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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报》经理邓季惺赴机场迎接我的加盟
1946年1月1日凌晨1时许，我乘坐的“中航”双引擎客机，降落到南京明故宫机场，20多名乘客鱼贯下机。当我和吴祖光联袂下到机场时，就听到有一个带点四川口音的女声向下机乘客高声问询着：“有《新民报》的人来吗？”我当即大声地回应着：“有呀，邓先生，我来了。”当时我借着机场的灯光，一眼就认出站在一辆黑色轿车旁的正是南京《新民报》经理邓季惺。她为了接我们，在机场守候一个多小时呢，真难为了她。原来我们来的这架飞机，1945年12月31日下午3时许就从重庆江边的珊瑚坝机场起飞，据闻到汉口降落加油时，发现机体有点小毛病，经检验修理，花了一个多小时，以至半夜才到。我和吴祖光就一道乘着迎接我俩的轿车，直开到我的家门口。原来报社事先在一处新式里弄房子里给我安了一个家——一幢两层的房子，以备我一家子来住。只是我的家属当时还滞留在汉口，所以房子只能空着。于是吴祖光便成了我在南京新家接待的第一位客人。祖光当时已不在《新民报》任职了，他是由报社代买了机票和我同机抵宁，然后转道赴沪的，在我家只住了三天就到上海去了。
到南京前，我在成都主持《新民报》日刊编务。1945年冬，接到邓季惺从南京发来的急电，要我立即到南京，指明必须“飞”去，年内一定要到达。为什么这么急？我一点也不知道，只好“恭敬不如从命”。机票是我在重庆的报社总经理陈铭德在万难中弄来的。而结果呢，却迟到了几个小时。到南京后，我才知道个中原委：原来邓季惺在抗战胜利后“还都”不久就抵宁，立即积极筹备在宁出版《新民报》，先出晚刊。到年末，一切筹备就绪，并已发布讯息，决定次年1月1日出创刊号。在“万事已备，只欠东风”之时，原安排好的人不干了，邓季惺决定抽调我去担当晚刊编辑部的主持，便急电邀与她共事多时的我必须在年前到宁。而当我在重庆准备动身之际，事情又有了转机,晚刊编辑部全班人马重又全部安排就绪了。其时，“中航”机的引擎已经转动，邓季惺的轿车也已驶出。既然是急电招来的“救星”，她得在机场候接至半夜，于是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这些经过，是在我到宁以后逐渐了解的。而“还都”之后，《新民报》晚刊的创刊号，就在1946年1月1日下午，在南京这个“首都”街头叫卖起来。
我一直没有参加南京《新民报》晚刊的工作。报纸的晚刊出版后，紧接着，报社便忙着筹备出版日刊。我似乎命里注定要熬更守夜的，于是乎便参加了这项筹备工作。照理说，报纸已经在当地出版了晚刊，再及时出个日刊，顺理成章，该很快就可以实现的吧。然而不然，仅申请需当局批准的“照会”，就足足化了大半年的时间，这其中，当然不能不稍为涉及过去的种种的“旧帐”了。
刊毛润之的词作等成了蒋介石心头的“旧帐”
在全民奋起抵抗日本全面侵略之前，首都南京就已有了《新民报》。抗战军兴，随着重庆成为“陪都”，《新民报》也就西迁至渝出版，并逐渐发展出版日、晚两刊。在八年抗战中，于国民党政府的达官贵人眼中，它们是并不“安分”的，甚至有时使蒋介石也难堪。据传闻：当《新民报》首先刊出作者署名“毛润之”的那首响遍全国的词作《沁园春·雪》（中共的《新华日报》次日转载）的时候，蒋介石读到了气得几乎昏过去，除臭骂一通手下的文官外，责令他们马上作文去骂“万里雪飘”，似乎国民党的报刊，当时也曾刊出过两三篇不知所云的东西，可怜蒋介石自己不会写，更难解心头之恨。还有，由《新民报》出版的赵超构所著的《延安一月》一书，畅销全国，被誉为“中国的《西行漫记》”，而被国民党当局恨之入骨。至于报上随时暴露一些达官贵人以及有关孔府的孔二小姐这位“陪都一霸”的种种丑闻，更是不胜枚举。就连张恨水在《新民报》上发表的连载小说，也被视作眼中钉。这笔“帐”，怕连蒋介石本人也没有忘却。藉此，增出日刊的申请迟迟未果，也属预料之中的事。经过我们多方设法斡旋和据理力争，官方总算慢吞吞地把出报的许可证发下来了。
