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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九月二十七日，林林同志年届九十四岁高龄了。林林同志是我国外交和文化战线的老前辈，又是对外友协的老领导。《友声》杂志拟在十月号介绍他的生平，向他祝贺寿辰，为此约我撰稿，我当即就答应下来了。我说我早有此意，要写文章为林林同志祝寿，并借此表达我对他的爱戴和尊敬。
对我个人来说，林林同志既是领导，亦是师长。他在任友协副会长主管亚非地区工作时，我曾在友协亚洲处工作过，正好是归他管的。他知道我喜爱文学，曾给我诸多奖掖和鼓励。我的第一本诗集《在异国的星空下》是他写的序。他是领我进入文学殿堂的恩师。
我虽与林林同志接触较多，但在很长时间内，只知他是位著名诗人和外事活动家，而对其生平却不甚了了。他平时也很少与我谈他的过去。直到1987年他送我他的散文集《海和船》，我才从书中了解到他早年的战斗经历。近日我读了他新近出版的自传《八八流金》，使我更为详细地看到了一位革命者丰富多彩的人生历程。现在就让我对林林同志的生平做点简要的介绍吧。
林林，1910年出生于福建省诏安县桥园村，原名林仰山，林林是他在日本东京写诗时起的笔名，取自柳宗元的“总总而生，林林而群。”
1929年，林林就读于北平中国大学，1933年毕业。同年赴日本，到东京早稻田大学读经济学，后转为文学。在日本期间他加入了左联东京分盟，办过《杂文》、《东流》、《诗歌》等文学刊物，常与郭沫若先生交往，得到他的支持。1936年林林回上海，在《救亡日报》社工作，主编《文化岗位》副刊。郭沫若曾为报社社长，夏衍为总编辑，林林是他们的助手。后上海沦陷，报社迁至广州，又至桂林，林林等为办报辗转奔波，不遗余力。《救亡日报》为唤醒民众团结抗日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1941年，廖承志指派林林作为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的代表，前往菲律宾办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后来他在那里领导创办了《华侨导报》。从1941年起至1945年日本投降，林林与当地人民并肩抗击日本侵略军，出生入死，屡历险境。一次他们的游击队在山村驻扎，遇日军搜索，他躲进了玉米地，日军架起机关枪扫射，密密的子弹从身边穿过，他险些遇难。一次他在和俘虏谈话时，又差点被日本人拉响的手榴弹炸死。在人们印象中，林林是温文儒雅的诗人和学者，殊不知他还曾打过游击，战斗在异国他乡的高山密林中。
1947年，林林回到香港，继续从事文化工作，当选为全国文艺协会香港分会常委。
1949年，林林奉命回广州，参加接管文化单位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广东省文化局副局长，后调任驻印度大使馆文化参赞。1958年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亚非司司长。1973年起任对外友协副会长。他曾是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届委员。兼任中日友协副会长、日本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诗词学会副主席、郭沫若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职务。他任这些职务不是挂名的，而是以其广博的学识为基础，在各个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
首先，我们都知道，林林同志长期从事民间外交工作，堪称是一位民间友好使者和文化使者。他在担任友协副会长期间，接待过无数批外国友人，出访过亚、非、欧十几个国家，为增进我国对外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用力尤勤，与日本许多文化界名人，如作家中岛健藏、井上靖、大江健三郎，画家东山魁夷、平山郁夫，音乐家团伊玖磨，指挥家小泽征尔等都有交往。在日本文化界，林林这个名字享有极高知名度，几乎成了中日文化交流的象征。
