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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的西北角》是范长江的经典著作，学习和研究其中的体现的传播学原理，对当代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文章主要从落后的社会条件对媒介发展的制约、媒介传播对社会的影响、社会对记者活动的影响、记者对社会的作用、《大公报》对范长江的支持、范长江对《大公报》的贡献六个方面对记者、媒介、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六个方面进行探讨，得出它们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
[关键词]《中国的西北角》 记者 媒介 社会 关系
中图分类号：G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30-0355-02
引言
通过《中国的西北角》相关学术研究的分析回顾，关于《中国的西北角》的学术研究主要在《中国的西北角》的新闻思想、地域特色、人文关怀、出版次数、 边疆及民族宗教问题等方面，而关于《中国的西北角》中记者、媒介、社会三者关系的结合研究，当前学者少有涉及。而范长江的西北之行，是一次记者、媒介、社会紧密结合的活动，研究其中体现的记者、媒介、社会三者的关系，具有创新意义。
1 媒介与社会的关系
“社会不仅通过传播而存在，而且我们可以正当地说社会存在于传播之中。”1媒介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人际交往、 形成社会关系的基础要素， 是形成社会一体化和整合社会的重要力量。而在《中国的西北角》中，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又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呢？
1.1 落后的社会条件制约着媒介功能的发挥
“对任何社会来说，不论发展程度如何，传播总是处于生存的中心位置。每当有危险或机会需要加以报道，有决定需要作出，有知识需要加以扩散，或变革迫在眉睫——信息就开始流动，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些需要特别迫切和普遍。在那里，分配给传播媒介的任务比发展前要广泛得多。如果信息流动和传播渠道不适应于这些任务，就必须加强建设，使之达到所需要的水平。”2而在《中国的西北角》中，由于客观落后的社会条件，传播媒介的发展水平落后，出现最多的并不是报纸这个当时时代的主流媒介，而是各个政治势力出于某种政治目的所发标语、公文，立的石碑这些相对落后的传播媒介，媒介的职能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也没有承担起媒介该承担的任务。
1.1.1 政治势力对媒介传播的影响
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的第一篇《成兰纪行》中就提到了石碑，在成都至江油的路上，“坐在车里，‘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样’，没有一时敢松懈……这里道却旁立着几块大石碑，‘歌颂田公颂尧军长’的德政。”3行至江油中坝，徐向前经过的地方：“徐走后，在中坝北门外立了一块大石碑，两面共镌了八个大字，一面是‘平分土地’，一面是‘赤化全川’。”4两块石碑的内容虽然不同，但其都是作为政治势力的舆论工具而存在，歌功颂德或者宣传政治主张，其传播的功能作用单一，并且内容直接由政治势力决定。当时的媒介的确是一块块冰冷的石头，一张张薄纸，没有生命，没有自主选择传播内容的权利。
1.1.2 落后的社会条件导致主流媒介的缺失
在《中国的西北角》主流媒体之一的报纸也未能发挥其作用。《再会吧！兰州》中范长江提到“兰州城里谣言多”的原因之一就是“兰州缺乏一种商办之新闻纸，能随时发表正确的消息，以指导社会观听。”5《路过中卫》中“以中卫而论，县党部民众书报阅览室中，仅有厚厚的灰尘蒙盖下的基本旧书，除宁夏甘肃两省党部办的民国日报各有一份外，只有一年以前的天津大公报两张。”6 由此，在西北角那个充满鸦片、死尸、战争的地方，报纸的存在少之又少，甚至不如一句口头命令来得有用，报纸在这里完全没有立足之地。落后的经济让媒介传播无传播之物质基础，落后的交通让媒介传播无传播之媒介、落后文化让媒介传播无传播之受众。
1.2 媒介传播对社会的影响
“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也不可能想象，报纸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个人的谈话，既使之丰富多样，又抹平其差异，使人们的谈话在空间上整合，在时间上多样化；即使不读报单核读报者交谈的人也会受到影响，也不得不追随他们借用的思想，一支笔足以启动上百万的舌头交谈。”7不仅仅是报纸，任何传播媒介对社会舆论、思想都有潜移默化、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苏先生”和“古江油”》中，范长江与当地一男子交谈，男子说他曾任“土地”，问他归何人管辖，男子回答是“苏先生”，范长江再三研究才明白“土地”是“土地委员”的简称，而“苏先生”是“苏维埃”之误。当时的政治势力直接掌握媒介传播，但他们的传播却是不到位的，他们只是一股脑的把自己的政治主张灌输给民众，却并没有让民众了解到其中的正真含义，如果只是让民众知道其好，却不知道其为什么好，就像一个蒙着面纱的姑娘，硬说自己很漂亮，是不能使人信服的。
