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审美趣味”问题一直是美学研究中十分重要的问题之一。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出发，论述了审美趣味作为审美实践活动的产物，不仅具有个人差异性，还具有社会共同性。随着各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进入现代化阶段，不仅一切物质生活用品进入了生活需求的领域，艺术也成了可以消费的。文化的“纯审美”时代向“泛审美”时代的过渡已成为必然，“审美泛化”与“大众文化”相互渗透并相互影响。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具有能动作用。因此，审美趣味的提升，不但可以成为审美创造的动力，还可以为大众文化的提升起到积极作用，从而反作用于审美实践活动。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审美趣味 能动作用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1]。也就是说，实践是认识的源泉，意识是实践的产物，而审美趣味则是审美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审美趣味不是无缘无故的，它绝不是像有些人所想的那样是由审美主体主观臆想出来或本身就具有的，更不是毫无意义的。它是审美主体在以往多次面对待定的审美对象时进行审美实践活动所不断形成的，归根到底是由主体和客体在审美实践活动中所结成的现实的审美关系转化而来的。它有区别，也有共同点，并对实践活动起着积极的能动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是适用的。
一、审美趣味的个人差异性
“尽管趣味仿佛是变化多端，难以捉摸，终归还有某些普遍的褒贬原则；这些原则对一切人类的心灵感受所起的作用是经过仔细探索可以找到的”。[2]休谟认为，要找出趣味的标准“最好的确定方法就是把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共同经验所承认的模范和准则当做衡量尺度”[3]。在《论趣味的标准》一书中，休谟一直在试图探索和寻找趣味的普遍标准和解释其差异性的根源。然而，休谟认为的这个标准，仍是以少数权威的个人感受为标准，这是不客观的。因此，他未能深刻揭示审美趣味个人差异性的根源。
有人认为，审美趣味是由审美主体的审美需要决定的，必然受主体想象力制约，因此对审美对象也就随之带着具有浓厚情感色彩的主观价值取向态度。这样，审美趣味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观选择性、情感触发的偶然性及审美体验的随机性。审美主体无论对何种审美对象和处于何种审美关系总是要习惯性地表现出自己的审美趣味的情感倾向，有人认为审美趣味完全由审美主体的内部结构决定，必然由其主观随意性决定，因此审美趣味完全是个人的事，审美趣味也必将千差万别。比如同在一个学校的大学生，就有人喜欢唐诗，有人钟情宋词，还有人迷恋元曲。
这种将审美趣味完全取决于审美主体内部结构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是不科学的。将审美趣味完全联系于审美主体的快感与不快感，既割裂了与客观物象的联系，又忽略了审美对象的客观独立存在，还全盘否定了人们能动的改造物质世界的对象化活动—实践。这是我不能赞同的。但从方法论来说，这种重视审美主体及其情感体验等内部结构在审美过程中的作用，对我们是有一定启迪的。
审美趣味离不开审美主体，并受到审美主体的内部情感结构的影响，但归根结底它是取决于审美主体的一系列审美实践活动的，如审美主体的教育经历所积攒的文化教养，以及审美主体人生经历中所历练的审美能力等。审美主体的个人实践过程各不相同，决定了他们在欣赏和判断中所表现出来的审美趣味也就千差万别，不可避免地致使审美趣味具有一定的个人差异性。“实践规定了人对世界的把握程度、深度和水平”[4]。也就是说，所经历的审美实践活动的不同必然规定了不同审美主体之间的不同审美趣味，这才是审美趣味具有个人差异性的根源所在。
二、审美趣味的社会共同性
