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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考索最初是一种研治经学的方法,然而由于《诗经》从经学向文学角色的转变,考索在这一领域的运用也就成为它在诗学领域中使用的滥觞。在宋以前,考索多用于对诗歌的注释与解说,基本不构成对诗歌的批评。到了北宋,这一方法逐渐被大量地运用在诗学批评上,以考察诗人的才气品行,诗体的渊源演变,诗歌遣词造句的出处,以及用事的正误等方面,成为北宋诗学批评中的一种重要方法。
[关键词]考索;方法;批评;理性精神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0)01 — 0121 — 03
考索的方法最初运用于经学的注释与解说,如汉代毛亨、毛苌就从“史”的视角考察《诗经》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从而开了以诗证史、诗史互证的先河。但是在宋以前,考索一般只是作为诗歌训释的一种方法,基本不构成对诗歌的批评。而这种情况在北宋则发生了变化。宋人面临着前人,尤其是唐人留下的丰富而辉煌的文学遗产,如何对前代诗学进行吸收与学习,成为宋人诗学的重要主题,他们的批评意识也因此极大增强。本文就针对在北宋诗学批评中出现的大量诗学考索现象做具体的梳理与考察,以期对这种诗学批评现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一
考索最初是一种学术手段,运用于对经书的解读,尤其是对《诗经》的解读,以《礼》解经,以《春秋》解经,因而形成了诗史互证的传统。而真正在文学批评意义上运用考索方法则比较多地出现在《文心雕龙》中,如其《事类篇》中对曹植用事的考索云:“陈思,群才之英也。报孔璋书云:‘葛天氏之乐,千人唱,万人和,听者因以蔑韶夏矣。’此引事之谬也。按葛天之歌,唱和三人而已。相如《上林》云:‘奏陶唐之舞,听葛天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唱和千万人,乃相如接人(一作推之),然而滥侈葛天,推三成万者,信赋妄书,致斯谬也。”〔1〕(第616页)论证了曹植、司马相如引用典故上的错误。在诗学批评上运用考索也同样出自《文心雕龙》,如其《明诗篇》云:“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一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氏;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2〕(第66页)这里,刘勰以文献为基础,论证了五言诗不起于汉代李陵和班婕妤,而是可以上溯至《诗经》。此后在唐五代诗格中,考索的运用开始多了起来。皎然《诗式》即对五言诗的起源进行了考索,其“李少卿并古诗十九首”条下云:“评曰:‘西汉之初,王泽未竭,诗教在焉。仲尼所删诗三百篇,初传卜商,后之学者,以师道相高,故有齐、鲁四家之目。其五言,周时已见滥觞,及乎成篇,则始于李陵、苏武。二子天予真性,发言自高,未有作用。《十九首》辞精义炳,婉而成章,始见作用之功。盖东汉之文体。又如‘冉冉孤生竹,青青河畔草’,傅毅、蔡邕所作。以此而论,为汉明矣。”〔3〕(第227页)从诗体发展的角度论述了《古诗十九首》在五言诗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意义,这一点至今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又如皎然在“偷语诗例”下云:“如陈后主《入隋侍宴应诏》诗云:‘日月光天德’。取傅长虞《赠何劭王济》诗:‘日月光太清’。上三字语同,下二字义同。”〔4〕(第239页)考察了诗句的渊源所自,这种考索性文字在唐五代诗学中虽然不多,但可以看出,唐五代诗学已经逐渐兴起了诗学考索之风。北宋诗学正是在此基础上开始了以考索的方式进行诗学批评的大量实践,使考索成为北宋诗学批评中一种常用的批评方法。
二
