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金牛的诗歌主要以“还乡”为主题，他曾言：“我写作的主题只有一个：还乡。”可见“还乡”在其诗歌中的重要性。历代以来，文学作品中的“还乡”数不胜数。比如《诗经》中的《采薇》就从兵役、战争的角度来“回望”故乡.自汉代的《古诗十九首》以来，士子文人或薄宦，或漫游，或作为征人远赴边关，一时之间，文学作品中尽是对“望乡”的种种流露。新诗之中，余光中的《乡愁》也是脍炙人口。这些诗篇，在情绪上无疑都带有“疼痛”的质地。郭金牛的“还乡”写作也延续了这一传统，他的诗歌最重要的价值也是在不同层次上为我们展现了“还乡”的多重可能性，将对“疼痛”的表达做到了极致。
　　 这些不同层次的“还乡”以现代工业文明为背景，同时糅合进中国古典文化的“乡愁”元素，体现出了“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型”（杨炼语）。在诗歌中，郭金牛不断将个人和他人在外生存的窘迫处境以及悲怆遭遇揭橥给人看，以表达游子流客因而归乡或意欲归乡的现实感，比如《花苞开得很慢》书写自己在异乡生存的艰难;《在外省干活》则描写“表哥”得了病，“舍不得花钱打针、吃药”，只能“学李白，举头，望一望明月。//低头，想起汪家坳。”类似的诗篇还有《重金属》《春天，六点钟的疼爱》《离乡地理》等。这是一种主要由地理所引发的乡愁，不妨称之为“地理还乡”。
　　 郭金牛还将打工者寄居他乡而又无法归去的无根感和疼痛感呈现出来，同时有一种自觉的反省意识。比如其诗篇《灿烂的小妓女，徐美丽》写十六岁的徐美丽因为生活所迫而走上“邪路”，待作者了解到主人公的现实之后，他一反原来的“唾弃”而深深地“爱她”，并且由此产生严厉的自责：“我有什么资格//写诗。对生活说三道四。”类似的诗篇还有《陈小橘》《一个湖北人的快乐与忧伤》《写诗的骗子，是我》等。在这些诗篇中，诗人经由人生觉历，企图寻找到一个更加真实的自我，这是一种个体反省意识上的“追寻”，不妨将之称为“意识还乡”。郭金牛《纸上还乡》后记说：“在现实中，我们身处困境，谁又不是在还乡？……‘还乡’是一种病一样，故乡是一味药。”剥除地理意义上的成分，对于真我的寻找会是一个更有裨益的思考。“困境”的理解可以是多方面的，“真实的我”也确实是名义之我、虚伪之我的一剂良药。
　　 郭金牛写“还乡”还有最刻骨铭心的。作为一位打工者，郭金牛也从主体参与的角度观察和思忖当代工业文明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人生现实，有时他写已死之人的“肉身”还乡的“惊心动魄”和在道德、灵魂上给人带来的强烈震撼，将那种不同于传统中国人的“狐死首丘”、“叶落归根”式的乡愁——亦即由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生命之轻以及由人性之暗弱所引发的逃亡式回归——剥离出来给人看，加重了自我反省的力量。也正是因为有了灵魂上的这种反省，郭金牛诗篇中才呈现出了一定的担当意识。比如其代表作《纸上还乡》，以及《一朵白云，正准备变黑》《罗租村往事》《庞大的单数》《一件小事》等诗篇。这种对道义的承担和责任感，在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身上多被标识为一种品行上的“高格”或大我境界。可见，郭金牛诗歌中所表达出的这一层面，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精神具有相通性，这是一种“文化的乡愁”，因此不妨称之为“文化还乡”。
　　 郭金牛就是从以上这三个方面来层层建构他的“还乡”之程的。当然，郭金牛对这些层面的表达，尤其是对第三个层面的呈现可能是在创作中无意识流露出来的。他自己就曾言：“当时的书写有点懵懂，更无担当道义和责任可言。”但是“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記录下来”，这本身就是一种承担。或者从另一个层面来理解，无意识中的担当才是真正的担当。或许这就是瑞士心理学家、分析心理学创始人荣格所谓的“集体无意识”。
　　 从表现手法上来看，郭金牛是将古典与现代结合起来进行再创造的一位诗人，他的诗歌大都采用了一种“传统 现代”的模式，非常惊艳。其传统性主要体现在对古典现实主义诗歌源头的追溯以及对古典诗语的糅合、化用上，而现代性则主要体现在他直指当代世界文明的一种困境，语言的原生态呈现（粗粝性、简约性）以及“志怪笔法”在某些诗篇的运用上（如其《夜游图》《夜放图》《夜泣图》以及《阿朱，春天及杏》《赵氏》《孤单天鹅》《妖》等诗篇）。不过，细细品味即知，传统的元素不过是其诗的一层外衣，内容的现代感才是其诗的主要内核。
　　 赵目珍，诗人，批评家。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