审美趣味的形成断然离不开人的遗传因素、先天素质等生理基础，但后天的审美实践活动的作用才是决定性的，即取决于审美主体的个人审美经历、审美实践及民族审美文化等。任何个人，都是社会的人，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相应地，任何审美主体必然都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他的审美趣味就必然包含并体现一定时代、民族、阶级等共同的审美要求和趋向。审美趣味与日常生活中的趣味极不相同。比如：饮食上的趣味，你爱吃辛辣的火锅，他爱吃甜品冰激凌，这只是一个人的事情，只具有个人的性质，不要求得到其他人的普遍赞同，而且不能分辨出哪种更好，无所谓高下。审美趣味则不同，它不仅是个人的趣味，还是一种“社会性的偏爱”，具有社会性。它希望得到社会的普遍赞同，并时常引起争论。
“实践总是具体的实践，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进行的活动，人作为社会的人，他使用的各种工具，他具有的各种经验和知识，都是社会提供的，也都是受着社会发展制约的”。[5]由此可知，审美实践活动是受着社会制约的，这就是审美实践活动的社会历史属性。
审美趣味的社会共同性反映着人们对于美的共同追求和需要，我认为，它主要表现为时代性、民族性和阶级性三个方面。喇叭裤，在上世纪70年代，就曾风靡中国的城市街头，在当时所代表的除了赶时髦之外，还是人们在用最简单的方法满足对美的需求，以及体现其时代性的审美趣味。同一民族的审美趣味之所以相近，则是一个民族具有共同历史的结果，而历史则是由这个民族的人的共同的实践活动累积起来的，它使不同民族对于美的创造和欣赏具有不同的民族风格。“对于中国艺术的最重要的推动力恐怕来自另一个宗教，即佛教的影响”[6]。“那些较古老的教堂强大有力，可能表现出一种‘战斗的基督教’姿态，它提供庇护所，对抗邪恶的袭击”。“即使从远处看去，这些神奇的建筑物也似乎是在宣告天国的荣耀。巴黎圣母院的建筑立面大概是它们之中最完美”[7]。贡布里希在其著作《艺术的故事》一书中曾谈到东西方审美趣味的不同，认为佛教对于中国等东方国家的影响极其深远，并渗透到建筑、绘画等艺术领域。故宫的建筑艺术就是其最佳体现。英法意等西方国家则对基督教顶礼膜拜，高耸入云的教堂建筑就是基督教胜利的表现。审美趣味的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是必然存在的现象，形成审美趣味阶级性的根源是不同阶级具有不同阶级的利益，在争取各自利益的实践中，人们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审美理想。 三、审美趣味是差异性和共同性的统一
如果从来没有审美客体对于审美主体的客观存在，审美主体就不可能产生任何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同时，确立的审美趣味又要实现从审美主体到审美客体的转化。审美主体的快乐必然要求自己的快乐“投射”到能够引起愉快的对象之中，审美主体的内在直觉必然要求与对审美客体表象的外在感觉结合起来。表达快感与不快的趣味，是主体内在审美感觉与外部对象环境在审美实践活动中相互作用和协调后逐渐形成的，是一种对现实客体进行审美享受的情感取向和价值取向，是主体情感对客体物象的契合而形成的美学表象。我们只有把趣味看成是与客观审美关系及审美对象紧密联系的具体存在，才能了解和确定它的真实内容和性质，才能谈论审美判断和审美趣味。
有人认为社会客观环境对审美主体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生活的社会时代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决定了审美主体的趣味，因此同民族或同时代的人的审美趣味就必然相类似。譬如“环肥燕瘦”一词，同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在盛唐时期，人们眼中的美人必如杨贵妃般，丰腴妖娆，艳光四射，而汉成帝时期，美人的标准则是窈窕秀美、凭栏临风、有翩然欲飞之姿的赵飞燕。唐宋两个时代的人之所以对美人有不同的审美标准，取决于两个时代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及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汉代人对于女性的审美观念不仅继承了民族的传统，而且有了新的发展，对女性的仪态、气质更倾向于灵动轻盈。唐朝国势强盛，经济繁荣，政治上很自信，文化上敢于并蓄兼收，群花同放，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传播中土文化，华丽和雍容便日渐成为唐代人的审美趣味。