一般说来,中国文学批评重感悟、重品评,而诗学考索在北宋日益兴盛,则逐渐把感性的论断发展为严密的考订,在北宋诗学批评中日益增强了理性精神,对以往感悟式的批评进行理性的展开与论辩,表现出日益鲜明的学术特色。考索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在北宋诗学批评中主要应用于这样几个方面。
对诗人的批评。诗人在文学中的形象与他在日常生活的形象是不一致的,因此金代元好问有了“心声心画总失真,文章仍复见诗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
尘”〔5〕(第525页)的感叹,对这样一种现象,魏泰在《临汉隐居诗话》中就提到:“李肇《国史补》载:‘韩愈游华山,穷极幽险,心悸目眩,不能下,发狂嚎哭,投书与家人别。华阴令百计取之,方能下。’沈颜作《聱书》,以为肇妄载,岂有贤者轻命如此。余观退之《答张彻》诗云:‘洛邑得休告,华山穷绝陉。倚岩睨海浪,引袖拂天星。磴藓澾拳跼,梯飚飐伶俜。悔狂已咋指,垂戒乃镌铭。’则知肇记为信然,而沈颜为妄辨也。”〔6〕(前集,卷十八)韩愈在世人心中始终是一位气盛庄重的贤者,而魏泰就是通过对韩愈的一首诗的考索,证实了韩愈临险嚎啕痛哭时的情形,意在说明即使修养境界很高的贤士也有着与普通人一样的情感,从而也辨明了前人错误的论断。而另一些士人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如顾恺之善画,而人们不知他也能作诗,王直方就对此有所发明。他说:“张嘉甫题云:‘顾长康善画而不能诗,杜子美作诗而不能画,从容二子之间者,王右丞也。……’晁以道见之,谓余:‘能画而不能诗,乃可以为病,岂有能诗而必又能画耶?‘夏云多奇峰’,乃长康句,谓不能诗可乎?”〔7〕(卷八)王直方通过对顾恺之(字长康)诗句的考索,乃知顾恺之不仅善画,而且能诗,对诗人才性做出正确的判断。再如蔡絛《西清诗话》云:“杜少陵文自古奥,如‘九天之云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忽翳日而翻万象,却浮空而留六龙,万舞凌乱,又似乎春风壮而江海波’,其语皆磊落惊人。或言无韵者不可读,是大不然。东坡《有美堂》诗:‘天外黑风吹海立,浙西飞雨过江来。’盖出此。”〔8〕(后集,卷五)历来认为,杜甫诗成就高卓,而其文则龃龉难读,成就不高,这里蔡絛则通过对苏轼对杜甫文句的化用,得出杜甫文亦自有其真价,从而让人们对杜甫文有了一种重新审视的眼光。
三
对诗歌原始的考察。在宋以前,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及刘勰的《文心雕龙》就已经对诗体起源进行了考索。而由于时代的演进,宋人诗体考索的内容则更加丰富。宋代有一部书叫《事物纪原》,作者高承,约1180年左右在世。书中卷四集中讨论了诗学的起源问题,其中涉及诗、五言、七言、格律、联句、唱和等六条考证文字,现列于下:
诗:《乐书》曰:“伏羲之乐曰立基,神农之乐曰下谋。”夫乐必有章,乐章之谓。诗始于太昊之世。
五言、六言:李翰《蒙求》曰:“李陵初,诗始变其体,作五言格也。”其始亦本于《诗》‘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谷’之类。《六贴》曰:“谷永始作六言。”亦《诗》‘公诗来燕来宁’之类。
七言: 刘义庆《世说》曰:“王子猷诣谢公。云:‘诗何七言?’子猷曰:‘昂昂若千里之驹,泛泛著水中之凫。’”此语出《离骚》。《东方朔传》曰:“汉武帝在柏梁台上使群臣作七言。”七言之作始起于此也。
律格: 《本事诗》载李白歌诗云:“梁陈以来,艳藻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唐《宋之问传》曰:“建安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律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佺期又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则律格之始于约、信而成于沈宋也。
