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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世界历史上，关于乡村建设，很多国家都有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可以借鉴，而笔者通过比较各国在文化、社会情况、经济基础等情况之后，选择了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韩国新村运动作为研究对象，希望通过对韩国新村运动的背景、内容和进程的分析，总结其经验教训，并结合我国当前的国情，对我国新农村建设提出有益的建议，为其发展提供可以借鉴的思路。
【关键词】新村运动；乡村建设；政府主导
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迅速推进了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工农业发展失衡，农村问题突出，韩国政府与学者们根据韩国的国情和发展现状，经过科学的研究和论证，组织实施了新村运动。
一、韩国新村运动的缘起与主要内容
20世纪60年代，韩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期，在此期间，韩国政府重点扶持产业发展和扩大出口，引发了工农业的严重失调，为了解决农业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1970 年10 月,韩国开展了以“勤俭、自助、合作”为基本内容的“建设新村运动”。
韩国的新村运动开展了30余年，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分别为（1）基础建设阶段（1970-1973），在这一阶段以政府自上而下的指导为主，利用政府资金的直接投入，激发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同时大力支持农村建设基础设施，而改善农民的居住条件是这一阶段的核心目标。（2）发展阶段（1974-1976），在这一阶段，政府除了政策倾斜，继续资金的投入外，加大了对农村的技术与科技支持，调派大量科技人员进入农村，使科技的发展能快速与农业发展结合。而这一阶段的工作重心已转变为农村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改善与提高上。（3）提高与转变阶段（1977-1980）。在这一阶段，新村运动作出了很大的调整，开始逐步由政府主导转变为民间群众自发，产生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发展模式，在这一阶段，新村运动的重心在于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和特产农业，并不遗余力的推动了农村保险业的发展。与此同时，提供资金支持农村自发的文化与社区建设。（4）国民自发运动阶段（1981-1988），在这一阶段，政府逐渐退居幕后，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成为主流，由政府建立与完善的民间组织成为新村运动主导力量，政府通过政策、法律、经济手段为新村运动提供服务。（5）自我发展阶段（1988-）这一阶段，在前四个阶段取得重大成功地基础上，新村运动逐渐显现出社区文化发展与经济开发和谐发展的特点，政府除了继续加大对自助组织的支持外，将重心移向全体国民的伦理道德建设，共同体意识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上。
通过新村运动，韩国提高了大大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改变了农村的落后面貌，加快了农村现代化的建设，并为韩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必须指出的是，韩国新村运动非常注重农组织和村民会馆的建设，使农民既得到了集体组织在资金、人力、技术、信息、市场流通上的支持，还在组织中自我组织、自我学习、自我管理，自我决策中，增强了实践与创新能力，激发了民主意识，并通过与政府的合作，增加了国家认同感，培养了良好的公民意识。笔者认为，这是新村运动的另一重大成就。
二、我国新农村建设可以向韩国新村运动学习的原因分析
当今的中国面临同样严峻的农村问题，通过分析比较，读者会发现我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与韩国实施新村运动前所面临社会现实有一定的相似性：
（一）在社会背景方面，60 年代初韩国通过推行出口主导型的开发战略使经济得到高速的发展，但随着工农业之间的差距，城市居民与农民的平均收入差距也不断拉大，例如，1962年的农民年平均收入是城市居民的71%，而1970年却降到61%，而这种差距还在不断扩大。正因为城乡之间差距的日益扩大，使得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流动，这又更导致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农业发展后继无人，陷入困境，甚至还出现了动乱的隐患。另一方面，随着60 年代韩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韩国政府财政收入大大增加，已有财力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解决城乡差距，工农差距过大的问题。现实的需要与经济条件的成熟，使得韩国政府开始酝酿一场以工业反哺农业，支持农业发展的乡村运动。而中国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并没有改变农村靠天吃饭的发展模式，反而使农业发展随着我国在工业经济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出于极端危险的境地，除了南方少部分发达地区的农村外，我国农业整体上的发展速度、现代化程度明显与我国经济发展脱节，我国国家统计局2008年1月公布的数据，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246619亿元，增长率11.4%。而与此同时，农业总产值只是28910亿元，占比例为11.7%，增长速度3.7%，与06年的5.0%，05年的5.2% 的增速相比，明显可以看出我国农业增长在整个国家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不仅是连续多年低速增长，而且是不断减少的。仅从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农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9.5%，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786元，扣除价格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12.2%，将近10亿人口的农民的人均收入仅为城乡居民收入的30%。这种城乡之间的巨大反差，在中国随处可见的。城乡之间、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巨大差别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是不可回避，必须解决的硬伤。