而在《刘志丹之鼓动与民心之背向 》中，民众经过多年的“赤化教育”，只知道列宁、斯大林、苏维埃、莫斯科，去不知道自己国家的北平、西安、兰州、南京。一些地方的县长想要召集民众很难得到反应，如果以苏维埃的名义却可以在短时间内集齐大范围的民众。其中的“赤化教育”就是当时的共产党对民众进行的各种政治宣传，对于此段中民众的表现，不得不说赤化教育取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然而让一个国家的人民只关心国外“杰克”、“史密斯”，却不了解就住在自己家隔壁住的张三李四，实在是很难说是一次成功的传播。媒介传播太过片面盲目，往往会适得其反。
2 记者与社会的关系
记者这个职业从本质上说是一个社会角色，而“社会角色指的是社会对拥有某种社会位置或身份的人所持有的期望。因此，在美国，我们预想出租车司机知道城市里的路、秘书处理电话留言非常可靠，而当看到市民被威胁时，警察会挺身而出。”8同理，记者这个职业从它诞生之日起便也承担着一定的角色期待和社会任务。我们预想记者能够告知我们事情真相，能够第一时间把发生的事情传递给我们。记者必须从社会获取新闻，依赖社会的时事动态生存，反过来，记者对新闻的报道、解读也会影响社会舆论思想。 2.1 社会对记者的影响
任何人或事物的发展都离不开客观条件的限制，在《中国的西北角》中，范长江的西北之行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同时，范长江也从贫瘠的西北的土地上汲取养分，茁壮成长。
2.1.1落后的社会条件对记者的限制
在《中国的西北角》中，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范长江及其同伴不断变化的交通工具，飞机，汽车，马，牛，羊皮筏子等等，更多的时候还是记者自己的两条腿，落后的交通条件让记者旅行变成一场可以说是相当费时费力、考验身体素质的修行。甚至在很多时候，还有失去性命的危险。在《过大雪山》一篇中：“夫役一名，竟自倒地且死，急施以药，强扶之始能行。欲近山顶，呼吸愈难，大心脏衰弱者，必因空气之不足而危及生命。”9如果倒下的是范长江，也许我们今天就不能读到《中国的西北角》这部如此优秀的作品了。
2.1.2 社会环境对记者的推动
社会环境为人类行为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和方式。“一定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决定了该时期可不可能出现名记者、出多少名记者、出怎样的名记者。”10
西北角动荡的社会环境也为范长江此次西北之行提供了契机，时势造英雄，时势也能培养出优秀的新闻记者。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后的中国动向如何？这些是当时群众迫切需要了解的重大问题 。一般群众是无法从专业的角度分析如此复杂重大的政治问题的，所有他们迫切地需要从记者的报道中寻找问题的答案。“未知之事，记者即先知道，他人不详之事，多先深悉。”11西北地区特殊的社会环境为范长江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其在西北特殊的经历也让他的文章更加生动、引人入胜。可以说是西北角这块苦难的地区滋养了范长江，促成了他的成功。
2.2 记者对社会的作用
在《中国的西北角》中，并没有太多的体现出范长江对社会有何影响或贡献，文章在这里主要研究是在《中国的西北角》刊登在报纸上以及出版成书之后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范长江夫人沈谱1980年为新华出版社重印《中国的西北角》写的《 序言》中谈到到范长江当年到西北地区采访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二是力图比较深入地了解即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中国西北地区的历史和现状。“他的新闻通讯在《大公报》连续发表，描绘了国民党统治下的西北地区的黑暗、腐朽、愚昧和贫困的现状……这些通讯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促使广大读者深入地思索民族和祖国人民的命运。特别是他第一个公开报报道了正在进行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打破了蒋介石的新闻封锁，增进了广大读者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了解。他努力用客观和公正的态度来使读者了解事实真相。”12
