务虚能力，还谈到做梦梦见史铁生的具体场景和生动细节。随后我把发言整理成一篇千把字的文章，发在北京的一家报纸上，文章的题目叫“梦见了史铁生”。我一直觉得文章过于短了，不能表达我对史铁生的理解、敬意和思念之情，甚至对不起与史铁生生前的诸多交往。在纪念史铁生先生逝世十周年的日子，请允许我用稍长一点的篇幅，回顾一下结识史铁生的过程，再认识史铁生作品独特的思想内涵，以表达我对史铁生的深切怀念。
一、王安忆为我们“牵线搭桥”
读好作品如同交心，读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我的心仿佛一下子与史铁生的心贴得很近，几乎萌生了同气相求般的念头。我知道，当年我所供职的煤炭工业部离史铁生的家很近，一个在地坛公园的北门外，一个在地坛公园的南门外，我只需从北向南穿过地坛公园，步行十几分钟就可以到达史铁生的家，见到我渴望拜访的史铁生。可是，我不会轻易贸然登门去打扰他。他身体不好，精力有限，需要保持相对自主和宁静的生活。地转天也转，我坚信总有一天我会遇见史铁生。
事情的经过，说来好像是一个故事，为我和史铁生牵线搭桥的竟然是远在上海的王安忆。1986年秋后，我应上海文艺出版社之约写完了一部长篇小说。因小说是一遍完成，没有誊抄，没留底稿，我担心通过邮局邮寄把书稿弄丢就不好了，就把一大摞稿子装进一只帆布提包里，让我妻子提着提包，坐火车把稿子送到上海去了。此前，王安忆在《北京文学》上看到了我的短篇小说《走窑汉》，知道了我的名字。她听《上海文学》的编辑姚育明说我妻子到了上海，就让我妻子到她家去住。我妻子以前没见过王安忆，不好意思到王安忆家去住，打算住旅馆。王安忆说：大家都不富裕，能省一分就省一分。王安忆又说她丈夫出差去了，只有她一个人在家，我妻子住在她家里是可以的，不必有什么不好意思。就这样，和王安忆一样当过下乡知青的我妻子姚卫平就住进了王安忆的家。晚上，我妻子和王安忆一块儿看电视，见王安忆一边看电视，手上还在一边织着毛衣。整件毛衣快织好了，已到了收袖阶段。我妻子也很爱织毛衣，织毛衣的水平也很高。说起织毛衣的事，王安忆告诉我妻子，这件毛衣是为史铁生织的，天气一天比一天冷，毛衣一织好，她马上给史铁生寄去。我妻子一听对王安忆说，毛衣织好后不要寄了，她回北京时捎给史铁生不就得了。王安忆说那也好。
我妻子在一天上午从上海回到北京，当天下午，我和妻子就各骑一辆自行车，从我家住的静安里，到雍和宫旁边的一个平房小院，给史铁生送毛衣去了。我记得很清楚，那天的北风刮得很大，满城似乎都在扬沙。我们得顶着寒风，眯着眼睛，才能往前骑。我还记得很清楚，王安忆为史铁生织的毛衣是墨绿色，纯羊毛线的质地，织毛衣的针型不是“平针”，是“元宝针”，看去有些厚重，仅用手一抚，就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
收到毛衣的史铁生显得有些激动，他激动的表现是举重若轻，以说笑话的口气，在幽默中流露出真诚感激的心意。他说，王安忆那么大的作家，她给我织毛衣，这怎么得了，我怎么当得起！我看这毛衣我不能穿，应该在毛衣上再绣上“王安忆织”几个字，然后送到博物馆里去。
我注意看了一下，史铁生身上所穿的一件驼色平针毛衣已经很旧，显得又小又薄又瘦，紧紧箍在他身上，他坐在轮椅上稍一弯腰，后背就露了出来。王安忆此时为史铁生织了一件新的毛衣，可以说是必要的，也是及时的，跟雪中送炭差不多吧。
通过交谈得知，史铁生生于1951年的年头，我和妻子生于1951年的年尾，我们虽然同岁，从生月上算，他比我们大了11个多月。从那以后，我们就叫他铁生兄。
二、听王安忆与史铁生“抬杠”