联句:自汉武帝为柏梁诗使群臣作七言,始有联句体。梁何逊集多有其格。唐文士为之者亦众,凡联一句或二句,亦有对一句出一句者。五子之歌有其一、其二之文,则又联句之体也。其事见于《夏书·五子之歌》。始于汉武帝柏梁之作而成于何逊也。
唱和:帝舜于皋陶乃庚载歌,则唱和之始也。亦本于《诗》之《箨兮》“倡,予和女”之义。其事新见于齐梁时,颜延年、谢元晖始之也。〔9〕(卷四)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此书云:“其所考论事始,亦间有未确”,然“类多排比详赡,足资核证,在宋代类书中固有体要焉。”〔10〕(卷一百三十五,第1777页)确实,如《事物纪原》将五言诗追溯到《诗经·小雅·正月》“佌佌彼有屋”,这未必正确,这五字句只是具有五字的格式而已,并不形成具有诗学意义的五言诗体,五言句直到东汉末年才形成具有典型意义的五言诗,且其后形成了五言诗的传统,因此《诗经》中的五言句并不具有实在的诗体学意义。然而《事物原始》对“联句”、“唱和”的考察还是颇为中的,因此四库馆臣对此书还是持着相当肯定的态度。
除了对诗体进行考察,苏轼对阳关三叠这一乐曲的考索也颇引人注目。他说:“旧传阳关三叠,然今歌者,每句再叠而已,通一首言之,又是四叠。皆非是。或每句三唱,以应三叠之说,则丛然无复节奏。余在密州,有文勋长官,以事至密,自云得古本阳关,其声婉转凄断,不类向之所闻,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叠。乃知唐本三叠盖如此。及在黄州,偶读乐天《对酒》诗云:‘相逢且莫推辞醉,新唱阳关第四声。’注:‘第四声:“劝君更尽一杯酒”’以此验之,若第一句叠,则此句为第五声矣,今为第四声,则第一不叠审矣。”〔11〕(卷十五)苏轼首先提出两种阳关三叠的唱法,然后提出两则有力的证据,一为古本阳关,一为诗证,然后可知阳关三叠的真正体制乃是第一句不叠,后三句皆重复唱两遍。苏轼的论证是论点、论据、论证的典型的论证方式,典而有力。
四
对诗歌用字、用句、用事的考索。在诗歌用字上,一是考订文本的正误,这是诗歌研究的基础,宋人对此颇为留意。如沈括《梦溪笔谈》云:“陶渊明《杂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往时校定《文选》,改作‘悠然望南山’,似未允当。若‘望南山’,则上下句意全不相属,遂非佳作。”〔12〕(续笔谈,第254页)这里沈括以诗人的敏锐,从诗歌韵味的角度出发对“悠然望南山”这一文本提出质疑,从而提出原本作“见南山”的理由,对文本的正误下一正确的判断,其结论至今得到人们的认可。二是考索诗歌用字的出处。如王谠《唐语林》卷二云:“为诗用僻字,当有来处。宋考功云:‘马上逢寒食,春来不见饧。’常疑之。因读《毛诗·郑笺》说吹萧处,注云:‘即今卖饧者所吹。’六经惟此中有‘饧’字。吾缘明日重阳,押一‘糕’字,续寻思六经竟未见有‘糕’字,不敢为之。尝讶杜员外‘巨颡拆老拳’无据,及览《石勒传》云:‘卿既遭孤老拳,孤亦饱卿毒手。’岂虚言哉!后辈业诗,即须有据,不可率而道也。”
〔13〕(卷二)这实际是一篇诗歌用字的理论宣言,王谠通过对宋之问(实为沈佺期,参见周勋初《唐语林校注》)、杜甫诗歌的考索论证了诗歌用字须有来处的理论,这种理论正是北宋诗人的学者气质所使然,是宋代学术开始由经学向诗学渗透的结果。三是考索诗歌用字的正误。如黄庭坚云:“按《尔雅》:‘山有穴为岫。’今季海诗云:‘孤岫龟形在’,乃不成语。盖谢玄晖云:‘窗中列远岫’,已误用此字。季海亦承误耳。按《楚辞》云:‘收恢台之孟夏。’恢,大也;台,即胎也。言夏气大而育物也。今言‘高阁无恢台’,直言无暑气耳!似不合古语。”〔14〕(前集,卷二十)这里黄庭坚考订了人们对“岫”与“恢台”的错误运用,黄庭坚认为“岫”原本为山的凹陷之处,而人们往往将它误用为凸起之巨石,如“孤岫龟形在”之类,而“恢台”是形容夏天的气候特征,而人们则将它误认为一种具体的建筑物,可谓与古意龃龉不合。