范长江是不是报道红军长征的第一人众说纷纭，但《中国的西北角》出版确实是乌云密布的中国大地上的一个惊雷，一道闪电，惊醒了沉睡的中国人，让他们看到了西北角的苦难的人民，黑暗的社会，也让他们开始思考西北角的未来、祖国的未来。
3 记者与媒介的关系
记者的发展依赖与媒介提供的平台，而媒介要想发展壮大，也必须拥有优秀的记者队伍，文章在这里主要研究范长江与其写《中国的西北角》时所在职的大公报的关系。
3.1 范长江对《大公报》的贡献
范长江的通讯影响很大。《中国的西北角》在连载在《大公报》之后的几个月内连出9版，一时间洛阳纸贵。沈谱写的《序言》中提到：“这本书在发行以后的短短几个月中，曾连续印刷了七版以满足读者的需要。”13东辑的《范长江同志小传》也说：“《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在几个月内连出七版，一时脍炙人口。”14从《中国的西北角》的出版数量不难得出，范长江的通讯稿刊登在《大公报》时就已经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范长江旅行通讯的刊登，大大地增加了《大公报》的销量。并且这种影响力是持续的，之后《大公报》刊登范长江“七·七”事变后的战地通讯，也被许多报纸纷纷转载，《大公报》的影响可见一斑。
“从新闻传播的角度看，新闻记者是新闻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是社会信息的推动力。有了记者，传播活动才得以运转，传播媒介的功能才得以发挥。”15不可否认范长江的通讯增加了《大公报》的媒介特色，提高了了它的媒介影响力。
3.2 《大公报》对范长江的支持
当然，如果没有《大公报》的支持，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也不可能取得如此成功的传播效果，对当时社会以及之后的新闻行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在进入《大公报》之前，范长江也经过一段怀才不遇的时间，1933年7月，他就在当时很多报纸上发表了西部考察计划书，希望得到社会上的经济资助，却反响平平。1935年，他向《大公报》提出自己的计划，得到了的支持，范长江这才得以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开始他的西北之行。
《大公报》不仅给范长江预支了一笔稿费，给予其经济上的支持，而且《大公报》在当时全国的声望很高，有着具有巨大的媒介影响力。而且在新闻界，较普遍的现象是：越是名气大、级别高的媒体的记者越容易成名，其文章也得以被更多的民众看到、了解，《大公报》用自己的影响力也直接提高了范长江及其文章的影响力。
不仅如此，《大公报》在发表范长江文章时，尽量做到尊重作者原创和自主表达。范长江曾说过：“从1935年到1938年，除《动荡的西北大局》一文，胡政之要我写得隐晦一些，并作一些小修改外，差不多是我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我怎样写，《大公报》就照我写的原文发表，从来没有删改过。至少我没发现他们删改过。”16如果说范长江是匹千里马，那么《大公报》无疑就是他的伯乐，而且是一个很尽职的伯乐。它给范长江提供了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尊重其自由的发展，为其言论承担一定的风险，才使得范长江及其《中国的西北角》取得如今的成就。
4 结语
美国著名记者约瑟夫·普利策有一句名言：“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在《中国的西北角》中，如果说范长江是船头的瞭望者，给迷雾中的中国人以警报，当时的中国民众和社会就像那船上的乘客与风云诡谲的海面，而《大公报》便是范长江吹响警报的号角。 范长江疾走于事实与真相的风口浪尖，替迷茫中的中国人拨开迷雾。然而由于落后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使媒介发展落后，媒介传播亦无广泛的受众，记者的传播活动也受落后的社会条件和狭窄的媒介传播范围的制约，《中国的西北角》带来的影响更多的是对西北角之外的受众，却很难对当时处于水深火热的西北角的民众带来更多实质的改变。
记者、媒介、社会三者的相互促进作用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反而是彼此之间相互制约体现得尤为明显。只有当记者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媒介的传播方式不断完善、社会为媒介的传播和记者的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条件并且受众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和相对正确的价值观时，记者、媒介、社会三者之间的促进作用才能得到更好的发挥，才能使信息传播不仅是在提出问题，更是在解决问题。
注释
[1] 约翰.杜威：民主与教育[M]，译林出版社，2012.
