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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康熙、乾隆年间，因政治局势的稳定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繁荣和发展，史称“康乾盛世”。这一时期的画坛也涌现出昌盛景象，画家辈出，类别齐全。其中花鸟画系列精新、蓬勃。沈铨，就是这一时期中花鸟画的臻妙名家。
沈铨（1682-约1760年），字衡之，号南，浙江德清人，因德清时属湖州府（今浙江湖州），故又有典籍称他是“湖州人”。因出身微贱，家境贫寒，少年时，即从事手工业劳动。二十岁左右，始学绘画，以后即卖画糊口。由于其在绘画上刻苦创新，技艺大长。尤擅画花鸟，师宗五代后蜀画坛名家黄筌，精学写生法；又能从明代院体花鸟画画风中脱颖而出。他的笔墨极为工致，所绘花鸟形象逸趣横生，自成一家风貌。他曾将花蕊夫人的宫词，一一绘为图画，殊极所妙，名重一时。加之其广师宋、元、明各名家之长，锐意创新，声誉随之远播海外。
雍正七年（1729年），沈铨画作传至日本，倍受日本国王喜爱与称赞，遂邀沈铨去日画坛授艺。雍正九年（1731年），沈铨即携郑培、高钧、高乾三弟子渡海赴日，侨居长崎，达三年之久。其花鸟画水墨笔法与清新风格，对日本画坛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其言传身教和高超艺术造诣影响下，日本江户时代画坛形成了“花鸟写生画派”。日本绘画界一致公认沈铨是“舶来画家第一”。
三年后，沈铨自海外归国。他将在日传艺所得财物，全部散发给家乡父老、亲朋故友，以致后来身无一文地萧然去世，足见其高雅人品。
现就沈铨传世的几幅珍作，与读者共同赏读。
沈铨《桃花飞燕图》（图1），绢本设色，纵143厘米，横70.5厘米。画面中硕大的怪石岩崖与高矮不一的竹林之侧，一树盛开的桃花，正放出奇光异彩；桃枝奋力地刺向天空，给人以骄健神奇之感；围绕着桃花的四只燕儿，两只一上一下停在花枝上，另两只则在桃枝之外的空中，高低飞翔。飞翔燕与憩枝燕，一对一地相应相望，婀娜鸣叫，神态各异，情韵醉人。因燕的羽毛呈黑色，故诸多文献将其称之为“玄鸟”。细细览之，此画仿佛呈现的是：“桃花源”里谈情说爱的一派生动景象。燕体之丽，形态之雅，赋予了大自然艳美。桃花争艳的时节，正是气象万新的大好春天，也正是成双成对的燕子垒窝、产卵、繁衍后代的时候，意味着自然界的禽鸟与俗间的人类，有着共同的吉祥愿望。画面中，神情无限的盎然春色，动与静的和谐有致，赏之，使人清心悦目。
画面右上画家行体款署：“辛亥三秋南沈铨写。”钤“沈铨印”白文印、“南”朱文印和“画禅”白文印。“辛亥”，即雍正九年（1731年），乃画家赴日之年。“三秋”指秋季的第三月，即农历九月。如唐代文人王勃《藤王阁诗序》：“时维九月，序属三秋。”可知此画是深秋之时节绘春天之美景。也是沈铨在日本的第一年，借用唐诗人白敏中《桃花》诗：“千朵芳倚树斜，一枝枝缀乱云霞”之意境，展现桃花盛开燕归来之景色，寓意他将回归的祖国如同明媚的春天一样美好。“燕归来”反映出画家对祖国的眷念和思乡之情，完全可想象出作此画时画家的心态，正处于“画阁寒气在，新年旧燕归”底蕴之中。画家爱国爱家之情愫，胜于言表。