南京《新民报》日刊是1946年10月复刊的。由于抗战前它曾在南京出刊过，所以这次算它是复刊吧。“还都”之后在南京出版的林林总总的报纸中，它有可能是最后出版的一种了呢！没料到，这迟出世的“婴儿”，却成了被毒手扼杀的第一位啊。我没有经过科学的调查计算，只能凭当年的感觉这么说的。但是，它的被扼杀，就曾引起全国有正义感的民众以及国外一些报刊的愤怒抗议，这是事实。
一家报社，同时出版日、晚两报的，在当年的南京，也只有《新民报》一家。晚刊日出四开一小张，日刊日出对开一大张。我当时的职称是日刊的编辑主任，而事实上是执行总编辑的任务，因为总编辑晚上是不到报社来的，于是只好由我负责，主持职责搁到我的肩膀上了。日刊的采访主任是浦熙修，不过我也是难得晚上在编辑部见到她的。她每天把写好的稿子压放在我座位的桌子上，回忆起来，大都是好稿子，我往往照发不误。今天，可以明明白白说出当年的想法：看了她的一些稿子，有时我不免会想，其中有些内容，她可能会和周公（当年我们背后对周恩来的敬称）商谈过，甚至有些材料是周公提供的。浦几乎每天都跑梅园新村，每天都可能会见周公。也有过几次，为了抢时间能次晨见报，周公便派他的秘书梅益，带着他们写好的稿子，在半夜里赶到新街口中山东路报社楼上亲交给我。犹忆当年读到那些稿子，仿佛是一种享受。因为它们说的是真话，并且又说得十分巧妙、得体，都值得我学习的。
然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主持编务的过程中，难免刊登一些触到当时官老爷痛处的文章。例如日刊中设有一个半版左右的以妇女为读者对象的周刊，由郁风主编，有一期刊出一篇千字不到的短文（内容说什么我如今怎么也想不起来）。就在出版的当天下午，有人一个电话打到我家里，发话人说是蒋介石侍从室的，指斥我报的妇女周刊有篇文章得罪了蒋夫人。除了一顿臭骂，最后还对我提出了警告，说如果再有这样的事发生，就要给我“好看”！还有一次，日刊的一个文摘性的周刊，转载了邻近解放区一处地方的一篇通讯，除了被指斥“为匪张目”，招来一顿臭骂外，又威胁说要给我“好看”。怎么个“好看”，迄今没切身尝到。至于把我的名字列进“黑名单”中，大约也算不得怎么“好看”吧。
《新民报》随“总统选举”闹剧悄然“落幕”
上述两点，不过是众多的要我“好看”的一鳞半爪而已，我根本没往心上放，关键是最使蒋介石难堪，以至于给《新民报》最后的杀手锏的是其后的“总统选举”。这出从1947年到1948年的闹剧，使国民政府内陷入一片混乱。
蒋介石的总统梦，是由来已久的。因此，抗战胜利后“还都”不多久，他为了梦的实现，便立即紧锣密鼓地开始种种有关表演了。种类繁琐、大型的表演是召开所谓“国大”，而更大型的终极演出，便是“总统选举”。
要选举，当然得有竞选。竞选人何在？而总统的候选人只有一名，那就是蒋介石，当然就不必“竞”。副总统的候选人倒有六名，很可以来“竞”一番。这六名是：孙科、李宗仁、于右任、程潜、莫德惠、徐傅霖。
那么，蒋介石当时对此又是怎么想的呢？这几乎众所周知，他是一心要让孙科当他副座的。孙一向是他听话的下属，而又有难得的亲缘关系。至于“桂系”几十年和自身的怨仇，他一直没忘怀，如果李当选，对自己简直是一种灾难。于是一纸令下，凡是国民党主办或与之有关的报纸，在重要版面上，大大的“孙”字满版，有时简直看不见“李”字。即使偶尔有，则字体大都是小小的，字数也大都是少少的。而民办的《新民报》则一视同仁。说句老实话，有时甚至“李”的见报多些，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可刊的事迹实在太多。单是抗战时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次胜仗——“台儿庄之战”，就值得对指挥者大书特书；而孙的一些绯闻，倒是不适于见报。
竞选的结果，李宗仁当选了副总统。
当时蒋介石即使梦想已久的“宝座”获得了，也觉得不称心，认为李宗仁是《新民报》捧上去的，由此动了“杀机”。到1948年7月间，据官府内部线人不断发给报社的讯息，是一次坏似一次，直到后来，据说是什么国民党中宣部，什么国防部保密局、什么新闻处联名“创作”的查封《新民报》的呈文，已经摆到蒋介石的办公桌上了。
根据我的记忆，那天大约是1948年7月8日——一个多么阴沉的日子啊。