[2] 张国良主编：新闻媒介与社会[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第340页.
[3] 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M]，新华出版社，1980.第4、5页.
[4] 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M]，新华出版社，1980.第6页.
[5] 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M]，新华出版社，1980.第167页.
[6] 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M]，新华出版社，1980.第177页.
[7] 加布里埃尔.塔尔德著，特里.N.克拉克编：《传播与社会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215页.
[8] 理查德.谢弗：《社会学与生活》，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第128页.
[9] 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新华出版社，1980，第20页.
[10] 孙少晶：《从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透视新时期名记者成功因素》，《新闻与传播研究》，1999年第1期.
[11] 王瑾、胡玫：《胡政之先生纪念文集》，四川大学树德电子工程公司照排长虹印刷厂，1998.
[12] 沈普：为新华出版社重印《 中国的西北角》写的序言，1980.
[13] 沈普：为新华出版社重印《中国的西北角》写的序言，1980.
[14] 冬辑：《范长江同志小传》，《新闻与传播研究》，1979年第01期.
[15] 欧阳霞：《新闻记者的社会角色定位及偏差分析》，《新闻记者》，2011年第08期.
[16] 范长江、沈谱：《范长江新闻文集》，新华出版社，2001.
文章主要从落后的社会条件对媒介发展的制约、媒介传播对社会的影响、社会对记者活动的影响、记者对社会的作用、《大公报》对范长江的支持、范长江对《大公报》的贡献六个方面对记者、媒介、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六个方面进行探讨，得出它们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
[关键词]《中国的西北角》 记者 媒介 社会 关系
中图分类号：G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30-0355-02
引言
通过《中国的西北角》相关学术研究的分析回顾，关于《中国的西北角》的学术研究主要在《中国的西北角》的新闻思想、地域特色、人文关怀、出版次数、 边疆及民族宗教问题等方面，而关于《中国的西北角》中记者、媒介、社会三者关系的结合研究，当前学者少有涉及。而范长江的西北之行，是一次记者、媒介、社会紧密结合的活动，研究其中体现的记者、媒介、社会三者的关系，具有创新意义。
1 媒介与社会的关系
“社会不仅通过传播而存在，而且我们可以正当地说社会存在于传播之中。”1媒介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人际交往、 形成社会关系的基础要素， 是形成社会一体化和整合社会的重要力量。而在《中国的西北角》中，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又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呢？
1.1 落后的社会条件制约着媒介功能的发挥
“对任何社会来说，不论发展程度如何，传播总是处于生存的中心位置。每当有危险或机会需要加以报道，有决定需要作出，有知识需要加以扩散，或变革迫在眉睫——信息就开始流动，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些需要特别迫切和普遍。在那里，分配给传播媒介的任务比发展前要广泛得多。如果信息流动和传播渠道不适应于这些任务，就必须加强建设，使之达到所需要的水平。”2而在《中国的西北角》中，由于客观落后的社会条件，传播媒介的发展水平落后，出现最多的并不是报纸这个当时时代的主流媒介，而是各个政治势力出于某种政治目的所发标语、公文，立的石碑这些相对落后的传播媒介，媒介的职能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也没有承担起媒介该承担的任务。
1.1.1 政治势力对媒介传播的影响