（二）在文化传统方面，中国与韩国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有着相似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与历史文化传统。由于韩国的生存条件与历史传统，韩国的决策者一向重视韩国国民的国民素质，认为人才资本是韩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而对国民的科学技术水平和道德水平很重视，可是，随着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韩国国内出现了韩国国民的生活伦理水平严重滞后于韩国经济的发展的社会问题，而韩国工农业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发展出现的严重失衡，暴发户与贫困户之间矛盾加剧，社会分配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公，使得大批农村青年涌向大城市，同时又使城市中的多元文化与观念，严重冲击了农村原有的文化传统、伦理秩序、健康纯朴的精神。无独有偶，韩国政坛出现的政治家为赢得大选而作出虚假允诺的现象，更进一步诱发了国民不切实际的欲望和消费文化的出现。这就是韩国新村运动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让国民的生活伦理水平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相吻合，通过新村运动使农民因受压抑而潜藏的良好社会伦理道德再次激发。中国现在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经济的发展，城乡之间的巨大反差，使得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给城市带来大量的劳动力的同时也带来农民工就业与城市下岗失业职工再就业的矛盾，造成了巨大的交通运输压力，产生巨大的流动费用和管理成本，而且流动人口犯罪现象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对于农民工来说，工作差，收入低，工作环境危险，缺乏社会保障，他们的计划生育管理与子女教育也很成问题。在农村，农村人口流出引起土地抛荒，造成土地资源浪费，同时引发人们观念的矛盾与混乱。
（三）在经济方面，中国与韩国有着相似的经济模式，都是“政府主导”型经濟模式。韩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但是韩国采用的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在私有制为前提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政府管制，国家力量与市场力量高度融合，政府凭借国家力量制定经济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向，在健全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通过官民一体，政府强有力的扶持、协调和干预来实现国家对整体经济发展的总体调控和运作的重要作用，充分利用各方面的资源，推动经济高速发展。而中国的市场经济的突出特点是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很强，在国家的各项建设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我国建国至今的几次大的经济调整都是在中国政府控制下完成的。
（四）新村运动出现还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韩国政党政治的发展，韩国各个政党为了获得支持，赢得选举而不遗余力的努力，当时在任的韩国总统朴正熙所领导的民主正义党主要支持力量分布在广大的农村，为了取得将近占国民人口一半农民的支持，当时的韩国政府发起了“新村运动”。也有学者分析，政治因素是韩国新村建设能够开展的直接因素，如果没有朴正熙总统的提倡，新村运动何时会启动将会是一个未知之数。在中国，由于土地和其它自然资源的制约，农产品市场需求的限制，农村地区人口从农业获得收入增长的机会是有限的，而在农村发展乡镇企业的空间也各有不同，农民进城务工的收入也只能起到维持温饱的生活水平的作用，不断被社会、经济、文化边缘化的农民，生存环境相对严峻，而农民的消费需求因为“广告的强力刺激与时尚的强力渗透”而不断增长，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有饭吃没钱花”的格局会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农民对现状的满意度势必会越降越低，而九亿农民的不满则可能导致不可估量的社会政治后果。因此，尽管政党体制不同，但与韩国政府相同，中国执政党要想在政治上取得更为稳固的支持，必须加快步伐对农村进行改革。
（五）我国新农村建设与韩国新村运动的目标具有一致性，韩国新农村的建设目标为“农村启蒙、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中国的新农村建设总的来说就是要使农村成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型社会组织。
三、韩国的新村运动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一）、韩国新村运动是并不完全是农民自发的“致富运动”，新村运动，虽然在后期逐渐由科技、教育和民间部门推动，但在初期是由各级政府在主导的。因此，中国政府要想开展新农村运动，政府至少在初期要成为主导力量，要对农村进行资金和人力的投资。除此之外，要使专家学者参与到整个新农村运动过程当中，以便他们能随时了解进展情况，及时对现实问题进行研究，为政府的进一步工作的开展提供理论支持、科学评价与有效监督，不能使理论研究落后于社会实践。但必须强调的是，新农村运动的目的应该是“发展农村民主、农民组织、妇女参与、农村教育、农村卫生、技术推广、农业贸易、文化建设、城乡交流、农村旅游、有机农业；保留传统文化，树立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建立国家伦理和道德”，而不是一场政治运动。
（二）、在发展农村产业时，不能过于重视物质建设，使环境、文化受到损毁；在改善农村基础条件时，主要力量是政府的投入，这样可以调动农民的参与意识，但不能将负担转嫁至农民身上，超过农民承受能力，使农民负债。