按惯例，我每天上班的时间，是晚上11时左右。可是我预感到会出什么大事。因为白天已得到内部线人的密报，这天是生死关头，呈文已经摆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只等他亲笔批字。他会批什么字？又什么时候签？自然只好“恭候”了。也因此，我就特别提早一个多小时上报社。平素在二楼的编辑部，晚上总是静悄悄的，就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埋头在看稿校样。隔房的经理室，则大都熄灯没人了。然而，这一天，当我踏进编辑部的门槛时，情形却完全不同。经理室中灯光明亮，并且坐满了人。甚至因为里面容不下，在编辑部那排白天供外勤写稿的座椅上，也坐上人了。他们平素大都晚上不在编辑部露面的。我用眼略扫了一圈，其中大多数是报社各部门的工作人员，但也有一些非报社同事、平素和报社有种种联系的熟人。虽则人多，而人们大都不大说话，当然有时也有人不太高声的说三两句。我立时心里明白，他们和我的提早上班的心情是一致的。
内线的密讯一两次通过特殊的渠道传来。我一边审阅着明天见报的稿件，一边耳朵注意听。大约快到11点钟，最后的消息终于到了：蒋介石已在呈文上批复《新民报》“永久停刊”。
仿佛谁也没有出声，人们一个接一个，踏着沉重的步子，出门下楼。最后离开的，是总经理陈铭德。他跨步到我桌前，沉痛地对我说：“明天照样出报！”说完后，他默默无言地下楼回家去了。第二天，在“封杀”令下来之前，《新民报》解放前在南京出刊的最后一期日刊，已完全销售光。可恨的是晚刊却无法出那最后一期，因为它在当时也一同被“永久停刊”了。
我编好了解放前在南京出版的《新民报》日刊最后一张后，带着沉痛的心情，跨出报社的大门，遥望东边，已出现一痕淡红色，天快亮了。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下旬，南京《新民报》日刊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复刊，我任副总编辑，代行总编辑职务。
“永久停刊”的，则是蒋家王朝。
责任编辑 张鑫
1946年1月1日凌晨1时许，我乘坐的“中航”双引擎客机，降落到南京明故宫机场，20多名乘客鱼贯下机。当我和吴祖光联袂下到机场时，就听到有一个带点四川口音的女声向下机乘客高声问询着：“有《新民报》的人来吗？”我当即大声地回应着：“有呀，邓先生，我来了。”当时我借着机场的灯光，一眼就认出站在一辆黑色轿车旁的正是南京《新民报》经理邓季惺。她为了接我们，在机场守候一个多小时呢，真难为了她。原来我们来的这架飞机，1945年12月31日下午3时许就从重庆江边的珊瑚坝机场起飞，据闻到汉口降落加油时，发现机体有点小毛病，经检验修理，花了一个多小时，以至半夜才到。我和吴祖光就一道乘着迎接我俩的轿车，直开到我的家门口。原来报社事先在一处新式里弄房子里给我安了一个家——一幢两层的房子，以备我一家子来住。只是我的家属当时还滞留在汉口，所以房子只能空着。于是吴祖光便成了我在南京新家接待的第一位客人。祖光当时已不在《新民报》任职了，他是由报社代买了机票和我同机抵宁，然后转道赴沪的，在我家只住了三天就到上海去了。
到南京前，我在成都主持《新民报》日刊编务。1945年冬，接到邓季惺从南京发来的急电，要我立即到南京，指明必须“飞”去，年内一定要到达。为什么这么急？我一点也不知道，只好“恭敬不如从命”。机票是我在重庆的报社总经理陈铭德在万难中弄来的。而结果呢，却迟到了几个小时。到南京后，我才知道个中原委：原来邓季惺在抗战胜利后“还都”不久就抵宁，立即积极筹备在宁出版《新民报》，先出晚刊。到年末，一切筹备就绪，并已发布讯息，决定次年1月1日出创刊号。在“万事已备，只欠东风”之时，原安排好的人不干了，邓季惺决定抽调我去担当晚刊编辑部的主持，便急电邀与她共事多时的我必须在年前到宁。而当我在重庆准备动身之际，事情又有了转机,晚刊编辑部全班人马重又全部安排就绪了。其时，“中航”机的引擎已经转动，邓季惺的轿车也已驶出。既然是急电招来的“救星”，她得在机场候接至半夜，于是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这些经过，是在我到宁以后逐渐了解的。而“还都”之后，《新民报》晚刊的创刊号，就在1946年1月1日下午，在南京这个“首都”街头叫卖起来。