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的第一篇《成兰纪行》中就提到了石碑，在成都至江油的路上，“坐在车里，‘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样’，没有一时敢松懈……这里道却旁立着几块大石碑，‘歌颂田公颂尧军长’的德政。”3行至江油中坝，徐向前经过的地方：“徐走后，在中坝北门外立了一块大石碑，两面共镌了八个大字，一面是‘平分土地’，一面是‘赤化全川’。”4两块石碑的内容虽然不同，但其都是作为政治势力的舆论工具而存在，歌功颂德或者宣传政治主张，其传播的功能作用单一，并且内容直接由政治势力决定。当时的媒介的确是一块块冰冷的石头，一张张薄纸，没有生命，没有自主选择传播内容的权利。
1.1.2 落后的社会条件导致主流媒介的缺失
在《中国的西北角》主流媒体之一的报纸也未能发挥其作用。《再会吧！兰州》中范长江提到“兰州城里谣言多”的原因之一就是“兰州缺乏一种商办之新闻纸，能随时发表正确的消息，以指导社会观听。”5《路过中卫》中“以中卫而论，县党部民众书报阅览室中，仅有厚厚的灰尘蒙盖下的基本旧书，除宁夏甘肃两省党部办的民国日报各有一份外，只有一年以前的天津大公报两张。”6 由此，在西北角那个充满鸦片、死尸、战争的地方，报纸的存在少之又少，甚至不如一句口头命令来得有用，报纸在这里完全没有立足之地。落后的经济让媒介传播无传播之物质基础，落后的交通让媒介传播无传播之媒介、落后文化让媒介传播无传播之受众。
1.2 媒介传播对社会的影响
“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也不可能想象，报纸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个人的谈话，既使之丰富多样，又抹平其差异，使人们的谈话在空间上整合，在时间上多样化；即使不读报单核读报者交谈的人也会受到影响，也不得不追随他们借用的思想，一支笔足以启动上百万的舌头交谈。”7不仅仅是报纸，任何传播媒介对社会舆论、思想都有潜移默化、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苏先生”和“古江油”》中，范长江与当地一男子交谈，男子说他曾任“土地”，问他归何人管辖，男子回答是“苏先生”，范长江再三研究才明白“土地”是“土地委员”的简称，而“苏先生”是“苏维埃”之误。当时的政治势力直接掌握媒介传播，但他们的传播却是不到位的，他们只是一股脑的把自己的政治主张灌输给民众，却并没有让民众了解到其中的正真含义，如果只是让民众知道其好，却不知道其为什么好，就像一个蒙着面纱的姑娘，硬说自己很漂亮，是不能使人信服的。
而在《刘志丹之鼓动与民心之背向 》中，民众经过多年的“赤化教育”，只知道列宁、斯大林、苏维埃、莫斯科，去不知道自己国家的北平、西安、兰州、南京。一些地方的县长想要召集民众很难得到反应，如果以苏维埃的名义却可以在短时间内集齐大范围的民众。其中的“赤化教育”就是当时的共产党对民众进行的各种政治宣传，对于此段中民众的表现，不得不说赤化教育取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然而让一个国家的人民只关心国外“杰克”、“史密斯”，却不了解就住在自己家隔壁住的张三李四，实在是很难说是一次成功的传播。媒介传播太过片面盲目，往往会适得其反。
2 记者与社会的关系
记者这个职业从本质上说是一个社会角色，而“社会角色指的是社会对拥有某种社会位置或身份的人所持有的期望。因此，在美国，我们预想出租车司机知道城市里的路、秘书处理电话留言非常可靠，而当看到市民被威胁时，警察会挺身而出。”8同理，记者这个职业从它诞生之日起便也承担着一定的角色期待和社会任务。我们预想记者能够告知我们事情真相，能够第一时间把发生的事情传递给我们。记者必须从社会获取新闻，依赖社会的时事动态生存，反过来，记者对新闻的报道、解读也会影响社会舆论思想。 2.1 社会对记者的影响
任何人或事物的发展都离不开客观条件的限制，在《中国的西北角》中，范长江的西北之行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同时，范长江也从贫瘠的西北的土地上汲取养分，茁壮成长。
2.1.1落后的社会条件对记者的限制
在《中国的西北角》中，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范长江及其同伴不断变化的交通工具，飞机，汽车，马，牛，羊皮筏子等等，更多的时候还是记者自己的两条腿，落后的交通条件让记者旅行变成一场可以说是相当费时费力、考验身体素质的修行。甚至在很多时候，还有失去性命的危险。在《过大雪山》一篇中：“夫役一名，竟自倒地且死，急施以药，强扶之始能行。欲近山顶，呼吸愈难，大心脏衰弱者，必因空气之不足而危及生命。”9如果倒下的是范长江，也许我们今天就不能读到《中国的西北角》这部如此优秀的作品了。
2.1.2 社会环境对记者的推动
