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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20至30年代的彭家煌研究以推介性点评、研究性简评和悼念性文章为主，施蛰存、叶紫、茅盾等人的评论突显出彭家煌的独特身姿。20世纪30至80年代，曾经出现近半个世纪的真空地带。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位被长期湮没的作家逐渐引起世人的关注，彭家煌的历史定位和学术地位日益清晰。2000年以来，彭家煌研究在学术论文的写作中形成了点面结合的立体格局，获得了更加丰富的内容和可能。
关键词：彭家煌研究 八十年 述评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彭家煌是一位以独特的创作风格和艺术品格标举于现代文坛的湘籍作家。他的文学创作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同时，世人对他的研究也应运而生，迄今为止，已持续八十余年。这八十余年的研究历程包蕴着丰厚的言说空间。它既客观地呈现出彭家煌的创作实绩，为深入研究彭家煌奠定了坚实基础，又折射出作家由被发现到被遮蔽，再到被推重的漫长过程。
一
20至30年代，对彭家煌的研究几乎与彭家煌的创作同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推介性点评。出现于彭家煌文章发表时的“前言”、“后记”、和“书评”等中，具有简明扼要、评而不述的特点。自1926年发表其小说处女作《Dismeryer先生》起，彭家煌连续出版了《怂恿》、《喜讯》等五部短篇小说集和中篇小说《皮克的情书》。《美的戏剧》出版时，施蛰存称赞其“描写的手腕已经达到圆熟的地步了”。1933年6月，彭家煌小说《垃圾》刊出，叶紫评价道：“描写的细致沉痛，词句的隽永诙谐”，真使他感动。上述点评涉及的内容往往窥豹一斑，只是截取作家创作的某一点进行观察，看不出作家思想、艺术发展的全过程。
二是研究性简评。第一次对彭家煌的创作作出全面系统评价的是茅盾。《喜讯》一出版，惕若（茅盾）便对其作了热情的推荐和准确的评论。他以“慈心的彭家煌”来形容作家的人品，以“忠厚人的讽刺”来形容作家的风格。茅盾慧眼独具地发现和肯定彭家煌与众不同的语言特色。“他那种委婉细腻可是不觉得拖沓的长句是他自己的”，彭家煌已经把它发展到了“圆熟的境界”。茅盾在欣赏彭家煌的同时，也指出某些小说：“这篇《两个灵魂》是失败的作品。使人觉得缺乏生活逻辑和真实感。”
三是悼念性文章。1933年9月4日，因政治迫害疾病缠身的彭家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1933年11月，《现代》发表其友人黎君亮（黎锦明）《纪念彭家煌》一文。这篇悼文是彭家煌去世后第一篇盖棺定论式的文章，从其人品人格、艺术特色、作品思想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翔实的阐述，在彭家煌研究史上占有显著的位置。黎君亮指出彭家煌的思想“是在正确的途上，讽刺而带点伤感；体裁清澈、严格、简炼”。在分析《皮克的情书》时，认为“它是彭家煌一篇有布局、结构、真实的性格心理的绘画”。以上分析打破了当时评论界普遍认为彭家煌是个纯“写实派”的论断，开拓了从心理学角度研究彭家煌的一条新路。
二三十年代的彭家煌研究还处在一种即兴状态，但在评论家们散金碎玉般的感悟与品评中，已突显出彭家煌的独特姿态，并给后来者开辟了广阔的言说空间。事实证明，后来的许多研究者就是循着他们最初的感触向着纵深拓展的。
二
30年代后，彭家煌研究处于长达半个世纪的沉默之中，相关研究也许存在，但未见诸史料。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80年代，究其原因并非偶然。
首先，彭家煌一生短暂，创作生涯仅有八年，虽留下不少很有特色的作品，然而他杰出小说家的才能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再加上彭家煌严肃拘谨而又沉默寡言，性格内向，不善交际，他的作品当时并不被人们所熟知，后世被人所遗忘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次，丰富翔实的原始资料是研究作家作品的基础，关于彭家煌生前生后的历史资料本来就残缺不全，相关搜集整理工作也没有得到重视和开展。史料的缺失，阻碍研究的深入，造成研究的许多空白。