康德这样看待审美判断：“它是一切人对于一个判断的赞同的必然性。”[8]康德超越前人式地系统分析了审美现象中的矛盾，向我们展示了审美问题的复杂性。但他在承认趣味共通性的同时，并未能正确处理其与个人差异性之间的关系。
有人把审美趣味的差异性看成是绝对的，否认趣味具有共通感。也有人只讲趣味的共通性，而决然不提趣味的差异性。上述各说法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为继续探索趣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材料。但是任何过于强调某一方面的做法，都将走向绝对主义，都不能客观全面地看待审美判断及审美趣味。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审美趣味既有个人差异性的一面，又有社会共同性的一面。
趣味的差异性不同于个人偏爱。个人偏爱不是建立在快乐与不快乐的情感体验基础上的价值取向，而是一种局限于功利的狭隘性及经验的个人性的非审美体验的价值取向。它往往使审美判断发生错位，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即是这种错位的典型例子。趣味判断的意义不仅在于特定个体对审美对象的个性化情感体验，而且在于使这种个性化情感体验上升到共通性情感体验。趣味之所以具有共同性，是因为它的形成既遵循了人类共同的生理活动和心理活动的基本规律，又渗透了大量的社会性因素如道德情感。随着人类对新的审美实践活动的不断认识和发展，审美趣味的差异性和共同性将越来越丰富和深刻。真正具有独特性和共通感的趣味才是良好趣味。它要求独特的表象形式和深刻的表象内蕴的融合、情感与理性的融合、美与善的融合。它向往审美理想，又未脱离对感性事物的爱好及审美实践，始终处于从个体的不可重复的审美直观到审美理想的过渡和升华之中。
四、审美趣味的能动作用
“20世纪，随着西方各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并进入现代化阶段……不仅一切物质生活的用品进入了生活需求的领域，而且艺术也成了可以消费的。因此艺术的大众化通俗化则是不可避免的”[9]。审美不再属于超然物外、高高在上的神圣领域，而是变成了人们生活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通常把这种现象叫做“审美泛化”。
大众文化是以市场原则为导向以被大众消费为目的的，所以，大众文化必然追寻大众的文化消费心理以迎合大众的趣味。当消费市场日趋完善、消费心理日趋成熟后，为最大限度地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讲究创新独特的风格也就成了关键性的竞争因素。因此，大众文化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必然受到大众审美趣味的制约。安妮宝贝是在榕树下网站红起来的，在那个网络文学刚刚被人们所熟知的时期，她因其独特的创作风格而闻名于网络文坛。她的小说多围绕宿命、自由和漂泊等命题思考，多描述在工业化大城市中游离者的生活。为此，很多年轻的网络作家都竞相模仿其风格，甚至生活中的年轻人也竞相模仿起她小说中主人公的生活方式。这里，暂不评论其文风的优劣，也不论证其小说影响的好坏，却可见审美趣味对于大众文化的影响。
“市场化竞争带来的压力迫使新闻媒体千方百计迎合受众的各种需求，甚至是格调不高的需求”[10]。各种选秀、造星及相亲等娱乐节目此起彼伏，很多年轻人为了出名等，对此类节目趋之若鹜。节目是越办越火，年轻人为此越来越疯狂，有人追星不惜代价，有的男生扮成女生，一系列怪异的行为已经屡见不鲜。由此可见，这样的大众文化，对于年轻人审美趣味的提升是没有任何好处的，甚至是将审美趣味异化。
“物质决定意识，但是意识又不是被动的，它能够积极地反作用于物质，即不能动地反映世界，而且能动地创造世界”[11]。审美趣味作为审美意识的一部分，必然来源于审美实践，但也同时对审美实践有巨大的能动作用。
“如果艺术自身是人的技艺、欲望和智慧游戏的活动的话，那么所谓艺术或者审美教育也就是关于人的技艺、欲望和智慧的教育”[12]。艺术及审美对于大众生活及其文化提升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这就是在现代社会中“以美育代宗教”的真正意义。