其次,考索诗句出处。如《王直方诗话》云:“徐师川《紫宸早朝诗》一联云:‘黄气远临天北极,紫宸位在殿中央。’以予观之,乃全是杜子美‘玉几犹来天北极,朱衣只在殿中间’一联也。”〔15〕(后集,卷三十六)徐俯(子师川)此联无论从上下两句的结构方式,还是从“北极”、“中央(中间)”的用词上,都明显地与杜诗有承继的关系。再如蔡絛《西清诗话》云:“(陶渊明)诗云:‘尔从山中来,早晚发天目。我屋南窗下,今生几丛菊。蔷薇叶已抽,秋兰气当馥。归去来山中,山中酒应熟。’李太白《浔阳感秋》诗‘陶令归去来,田家酒应熟’,其取诸此云。”〔16〕(前集,卷四)《浔阳感秋》,今本作《寻阳紫极宫感秋作》,李白诗中的“陶令”即陶渊明,其“酒应熟”自应是取陶渊明故事,以表达自己对回归田园的向往。
再次,考索诗歌用事。一是考索诗歌用事的正误。如祖士衡云:“古人作诗引用故实,或不原其美恶,但以一时中的而已。……大凡用故事,多以事浅语熟,更不思究,便率尔而用之,往往有误矣。只如李商隐《路逢王二十八入翰林诗》云:‘定知欲报淮南诏,急召王褒入九重。’汉武帝以淮南王安属为诸父,善文辞,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褒是宣帝时人。迩者王禹偁作《筍诗》亦云:‘稚川龙过频回首,认得青青数代孙。’稚川,即葛洪之字,投杖化龙,乃费长房尔。盖是使葛陂之事,此乃不思之由。”〔17〕(卷一)实际上,祖士衡在这里提出的所谓“率尔而用之”的结论未必是正确的。诗歌创作是一种意象思维,不可以完全用逻辑推理的方式进行解读,如他提到,李商隐诗中武帝时的淮南王刘安和宣帝时的文士王褒不是同时代的人,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李商隐所要表达的是祝贺友人步入翰林,因此以不同时代的人作为比较,这只是诗歌表达思想感情的需要而已,并不为过。再如葛洪,葛洪著《神仙传》,其中记载费长房所骑竹枝化为青龙之事,王禹偁之诗是对竹子的描绘,因此引用了与竹子有关的典故,而他并没有将“投杖化龙”之事属之葛洪,因此祖士衡的判断是不合理的,但我们却可以从中看出宋人对诗学批评的一种理性精神。
二是考索用事出处。宋人作诗讲究以学问为诗,因此从学问的角度去探讨诗歌也成为一种必然之事。如惠洪《冷斋夜话》云:“东坡作海棠诗曰:‘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烧银烛照红装。’事见《太真外传》……‘应将白练作仙衣,不许红膏汙天质。’诗见则天长寿二年诏书,曰:‘应天下尼当用细白练为衣。’……”〔18〕(前集,卷三十八)这里惠洪以文献为基础,指出了苏轼所作诗句的出处来源,这是宋人研究诗学的一种新动向,而考索则成为这种研究思路的必要手段。再如蔡絛《西清诗话》又云:“杜少陵云:‘作诗用事,要如释氏语:水中着盐,饮水乃知盐味。’此说诗家密藏也。如‘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人徒见凌栎造化之气,不知乃用事也。《弥衡传》‘挝渔阳掺,声悲壮。’《汉武故事》‘星辰动摇,东方朔谓民劳之应。’则善用故事者,如系风捕影,岂有迹耶?此理殆不容声,余乃显言之,已落第二矣。”〔19〕(卷三十九)此亦是从文献出发,找出杜甫用句的出处。
诗学研究与诗歌创作不同,诗歌创作是情感的抒发,而诗学研究则充满着理性精神。宋人处于这样一个时代,他们面临着前代丰富而辉煌的文学遗产,同时也肩负着如何在前人走过的路径之外另辟蹊径,开创出宋诗风貌的重任。从这一点来说,宋人诗学从重感悟走向理性思考有着时代的基础与必然。同时,宋人有着浓重的理性精神与学术气质,考索在北宋诗学批评中的大量应用是学术从经学向文学渗透的一个重要表现。经学在宋人手中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他们疑古,也疑经,他们在《诗经》从经学向文学角色转变的过程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他们把这种求真、求是的学术精神运用到诗学当中,也自然促进了考索方法在北宋诗学批评中的运用,尤其是在对文献的考索,诗歌用事的考索等方面。加之,黄庭坚提出了“脱胎换骨”、“点铁成金”的理论,这种理论也自然促进了人们对诗句化用的重视,同时也促进了人们对前人化用诗句的考察,这使考索在诗学批评方面的运用得到强化,也使这一批评方法成为北宋诗学批评与前代的一个重要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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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姝怡〕