沈铨《封侯图》（图2），绢本设色，纵155厘米，横95厘米。画面之上，岩崖屹立，下临水域；水之两岸，杂草浑暗，芦苇枯黄；崖体前后，黄菊怒放，明亮艳丽，一派深秋时节的景象。岩崖之后，有高大虬健的雄松，奋力向上直挺天幕；崖前的远方，又有苍翠的松枝，向着岩崖劲拔伸来；岩崖的顶巅之上，坐着一只体壮力健的山猴，用爪安抚着幼猴，凝目四野，神态自如，大有种悠然自得的意境。猴，居于岩崖之端，寓意着封建社会大封诸侯的历史真实。自周代始，最高统治者将诸侯的爵位，分成公、侯、伯、子、男五等，并按等封地。“侯”，虽等级低于“公”，但封地却等同，均为百里；“伯”封地七十里，“子”与“男”，均为五十里。可见“侯”的地位显要。进爵封侯，是封建社会达官重臣们人生中极其难得的晋升机遇，绵绵几千年，民间一直流传着“生儿当封侯”的祝福、吉祥俗语。画中稳坐岩崖之巅的猴，寓意人间官场之“侯”；猴爪下所抚幼猴，则寓为人间“侯”的子孙；而画中之猴，前后又有“寿比南山”的苍翠青松所倚护，上下又有“长寿花”黄菊簇拥相伴。此境此景，喻意“福、禄、寿”三星高照的吉祥绝美境界。
画面右上，青松翠枝下，有画家行体款署：“乾隆丁卯小春南沈铨写易庆之笔。”钤“沈铨之印”白文印、“南氏”朱文印、“衡斋”白文印、“石邻花伴”白文印。“乾隆丁卯”，即乾隆十二年（1747年）。“小春”，又称之“小阳春”，是农历十月的代名词。意谓“十月”虽属初冬，但天气不寒，犹如初春。画家以“易庆之笔”来描绘人间的喜庆之事。“小阳春”时节得以进爵封侯，更烘托出吉祥、喜庆之意境与心态。“石邻花伴”，更真实地映证出画境的赏心悦目。作此画之年，沈铨也正是六十六岁，民间视“六”为吉祥数。“六十六”两“六”相叠，更视为喜庆之岁、大顺之年，民间有长盛不衰的“六六大顺”俗语。此画可视为是沈铨自日本归国后的境遇、心态和艺术造诣的真实写照，也含有对“康乾盛世”景况的称颂。
沈铨《柳阴八哥图》（图3），绢本设色，水墨画。纵151厘米，横81.5厘米。水岸之上，一株粗犷的枯柳树，正衍发出新枝新干，嫩绿而稀疏的柳叶纷纷下垂，一派既无风又无雨的舒心春景。上下六只不同形态的八哥鸟，两只立于新柳的枝干上，三只依偎于水滩，一只在柳叶下飞翔。六只八哥占据着柳树的上、中、下空间，显示出八哥鸟在画中的重要地位。“八哥”，原称鹆，别名鸲鹆，古有“鸲鹆舞”。更名八哥，有文献载缘于对五代南唐后主李煜之名的避讳。老树发新，柳叶飘垂，乃是春天之景，八哥鸟的活动也多在春季。植物之柳与禽类八哥鸟同出于画面，共同铸就春的风采，可谓自然界的真情实景写照。
画面左侧中段，有画家款署：“乾隆癸酉法林以善先生笔南沈铨。”下钤“沈铨之印”白文印、“南氏”朱文印。“乾隆癸酉”，即乾隆十八年（1753年），可知此画是沈铨七十二岁所作，属其“古来稀”年岁之后作品。显示出简逸、粗犷、精妙的笔法，给人以雅致感悟。“法林以善先生笔”中的“林以善先生”，是明代正统、成化年间著名宫廷院派画家林良（字以善）。林良擅写花卉、翎毛、林木，画风简逸遒劲。画史上称林良着色的写意花鸟，在当时工笔、重彩画风盛行之下，能改革创新，独树旗帜，自成一家面貌，“皆极精巧”。画中并融入草书笔法。此画运用放逸潇洒之笔，作水墨花卉、禽鸟、树木，随意点染，疏密有致，隐含草书笔法，正是林良风格的体现。
