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作为一次突发公共卫生危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反映出诸多问题。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这次疫情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薛澜：对中国来说，这次疫情是一堂风险社会启蒙课。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出版了《风险社会》一书，指出除了自然风险，人类社会面临的技术风险越来越凸显。后来，英国思想家吉登斯又提出制度性风险。和自然风险不同，技术风险和制度性风险都是人类的决策和行为的后果造成的，用吉登斯的话说，就是“有目的之行动的非预期后果”。
　　这次疫情还可以看成是中国进入现代风险社会的一个“成人礼”。虽然大家目前对金融风险的概念已经比较熟悉，但对于现代社会中风险的内在本质还缺乏全面的认识。
　　中国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全球化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步入了现代风险社会，让我们看到了风险最重要的几个特征：1.风险的内生性。现代社会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都同时给我们带来了新的风险。例如，汽车的发明给人们出行提供了快捷便利，但也带来了交通事故的风险。2.风险的泛在性。风险不仅仅存在于金融领域、技术领域，也存在于社会领域和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3.风险的系统性。各种不同风险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如公共卫生风险与经济衰退风险之间的联系）。
　　《财经》：是否可以说，2000年以后中国也开始进入风险社会？一方面是自然风险增加，包括SARS、汶川地震、新冠肺炎等;另一方面社会风险事件增多。
　　薛澜：2003年我和清华的同事出版了一本书《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就是意识到中国的社会风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不断提高。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基本属于“帕累托改进”，大家都能够得到好处，只是利益多寡不同，因此社会矛盾比较少。90年代后期开始的一些改革进入深水区，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另一部分人受益很大，如国企改革、征地拆迁到近年来的环保整治，使得一部分社会群体成为利益受损者。本来应该采取措施“损有余以补不足”，但是做得远远不够，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加剧。
　　《财经》：还有一个背景，就是中国开始加速进入社会转型期。
　　薛澜：是的，国内外的经验表明，社會转型过程中的各种风险不断增加。另外，中国与全世界紧密相连，带来巨大好处的同时也带来风险。同时，很多潜在的新风险也伴随科技进步而来。
　　这次公共卫生危机警示我们，中国必须从整体上直面风险社会，从宏观上更加理性地做出各种风险决策。不管我们愿意与否，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其实都在做一系列的风险权衡：冒一个风险能得来什么收益，为此愿意付出多少代价？以前我们可能是下意识地做选择，那么今后我们就要有意识地去做选择。同时，我们不但是在权衡成本与收益，很多情况下，也是在不同类型的风险中权衡。有时候本来是为了消除某种风险，不得不在不同的风险之间进行理性权衡。
　　《财经》：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来看，您认为这次疫情应对哪些方面值得思考？
　　薛澜：广义的应急管理包括三个部分，风险管理（事前），突发事件应对（事中），善后学习（事后）。
　　风险管理包括风险认知、风险研判和风险预警。风险认知体系就是通过遍布基层的各种哨所医院和相关信息报送系统将捕捉的各类传染病信息及时报送上级以便采取后续措施。目前大家议论最多的直报系统就是风险认知体系的一部分。风险管理的第二个部分就是上面谈到的风险研判。之后就是风险预警，这次新冠肺炎最令人遗憾的是，与非典事件相似，我们还是在早期风险认知、研判和预警阶段出了问题，在同一个地方第二次跌倒，这个教训的确非常深刻。
　　在突发事件应对的阶段，也有不少值得反思的地方。如何建立强有力的综合指挥体系，如何迅速综合各方的资源以应对峰值需求，如何动员市场和社会各方积极参与应对等。
　　目前善后总结的工作尚未开始，但总书记已经提出要求，要对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的建设进行更加深入的反思。
　　《财经》：中国的政府力量一直很强大，因此政府在应对风险方面的责任重大。您怎么评价中国政府应对风险的能力？
　　薛澜：在风险防范意识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是历任领导人中讲得最多的，讲得最到位的。而且，总书记实实在在地推动防灾减灾的九项重点工程。但他的总体风险防范思想还没有真正变成各级党政部门的行动。所以，很多地方党政部门在面对风险时，应对能力差距很大。但也有一些很好的做法，如目前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已经成为一项制度，我们需要有更多这样的制度性安排。
　　《财经》：为了适应风险社会，下一步主要做什么呢？
　　薛澜：经历了应对新冠肺炎这堂风险社会启蒙课以后，首先要对全社会开展风险认知科普，让广大公众了解风险的内涵及风险社会的特点，了解自己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各种直接或间接的风险权衡与选择，引导公众建立理性的风险意识和风险观念。同时，各级党政干部要接受关于风险治理的系统培训。
　　此外，也要对我们的吉庆文化进行反思。我们不太愿意讲不吉利的事，而风险说的都是不吉利的事情。这种吉庆文化对我们的行政文化影响很大，我们的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也都不愿意直面风险和问题，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其次，在应急管理体系现代化的道路上，要把关口前移，把风险评估作为新的工作抓手，在国家各个层面能够建立系统的风险评估制度，准确地把握各个领域面临的各种风险，制定消除风险或适应风险的工作计划。英国等国家多年来实行国家风险评估制度，对国家面临的各种风险进行系统评估并向公众发表，每年不断更新。这个制度值得我们学习。
　　第三，要发挥市场在风险治理当中的作用。其实保险业是与风险共生的，国外的保险业为什么非常发达？其核心就是通过保险业务，使得个人、家庭和组织机构能够通过保险服务，来合理降低各种风险给自己带来的损失。国外的保险公司在风险治理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反观我们国家，保险业的险种特别有限，各种风险带来的损失，要不就是自认倒霉，要不就是国家兜底买单。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财经》：从这次疫情可以看出来，地方政府应对风险的动作迟缓，这是一个大问题。
　　薛澜：现在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关注和风险治理相关的问题，像最近这些年的环保工作，但确实很多行为是被动的。中国各地面临的风险也是千差万别。地方政府如果有清晰的风险治理观念，就会主动去识别，然后采取措施消除风险，避免事态进入突发事件的阶段。所以，如何从制度上进行改革，激励地方政府从被动的应急管理转变到主动的风险治理，是一个要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其实，各国政府都不愿意面对不确定性，而风险的本质就是不确定性，这对政府行为的影响是很深远的。政府做事希望能清楚地看得到效果，但是风险治理的最大挑战，就是要解决的问题本身不那么清楚，采取措施的效果也不确定，这对政府的思维模式来说是很大的挑战。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社会化都需要在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过程中不断学习，不断适应。
　　《财经》：风险治理体系的重要方面是信息，全面、准确、及时的信息才是消除不确定性的最好办法。
　　薛澜：风险治理的基础是科学研究和科学分析，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尤其重要。一方面要对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律进行研究，另一方面要对社会的动态变化积极观察，对各方面信息的收集和分析，把握社会变化的脉搏。如果老按照传统的思路收集信息、控制社会，局限性就会越来越大。我们也要认识到，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全社会按照某一个方式去作为、按照一个方向去行动，已经越来越难。怎么样把握住社会的主流方向，在不影响大局的情况下，允许多元思路和尝试的存在，把控由此可能带来的一定的风险，这也是风险治理的一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