[关键词]考索;方法;批评;理性精神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0)01 — 0121 — 03
考索的方法最初运用于经学的注释与解说,如汉代毛亨、毛苌就从“史”的视角考察《诗经》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从而开了以诗证史、诗史互证的先河。但是在宋以前,考索一般只是作为诗歌训释的一种方法,基本不构成对诗歌的批评。而这种情况在北宋则发生了变化。宋人面临着前人,尤其是唐人留下的丰富而辉煌的文学遗产,如何对前代诗学进行吸收与学习,成为宋人诗学的重要主题,他们的批评意识也因此极大增强。本文就针对在北宋诗学批评中出现的大量诗学考索现象做具体的梳理与考察,以期对这种诗学批评现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一
考索最初是一种学术手段,运用于对经书的解读,尤其是对《诗经》的解读,以《礼》解经,以《春秋》解经,因而形成了诗史互证的传统。而真正在文学批评意义上运用考索方法则比较多地出现在《文心雕龙》中,如其《事类篇》中对曹植用事的考索云:“陈思,群才之英也。报孔璋书云:‘葛天氏之乐,千人唱,万人和,听者因以蔑韶夏矣。’此引事之谬也。按葛天之歌,唱和三人而已。相如《上林》云:‘奏陶唐之舞,听葛天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唱和千万人,乃相如接人(一作推之),然而滥侈葛天,推三成万者,信赋妄书,致斯谬也。”〔1〕(第616页)论证了曹植、司马相如引用典故上的错误。在诗学批评上运用考索也同样出自《文心雕龙》,如其《明诗篇》云:“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一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氏;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2〕(第66页)这里,刘勰以文献为基础,论证了五言诗不起于汉代李陵和班婕妤,而是可以上溯至《诗经》。此后在唐五代诗格中,考索的运用开始多了起来。皎然《诗式》即对五言诗的起源进行了考索,其“李少卿并古诗十九首”条下云:“评曰:‘西汉之初,王泽未竭,诗教在焉。仲尼所删诗三百篇,初传卜商,后之学者,以师道相高,故有齐、鲁四家之目。其五言,周时已见滥觞,及乎成篇,则始于李陵、苏武。二子天予真性,发言自高,未有作用。《十九首》辞精义炳,婉而成章,始见作用之功。盖东汉之文体。又如‘冉冉孤生竹,青青河畔草’,傅毅、蔡邕所作。以此而论,为汉明矣。”〔3〕(第227页)从诗体发展的角度论述了《古诗十九首》在五言诗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意义,这一点至今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又如皎然在“偷语诗例”下云:“如陈后主《入隋侍宴应诏》诗云:‘日月光天德’。取傅长虞《赠何劭王济》诗:‘日月光太清’。上三字语同,下二字义同。”〔4〕(第239页)考察了诗句的渊源所自,这种考索性文字在唐五代诗学中虽然不多,但可以看出,唐五代诗学已经逐渐兴起了诗学考索之风。北宋诗学正是在此基础上开始了以考索的方式进行诗学批评的大量实践,使考索成为北宋诗学批评中一种常用的批评方法。
二
一般说来,中国文学批评重感悟、重品评,而诗学考索在北宋日益兴盛,则逐渐把感性的论断发展为严密的考订,在北宋诗学批评中日益增强了理性精神,对以往感悟式的批评进行理性的展开与论辩,表现出日益鲜明的学术特色。考索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在北宋诗学批评中主要应用于这样几个方面。