当然，我们还知道，林林同志素以诗人著称。他一生作诗不辍，出版有《同志打进城来了》、《印度诗稿》、《雁来红》、《剪云集》等诗集多种。他的诗抒写革命者的情怀，富于时代气息，跳荡着历史的脉搏。中国新诗歌史上当有其一席之地。我个人觉得，在艺术风格上，他的诗清新俊逸，是比较唯美的。如他写给井上靖的《梦之花》，在绮丽的诗句中，蕴含着深厚的感情：
是因胡姬捧出夜光杯，
葡萄美酒引起你的醉意？
是因杨贵妃跳起胡旋舞，
惹得你眼花缭乱？
但林林同志具有多副歌喉，有时亦发慷慨豪歌，黄钟大吕之音。如他在《我得掌握我自己》一诗中写道：“哦，要做鸟，就做鹰吧，高飞的鹰！/哦，要做兽，就做狮子吧，勇壮的狮子！/哦，要做人，就做个不平凡的英雄！”林林同志也写旧体诗词，不乏丽句佳作。他曾多次对我说，学写诗总要有点旧诗词的底子。他还说在上个世纪的文人中，旧体诗写得最好的是鲁迅、郭沫若、田汉、郁达夫。
林林同志还是我国知名的散文家。他的随笔集《扶桑杂记》、《扶桑续记》在中日两国拥有众多读者。他的散文既是学者式的，又是诗意的。他很看重做学问，常跟我说：“写文章忌空泛，要讲点学问。”确实，读他的文章是能长进学问的。譬如他为《日本古典俳句选》写的译后记，旁征博引，阐幽抉微，不啻是一篇高信息量的学术论文；但其文笔却又清新雅致，富于诗情，使人读来如饮香醪。熔学问和诗情于一炉，这正是他的散文的难能可贵处。作家陈大远曾评论他的散文说：“虽是散文杂记，堪登词社诗坛。风骚清骨韵飘然，写出真情一片。”
不消说，林林同志还是一位翻译家。他年轻时曾迷恋德国诗人海涅的诗，翻译出版过他的诗集《织工歌》、《奴隶船》。后来他译过菲律宾民族英雄何塞·黎萨尔的诗篇。1983年翻译出版《日本古典俳句选》。1990年翻译出版《日本近代五人俳句选》。还需要特别提到的是他曾于1974年翻译出版《鲁迅致增田涉书信集》。在1931——1936年间，鲁迅写信给日本学者增田涉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共计五十八封。这些信是鲁迅用日文写的，对研究他后期的思想、生活、工作具有重要价值。林林同志把这些信全部译成中文，因译文保存了鲁迅的文字风格，受到学界赞许。并经增田涉本人过目首肯。现此书信集译文已收入《鲁迅全集》，当传之不朽矣。
而且，林林同志还是一位书法家。他的书风自然和谐，融有诗人的洒脱灵秀和智者的超凡脱俗。他接待过许多日本书法界人士。书法是从中国传承到日本去的，在那里受到重视和发展；而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本土，书法艺术却几成荒漠。他为此十分着急，便建议成立书法协会，并为之多方筹措。建议受到周扬同志支持。1981年12月中国书法协会成立，他被推举为第一届中国书协副主席。他对弘扬我国书法艺术可谓功莫大焉。
另外，林林同志还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就是创建汉俳。日本有一种短小的诗体曰俳句，每首诗仅三行共十七个音。它在日本延续数百年，受到广大群众的爱好，并已走向国际化，产生了美国、法国、德国式等俳句。简单地说，汉俳就是用汉字写的俳句，也仅三行，但不是十七个音而是十七个字。八十年代初期，当林林同志与赵朴初、钟敬文二老共同倡导汉俳时，中国诗歌界对它还很陌生。林林同志说，赵朴老的汉俳偏于文言，钟敬老的偏于白话，他自己则是半文半白。写汉俳并不易，要以小小的诗体，即景抒情，给人宽宽的联想，留下长长的余韵。经过林林同志多年的示范和推广，汉俳现已在中国诗坛开花结果，得到相当的普及。汉俳的诞生，既为中国新诗增添了新品种，也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美丽的篇章。
林林同志作出的上述贡献，每一项都是应该专文论述的；但因篇幅有限，我这里只能蜻蜓点水，笼统言之。在《八八流金》卷首词中，林林同志回顾自己的一生，写道：“我行进在世纪河流的主航道上，尽管风高浪急，毕竟总在前进，对人对己，尚能交代得过去。”这是林林同志的自谦之词。我们看到，他的一生事业，岂止是“尚能交代得过去”，而是为后人留下了一宗丰厚宝贵的精神财富。
说起林林同志的“对人对己”，我们自然会想到他待人之宽厚仁爱。这是大家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我知道有这样一件事。1957年，诗人艾青被划为“右派”，许多人与他划清界限；他像一个印度贱民，成了不可接触的人。其时林林同志从印度归来，却不避嫌疑，专门去看望了他，还送他一个印度的象牙雕刻，和他一起照了相。艾青为此深受感动，一直珍藏着这雕刻和照片，后来还在文章中深情地忆及此事。我还知道，1976年发生天安门事件，林林同志曾向杨骥同志(当时主持友协工作)建议，对追查谁去过天安门不要太认真，杨听了他的建议。