再次，同是湘籍作家，彭家煌没有像叶紫那样瞩目于力的展示，也没有像沈从文那样致力于美的挖掘。他的创作大都弥散着一种沉郁、幽暗的悲剧氛围，缺少生气勃勃的艺术魅力，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作品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
最后，在二三十年代乡土小说作家中，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是聚集在鲁迅周围，受到鲁迅提携的一批作家，如许杰、许钦文、王鲁彦、台静农等人。许多研究者认为，对这些作家作品的研究足以把握二三十年代乡土小说的全貌，也许是他们的光环掩盖了彭家煌的锋芒。
另外，中国当时的文学环境也不容忽视。这段时间，“革命”与“战争”是文学表现的中心，为政治服务是文学的唯一任务。文学关注的是现实需要，根本无暇盘点历史。不仅是彭家煌，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普遍都在遭受冷落。
三
随着时间的流逝，种种错觉的浮尘被涤荡，真正有价值的创作开始浮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彭家煌研究随着新时期的到来迎来了一个春天。其标志是严家炎《彭家煌生平与创作年表》的发表。这项史料发掘工作并不好做。作家童年和成名以前资料很少，有些材料真实性还有待考证，但这项工作毕竟开启了新时期彭家煌研究的大门。
八九十年代彭家煌研究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是彭家煌频繁入选各种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丛书，并有《彭家煌小说选》单行本问世；二是彭家煌频繁进入现代文学史著作，在文学史上开始具有较高地位；三是研究彭家煌的学术论文与文学史的叙述相辅相成、互相呼应。
新时期以来，编选现代文学系列丛书的工作在全国各地蓬勃展开。《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丛书出版了彭家煌的短篇小说集《怂恿》和《喜讯》。这位被埋没了半个世纪的作家的作品终于重见光明。199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中国新文学大系》，茅盾选入彭家煌《Dismeryer先生》、《怂恿》两篇小说，并盛赞《怂恿》是“那时期最好的农民小说之一”。此外，收录彭家煌作品的还有《书林》丛书、《中国新文学大系》等。
1987年，《彭家煌小说选》发行，这是新时期首次出版彭家煌小说单行本。严家炎在“前言”中认为彭家煌“在乡土作家中，他却是个佼佼者”。而写市民和知识分子的一些小说，“其成就不亚于叶绍钧和张天翼”。同时，指出彭家煌小说在艺术上的三个重要特色即“没有虚伪，没有矫情，充满着真诚、友善和温馨”、“较浓的喜剧色彩与幽默成分”、“结构清巧而自然”。 八九十年代，值得一提的是彭家煌的正式“入史”。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文学环境的变化，文艺观念的变革，“重写文学史”的口号被提出，彭家煌频繁进入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国现代文学史》都把彭家煌作为乡土小说主要作家进行专门论述。这标志着彭家煌在文学中已具有了较高的地位。
80年代中期以来，强调社会科学的方法对文学研究的渗透得到异乎寻常的重视。这股热潮为彭家煌研究注入了新的力量。彭家煌研究也随之进入了一个积极的生长期。如杨剑龙的《论鲁迅对彭家煌创作的影响》、季爱娟的《丑的暴露与美的挖掘——沈从文与彭家煌乡土小说之比较》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探索彭家煌的创作渊源与创作特色。潘先军的《“从手指间泻出的悲欢”——论彭家煌小说的内容构成》和《论彭家煌小说艺术的绘画美》等，从美学的角度探讨了彭家煌小说艺术的悲剧美和绘画美。
四
2000年以来，受益于学术研究蓬勃开展的大环境，彭家煌研究也进入了繁荣期。这一时期的彭家煌研究主要体现在学术论文的写作中。首先，是相关论文数量的增多。据粗略统计，1980年至2000之间，彭家煌研究论文有15篇，而2000年以来的10年就有25篇。虽然这些研究并不处于同一层次，但他们共同拓展了彭家煌研究的视域与思路。其次，是研究队伍的扩大。彭家煌研究在2000年以前主要是专业研究人员参与，而在2000年后的10年间，许多在校学生也加入了彭家煌研究的行列。最为重要的是，不同与2000年以前以面为主的彭家煌研究状况，2000年以来的彭家煌研究形成了点面结合的立体格局，并且这种格局正日益显得开阔和多维。