我一直没有参加南京《新民报》晚刊的工作。报纸的晚刊出版后，紧接着，报社便忙着筹备出版日刊。我似乎命里注定要熬更守夜的，于是乎便参加了这项筹备工作。照理说，报纸已经在当地出版了晚刊，再及时出个日刊，顺理成章，该很快就可以实现的吧。然而不然，仅申请需当局批准的“照会”，就足足化了大半年的时间，这其中，当然不能不稍为涉及过去的种种的“旧帐”了。
刊毛润之的词作等成了蒋介石心头的“旧帐”
在全民奋起抵抗日本全面侵略之前，首都南京就已有了《新民报》。抗战军兴，随着重庆成为“陪都”，《新民报》也就西迁至渝出版，并逐渐发展出版日、晚两刊。在八年抗战中，于国民党政府的达官贵人眼中，它们是并不“安分”的，甚至有时使蒋介石也难堪。据传闻：当《新民报》首先刊出作者署名“毛润之”的那首响遍全国的词作《沁园春·雪》（中共的《新华日报》次日转载）的时候，蒋介石读到了气得几乎昏过去，除臭骂一通手下的文官外，责令他们马上作文去骂“万里雪飘”，似乎国民党的报刊，当时也曾刊出过两三篇不知所云的东西，可怜蒋介石自己不会写，更难解心头之恨。还有，由《新民报》出版的赵超构所著的《延安一月》一书，畅销全国，被誉为“中国的《西行漫记》”，而被国民党当局恨之入骨。至于报上随时暴露一些达官贵人以及有关孔府的孔二小姐这位“陪都一霸”的种种丑闻，更是不胜枚举。就连张恨水在《新民报》上发表的连载小说，也被视作眼中钉。这笔“帐”，怕连蒋介石本人也没有忘却。藉此，增出日刊的申请迟迟未果，也属预料之中的事。经过我们多方设法斡旋和据理力争，官方总算慢吞吞地把出报的许可证发下来了。
南京《新民报》日刊是1946年10月复刊的。由于抗战前它曾在南京出刊过，所以这次算它是复刊吧。“还都”之后在南京出版的林林总总的报纸中，它有可能是最后出版的一种了呢！没料到，这迟出世的“婴儿”，却成了被毒手扼杀的第一位啊。我没有经过科学的调查计算，只能凭当年的感觉这么说的。但是，它的被扼杀，就曾引起全国有正义感的民众以及国外一些报刊的愤怒抗议，这是事实。
一家报社，同时出版日、晚两报的，在当年的南京，也只有《新民报》一家。晚刊日出四开一小张，日刊日出对开一大张。我当时的职称是日刊的编辑主任，而事实上是执行总编辑的任务，因为总编辑晚上是不到报社来的，于是只好由我负责，主持职责搁到我的肩膀上了。日刊的采访主任是浦熙修，不过我也是难得晚上在编辑部见到她的。她每天把写好的稿子压放在我座位的桌子上，回忆起来，大都是好稿子，我往往照发不误。今天，可以明明白白说出当年的想法：看了她的一些稿子，有时我不免会想，其中有些内容，她可能会和周公（当年我们背后对周恩来的敬称）商谈过，甚至有些材料是周公提供的。浦几乎每天都跑梅园新村，每天都可能会见周公。也有过几次，为了抢时间能次晨见报，周公便派他的秘书梅益，带着他们写好的稿子，在半夜里赶到新街口中山东路报社楼上亲交给我。犹忆当年读到那些稿子，仿佛是一种享受。因为它们说的是真话，并且又说得十分巧妙、得体，都值得我学习的。
然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主持编务的过程中，难免刊登一些触到当时官老爷痛处的文章。例如日刊中设有一个半版左右的以妇女为读者对象的周刊，由郁风主编，有一期刊出一篇千字不到的短文（内容说什么我如今怎么也想不起来）。就在出版的当天下午，有人一个电话打到我家里，发话人说是蒋介石侍从室的，指斥我报的妇女周刊有篇文章得罪了蒋夫人。除了一顿臭骂，最后还对我提出了警告，说如果再有这样的事发生，就要给我“好看”！还有一次，日刊的一个文摘性的周刊，转载了邻近解放区一处地方的一篇通讯，除了被指斥“为匪张目”，招来一顿臭骂外，又威胁说要给我“好看”。怎么个“好看”，迄今没切身尝到。至于把我的名字列进“黑名单”中，大约也算不得怎么“好看”吧。
《新民报》随“总统选举”闹剧悄然“落幕”
上述两点，不过是众多的要我“好看”的一鳞半爪而已，我根本没往心上放，关键是最使蒋介石难堪，以至于给《新民报》最后的杀手锏的是其后的“总统选举”。这出从1947年到1948年的闹剧，使国民政府内陷入一片混乱。