一般来说，经济条件落后、社会化程度低、处于信息封闭状态下的人们，往往难以形成趣味判断的共通感。社会趣味和个人趣味是互相影响和互相渗透的，即社会趣味在个人趣味的基础上形成，个人趣味又受到社会趣味的引导和塑造。以社会大众的共通感为标准的社会趣味，受民族文化、民族心理及民族习惯的深刻影响，彰显强大的精神感染力和情感渗透力，广泛为个体趣味所认同。但它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变化。同时，社会趣味不像时尚那样要求千篇一律和千人一面，而是使个体在遵循共通感标准的前提下仍能保持自己的个性特征和精神自由状态，并通过艺术创作等客观化手段对大众审美趣味进行重塑，以此获得新的认同。
个体和社会是互相影响和互相生成的，人的意识和精神的个体性决定于社会性，又丰富和推动着社会性。只有既是个性化又是社会化的审美趣味，才是智慧的审美趣味。从某种意义上说，审美教育的任务就是按照个体精神自由的要求和人类社会共同情感认知的方向，提升和重塑审美趣味，从而提升大众文化并达到其教育目的，并推动审美实践继续向前发展。
总而言之，智慧的审美趣味应该是个人差异性和社会共同性的统一，并且对大众文化的提升有着巨大的积极作用，在其影响下所创作的成熟的“大众文化”文本既注重日常生活的感性体验又不放弃价值理性维度的意义追求，既注重审美愉悦的欢乐性解放又不舍弃“审美趣味”神性维度的精神提升，并以此制衡生活的表面化、形象化、感观化所带来的无深度的不可承受之轻。在世俗化的文化氛围和生活化的审美环境中，使人们跳出日趋严峻的“欲望陷阱”，正确看待“技术主义”、不盲目对其顶礼膜拜，摆脱无意义的“享乐主义”，深刻意识到“反省缺失”的严重性，并走出“虚无主义”的糟糕状况。这样，人成为审美的人，世界成为审美的世界。
参考文献：
[1]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7.
[2][3][英]休谟.休谟散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06.209.
[4][5][11]李淮春.政治理论复习导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36.33.35.
[6][7][英]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M].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80.104.
[8][德]康德.判断力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75.
[9]张贤根.20世纪的西方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138.
[10]马庆，杨洪林.从“泛娱乐化”看媒体的社会责任[M].青年记者，2008（08）.
[12]彭富春.哲学美学导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12.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审美趣味 能动作用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1]。也就是说，实践是认识的源泉，意识是实践的产物，而审美趣味则是审美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审美趣味不是无缘无故的，它绝不是像有些人所想的那样是由审美主体主观臆想出来或本身就具有的，更不是毫无意义的。它是审美主体在以往多次面对待定的审美对象时进行审美实践活动所不断形成的，归根到底是由主体和客体在审美实践活动中所结成的现实的审美关系转化而来的。它有区别，也有共同点，并对实践活动起着积极的能动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是适用的。
一、审美趣味的个人差异性
“尽管趣味仿佛是变化多端，难以捉摸，终归还有某些普遍的褒贬原则；这些原则对一切人类的心灵感受所起的作用是经过仔细探索可以找到的”。[2]休谟认为，要找出趣味的标准“最好的确定方法就是把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共同经验所承认的模范和准则当做衡量尺度”[3]。在《论趣味的标准》一书中，休谟一直在试图探索和寻找趣味的普遍标准和解释其差异性的根源。然而，休谟认为的这个标准，仍是以少数权威的个人感受为标准，这是不客观的。因此，他未能深刻揭示审美趣味个人差异性的根源。