以对彭家煌创作的全面研究而言，季玢、韩廷俊的《“茶杯里的风波”：彭家煌小说的艺术表现》是有代表性的文章。该文从异地风情的美学餍足、冷中有热的抒情个性以及绘画美的中国气派角度，系统总结了彭家煌小说的艺术特色。丁燕的《彭家煌小说创作评析》、张纯刚的《浅析彭家煌的小说的艺术特征》统论彭家煌的小说创作。前文的创新在于对彭家煌小说轻松揶揄外表下的沉重这精湛的讽刺艺术的关注。后文的开拓性在于对彭家煌小说富于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的语言的详细论述。
除了对彭家煌创作的全面研究之外，这一时期可喜的现象是文本细读和专题研究的深入开展。小说《怂恿》是解读频率最高的作品，孙叶林和董正宇的《楚语湘音的原生态再现——彭家煌乡土小说〈怂恿〉新论》等在文本细读基础上，分析了彭家煌小说的艺术风格和乡土情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文本细读的论文大多立足于文本本身，方法和视角较为单一，忽视了与各时期学界关心的主题话语的互动，未能体现出文本阐释的多样性和无限性。
专题研究方面的论文也较为丰富。胡雅宁的《彭家煌喜剧反讽艺术表现的洞庭湖滨的风俗画》、徐玉松的《论彭家煌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续永红的《论彭家煌短篇小说的语言特色》等文章以对彭家煌作品的潜心研读为前提，对其作品的地方特色、悲剧意识、喜剧手法、写作策略、语言风格等方面作了专门论述。但目前还没有专门论述彭家煌的思想倾向、文艺观念、创作心理等方面的论文发表。
五
综观80余年的历程，彭家煌研究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与作家成就本身相比，还相去甚远。彭家煌研究80余年，前20年，研究内容一般以浅层的评介为主，研究多采用传统、笼统、感悟式的方法。新时期三十年，随着文学研究的整体转型，研究者从政治决定论向美学决定论，对彭家煌和他的小说进行了全方位的、专题式的、审美的研究。但也有不足之处。对其小说的研究大多仅限于乡土小说，对都市小说的忽视，割裂了其小说创作的整体性。彭家煌早期创作的发表于《小朋友》和《儿童世界》等刊物的大量滑稽多趣的童话和儿童故事研究还处在未开发状态。彭家煌30年代在文学杂志发表的杂文和散文也没有得到研究者的重视。从作家主体角度、接受语境角度、整体历史观角度等方面研究的文章比较少，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彭家煌研究的深广度，不利于其文学史地位的确认。可喜的是，彭家煌这个带着一身洞庭湖湿气的作家，正以其在乡村（溪镇）与都市（S市）一隅营造的文学角落在文学的世界里熠熠生辉。文学史不会忘记这个醮着自己血液和胆汁来写作的作家。这是一个不该被遗忘的文学角落，而我们看到彭家煌研究这块生疏之地上，已经穿梭着耕耘者的辛勤身影，并且迎来了收获的季节。
注：本文系江苏省2010年度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项目编号：CX10B_065R）。
参考文献：
[1] 施蛰存：《编辑的话》，《新文艺》，1929年第3期。
[2] 叶紫：《编辑日记》，《无名文艺》（月刊创刊号），1933年第1期。
[3] 惕若：《“创作专号”评论》，《文学》，1933年第4期。
[4] 黎君亮：《纪念彭家煌君》，《现代》，1933年第1期。
[5] 严家炎、陈福康：《彭家煌生平与创作年表》，《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3期。
[6] 严家炎：《彭家煌小说选前言》，《彭家煌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7] 杨剑龙：《论鲁迅对彭家煌创作的影响》，《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2期。
[8] 潘先军：《论彭家煌小说艺术的绘画美》，《阴山学刊》，1991年第3期。
[9] 孙叶林、董正宇：《楚语湘音的原生态再现——彭家煌乡土小说〈怂恿〉新论》，《船山学刊》，2009年第1期。
[10] 胡雅宁：《彭家煌喜剧反讽艺术表现的洞庭湖滨的风俗画》，《飞天》，2010年第16期。
作者简介：