（三）、任何一项建设，都需要投资。在农村建设资金普遍缺乏的情况下，没有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资金投入，新农村建设就寸步难行。这类投资包括政府的财政投入、农民自筹资金、商业贷款以及其他经济实体的投资。无论是促进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和农民生活大幅改善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农村精神文明、先进文化建设，都需要有投資作为保障。我国目前的农村，还处于相对落后状态，缺乏投资吸引力。这首先需要政府而政府财政投入的先导和主导作用，主要以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着手，进行财政投入。之后在良好的投资环境下，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外界投资。
（四）提高农村劳动力资源质量。要加大农业基础教育投入，提高农村基础教育的普及度，改革农村教育，培养实用人才，加强发展农村成人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进行思想观念教育，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教育。改变农村信息传播方式，搞好农村信息化建设，为农村提供信息平台。建立跨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全面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对外出务工人员加强指导与服务。引导农民工有序流动，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培训。
（五）推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与完善，使农民合作组合成为农民利益代表者，使其在农产品流通领域、农民技术生活指导和培训、金融领域、农协与国际交流、协同贸易、农业技术交流等领域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政府要投入人力物力去完善农民合作组织的功能；规范其内部管理，加大对其财政、税收与信贷的支持力度，并通过立法，为农村合作组合明确定位，保护其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李水山，韩国农业和新村运动。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
［2］．李水山，《韩国的新村运动》。中国改革 2004.（4）
［3］．许宝芳，韩国“新村运动”农业经济、1998 (6)
［4］．陈昭玖、周波，韩国新村运动的实践及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农业经济问题，2006 (2)
［5］．石磊，寻求“另类”发展的范式一一韩国新村运动与中国乡村建设。社会学研究，2004 (4)
［6］．彭代彦，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与农业解困。经济学家，2002 (5)
［7］．孙开、田雷，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财政投入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05 (18)
［8］．金瑛，韩国如何推动乡村建设。学习时报，2006 (4)
［9］．2007年国家统计局年度统计公http://www.stats.gov.cn/tjgb
作者简介：越媛，（1983.12－－），女，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人，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生
【关键词】新村运动；乡村建设；政府主导
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迅速推进了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工农业发展失衡，农村问题突出，韩国政府与学者们根据韩国的国情和发展现状，经过科学的研究和论证，组织实施了新村运动。
一、韩国新村运动的缘起与主要内容
20世纪60年代，韩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期，在此期间，韩国政府重点扶持产业发展和扩大出口，引发了工农业的严重失调，为了解决农业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1970 年10 月,韩国开展了以“勤俭、自助、合作”为基本内容的“建设新村运动”。
韩国的新村运动开展了30余年，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分别为（1）基础建设阶段（1970-1973），在这一阶段以政府自上而下的指导为主，利用政府资金的直接投入，激发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同时大力支持农村建设基础设施，而改善农民的居住条件是这一阶段的核心目标。（2）发展阶段（1974-1976），在这一阶段，政府除了政策倾斜，继续资金的投入外，加大了对农村的技术与科技支持，调派大量科技人员进入农村，使科技的发展能快速与农业发展结合。而这一阶段的工作重心已转变为农村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改善与提高上。（3）提高与转变阶段（1977-1980）。在这一阶段，新村运动作出了很大的调整，开始逐步由政府主导转变为民间群众自发，产生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发展模式，在这一阶段，新村运动的重心在于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和特产农业，并不遗余力的推动了农村保险业的发展。与此同时，提供资金支持农村自发的文化与社区建设。（4）国民自发运动阶段（1981-1988），在这一阶段，政府逐渐退居幕后，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成为主流，由政府建立与完善的民间组织成为新村运动主导力量，政府通过政策、法律、经济手段为新村运动提供服务。（5）自我发展阶段（1988-）这一阶段，在前四个阶段取得重大成功地基础上，新村运动逐渐显现出社区文化发展与经济开发和谐发展的特点，政府除了继续加大对自助组织的支持外，将重心移向全体国民的伦理道德建设，共同体意识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上。