有人认为，审美趣味是由审美主体的审美需要决定的，必然受主体想象力制约，因此对审美对象也就随之带着具有浓厚情感色彩的主观价值取向态度。这样，审美趣味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观选择性、情感触发的偶然性及审美体验的随机性。审美主体无论对何种审美对象和处于何种审美关系总是要习惯性地表现出自己的审美趣味的情感倾向，有人认为审美趣味完全由审美主体的内部结构决定，必然由其主观随意性决定，因此审美趣味完全是个人的事，审美趣味也必将千差万别。比如同在一个学校的大学生，就有人喜欢唐诗，有人钟情宋词，还有人迷恋元曲。
这种将审美趣味完全取决于审美主体内部结构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是不科学的。将审美趣味完全联系于审美主体的快感与不快感，既割裂了与客观物象的联系，又忽略了审美对象的客观独立存在，还全盘否定了人们能动的改造物质世界的对象化活动—实践。这是我不能赞同的。但从方法论来说，这种重视审美主体及其情感体验等内部结构在审美过程中的作用，对我们是有一定启迪的。
审美趣味离不开审美主体，并受到审美主体的内部情感结构的影响，但归根结底它是取决于审美主体的一系列审美实践活动的，如审美主体的教育经历所积攒的文化教养，以及审美主体人生经历中所历练的审美能力等。审美主体的个人实践过程各不相同，决定了他们在欣赏和判断中所表现出来的审美趣味也就千差万别，不可避免地致使审美趣味具有一定的个人差异性。“实践规定了人对世界的把握程度、深度和水平”[4]。也就是说，所经历的审美实践活动的不同必然规定了不同审美主体之间的不同审美趣味，这才是审美趣味具有个人差异性的根源所在。
二、审美趣味的社会共同性
审美趣味的形成断然离不开人的遗传因素、先天素质等生理基础，但后天的审美实践活动的作用才是决定性的，即取决于审美主体的个人审美经历、审美实践及民族审美文化等。任何个人，都是社会的人，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相应地，任何审美主体必然都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他的审美趣味就必然包含并体现一定时代、民族、阶级等共同的审美要求和趋向。审美趣味与日常生活中的趣味极不相同。比如：饮食上的趣味，你爱吃辛辣的火锅，他爱吃甜品冰激凌，这只是一个人的事情，只具有个人的性质，不要求得到其他人的普遍赞同，而且不能分辨出哪种更好，无所谓高下。审美趣味则不同，它不仅是个人的趣味，还是一种“社会性的偏爱”，具有社会性。它希望得到社会的普遍赞同，并时常引起争论。
“实践总是具体的实践，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进行的活动，人作为社会的人，他使用的各种工具，他具有的各种经验和知识，都是社会提供的，也都是受着社会发展制约的”。[5]由此可知，审美实践活动是受着社会制约的，这就是审美实践活动的社会历史属性。
审美趣味的社会共同性反映着人们对于美的共同追求和需要，我认为，它主要表现为时代性、民族性和阶级性三个方面。喇叭裤，在上世纪70年代，就曾风靡中国的城市街头，在当时所代表的除了赶时髦之外，还是人们在用最简单的方法满足对美的需求，以及体现其时代性的审美趣味。同一民族的审美趣味之所以相近，则是一个民族具有共同历史的结果，而历史则是由这个民族的人的共同的实践活动累积起来的，它使不同民族对于美的创造和欣赏具有不同的民族风格。“对于中国艺术的最重要的推动力恐怕来自另一个宗教，即佛教的影响”[6]。“那些较古老的教堂强大有力，可能表现出一种‘战斗的基督教’姿态，它提供庇护所，对抗邪恶的袭击”。“即使从远处看去，这些神奇的建筑物也似乎是在宣告天国的荣耀。巴黎圣母院的建筑立面大概是它们之中最完美”[7]。贡布里希在其著作《艺术的故事》一书中曾谈到东西方审美趣味的不同，认为佛教对于中国等东方国家的影响极其深远，并渗透到建筑、绘画等艺术领域。故宫的建筑艺术就是其最佳体现。英法意等西方国家则对基督教顶礼膜拜，高耸入云的教堂建筑就是基督教胜利的表现。审美趣味的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是必然存在的现象，形成审美趣味阶级性的根源是不同阶级具有不同阶级的利益，在争取各自利益的实践中，人们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审美理想。 三、审美趣味是差异性和共同性的统一