对诗人的批评。诗人在文学中的形象与他在日常生活的形象是不一致的,因此金代元好问有了“心声心画总失真,文章仍复见诗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
尘”〔5〕(第525页)的感叹,对这样一种现象,魏泰在《临汉隐居诗话》中就提到:“李肇《国史补》载:‘韩愈游华山,穷极幽险,心悸目眩,不能下,发狂嚎哭,投书与家人别。华阴令百计取之,方能下。’沈颜作《聱书》,以为肇妄载,岂有贤者轻命如此。余观退之《答张彻》诗云:‘洛邑得休告,华山穷绝陉。倚岩睨海浪,引袖拂天星。磴藓澾拳跼,梯飚飐伶俜。悔狂已咋指,垂戒乃镌铭。’则知肇记为信然,而沈颜为妄辨也。”〔6〕(前集,卷十八)韩愈在世人心中始终是一位气盛庄重的贤者,而魏泰就是通过对韩愈的一首诗的考索,证实了韩愈临险嚎啕痛哭时的情形,意在说明即使修养境界很高的贤士也有着与普通人一样的情感,从而也辨明了前人错误的论断。而另一些士人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如顾恺之善画,而人们不知他也能作诗,王直方就对此有所发明。他说:“张嘉甫题云:‘顾长康善画而不能诗,杜子美作诗而不能画,从容二子之间者,王右丞也。……’晁以道见之,谓余:‘能画而不能诗,乃可以为病,岂有能诗而必又能画耶?‘夏云多奇峰’,乃长康句,谓不能诗可乎?”〔7〕(卷八)王直方通过对顾恺之(字长康)诗句的考索,乃知顾恺之不仅善画,而且能诗,对诗人才性做出正确的判断。再如蔡絛《西清诗话》云:“杜少陵文自古奥,如‘九天之云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忽翳日而翻万象,却浮空而留六龙,万舞凌乱,又似乎春风壮而江海波’,其语皆磊落惊人。或言无韵者不可读,是大不然。东坡《有美堂》诗:‘天外黑风吹海立,浙西飞雨过江来。’盖出此。”〔8〕(后集,卷五)历来认为,杜甫诗成就高卓,而其文则龃龉难读,成就不高,这里蔡絛则通过对苏轼对杜甫文句的化用,得出杜甫文亦自有其真价,从而让人们对杜甫文有了一种重新审视的眼光。
三
对诗歌原始的考察。在宋以前,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及刘勰的《文心雕龙》就已经对诗体起源进行了考索。而由于时代的演进,宋人诗体考索的内容则更加丰富。宋代有一部书叫《事物纪原》,作者高承,约1180年左右在世。书中卷四集中讨论了诗学的起源问题,其中涉及诗、五言、七言、格律、联句、唱和等六条考证文字,现列于下:
诗:《乐书》曰:“伏羲之乐曰立基,神农之乐曰下谋。”夫乐必有章,乐章之谓。诗始于太昊之世。
五言、六言:李翰《蒙求》曰:“李陵初,诗始变其体,作五言格也。”其始亦本于《诗》‘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谷’之类。《六贴》曰:“谷永始作六言。”亦《诗》‘公诗来燕来宁’之类。
七言: 刘义庆《世说》曰:“王子猷诣谢公。云:‘诗何七言?’子猷曰:‘昂昂若千里之驹,泛泛著水中之凫。’”此语出《离骚》。《东方朔传》曰:“汉武帝在柏梁台上使群臣作七言。”七言之作始起于此也。
律格: 《本事诗》载李白歌诗云:“梁陈以来,艳藻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唐《宋之问传》曰:“建安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律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佺期又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则律格之始于约、信而成于沈宋也。
联句:自汉武帝为柏梁诗使群臣作七言,始有联句体。梁何逊集多有其格。唐文士为之者亦众,凡联一句或二句,亦有对一句出一句者。五子之歌有其一、其二之文,则又联句之体也。其事见于《夏书·五子之歌》。始于汉武帝柏梁之作而成于何逊也。