沈铨《荷花鸳鸯图》（图4），绢本设色，水墨画。纵233厘米，横132.2厘米。整幅画面呈现了夏日池塘里的一派和谐、美妙的自然景象：荷花盛开，芬芳广散；荷叶舒展，翠绿欲滴；草萍飘浮，随波荡漾；四只鸳鸯鸟，两只于荷下水面畅游，表现出一种卿卿我我的绵绵情态；天空中的一只，也正在向憩在荷茎的另一只应和般地飞来。“鸳鸯”，省称为“鸳”，是一种富有人情味而人类喜爱的小鸟。雄者称“鸳”，雌者谓“鸯”，小于鸳，背呈苍褐色。雌雄偶居，不离不散。故长期以来民间将之比喻为恩爱夫妻，并有“棒打鸳鸯两不散”俗语，来表达男女间的坚贞爱情；将绣有鸳鸯形象的被子，称为“鸳鸯被”；把绣有鸳鸯的鞋，谓之“鸳鸯履”；还有将重叶数层的多叶红梅，赋之“鸳鸯梅”；把草乌头，谓之曰“鸳鸯菊”；甚至把房屋上一俯一仰成对的瓦面，呼之为“鸳鸯瓦”。如此丰富的鸳鸯拟人化，真可谓“大千世界、多重鸳鸯”也！
画面左上，画家行楷款署：“乾隆戊寅春南沈铨写林以善笔。”下钤“沈铨之印”、“南”、“石耕”三印。“乾隆戊寅”，乃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是年，沈铨已是七十七岁。画坛常言道：“春兰、夏荷、秋菊、腊梅”。荷花，是夏季的代表植物之花。款署中的一个“春”字，说明此画是画家在春天里所绘夏日之景。荷花与鸳鸯，动静结合，共同构筑起充溢着和谐于一统的夏季美丽景态，也象征着乾隆年间稳定、安详的社会局势。
所赏上述沈铨四幅画的款署中，竟两幅提及“林以善”，一云“法林以善先生笔”，一曰“写林以善笔”。说明沈铨在花鸟艺术造诣上对明代院派名家林良的推崇，也可看出他的画风、笔意师宗之路。细览他的画，也可感悟出林良“花卉翎毛，皆极精巧”、“水墨禽鸟，随意点染”的大家风范。
沈铨虽作品丰富，但流传至今的珍品却很少，而且主要由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今天能赏读四幅珍稀之作，乃是一种难得的艺术享受。
另外，承沈铨这位花鸟画名家衣钵、传其笔法者，尚有其从子沈天骧，以及汪清、陆仁心诸家。（责编：李禹默）
沈铨（1682-约1760年），字衡之，号南，浙江德清人，因德清时属湖州府（今浙江湖州），故又有典籍称他是“湖州人”。因出身微贱，家境贫寒，少年时，即从事手工业劳动。二十岁左右，始学绘画，以后即卖画糊口。由于其在绘画上刻苦创新，技艺大长。尤擅画花鸟，师宗五代后蜀画坛名家黄筌，精学写生法；又能从明代院体花鸟画画风中脱颖而出。他的笔墨极为工致，所绘花鸟形象逸趣横生，自成一家风貌。他曾将花蕊夫人的宫词，一一绘为图画，殊极所妙，名重一时。加之其广师宋、元、明各名家之长，锐意创新，声誉随之远播海外。
雍正七年（1729年），沈铨画作传至日本，倍受日本国王喜爱与称赞，遂邀沈铨去日画坛授艺。雍正九年（1731年），沈铨即携郑培、高钧、高乾三弟子渡海赴日，侨居长崎，达三年之久。其花鸟画水墨笔法与清新风格，对日本画坛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其言传身教和高超艺术造诣影响下，日本江户时代画坛形成了“花鸟写生画派”。日本绘画界一致公认沈铨是“舶来画家第一”。
三年后，沈铨自海外归国。他将在日传艺所得财物，全部散发给家乡父老、亲朋故友，以致后来身无一文地萧然去世，足见其高雅人品。
现就沈铨传世的几幅珍作，与读者共同赏读。