我和铁生兄交往频繁的一段时间，是在1993年春天的四五月间。那段时间，王安忆让我帮她在北京借了一小套单元房，一个人在单元房里写东西。在开始阶段，王安忆的写作几乎是封闭性的，她不想让别人知道她在北京写作，也不和别的文友联系。她主动看望的作家只有一位，那就是史铁生。此时，史铁生的家已从雍和宫那里搬到了城东的水碓子。王安忆写作的地方离史铁生的家比较远，王安忆对北京的道路又不熟悉，她每次去史铁生家，都是让我陪她一块儿去。每次见到史铁生，王安忆都是求知欲很强的样子，都是“终于又见到了铁生”的样子，总是有许多问题要向史铁生发问，总是有许多话要与史铁生交谈。常常是，我们进屋后还未及寒暄，他们之间的交谈就进入了正题。在我的印象里，王安忆在别人面前话是很少的，有那么一点儿冷，还有那么一点儿傲。只有在史铁生面前，她才显得那么谦虚、热情、话多，简直就是拜贤若渴。他们的交谈，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有中国的，世界的;历史的，现实的;哲学的，艺术的;抽象的，具体的等等，可谓思绪飞扬，海阔天空。比如王安忆刚出版了新的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史铁生看过了，她要听听史铁生的批评意见。比如他们谈到对同性恋的看法，对同性恋者应持什么样的态度。再比如他们探讨艺术的起源，是贵族创造了艺术，还是民间创造了艺术？富人和穷人谁更需要欣赏艺术？由于王安忆的问题太多，有时会把史铁生问得卡了壳。史铁生以手扶额，说这个这个，您让我想想。仍想不起该怎么回答，他会点一颗烟，借助煙的刺激性力量调动他的思维。由于身体的限制，史铁生不能把一颗烟抽完，只能把一颗烟抽到三分之一，或顶多抽到一半，就把烟掐灭了。抽了几口烟之后他才说：我想起来了，应该这么说。
王安忆如此热衷于和史铁生交谈，可她对史铁生的看法并不是一味认同，而是有的认同，有的不认同。对于不认同的看法，她会严肃认真地摇头，说她觉得不是，遂说出自己不认同的理由。王安忆这样做，像是准备好了要去找史铁生“抬杠”似的，并在棋逢对手的“抬杠”中激发思想的火光，享受在心灵深处游走的乐趣。 由于思想水平不在一个层面上，对于他们两个的争论，我只能当一个旁听者，一点儿都插不上嘴，跟一个傻瓜差不多。不过，听两个智者的争论，对我也有启迪，至少让我懂得，世界上存在着很多问题，需要人类用心发现，加以思索。人类的大脑就是用来思索的，如果不思索，身体上方顶着一个脑袋恐怕跟顶着一个葫芦差不多。
史铁生的难处在于，他有一个超强智慧的大脑，靠这样的大脑思考和写作，供给大脑的能源却常常不给力。我们都知道，让大脑开动和运转的能源，是源源不断的供血和供氧，而铁生后来由于又得了尿毒症，恰恰是血液出了问题。为了清除血液中的毒素，保住生命和脑力劳动的能力，他不得不每星期到医院透析三次，每次都要在病床上躺两三个小时。铁生曾对我讲过，有一次在透析过程中，他亲眼看见他的被抽出的血流，在透明的塑料管子里被一垛血栓堵住了，以至于血流停止了流动，滞留的血液很快变了颜色。他赶快喊来护士，护士除掉了血栓，透析才得以继续进行。铁生还曾对我讲过，在病床上透析期间，他的脑子仍然在思索，血液循环到了体外，思索却一刻都没离开过他的大脑。但由于大脑的供血和供氧不足，他的思索十分艰难，常常是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新的理念，因没有及时抓住，理念像倏忽闪过的火花一样，很快就消散了。铁生后来想了一个办法，透析时手里抓着一部手机，有了新的念头时，他赶紧在手机上记下一些记号，等回家后再在电脑上整理出来。
王安忆在北京写作的消息，还是被有的作家朋友知道了，他们打电话找到我，纷纷要求请王安忆吃饭，和王安忆聚一聚。参加聚会的主要作家有莫言、刘恒、刘震云、王朔等。当然了，每次聚会都少不了铁生。就史铁生的身体状况而言，其实他不适合外出参加那样的聚会，看着满桌子山珍海味，看到朋友们大吃大喝，他一点儿都不敢多吃。比如说他很喜欢吃花生米，可他每次只能吃六粒，多吃一粒，钾就会超标。可为了朋友们之间的情谊，他还是坚持坐着轮椅去参加聚会。每次把铁生从家里接到饭店，差不多都是我争着为他推轮椅。我个子较低，轮椅也低，我推比较合适。还有，我视铁生为兄长，我在他身后为他推轮椅，感觉有一种亲近感。
王安忆回上海后，我和妻子还是经常去看史铁生。有两三年的春节前，我和妻子每次去看史铁生，都会给铁生提去一桶十斤装的花生油。铁生和他的妻子陈希米，都不愿意让我们给他们送东西。有一次，铁生笑着说了一个词，让我觉得也很好笑。他说出来的词叫“揩油”，说我们给他送油，他就成了一个揩油者。我解释说：快过年了，我们单位给每人发了一桶油，我妻子的单位给每个职工发的也是油，这么多油吃不完，你们就算帮我们吃点儿吧。