林林同志尤注意对后辈的爱护和培养，在这方面我是有切身体会的。我就说一两个我自己的例子吧。1995年，我翻译的《英诗300首》出版后，去他崇文门家中送书，并邀请他参加为此书举行的首发式。他祝贺我出了这本书；我告辞出来，他一直送我到崇文门大街口，看我过了马路，才返身往回走。举行首发式那天，正当酷暑霪雨季节，我担心邀请的一些老先生能不能来。但当我走进会场时，却见林林同志已在那里，他是第一个到会的，比我这个当事人到得还早。记得他那天穿的是短袖体恤衫，脚着旅游鞋，一见我就说：“书我看了，是本好书，我为你高兴。”后来他在会上做了很长的发言，肯定《300首》的成绩，对我寄予殷切的希冀，使我铭记不忘。
前几年我在国外使馆工作。2003年2月，我回国后到他家中看望。他与我紧紧握手，亲自给我沏茶倒水，水洒到了桌子上，他说：“怎么流到桌子上去了？”他夫人陈龄赶紧来帮忙。刚一坐定，他就问我：“回来后有什么计划？”我说打算写一本《旅欧诗文集》。他说：“好，做点事情好。一个人在思想上永远不能退休。”他提醒我要注意文章的知识性，还嘱咐我要配一些好图片。我说我对自己写的东西不满意，觉得欠味道。他说：“不，你可以这样写，你要利用你自己的优势。”这一年他近九十三岁高龄了，但当我告别时，他还坚持乘电梯送我到楼下大门口。
最近，我听说林林同志做了白内障手术；友协成立五十周年庆祝会上也未见到他，我心里十分牵挂，便于7月6日去他家中探望，却见他气色犹好，使我甚觉欣慰。他说他做了手术后，眼力有明显改善，能够看书了。我问他平时都看些什么。他说他看《参考消息》、《文汇报》、《光明日报》、《香港大公报》、《文艺报》，也看凤凰卫视台的节目。最近在看有关匈奴史的资料；还看了朱元璋传。他还说，现在国家的经济和外交有成绩，文化上还要努力；友协也应加强文化工作。我听着他的谈话，对他愈感敬仰。我看到一位九十多岁的老革命者心里仍装着他的国家，装着八方山水万家忧乐。
我还看到在他书房墙壁上，挂有他新近赋写的诗《惜时》：
血雨腥风锻炼中 无多价值愧余生
时光若可回头转 还我青春再逞能
这是林林同志的自我述怀，亦旨在警策后辈踔厉前进。
古人云“仁者寿”；而林林同志是位跨世纪的文化之星。在此，我愿借杜甫诗句“南极老人应寿昌”，衷心祝他身体康健颐寿绵绵。我想这也是友协全体同志、文化界众多友人和他国内外所有朋友们的共同愿望。
对我个人来说，林林同志既是领导，亦是师长。他在任友协副会长主管亚非地区工作时，我曾在友协亚洲处工作过，正好是归他管的。他知道我喜爱文学，曾给我诸多奖掖和鼓励。我的第一本诗集《在异国的星空下》是他写的序。他是领我进入文学殿堂的恩师。
我虽与林林同志接触较多，但在很长时间内，只知他是位著名诗人和外事活动家，而对其生平却不甚了了。他平时也很少与我谈他的过去。直到1987年他送我他的散文集《海和船》，我才从书中了解到他早年的战斗经历。近日我读了他新近出版的自传《八八流金》，使我更为详细地看到了一位革命者丰富多彩的人生历程。现在就让我对林林同志的生平做点简要的介绍吧。
林林，1910年出生于福建省诏安县桥园村，原名林仰山，林林是他在日本东京写诗时起的笔名，取自柳宗元的“总总而生，林林而群。”
1929年，林林就读于北平中国大学，1933年毕业。同年赴日本，到东京早稻田大学读经济学，后转为文学。在日本期间他加入了左联东京分盟，办过《杂文》、《东流》、《诗歌》等文学刊物，常与郭沫若先生交往，得到他的支持。1936年林林回上海，在《救亡日报》社工作，主编《文化岗位》副刊。郭沫若曾为报社社长，夏衍为总编辑，林林是他们的助手。后上海沦陷，报社迁至广州，又至桂林，林林等为办报辗转奔波，不遗余力。《救亡日报》为唤醒民众团结抗日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1941年，廖承志指派林林作为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的代表，前往菲律宾办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后来他在那里领导创办了《华侨导报》。从1941年起至1945年日本投降，林林与当地人民并肩抗击日本侵略军，出生入死，屡历险境。一次他们的游击队在山村驻扎，遇日军搜索，他躲进了玉米地，日军架起机关枪扫射，密密的子弹从身边穿过，他险些遇难。一次他在和俘虏谈话时，又差点被日本人拉响的手榴弹炸死。在人们印象中，林林是温文儒雅的诗人和学者，殊不知他还曾打过游击，战斗在异国他乡的高山密林中。