蒋介石的总统梦，是由来已久的。因此，抗战胜利后“还都”不多久，他为了梦的实现，便立即紧锣密鼓地开始种种有关表演了。种类繁琐、大型的表演是召开所谓“国大”，而更大型的终极演出，便是“总统选举”。
要选举，当然得有竞选。竞选人何在？而总统的候选人只有一名，那就是蒋介石，当然就不必“竞”。副总统的候选人倒有六名，很可以来“竞”一番。这六名是：孙科、李宗仁、于右任、程潜、莫德惠、徐傅霖。
那么，蒋介石当时对此又是怎么想的呢？这几乎众所周知，他是一心要让孙科当他副座的。孙一向是他听话的下属，而又有难得的亲缘关系。至于“桂系”几十年和自身的怨仇，他一直没忘怀，如果李当选，对自己简直是一种灾难。于是一纸令下，凡是国民党主办或与之有关的报纸，在重要版面上，大大的“孙”字满版，有时简直看不见“李”字。即使偶尔有，则字体大都是小小的，字数也大都是少少的。而民办的《新民报》则一视同仁。说句老实话，有时甚至“李”的见报多些，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可刊的事迹实在太多。单是抗战时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次胜仗——“台儿庄之战”，就值得对指挥者大书特书；而孙的一些绯闻，倒是不适于见报。
竞选的结果，李宗仁当选了副总统。
当时蒋介石即使梦想已久的“宝座”获得了，也觉得不称心，认为李宗仁是《新民报》捧上去的，由此动了“杀机”。到1948年7月间，据官府内部线人不断发给报社的讯息，是一次坏似一次，直到后来，据说是什么国民党中宣部，什么国防部保密局、什么新闻处联名“创作”的查封《新民报》的呈文，已经摆到蒋介石的办公桌上了。
根据我的记忆，那天大约是1948年7月8日——一个多么阴沉的日子啊。
按惯例，我每天上班的时间，是晚上11时左右。可是我预感到会出什么大事。因为白天已得到内部线人的密报，这天是生死关头，呈文已经摆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只等他亲笔批字。他会批什么字？又什么时候签？自然只好“恭候”了。也因此，我就特别提早一个多小时上报社。平素在二楼的编辑部，晚上总是静悄悄的，就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埋头在看稿校样。隔房的经理室，则大都熄灯没人了。然而，这一天，当我踏进编辑部的门槛时，情形却完全不同。经理室中灯光明亮，并且坐满了人。甚至因为里面容不下，在编辑部那排白天供外勤写稿的座椅上，也坐上人了。他们平素大都晚上不在编辑部露面的。我用眼略扫了一圈，其中大多数是报社各部门的工作人员，但也有一些非报社同事、平素和报社有种种联系的熟人。虽则人多，而人们大都不大说话，当然有时也有人不太高声的说三两句。我立时心里明白，他们和我的提早上班的心情是一致的。
内线的密讯一两次通过特殊的渠道传来。我一边审阅着明天见报的稿件，一边耳朵注意听。大约快到11点钟，最后的消息终于到了：蒋介石已在呈文上批复《新民报》“永久停刊”。
仿佛谁也没有出声，人们一个接一个，踏着沉重的步子，出门下楼。最后离开的，是总经理陈铭德。他跨步到我桌前，沉痛地对我说：“明天照样出报！”说完后，他默默无言地下楼回家去了。第二天，在“封杀”令下来之前，《新民报》解放前在南京出刊的最后一期日刊，已完全销售光。可恨的是晚刊却无法出那最后一期，因为它在当时也一同被“永久停刊”了。
我编好了解放前在南京出版的《新民报》日刊最后一张后，带着沉痛的心情，跨出报社的大门，遥望东边，已出现一痕淡红色，天快亮了。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下旬，南京《新民报》日刊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复刊，我任副总编辑，代行总编辑职务。
“永久停刊”的，则是蒋家王朝。
责任编辑 张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