通过新村运动，韩国提高了大大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改变了农村的落后面貌，加快了农村现代化的建设，并为韩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必须指出的是，韩国新村运动非常注重农组织和村民会馆的建设，使农民既得到了集体组织在资金、人力、技术、信息、市场流通上的支持，还在组织中自我组织、自我学习、自我管理，自我决策中，增强了实践与创新能力，激发了民主意识，并通过与政府的合作，增加了国家认同感，培养了良好的公民意识。笔者认为，这是新村运动的另一重大成就。
二、我国新农村建设可以向韩国新村运动学习的原因分析
当今的中国面临同样严峻的农村问题，通过分析比较，读者会发现我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与韩国实施新村运动前所面临社会现实有一定的相似性：
（一）在社会背景方面，60 年代初韩国通过推行出口主导型的开发战略使经济得到高速的发展，但随着工农业之间的差距，城市居民与农民的平均收入差距也不断拉大，例如，1962年的农民年平均收入是城市居民的71%，而1970年却降到61%，而这种差距还在不断扩大。正因为城乡之间差距的日益扩大，使得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流动，这又更导致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农业发展后继无人，陷入困境，甚至还出现了动乱的隐患。另一方面，随着60 年代韩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韩国政府财政收入大大增加，已有财力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解决城乡差距，工农差距过大的问题。现实的需要与经济条件的成熟，使得韩国政府开始酝酿一场以工业反哺农业，支持农业发展的乡村运动。而中国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并没有改变农村靠天吃饭的发展模式，反而使农业发展随着我国在工业经济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出于极端危险的境地，除了南方少部分发达地区的农村外，我国农业整体上的发展速度、现代化程度明显与我国经济发展脱节，我国国家统计局2008年1月公布的数据，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246619亿元，增长率11.4%。而与此同时，农业总产值只是28910亿元，占比例为11.7%，增长速度3.7%，与06年的5.0%，05年的5.2% 的增速相比，明显可以看出我国农业增长在整个国家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不仅是连续多年低速增长，而且是不断减少的。仅从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农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9.5%，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786元，扣除价格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12.2%，将近10亿人口的农民的人均收入仅为城乡居民收入的30%。这种城乡之间的巨大反差，在中国随处可见的。城乡之间、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巨大差别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是不可回避，必须解决的硬伤。
（二）在文化传统方面，中国与韩国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有着相似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与历史文化传统。由于韩国的生存条件与历史传统，韩国的决策者一向重视韩国国民的国民素质，认为人才资本是韩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而对国民的科学技术水平和道德水平很重视，可是，随着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韩国国内出现了韩国国民的生活伦理水平严重滞后于韩国经济的发展的社会问题，而韩国工农业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发展出现的严重失衡，暴发户与贫困户之间矛盾加剧，社会分配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公，使得大批农村青年涌向大城市，同时又使城市中的多元文化与观念，严重冲击了农村原有的文化传统、伦理秩序、健康纯朴的精神。无独有偶，韩国政坛出现的政治家为赢得大选而作出虚假允诺的现象，更进一步诱发了国民不切实际的欲望和消费文化的出现。这就是韩国新村运动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让国民的生活伦理水平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相吻合，通过新村运动使农民因受压抑而潜藏的良好社会伦理道德再次激发。中国现在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经济的发展，城乡之间的巨大反差，使得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给城市带来大量的劳动力的同时也带来农民工就业与城市下岗失业职工再就业的矛盾，造成了巨大的交通运输压力，产生巨大的流动费用和管理成本，而且流动人口犯罪现象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对于农民工来说，工作差，收入低，工作环境危险，缺乏社会保障，他们的计划生育管理与子女教育也很成问题。在农村，农村人口流出引起土地抛荒，造成土地资源浪费，同时引发人们观念的矛盾与混乱。
（三）在经济方面，中国与韩国有着相似的经济模式，都是“政府主导”型经濟模式。韩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但是韩国采用的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在私有制为前提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政府管制，国家力量与市场力量高度融合，政府凭借国家力量制定经济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向，在健全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通过官民一体，政府强有力的扶持、协调和干预来实现国家对整体经济发展的总体调控和运作的重要作用，充分利用各方面的资源，推动经济高速发展。而中国的市场经济的突出特点是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很强，在国家的各项建设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我国建国至今的几次大的经济调整都是在中国政府控制下完成的。