沈铨《桃花飞燕图》（图1），绢本设色，纵143厘米，横70.5厘米。画面中硕大的怪石岩崖与高矮不一的竹林之侧，一树盛开的桃花，正放出奇光异彩；桃枝奋力地刺向天空，给人以骄健神奇之感；围绕着桃花的四只燕儿，两只一上一下停在花枝上，另两只则在桃枝之外的空中，高低飞翔。飞翔燕与憩枝燕，一对一地相应相望，婀娜鸣叫，神态各异，情韵醉人。因燕的羽毛呈黑色，故诸多文献将其称之为“玄鸟”。细细览之，此画仿佛呈现的是：“桃花源”里谈情说爱的一派生动景象。燕体之丽，形态之雅，赋予了大自然艳美。桃花争艳的时节，正是气象万新的大好春天，也正是成双成对的燕子垒窝、产卵、繁衍后代的时候，意味着自然界的禽鸟与俗间的人类，有着共同的吉祥愿望。画面中，神情无限的盎然春色，动与静的和谐有致，赏之，使人清心悦目。
画面右上画家行体款署：“辛亥三秋南沈铨写。”钤“沈铨印”白文印、“南”朱文印和“画禅”白文印。“辛亥”，即雍正九年（1731年），乃画家赴日之年。“三秋”指秋季的第三月，即农历九月。如唐代文人王勃《藤王阁诗序》：“时维九月，序属三秋。”可知此画是深秋之时节绘春天之美景。也是沈铨在日本的第一年，借用唐诗人白敏中《桃花》诗：“千朵芳倚树斜，一枝枝缀乱云霞”之意境，展现桃花盛开燕归来之景色，寓意他将回归的祖国如同明媚的春天一样美好。“燕归来”反映出画家对祖国的眷念和思乡之情，完全可想象出作此画时画家的心态，正处于“画阁寒气在，新年旧燕归”底蕴之中。画家爱国爱家之情愫，胜于言表。
沈铨《封侯图》（图2），绢本设色，纵155厘米，横95厘米。画面之上，岩崖屹立，下临水域；水之两岸，杂草浑暗，芦苇枯黄；崖体前后，黄菊怒放，明亮艳丽，一派深秋时节的景象。岩崖之后，有高大虬健的雄松，奋力向上直挺天幕；崖前的远方，又有苍翠的松枝，向着岩崖劲拔伸来；岩崖的顶巅之上，坐着一只体壮力健的山猴，用爪安抚着幼猴，凝目四野，神态自如，大有种悠然自得的意境。猴，居于岩崖之端，寓意着封建社会大封诸侯的历史真实。自周代始，最高统治者将诸侯的爵位，分成公、侯、伯、子、男五等，并按等封地。“侯”，虽等级低于“公”，但封地却等同，均为百里；“伯”封地七十里，“子”与“男”，均为五十里。可见“侯”的地位显要。进爵封侯，是封建社会达官重臣们人生中极其难得的晋升机遇，绵绵几千年，民间一直流传着“生儿当封侯”的祝福、吉祥俗语。画中稳坐岩崖之巅的猴，寓意人间官场之“侯”；猴爪下所抚幼猴，则寓为人间“侯”的子孙；而画中之猴，前后又有“寿比南山”的苍翠青松所倚护，上下又有“长寿花”黄菊簇拥相伴。此境此景，喻意“福、禄、寿”三星高照的吉祥绝美境界。
画面右上，青松翠枝下，有画家行体款署：“乾隆丁卯小春南沈铨写易庆之笔。”钤“沈铨之印”白文印、“南氏”朱文印、“衡斋”白文印、“石邻花伴”白文印。“乾隆丁卯”，即乾隆十二年（1747年）。“小春”，又称之“小阳春”，是农历十月的代名词。意谓“十月”虽属初冬，但天气不寒，犹如初春。画家以“易庆之笔”来描绘人间的喜庆之事。“小阳春”时节得以进爵封侯，更烘托出吉祥、喜庆之意境与心态。“石邻花伴”，更真实地映证出画境的赏心悦目。作此画之年，沈铨也正是六十六岁，民间视“六”为吉祥数。“六十六”两“六”相叠，更视为喜庆之岁、大顺之年，民间有长盛不衰的“六六大顺”俗语。此画可视为是沈铨自日本归国后的境遇、心态和艺术造诣的真实写照，也含有对“康乾盛世”景况的称颂。