1947年，林林回到香港，继续从事文化工作，当选为全国文艺协会香港分会常委。
1949年，林林奉命回广州，参加接管文化单位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广东省文化局副局长，后调任驻印度大使馆文化参赞。1958年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亚非司司长。1973年起任对外友协副会长。他曾是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届委员。兼任中日友协副会长、日本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诗词学会副主席、郭沫若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职务。他任这些职务不是挂名的，而是以其广博的学识为基础，在各个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
首先，我们都知道，林林同志长期从事民间外交工作，堪称是一位民间友好使者和文化使者。他在担任友协副会长期间，接待过无数批外国友人，出访过亚、非、欧十几个国家，为增进我国对外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用力尤勤，与日本许多文化界名人，如作家中岛健藏、井上靖、大江健三郎，画家东山魁夷、平山郁夫，音乐家团伊玖磨，指挥家小泽征尔等都有交往。在日本文化界，林林这个名字享有极高知名度，几乎成了中日文化交流的象征。
当然，我们还知道，林林同志素以诗人著称。他一生作诗不辍，出版有《同志打进城来了》、《印度诗稿》、《雁来红》、《剪云集》等诗集多种。他的诗抒写革命者的情怀，富于时代气息，跳荡着历史的脉搏。中国新诗歌史上当有其一席之地。我个人觉得，在艺术风格上，他的诗清新俊逸，是比较唯美的。如他写给井上靖的《梦之花》，在绮丽的诗句中，蕴含着深厚的感情：
是因胡姬捧出夜光杯，
葡萄美酒引起你的醉意？
是因杨贵妃跳起胡旋舞，
惹得你眼花缭乱？
但林林同志具有多副歌喉，有时亦发慷慨豪歌，黄钟大吕之音。如他在《我得掌握我自己》一诗中写道：“哦，要做鸟，就做鹰吧，高飞的鹰！/哦，要做兽，就做狮子吧，勇壮的狮子！/哦，要做人，就做个不平凡的英雄！”林林同志也写旧体诗词，不乏丽句佳作。他曾多次对我说，学写诗总要有点旧诗词的底子。他还说在上个世纪的文人中，旧体诗写得最好的是鲁迅、郭沫若、田汉、郁达夫。
林林同志还是我国知名的散文家。他的随笔集《扶桑杂记》、《扶桑续记》在中日两国拥有众多读者。他的散文既是学者式的，又是诗意的。他很看重做学问，常跟我说：“写文章忌空泛，要讲点学问。”确实，读他的文章是能长进学问的。譬如他为《日本古典俳句选》写的译后记，旁征博引，阐幽抉微，不啻是一篇高信息量的学术论文；但其文笔却又清新雅致，富于诗情，使人读来如饮香醪。熔学问和诗情于一炉，这正是他的散文的难能可贵处。作家陈大远曾评论他的散文说：“虽是散文杂记，堪登词社诗坛。风骚清骨韵飘然，写出真情一片。”
不消说，林林同志还是一位翻译家。他年轻时曾迷恋德国诗人海涅的诗，翻译出版过他的诗集《织工歌》、《奴隶船》。后来他译过菲律宾民族英雄何塞·黎萨尔的诗篇。1983年翻译出版《日本古典俳句选》。1990年翻译出版《日本近代五人俳句选》。还需要特别提到的是他曾于1974年翻译出版《鲁迅致增田涉书信集》。在1931——1936年间，鲁迅写信给日本学者增田涉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共计五十八封。这些信是鲁迅用日文写的，对研究他后期的思想、生活、工作具有重要价值。林林同志把这些信全部译成中文，因译文保存了鲁迅的文字风格，受到学界赞许。并经增田涉本人过目首肯。现此书信集译文已收入《鲁迅全集》，当传之不朽矣。
而且，林林同志还是一位书法家。他的书风自然和谐，融有诗人的洒脱灵秀和智者的超凡脱俗。他接待过许多日本书法界人士。书法是从中国传承到日本去的，在那里受到重视和发展；而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本土，书法艺术却几成荒漠。他为此十分着急，便建议成立书法协会，并为之多方筹措。建议受到周扬同志支持。1981年12月中国书法协会成立，他被推举为第一届中国书协副主席。他对弘扬我国书法艺术可谓功莫大焉。