徐浪，男，1979—，江苏南京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孙鹏，女，1978—，河南周口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文学，工作单位：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关键词：彭家煌研究 八十年 述评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彭家煌是一位以独特的创作风格和艺术品格标举于现代文坛的湘籍作家。他的文学创作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同时，世人对他的研究也应运而生，迄今为止，已持续八十余年。这八十余年的研究历程包蕴着丰厚的言说空间。它既客观地呈现出彭家煌的创作实绩，为深入研究彭家煌奠定了坚实基础，又折射出作家由被发现到被遮蔽，再到被推重的漫长过程。
一
20至30年代，对彭家煌的研究几乎与彭家煌的创作同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推介性点评。出现于彭家煌文章发表时的“前言”、“后记”、和“书评”等中，具有简明扼要、评而不述的特点。自1926年发表其小说处女作《Dismeryer先生》起，彭家煌连续出版了《怂恿》、《喜讯》等五部短篇小说集和中篇小说《皮克的情书》。《美的戏剧》出版时，施蛰存称赞其“描写的手腕已经达到圆熟的地步了”。1933年6月，彭家煌小说《垃圾》刊出，叶紫评价道：“描写的细致沉痛，词句的隽永诙谐”，真使他感动。上述点评涉及的内容往往窥豹一斑，只是截取作家创作的某一点进行观察，看不出作家思想、艺术发展的全过程。
二是研究性简评。第一次对彭家煌的创作作出全面系统评价的是茅盾。《喜讯》一出版，惕若（茅盾）便对其作了热情的推荐和准确的评论。他以“慈心的彭家煌”来形容作家的人品，以“忠厚人的讽刺”来形容作家的风格。茅盾慧眼独具地发现和肯定彭家煌与众不同的语言特色。“他那种委婉细腻可是不觉得拖沓的长句是他自己的”，彭家煌已经把它发展到了“圆熟的境界”。茅盾在欣赏彭家煌的同时，也指出某些小说：“这篇《两个灵魂》是失败的作品。使人觉得缺乏生活逻辑和真实感。”
三是悼念性文章。1933年9月4日，因政治迫害疾病缠身的彭家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1933年11月，《现代》发表其友人黎君亮（黎锦明）《纪念彭家煌》一文。这篇悼文是彭家煌去世后第一篇盖棺定论式的文章，从其人品人格、艺术特色、作品思想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翔实的阐述，在彭家煌研究史上占有显著的位置。黎君亮指出彭家煌的思想“是在正确的途上，讽刺而带点伤感；体裁清澈、严格、简炼”。在分析《皮克的情书》时，认为“它是彭家煌一篇有布局、结构、真实的性格心理的绘画”。以上分析打破了当时评论界普遍认为彭家煌是个纯“写实派”的论断，开拓了从心理学角度研究彭家煌的一条新路。
二三十年代的彭家煌研究还处在一种即兴状态，但在评论家们散金碎玉般的感悟与品评中，已突显出彭家煌的独特姿态，并给后来者开辟了广阔的言说空间。事实证明，后来的许多研究者就是循着他们最初的感触向着纵深拓展的。
二
30年代后，彭家煌研究处于长达半个世纪的沉默之中，相关研究也许存在，但未见诸史料。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80年代，究其原因并非偶然。
首先，彭家煌一生短暂，创作生涯仅有八年，虽留下不少很有特色的作品，然而他杰出小说家的才能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再加上彭家煌严肃拘谨而又沉默寡言，性格内向，不善交际，他的作品当时并不被人们所熟知，后世被人所遗忘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次，丰富翔实的原始资料是研究作家作品的基础，关于彭家煌生前生后的历史资料本来就残缺不全，相关搜集整理工作也没有得到重视和开展。史料的缺失，阻碍研究的深入，造成研究的许多空白。
再次，同是湘籍作家，彭家煌没有像叶紫那样瞩目于力的展示，也没有像沈从文那样致力于美的挖掘。他的创作大都弥散着一种沉郁、幽暗的悲剧氛围，缺少生气勃勃的艺术魅力，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作品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