唱和:帝舜于皋陶乃庚载歌,则唱和之始也。亦本于《诗》之《箨兮》“倡,予和女”之义。其事新见于齐梁时,颜延年、谢元晖始之也。〔9〕(卷四)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此书云:“其所考论事始,亦间有未确”,然“类多排比详赡,足资核证,在宋代类书中固有体要焉。”〔10〕(卷一百三十五,第1777页)确实,如《事物纪原》将五言诗追溯到《诗经·小雅·正月》“佌佌彼有屋”,这未必正确,这五字句只是具有五字的格式而已,并不形成具有诗学意义的五言诗体,五言句直到东汉末年才形成具有典型意义的五言诗,且其后形成了五言诗的传统,因此《诗经》中的五言句并不具有实在的诗体学意义。然而《事物原始》对“联句”、“唱和”的考察还是颇为中的,因此四库馆臣对此书还是持着相当肯定的态度。
除了对诗体进行考察,苏轼对阳关三叠这一乐曲的考索也颇引人注目。他说:“旧传阳关三叠,然今歌者,每句再叠而已,通一首言之,又是四叠。皆非是。或每句三唱,以应三叠之说,则丛然无复节奏。余在密州,有文勋长官,以事至密,自云得古本阳关,其声婉转凄断,不类向之所闻,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叠。乃知唐本三叠盖如此。及在黄州,偶读乐天《对酒》诗云:‘相逢且莫推辞醉,新唱阳关第四声。’注:‘第四声:“劝君更尽一杯酒”’以此验之,若第一句叠,则此句为第五声矣,今为第四声,则第一不叠审矣。”〔11〕(卷十五)苏轼首先提出两种阳关三叠的唱法,然后提出两则有力的证据,一为古本阳关,一为诗证,然后可知阳关三叠的真正体制乃是第一句不叠,后三句皆重复唱两遍。苏轼的论证是论点、论据、论证的典型的论证方式,典而有力。
四
对诗歌用字、用句、用事的考索。在诗歌用字上,一是考订文本的正误,这是诗歌研究的基础,宋人对此颇为留意。如沈括《梦溪笔谈》云:“陶渊明《杂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往时校定《文选》,改作‘悠然望南山’,似未允当。若‘望南山’,则上下句意全不相属,遂非佳作。”〔12〕(续笔谈,第254页)这里沈括以诗人的敏锐,从诗歌韵味的角度出发对“悠然望南山”这一文本提出质疑,从而提出原本作“见南山”的理由,对文本的正误下一正确的判断,其结论至今得到人们的认可。二是考索诗歌用字的出处。如王谠《唐语林》卷二云:“为诗用僻字,当有来处。宋考功云:‘马上逢寒食,春来不见饧。’常疑之。因读《毛诗·郑笺》说吹萧处,注云:‘即今卖饧者所吹。’六经惟此中有‘饧’字。吾缘明日重阳,押一‘糕’字,续寻思六经竟未见有‘糕’字,不敢为之。尝讶杜员外‘巨颡拆老拳’无据,及览《石勒传》云:‘卿既遭孤老拳,孤亦饱卿毒手。’岂虚言哉!后辈业诗,即须有据,不可率而道也。”
〔13〕(卷二)这实际是一篇诗歌用字的理论宣言,王谠通过对宋之问(实为沈佺期,参见周勋初《唐语林校注》)、杜甫诗歌的考索论证了诗歌用字须有来处的理论,这种理论正是北宋诗人的学者气质所使然,是宋代学术开始由经学向诗学渗透的结果。三是考索诗歌用字的正误。如黄庭坚云:“按《尔雅》:‘山有穴为岫。’今季海诗云:‘孤岫龟形在’,乃不成语。盖谢玄晖云:‘窗中列远岫’,已误用此字。季海亦承误耳。按《楚辞》云:‘收恢台之孟夏。’恢,大也;台,即胎也。言夏气大而育物也。今言‘高阁无恢台’,直言无暑气耳!似不合古语。”〔14〕(前集,卷二十)这里黄庭坚考订了人们对“岫”与“恢台”的错误运用,黄庭坚认为“岫”原本为山的凹陷之处,而人们往往将它误用为凸起之巨石,如“孤岫龟形在”之类,而“恢台”是形容夏天的气候特征,而人们则将它误认为一种具体的建筑物,可谓与古意龃龉不合。
其次,考索诗句出处。如《王直方诗话》云:“徐师川《紫宸早朝诗》一联云:‘黄气远临天北极,紫宸位在殿中央。’以予观之,乃全是杜子美‘玉几犹来天北极,朱衣只在殿中间’一联也。”〔15〕(后集,卷三十六)徐俯(子师川)此联无论从上下两句的结构方式,还是从“北极”、“中央(中间)”的用词上,都明显地与杜诗有承继的关系。再如蔡絛《西清诗话》云:“(陶渊明)诗云:‘尔从山中来,早晚发天目。我屋南窗下,今生几丛菊。蔷薇叶已抽,秋兰气当馥。归去来山中,山中酒应熟。’李太白《浔阳感秋》诗‘陶令归去来,田家酒应熟’,其取诸此云。”〔16〕(前集,卷四)《浔阳感秋》,今本作《寻阳紫极宫感秋作》,李白诗中的“陶令”即陶渊明,其“酒应熟”自应是取陶渊明故事,以表达自己对回归田园的向往。