沈铨《柳阴八哥图》（图3），绢本设色，水墨画。纵151厘米，横81.5厘米。水岸之上，一株粗犷的枯柳树，正衍发出新枝新干，嫩绿而稀疏的柳叶纷纷下垂，一派既无风又无雨的舒心春景。上下六只不同形态的八哥鸟，两只立于新柳的枝干上，三只依偎于水滩，一只在柳叶下飞翔。六只八哥占据着柳树的上、中、下空间，显示出八哥鸟在画中的重要地位。“八哥”，原称鹆，别名鸲鹆，古有“鸲鹆舞”。更名八哥，有文献载缘于对五代南唐后主李煜之名的避讳。老树发新，柳叶飘垂，乃是春天之景，八哥鸟的活动也多在春季。植物之柳与禽类八哥鸟同出于画面，共同铸就春的风采，可谓自然界的真情实景写照。
画面左侧中段，有画家款署：“乾隆癸酉法林以善先生笔南沈铨。”下钤“沈铨之印”白文印、“南氏”朱文印。“乾隆癸酉”，即乾隆十八年（1753年），可知此画是沈铨七十二岁所作，属其“古来稀”年岁之后作品。显示出简逸、粗犷、精妙的笔法，给人以雅致感悟。“法林以善先生笔”中的“林以善先生”，是明代正统、成化年间著名宫廷院派画家林良（字以善）。林良擅写花卉、翎毛、林木，画风简逸遒劲。画史上称林良着色的写意花鸟，在当时工笔、重彩画风盛行之下，能改革创新，独树旗帜，自成一家面貌，“皆极精巧”。画中并融入草书笔法。此画运用放逸潇洒之笔，作水墨花卉、禽鸟、树木，随意点染，疏密有致，隐含草书笔法，正是林良风格的体现。
沈铨《荷花鸳鸯图》（图4），绢本设色，水墨画。纵233厘米，横132.2厘米。整幅画面呈现了夏日池塘里的一派和谐、美妙的自然景象：荷花盛开，芬芳广散；荷叶舒展，翠绿欲滴；草萍飘浮，随波荡漾；四只鸳鸯鸟，两只于荷下水面畅游，表现出一种卿卿我我的绵绵情态；天空中的一只，也正在向憩在荷茎的另一只应和般地飞来。“鸳鸯”，省称为“鸳”，是一种富有人情味而人类喜爱的小鸟。雄者称“鸳”，雌者谓“鸯”，小于鸳，背呈苍褐色。雌雄偶居，不离不散。故长期以来民间将之比喻为恩爱夫妻，并有“棒打鸳鸯两不散”俗语，来表达男女间的坚贞爱情；将绣有鸳鸯形象的被子，称为“鸳鸯被”；把绣有鸳鸯的鞋，谓之“鸳鸯履”；还有将重叶数层的多叶红梅，赋之“鸳鸯梅”；把草乌头，谓之曰“鸳鸯菊”；甚至把房屋上一俯一仰成对的瓦面，呼之为“鸳鸯瓦”。如此丰富的鸳鸯拟人化，真可谓“大千世界、多重鸳鸯”也！
画面左上，画家行楷款署：“乾隆戊寅春南沈铨写林以善笔。”下钤“沈铨之印”、“南”、“石耕”三印。“乾隆戊寅”，乃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是年，沈铨已是七十七岁。画坛常言道：“春兰、夏荷、秋菊、腊梅”。荷花，是夏季的代表植物之花。款署中的一个“春”字，说明此画是画家在春天里所绘夏日之景。荷花与鸳鸯，动静结合，共同构筑起充溢着和谐于一统的夏季美丽景态，也象征着乾隆年间稳定、安详的社会局势。
所赏上述沈铨四幅画的款署中，竟两幅提及“林以善”，一云“法林以善先生笔”，一曰“写林以善笔”。说明沈铨在花鸟艺术造诣上对明代院派名家林良的推崇，也可看出他的画风、笔意师宗之路。细览他的画，也可感悟出林良“花卉翎毛，皆极精巧”、“水墨禽鸟，随意点染”的大家风范。
沈铨虽作品丰富，但流传至今的珍品却很少，而且主要由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今天能赏读四幅珍稀之作，乃是一种难得的艺术享受。
另外，承沈铨这位花鸟画名家衣钵、传其笔法者，尚有其从子沈天骧，以及汪清、陆仁心诸家。（责编：李禹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