最后，在二三十年代乡土小说作家中，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是聚集在鲁迅周围，受到鲁迅提携的一批作家，如许杰、许钦文、王鲁彦、台静农等人。许多研究者认为，对这些作家作品的研究足以把握二三十年代乡土小说的全貌，也许是他们的光环掩盖了彭家煌的锋芒。
另外，中国当时的文学环境也不容忽视。这段时间，“革命”与“战争”是文学表现的中心，为政治服务是文学的唯一任务。文学关注的是现实需要，根本无暇盘点历史。不仅是彭家煌，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普遍都在遭受冷落。
三
随着时间的流逝，种种错觉的浮尘被涤荡，真正有价值的创作开始浮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彭家煌研究随着新时期的到来迎来了一个春天。其标志是严家炎《彭家煌生平与创作年表》的发表。这项史料发掘工作并不好做。作家童年和成名以前资料很少，有些材料真实性还有待考证，但这项工作毕竟开启了新时期彭家煌研究的大门。
八九十年代彭家煌研究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是彭家煌频繁入选各种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丛书，并有《彭家煌小说选》单行本问世；二是彭家煌频繁进入现代文学史著作，在文学史上开始具有较高地位；三是研究彭家煌的学术论文与文学史的叙述相辅相成、互相呼应。
新时期以来，编选现代文学系列丛书的工作在全国各地蓬勃展开。《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丛书出版了彭家煌的短篇小说集《怂恿》和《喜讯》。这位被埋没了半个世纪的作家的作品终于重见光明。199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中国新文学大系》，茅盾选入彭家煌《Dismeryer先生》、《怂恿》两篇小说，并盛赞《怂恿》是“那时期最好的农民小说之一”。此外，收录彭家煌作品的还有《书林》丛书、《中国新文学大系》等。
1987年，《彭家煌小说选》发行，这是新时期首次出版彭家煌小说单行本。严家炎在“前言”中认为彭家煌“在乡土作家中，他却是个佼佼者”。而写市民和知识分子的一些小说，“其成就不亚于叶绍钧和张天翼”。同时，指出彭家煌小说在艺术上的三个重要特色即“没有虚伪，没有矫情，充满着真诚、友善和温馨”、“较浓的喜剧色彩与幽默成分”、“结构清巧而自然”。 八九十年代，值得一提的是彭家煌的正式“入史”。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文学环境的变化，文艺观念的变革，“重写文学史”的口号被提出，彭家煌频繁进入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国现代文学史》都把彭家煌作为乡土小说主要作家进行专门论述。这标志着彭家煌在文学中已具有了较高的地位。
80年代中期以来，强调社会科学的方法对文学研究的渗透得到异乎寻常的重视。这股热潮为彭家煌研究注入了新的力量。彭家煌研究也随之进入了一个积极的生长期。如杨剑龙的《论鲁迅对彭家煌创作的影响》、季爱娟的《丑的暴露与美的挖掘——沈从文与彭家煌乡土小说之比较》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探索彭家煌的创作渊源与创作特色。潘先军的《“从手指间泻出的悲欢”——论彭家煌小说的内容构成》和《论彭家煌小说艺术的绘画美》等，从美学的角度探讨了彭家煌小说艺术的悲剧美和绘画美。
四
2000年以来，受益于学术研究蓬勃开展的大环境，彭家煌研究也进入了繁荣期。这一时期的彭家煌研究主要体现在学术论文的写作中。首先，是相关论文数量的增多。据粗略统计，1980年至2000之间，彭家煌研究论文有15篇，而2000年以来的10年就有25篇。虽然这些研究并不处于同一层次，但他们共同拓展了彭家煌研究的视域与思路。其次，是研究队伍的扩大。彭家煌研究在2000年以前主要是专业研究人员参与，而在2000年后的10年间，许多在校学生也加入了彭家煌研究的行列。最为重要的是，不同与2000年以前以面为主的彭家煌研究状况，2000年以来的彭家煌研究形成了点面结合的立体格局，并且这种格局正日益显得开阔和多维。