如果从来没有审美客体对于审美主体的客观存在，审美主体就不可能产生任何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同时，确立的审美趣味又要实现从审美主体到审美客体的转化。审美主体的快乐必然要求自己的快乐“投射”到能够引起愉快的对象之中，审美主体的内在直觉必然要求与对审美客体表象的外在感觉结合起来。表达快感与不快的趣味，是主体内在审美感觉与外部对象环境在审美实践活动中相互作用和协调后逐渐形成的，是一种对现实客体进行审美享受的情感取向和价值取向，是主体情感对客体物象的契合而形成的美学表象。我们只有把趣味看成是与客观审美关系及审美对象紧密联系的具体存在，才能了解和确定它的真实内容和性质，才能谈论审美判断和审美趣味。
有人认为社会客观环境对审美主体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生活的社会时代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决定了审美主体的趣味，因此同民族或同时代的人的审美趣味就必然相类似。譬如“环肥燕瘦”一词，同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在盛唐时期，人们眼中的美人必如杨贵妃般，丰腴妖娆，艳光四射，而汉成帝时期，美人的标准则是窈窕秀美、凭栏临风、有翩然欲飞之姿的赵飞燕。唐宋两个时代的人之所以对美人有不同的审美标准，取决于两个时代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及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汉代人对于女性的审美观念不仅继承了民族的传统，而且有了新的发展，对女性的仪态、气质更倾向于灵动轻盈。唐朝国势强盛，经济繁荣，政治上很自信，文化上敢于并蓄兼收，群花同放，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传播中土文化，华丽和雍容便日渐成为唐代人的审美趣味。
康德这样看待审美判断：“它是一切人对于一个判断的赞同的必然性。”[8]康德超越前人式地系统分析了审美现象中的矛盾，向我们展示了审美问题的复杂性。但他在承认趣味共通性的同时，并未能正确处理其与个人差异性之间的关系。
有人把审美趣味的差异性看成是绝对的，否认趣味具有共通感。也有人只讲趣味的共通性，而决然不提趣味的差异性。上述各说法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为继续探索趣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材料。但是任何过于强调某一方面的做法，都将走向绝对主义，都不能客观全面地看待审美判断及审美趣味。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审美趣味既有个人差异性的一面，又有社会共同性的一面。
趣味的差异性不同于个人偏爱。个人偏爱不是建立在快乐与不快乐的情感体验基础上的价值取向，而是一种局限于功利的狭隘性及经验的个人性的非审美体验的价值取向。它往往使审美判断发生错位，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即是这种错位的典型例子。趣味判断的意义不仅在于特定个体对审美对象的个性化情感体验，而且在于使这种个性化情感体验上升到共通性情感体验。趣味之所以具有共同性，是因为它的形成既遵循了人类共同的生理活动和心理活动的基本规律，又渗透了大量的社会性因素如道德情感。随着人类对新的审美实践活动的不断认识和发展，审美趣味的差异性和共同性将越来越丰富和深刻。真正具有独特性和共通感的趣味才是良好趣味。它要求独特的表象形式和深刻的表象内蕴的融合、情感与理性的融合、美与善的融合。它向往审美理想，又未脱离对感性事物的爱好及审美实践，始终处于从个体的不可重复的审美直观到审美理想的过渡和升华之中。
四、审美趣味的能动作用
“20世纪，随着西方各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并进入现代化阶段……不仅一切物质生活的用品进入了生活需求的领域，而且艺术也成了可以消费的。因此艺术的大众化通俗化则是不可避免的”[9]。审美不再属于超然物外、高高在上的神圣领域，而是变成了人们生活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通常把这种现象叫做“审美泛化”。