社会环境为人类行为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和方式。“一定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决定了该时期可不可能出现名记者、出多少名记者、出怎样的名记者。”10
西北角动荡的社会环境也为范长江此次西北之行提供了契机，时势造英雄，时势也能培养出优秀的新闻记者。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后的中国动向如何？这些是当时群众迫切需要了解的重大问题 。一般群众是无法从专业的角度分析如此复杂重大的政治问题的，所有他们迫切地需要从记者的报道中寻找问题的答案。“未知之事，记者即先知道，他人不详之事，多先深悉。”11西北地区特殊的社会环境为范长江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其在西北特殊的经历也让他的文章更加生动、引人入胜。可以说是西北角这块苦难的地区滋养了范长江，促成了他的成功。
2.2 记者对社会的作用
在《中国的西北角》中，并没有太多的体现出范长江对社会有何影响或贡献，文章在这里主要研究是在《中国的西北角》刊登在报纸上以及出版成书之后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范长江夫人沈谱1980年为新华出版社重印《中国的西北角》写的《 序言》中谈到到范长江当年到西北地区采访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二是力图比较深入地了解即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中国西北地区的历史和现状。“他的新闻通讯在《大公报》连续发表，描绘了国民党统治下的西北地区的黑暗、腐朽、愚昧和贫困的现状……这些通讯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促使广大读者深入地思索民族和祖国人民的命运。特别是他第一个公开报报道了正在进行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打破了蒋介石的新闻封锁，增进了广大读者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了解。他努力用客观和公正的态度来使读者了解事实真相。”12
范长江是不是报道红军长征的第一人众说纷纭，但《中国的西北角》出版确实是乌云密布的中国大地上的一个惊雷，一道闪电，惊醒了沉睡的中国人，让他们看到了西北角的苦难的人民，黑暗的社会，也让他们开始思考西北角的未来、祖国的未来。
3 记者与媒介的关系
记者的发展依赖与媒介提供的平台，而媒介要想发展壮大，也必须拥有优秀的记者队伍，文章在这里主要研究范长江与其写《中国的西北角》时所在职的大公报的关系。
3.1 范长江对《大公报》的贡献
范长江的通讯影响很大。《中国的西北角》在连载在《大公报》之后的几个月内连出9版，一时间洛阳纸贵。沈谱写的《序言》中提到：“这本书在发行以后的短短几个月中，曾连续印刷了七版以满足读者的需要。”13东辑的《范长江同志小传》也说：“《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在几个月内连出七版，一时脍炙人口。”14从《中国的西北角》的出版数量不难得出，范长江的通讯稿刊登在《大公报》时就已经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范长江旅行通讯的刊登，大大地增加了《大公报》的销量。并且这种影响力是持续的，之后《大公报》刊登范长江“七·七”事变后的战地通讯，也被许多报纸纷纷转载，《大公报》的影响可见一斑。
“从新闻传播的角度看，新闻记者是新闻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是社会信息的推动力。有了记者，传播活动才得以运转，传播媒介的功能才得以发挥。”15不可否认范长江的通讯增加了《大公报》的媒介特色，提高了了它的媒介影响力。
3.2 《大公报》对范长江的支持
当然，如果没有《大公报》的支持，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也不可能取得如此成功的传播效果，对当时社会以及之后的新闻行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在进入《大公报》之前，范长江也经过一段怀才不遇的时间，1933年7月，他就在当时很多报纸上发表了西部考察计划书，希望得到社会上的经济资助，却反响平平。1935年，他向《大公报》提出自己的计划，得到了的支持，范长江这才得以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开始他的西北之行。