以对彭家煌创作的全面研究而言，季玢、韩廷俊的《“茶杯里的风波”：彭家煌小说的艺术表现》是有代表性的文章。该文从异地风情的美学餍足、冷中有热的抒情个性以及绘画美的中国气派角度，系统总结了彭家煌小说的艺术特色。丁燕的《彭家煌小说创作评析》、张纯刚的《浅析彭家煌的小说的艺术特征》统论彭家煌的小说创作。前文的创新在于对彭家煌小说轻松揶揄外表下的沉重这精湛的讽刺艺术的关注。后文的开拓性在于对彭家煌小说富于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的语言的详细论述。
除了对彭家煌创作的全面研究之外，这一时期可喜的现象是文本细读和专题研究的深入开展。小说《怂恿》是解读频率最高的作品，孙叶林和董正宇的《楚语湘音的原生态再现——彭家煌乡土小说〈怂恿〉新论》等在文本细读基础上，分析了彭家煌小说的艺术风格和乡土情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文本细读的论文大多立足于文本本身，方法和视角较为单一，忽视了与各时期学界关心的主题话语的互动，未能体现出文本阐释的多样性和无限性。
专题研究方面的论文也较为丰富。胡雅宁的《彭家煌喜剧反讽艺术表现的洞庭湖滨的风俗画》、徐玉松的《论彭家煌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续永红的《论彭家煌短篇小说的语言特色》等文章以对彭家煌作品的潜心研读为前提，对其作品的地方特色、悲剧意识、喜剧手法、写作策略、语言风格等方面作了专门论述。但目前还没有专门论述彭家煌的思想倾向、文艺观念、创作心理等方面的论文发表。
五
综观80余年的历程，彭家煌研究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与作家成就本身相比，还相去甚远。彭家煌研究80余年，前20年，研究内容一般以浅层的评介为主，研究多采用传统、笼统、感悟式的方法。新时期三十年，随着文学研究的整体转型，研究者从政治决定论向美学决定论，对彭家煌和他的小说进行了全方位的、专题式的、审美的研究。但也有不足之处。对其小说的研究大多仅限于乡土小说，对都市小说的忽视，割裂了其小说创作的整体性。彭家煌早期创作的发表于《小朋友》和《儿童世界》等刊物的大量滑稽多趣的童话和儿童故事研究还处在未开发状态。彭家煌30年代在文学杂志发表的杂文和散文也没有得到研究者的重视。从作家主体角度、接受语境角度、整体历史观角度等方面研究的文章比较少，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彭家煌研究的深广度，不利于其文学史地位的确认。可喜的是，彭家煌这个带着一身洞庭湖湿气的作家，正以其在乡村（溪镇）与都市（S市）一隅营造的文学角落在文学的世界里熠熠生辉。文学史不会忘记这个醮着自己血液和胆汁来写作的作家。这是一个不该被遗忘的文学角落，而我们看到彭家煌研究这块生疏之地上，已经穿梭着耕耘者的辛勤身影，并且迎来了收获的季节。
注：本文系江苏省2010年度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项目编号：CX10B_065R）。
参考文献：
[1] 施蛰存：《编辑的话》，《新文艺》，1929年第3期。
[2] 叶紫：《编辑日记》，《无名文艺》（月刊创刊号），1933年第1期。
[3] 惕若：《“创作专号”评论》，《文学》，1933年第4期。
[4] 黎君亮：《纪念彭家煌君》，《现代》，1933年第1期。
[5] 严家炎、陈福康：《彭家煌生平与创作年表》，《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3期。
[6] 严家炎：《彭家煌小说选前言》，《彭家煌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7] 杨剑龙：《论鲁迅对彭家煌创作的影响》，《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2期。
[8] 潘先军：《论彭家煌小说艺术的绘画美》，《阴山学刊》，1991年第3期。
[9] 孙叶林、董正宇：《楚语湘音的原生态再现——彭家煌乡土小说〈怂恿〉新论》，《船山学刊》，2009年第1期。
[10] 胡雅宁：《彭家煌喜剧反讽艺术表现的洞庭湖滨的风俗画》，《飞天》，2010年第16期。
作者简介：
徐浪，男，1979—，江苏南京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孙鹏，女，1978—，河南周口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文学，工作单位：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