再次,考索诗歌用事。一是考索诗歌用事的正误。如祖士衡云:“古人作诗引用故实,或不原其美恶,但以一时中的而已。……大凡用故事,多以事浅语熟,更不思究,便率尔而用之,往往有误矣。只如李商隐《路逢王二十八入翰林诗》云:‘定知欲报淮南诏,急召王褒入九重。’汉武帝以淮南王安属为诸父,善文辞,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褒是宣帝时人。迩者王禹偁作《筍诗》亦云:‘稚川龙过频回首,认得青青数代孙。’稚川,即葛洪之字,投杖化龙,乃费长房尔。盖是使葛陂之事,此乃不思之由。”〔17〕(卷一)实际上,祖士衡在这里提出的所谓“率尔而用之”的结论未必是正确的。诗歌创作是一种意象思维,不可以完全用逻辑推理的方式进行解读,如他提到,李商隐诗中武帝时的淮南王刘安和宣帝时的文士王褒不是同时代的人,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李商隐所要表达的是祝贺友人步入翰林,因此以不同时代的人作为比较,这只是诗歌表达思想感情的需要而已,并不为过。再如葛洪,葛洪著《神仙传》,其中记载费长房所骑竹枝化为青龙之事,王禹偁之诗是对竹子的描绘,因此引用了与竹子有关的典故,而他并没有将“投杖化龙”之事属之葛洪,因此祖士衡的判断是不合理的,但我们却可以从中看出宋人对诗学批评的一种理性精神。
二是考索用事出处。宋人作诗讲究以学问为诗,因此从学问的角度去探讨诗歌也成为一种必然之事。如惠洪《冷斋夜话》云:“东坡作海棠诗曰:‘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烧银烛照红装。’事见《太真外传》……‘应将白练作仙衣,不许红膏汙天质。’诗见则天长寿二年诏书,曰:‘应天下尼当用细白练为衣。’……”〔18〕(前集,卷三十八)这里惠洪以文献为基础,指出了苏轼所作诗句的出处来源,这是宋人研究诗学的一种新动向,而考索则成为这种研究思路的必要手段。再如蔡絛《西清诗话》又云:“杜少陵云:‘作诗用事,要如释氏语:水中着盐,饮水乃知盐味。’此说诗家密藏也。如‘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人徒见凌栎造化之气,不知乃用事也。《弥衡传》‘挝渔阳掺,声悲壮。’《汉武故事》‘星辰动摇,东方朔谓民劳之应。’则善用故事者,如系风捕影,岂有迹耶?此理殆不容声,余乃显言之,已落第二矣。”〔19〕(卷三十九)此亦是从文献出发,找出杜甫用句的出处。
诗学研究与诗歌创作不同,诗歌创作是情感的抒发,而诗学研究则充满着理性精神。宋人处于这样一个时代,他们面临着前代丰富而辉煌的文学遗产,同时也肩负着如何在前人走过的路径之外另辟蹊径,开创出宋诗风貌的重任。从这一点来说,宋人诗学从重感悟走向理性思考有着时代的基础与必然。同时,宋人有着浓重的理性精神与学术气质,考索在北宋诗学批评中的大量应用是学术从经学向文学渗透的一个重要表现。经学在宋人手中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他们疑古,也疑经,他们在《诗经》从经学向文学角色转变的过程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他们把这种求真、求是的学术精神运用到诗学当中,也自然促进了考索方法在北宋诗学批评中的运用,尤其是在对文献的考索,诗歌用事的考索等方面。加之,黄庭坚提出了“脱胎换骨”、“点铁成金”的理论,这种理论也自然促进了人们对诗句化用的重视,同时也促进了人们对前人化用诗句的考察,这使考索在诗学批评方面的运用得到强化,也使这一批评方法成为北宋诗学批评与前代的一个重要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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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姝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