三、务虚的故事形而上的抒情
在春节前去看望铁生，铁生会送给我们他亲手制作的贺年卡。要是赶上铁生出的有新书，他就会签名送我们一本。有一回，铁生一下子送给我们三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厚重的《史铁生作品集》，在每本集子的扉页上都写上了我和妻子的名字。
对于史铁生的每一部作品，我都是抱着十分虔诚的态度，就近放在手边，一点一点慢慢看，细细读。拿史铁生的《病隙碎笔》来说，我读了将近半年才读完。如果说史铁生的书里也有故事，那不是现实的故事，是务虚的故事;如果说他的作品里也有抒情，那不是形而下的抒情，而是形而上的抒情;如果说他作品中的人物也有表情，那不仅是感性的表情，更是思想的表情;如果说他的书写也离不开文字，他的文字不再是具象的，而是抽象的。史铁生的创作之所以为一般人所不能想象，之所以达到了别的创作者不能企及的高度和深度，是被逼出来的，命运把他逼到墙角，将他置之死地而后生。轮椅上的生活，限制了他的外部活动，他只能转向内部，转向内心深处，并拿起思考的武器，进入一种苦思冥想的生活。像我们这些身体健全的人，整天耽于物质生活的丰富和外部生活的活跃，没时间也没能力思考那些玄妙而高深的问题，对世界的认识只能停留在人所共知的水平。史铁生以巨大的心智能量，以穿越般的思想力度，还有对生命责任的担当，从层层灰暗的概念中索取理性之光，照亮人们的前行之路。周国平先生称史铁生是“轮椅上的哲人”。铁凝评价史铁生说：铁生是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一个真正坚持精神高度的写作者，淳厚、坦然、诚朴，有尊严。他那么多年坐在轮椅上，却比很多能够站立的人看得更高，他那么多年不能走太远的路，却比游走四方的人拥有更辽阔的心。
四、寻求灵魂拯救的生命哲学
我们都知道，作家的写作，背后离不开哲学的支持，特别是离不开务虚哲学的支持。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我国的务虚哲學是薄弱的、匮乏的，以致我们的写作得不到提升，不能乘风飞翔，只能在现实的泥淖里挣扎。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不能说我们没有哲学，但我们的哲学多是社会哲学、道德哲学、人生哲学、处世哲学，还有治国哲学、集体哲学、权力哲学、斗争哲学等，多是实用性的功利主义哲学。我们说史铁生的写作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在于他贡献的是生命哲学，是超越了功利的哲学。我们长期缺乏的就是生命哲学，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是史铁生先生填补了这项空白。
史铁生紧紧扣住生命本身这个哲学命题，深入探讨的是肉身与精神、精神与灵魂、生与死、神与梦，还有善与恶、爱与性、遮蔽与敞开、幸福与痛苦等等。史铁生认为，不能把人的精神和灵魂混为一谈，这两者是有区别的，灵魂在精神之上。他谈到：“人死后灵魂依然存在，是人类高贵的猜想。”“灵魂的问题从来就在信仰的领域。”“并非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才存在。”“作恶者更倾向于灵魂的无。死即是一切的结束，恶行便告轻松。”史铁生的论述，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关于生命与生俱来的三个困境，那就是孤独、痛苦和恐惧。孤独，是因为人生来只能是自己，无法与他人彻底沟通。痛苦来自无穷的欲望，实现欲望的能力永远赶不上欲望的能力。恐惧是害怕死亡，又不可避免走向死亡。史铁生指出生命的困境不是悲观的目的，还要赋予生命以理想的、积极的意义。他接着指出：正是因为有了孤独，爱就显得弥足珍贵;如果没有欲望的痛苦，就得不到实现欲望的快乐;生命的短暂，人生的虚无，反而为人类战胜自己、超越困境和证明存在的意义敞开了可能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