（四）新村运动出现还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韩国政党政治的发展，韩国各个政党为了获得支持，赢得选举而不遗余力的努力，当时在任的韩国总统朴正熙所领导的民主正义党主要支持力量分布在广大的农村，为了取得将近占国民人口一半农民的支持，当时的韩国政府发起了“新村运动”。也有学者分析，政治因素是韩国新村建设能够开展的直接因素，如果没有朴正熙总统的提倡，新村运动何时会启动将会是一个未知之数。在中国，由于土地和其它自然资源的制约，农产品市场需求的限制，农村地区人口从农业获得收入增长的机会是有限的，而在农村发展乡镇企业的空间也各有不同，农民进城务工的收入也只能起到维持温饱的生活水平的作用，不断被社会、经济、文化边缘化的农民，生存环境相对严峻，而农民的消费需求因为“广告的强力刺激与时尚的强力渗透”而不断增长，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有饭吃没钱花”的格局会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农民对现状的满意度势必会越降越低，而九亿农民的不满则可能导致不可估量的社会政治后果。因此，尽管政党体制不同，但与韩国政府相同，中国执政党要想在政治上取得更为稳固的支持，必须加快步伐对农村进行改革。
（五）我国新农村建设与韩国新村运动的目标具有一致性，韩国新农村的建设目标为“农村启蒙、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中国的新农村建设总的来说就是要使农村成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型社会组织。
三、韩国的新村运动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一）、韩国新村运动是并不完全是农民自发的“致富运动”，新村运动，虽然在后期逐渐由科技、教育和民间部门推动，但在初期是由各级政府在主导的。因此，中国政府要想开展新农村运动，政府至少在初期要成为主导力量，要对农村进行资金和人力的投资。除此之外，要使专家学者参与到整个新农村运动过程当中，以便他们能随时了解进展情况，及时对现实问题进行研究，为政府的进一步工作的开展提供理论支持、科学评价与有效监督，不能使理论研究落后于社会实践。但必须强调的是，新农村运动的目的应该是“发展农村民主、农民组织、妇女参与、农村教育、农村卫生、技术推广、农业贸易、文化建设、城乡交流、农村旅游、有机农业；保留传统文化，树立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建立国家伦理和道德”，而不是一场政治运动。
（二）、在发展农村产业时，不能过于重视物质建设，使环境、文化受到损毁；在改善农村基础条件时，主要力量是政府的投入，这样可以调动农民的参与意识，但不能将负担转嫁至农民身上，超过农民承受能力，使农民负债。
（三）、任何一项建设，都需要投资。在农村建设资金普遍缺乏的情况下，没有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资金投入，新农村建设就寸步难行。这类投资包括政府的财政投入、农民自筹资金、商业贷款以及其他经济实体的投资。无论是促进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和农民生活大幅改善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农村精神文明、先进文化建设，都需要有投資作为保障。我国目前的农村，还处于相对落后状态，缺乏投资吸引力。这首先需要政府而政府财政投入的先导和主导作用，主要以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着手，进行财政投入。之后在良好的投资环境下，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外界投资。
（四）提高农村劳动力资源质量。要加大农业基础教育投入，提高农村基础教育的普及度，改革农村教育，培养实用人才，加强发展农村成人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进行思想观念教育，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教育。改变农村信息传播方式，搞好农村信息化建设，为农村提供信息平台。建立跨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全面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对外出务工人员加强指导与服务。引导农民工有序流动，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培训。
（五）推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与完善，使农民合作组合成为农民利益代表者，使其在农产品流通领域、农民技术生活指导和培训、金融领域、农协与国际交流、协同贸易、农业技术交流等领域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政府要投入人力物力去完善农民合作组织的功能；规范其内部管理，加大对其财政、税收与信贷的支持力度，并通过立法，为农村合作组合明确定位，保护其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李水山，韩国农业和新村运动。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
［2］．李水山，《韩国的新村运动》。中国改革 2004.（4）
［3］．许宝芳，韩国“新村运动”农业经济、1998 (6)
［4］．陈昭玖、周波，韩国新村运动的实践及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农业经济问题，2006 (2)
［5］．石磊，寻求“另类”发展的范式一一韩国新村运动与中国乡村建设。社会学研究，2004 (4)
［6］．彭代彦，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与农业解困。经济学家，2002 (5)
［7］．孙开、田雷，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财政投入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05 (18)
［8］．金瑛，韩国如何推动乡村建设。学习时报，2006 (4)
［9］．2007年国家统计局年度统计公http://www.stats.gov.cn/tjgb
作者简介：越媛，（1983.12－－），女，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人，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