另外，林林同志还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就是创建汉俳。日本有一种短小的诗体曰俳句，每首诗仅三行共十七个音。它在日本延续数百年，受到广大群众的爱好，并已走向国际化，产生了美国、法国、德国式等俳句。简单地说，汉俳就是用汉字写的俳句，也仅三行，但不是十七个音而是十七个字。八十年代初期，当林林同志与赵朴初、钟敬文二老共同倡导汉俳时，中国诗歌界对它还很陌生。林林同志说，赵朴老的汉俳偏于文言，钟敬老的偏于白话，他自己则是半文半白。写汉俳并不易，要以小小的诗体，即景抒情，给人宽宽的联想，留下长长的余韵。经过林林同志多年的示范和推广，汉俳现已在中国诗坛开花结果，得到相当的普及。汉俳的诞生，既为中国新诗增添了新品种，也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美丽的篇章。
林林同志作出的上述贡献，每一项都是应该专文论述的；但因篇幅有限，我这里只能蜻蜓点水，笼统言之。在《八八流金》卷首词中，林林同志回顾自己的一生，写道：“我行进在世纪河流的主航道上，尽管风高浪急，毕竟总在前进，对人对己，尚能交代得过去。”这是林林同志的自谦之词。我们看到，他的一生事业，岂止是“尚能交代得过去”，而是为后人留下了一宗丰厚宝贵的精神财富。
说起林林同志的“对人对己”，我们自然会想到他待人之宽厚仁爱。这是大家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我知道有这样一件事。1957年，诗人艾青被划为“右派”，许多人与他划清界限；他像一个印度贱民，成了不可接触的人。其时林林同志从印度归来，却不避嫌疑，专门去看望了他，还送他一个印度的象牙雕刻，和他一起照了相。艾青为此深受感动，一直珍藏着这雕刻和照片，后来还在文章中深情地忆及此事。我还知道，1976年发生天安门事件，林林同志曾向杨骥同志(当时主持友协工作)建议，对追查谁去过天安门不要太认真，杨听了他的建议。
林林同志尤注意对后辈的爱护和培养，在这方面我是有切身体会的。我就说一两个我自己的例子吧。1995年，我翻译的《英诗300首》出版后，去他崇文门家中送书，并邀请他参加为此书举行的首发式。他祝贺我出了这本书；我告辞出来，他一直送我到崇文门大街口，看我过了马路，才返身往回走。举行首发式那天，正当酷暑霪雨季节，我担心邀请的一些老先生能不能来。但当我走进会场时，却见林林同志已在那里，他是第一个到会的，比我这个当事人到得还早。记得他那天穿的是短袖体恤衫，脚着旅游鞋，一见我就说：“书我看了，是本好书，我为你高兴。”后来他在会上做了很长的发言，肯定《300首》的成绩，对我寄予殷切的希冀，使我铭记不忘。
前几年我在国外使馆工作。2003年2月，我回国后到他家中看望。他与我紧紧握手，亲自给我沏茶倒水，水洒到了桌子上，他说：“怎么流到桌子上去了？”他夫人陈龄赶紧来帮忙。刚一坐定，他就问我：“回来后有什么计划？”我说打算写一本《旅欧诗文集》。他说：“好，做点事情好。一个人在思想上永远不能退休。”他提醒我要注意文章的知识性，还嘱咐我要配一些好图片。我说我对自己写的东西不满意，觉得欠味道。他说：“不，你可以这样写，你要利用你自己的优势。”这一年他近九十三岁高龄了，但当我告别时，他还坚持乘电梯送我到楼下大门口。
最近，我听说林林同志做了白内障手术；友协成立五十周年庆祝会上也未见到他，我心里十分牵挂，便于7月6日去他家中探望，却见他气色犹好，使我甚觉欣慰。他说他做了手术后，眼力有明显改善，能够看书了。我问他平时都看些什么。他说他看《参考消息》、《文汇报》、《光明日报》、《香港大公报》、《文艺报》，也看凤凰卫视台的节目。最近在看有关匈奴史的资料；还看了朱元璋传。他还说，现在国家的经济和外交有成绩，文化上还要努力；友协也应加强文化工作。我听着他的谈话，对他愈感敬仰。我看到一位九十多岁的老革命者心里仍装着他的国家，装着八方山水万家忧乐。
我还看到在他书房墙壁上，挂有他新近赋写的诗《惜时》：
血雨腥风锻炼中 无多价值愧余生
时光若可回头转 还我青春再逞能
这是林林同志的自我述怀，亦旨在警策后辈踔厉前进。
古人云“仁者寿”；而林林同志是位跨世纪的文化之星。在此，我愿借杜甫诗句“南极老人应寿昌”，衷心祝他身体康健颐寿绵绵。我想这也是友协全体同志、文化界众多友人和他国内外所有朋友们的共同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