《大公报》不仅给范长江预支了一笔稿费，给予其经济上的支持，而且《大公报》在当时全国的声望很高，有着具有巨大的媒介影响力。而且在新闻界，较普遍的现象是：越是名气大、级别高的媒体的记者越容易成名，其文章也得以被更多的民众看到、了解，《大公报》用自己的影响力也直接提高了范长江及其文章的影响力。
不仅如此，《大公报》在发表范长江文章时，尽量做到尊重作者原创和自主表达。范长江曾说过：“从1935年到1938年，除《动荡的西北大局》一文，胡政之要我写得隐晦一些，并作一些小修改外，差不多是我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我怎样写，《大公报》就照我写的原文发表，从来没有删改过。至少我没发现他们删改过。”16如果说范长江是匹千里马，那么《大公报》无疑就是他的伯乐，而且是一个很尽职的伯乐。它给范长江提供了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尊重其自由的发展，为其言论承担一定的风险，才使得范长江及其《中国的西北角》取得如今的成就。
4 结语
美国著名记者约瑟夫·普利策有一句名言：“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在《中国的西北角》中，如果说范长江是船头的瞭望者，给迷雾中的中国人以警报，当时的中国民众和社会就像那船上的乘客与风云诡谲的海面，而《大公报》便是范长江吹响警报的号角。 范长江疾走于事实与真相的风口浪尖，替迷茫中的中国人拨开迷雾。然而由于落后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使媒介发展落后，媒介传播亦无广泛的受众，记者的传播活动也受落后的社会条件和狭窄的媒介传播范围的制约，《中国的西北角》带来的影响更多的是对西北角之外的受众，却很难对当时处于水深火热的西北角的民众带来更多实质的改变。
记者、媒介、社会三者的相互促进作用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反而是彼此之间相互制约体现得尤为明显。只有当记者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媒介的传播方式不断完善、社会为媒介的传播和记者的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条件并且受众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和相对正确的价值观时，记者、媒介、社会三者之间的促进作用才能得到更好的发挥，才能使信息传播不仅是在提出问题，更是在解决问题。
注释
[1] 约翰.杜威：民主与教育[M]，译林出版社，2012.
[2] 张国良主编：新闻媒介与社会[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第340页.
[3] 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M]，新华出版社，1980.第4、5页.
[4] 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M]，新华出版社，1980.第6页.
[5] 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M]，新华出版社，1980.第167页.
[6] 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M]，新华出版社，1980.第177页.
[7] 加布里埃尔.塔尔德著，特里.N.克拉克编：《传播与社会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215页.
[8] 理查德.谢弗：《社会学与生活》，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第128页.
[9] 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新华出版社，1980，第20页.
[10] 孙少晶：《从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透视新时期名记者成功因素》，《新闻与传播研究》，1999年第1期.
[11] 王瑾、胡玫：《胡政之先生纪念文集》，四川大学树德电子工程公司照排长虹印刷厂，1998.
[12] 沈普：为新华出版社重印《 中国的西北角》写的序言，1980.
[13] 沈普：为新华出版社重印《中国的西北角》写的序言，1980.
[14] 冬辑：《范长江同志小传》，《新闻与传播研究》，1979年第01期.
[15] 欧阳霞：《新闻记者的社会角色定位及偏差分析》，《新闻记者》，2011年第08期.
[16] 范长江、沈谱：《范长江新闻文集》，新华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