大众文化是以市场原则为导向以被大众消费为目的的，所以，大众文化必然追寻大众的文化消费心理以迎合大众的趣味。当消费市场日趋完善、消费心理日趋成熟后，为最大限度地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讲究创新独特的风格也就成了关键性的竞争因素。因此，大众文化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必然受到大众审美趣味的制约。安妮宝贝是在榕树下网站红起来的，在那个网络文学刚刚被人们所熟知的时期，她因其独特的创作风格而闻名于网络文坛。她的小说多围绕宿命、自由和漂泊等命题思考，多描述在工业化大城市中游离者的生活。为此，很多年轻的网络作家都竞相模仿其风格，甚至生活中的年轻人也竞相模仿起她小说中主人公的生活方式。这里，暂不评论其文风的优劣，也不论证其小说影响的好坏，却可见审美趣味对于大众文化的影响。
“市场化竞争带来的压力迫使新闻媒体千方百计迎合受众的各种需求，甚至是格调不高的需求”[10]。各种选秀、造星及相亲等娱乐节目此起彼伏，很多年轻人为了出名等，对此类节目趋之若鹜。节目是越办越火，年轻人为此越来越疯狂，有人追星不惜代价，有的男生扮成女生，一系列怪异的行为已经屡见不鲜。由此可见，这样的大众文化，对于年轻人审美趣味的提升是没有任何好处的，甚至是将审美趣味异化。
“物质决定意识，但是意识又不是被动的，它能够积极地反作用于物质，即不能动地反映世界，而且能动地创造世界”[11]。审美趣味作为审美意识的一部分，必然来源于审美实践，但也同时对审美实践有巨大的能动作用。
“如果艺术自身是人的技艺、欲望和智慧游戏的活动的话，那么所谓艺术或者审美教育也就是关于人的技艺、欲望和智慧的教育”[12]。艺术及审美对于大众生活及其文化提升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这就是在现代社会中“以美育代宗教”的真正意义。
一般来说，经济条件落后、社会化程度低、处于信息封闭状态下的人们，往往难以形成趣味判断的共通感。社会趣味和个人趣味是互相影响和互相渗透的，即社会趣味在个人趣味的基础上形成，个人趣味又受到社会趣味的引导和塑造。以社会大众的共通感为标准的社会趣味，受民族文化、民族心理及民族习惯的深刻影响，彰显强大的精神感染力和情感渗透力，广泛为个体趣味所认同。但它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变化。同时，社会趣味不像时尚那样要求千篇一律和千人一面，而是使个体在遵循共通感标准的前提下仍能保持自己的个性特征和精神自由状态，并通过艺术创作等客观化手段对大众审美趣味进行重塑，以此获得新的认同。
个体和社会是互相影响和互相生成的，人的意识和精神的个体性决定于社会性，又丰富和推动着社会性。只有既是个性化又是社会化的审美趣味，才是智慧的审美趣味。从某种意义上说，审美教育的任务就是按照个体精神自由的要求和人类社会共同情感认知的方向，提升和重塑审美趣味，从而提升大众文化并达到其教育目的，并推动审美实践继续向前发展。
总而言之，智慧的审美趣味应该是个人差异性和社会共同性的统一，并且对大众文化的提升有着巨大的积极作用，在其影响下所创作的成熟的“大众文化”文本既注重日常生活的感性体验又不放弃价值理性维度的意义追求，既注重审美愉悦的欢乐性解放又不舍弃“审美趣味”神性维度的精神提升，并以此制衡生活的表面化、形象化、感观化所带来的无深度的不可承受之轻。在世俗化的文化氛围和生活化的审美环境中，使人们跳出日趋严峻的“欲望陷阱”，正确看待“技术主义”、不盲目对其顶礼膜拜，摆脱无意义的“享乐主义”，深刻意识到“反省缺失”的严重性，并走出“虚无主义”的糟糕状况。这样，人成为审美的人，世界成为审美的世界。
参考文献：
[1]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7.
[2][3][英]休谟.休谟散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06.209.
[4][5][11]李淮春.政治理论复习导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36.33.35.
[6][7][英]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M].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80.104.
[8][德]康德.判断力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75.
[9]张贤根.20世纪的西方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138.
[10]马庆，杨洪林.从“泛娱乐化”看媒体的社会责任[M].青年记者，2008（08）.
[12]彭富春.哲学美学导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