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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隐喻丰富的长篇小说，以“死亡”为脉络贯穿于一个鄂温克部落从生存繁衍直至衰落的始终，隐喻现代文明进程中人类的生存困境，引导人们进行对“死亡”背后蕴涵的关于社会和自然、生存与死亡的深刻思考。本文试从《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死亡”意象入手，运用莱考夫的西方文学隐喻理论，探究作品深刻而丰富的死亡隐喻。
关键词：《额尔古纳河右岸》；死亡；隐喻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8-0007-02
传统的观点认为隐喻是修辞的一种，而现代著名认知语言学家莱考夫指出隐喻的本质是以一种事物去理解和体验另一种事物的认知现象和思维方式，同时指出文学隐喻建立在日常隐喻的基础上，具有延伸、复杂化、疑问、合成的特点。文学作品中作家为传达深层的思想和价值观，常将部分内容隐喻化，通过人类熟悉的，具体的思想传递复杂、潜在而深刻的概念。本文的“隐喻”正是基于文学隐喻的意义。
从认知角度看，死亡本身就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的认知体验。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迟子建创设了大量的死亡意象，在原始的鄂温克部落里，人们见证着死亡，面临着死亡，也接受着死亡，这些死亡的意象因具有隐喻的意义而远远超出了日常死亡本身。正如叙述者所说：“我已经说了太多太多死亡的故事，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每个人都会死亡。人们出生是大同小异的，死亡却是各有各的走法。”[1]这些死亡的意象被作者附上了不同的隐喻和象征变得耐人寻味。
一、平和的死亡观
隐喻基于人们的经验认知，是把一个领域的概念投射到另一个领域去，通过两个概念域之间的互相映射实现，从莱考夫和约翰逊的隐喻“映射论”看，《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死亡是从“休息”“上天”“睡”等始源域指向“死亡”这一目标域的，这符合人类日常对死亡的认知。然而，文学隐喻是日常隐喻的延伸和深化，自然不能只在认知的本体和喻体的相似点上驻足，将“死亡”作为出发点进行解读，则其隐喻的意义就变的深广而富有内蕴了。
作者描写了众多人物的死亡：“列娜已经和天上的小鸟在一起了”，“安道尔去喝天上的水去了”，“哈谢是让一个大蘑菇带走的”……文学隐喻是对日常理论的延伸和复杂化，纵观作者创设的死亡意象的隐喻，并不是惨烈的，悲痛欲绝的，相反而是一种平和的，自然地，蕴含着淡淡的忧伤，这看似有些不符合人们的认知。死是生命的终结，是所有生灵不可避免归宿，人们对死亡的认识是畏惧的也是接受的，又往往是避讳的，所以提及死亡的时候，人们倾向于用含蓄的隐喻方式来表达，因为死亡之后是安静的，沉睡状的，而且人类常常幻想死后会抵达一个新世界，在中国常常以“驾鹤西去”、“安眠”、“休息”来指代死亡，“死亡=归去”这个隐喻被广泛认可。作者在作品中很少涉及到“死”字，这不仅是传统文化中，对死亡的避讳使作者委婉表述，更是作者深入体验信仰万物有灵的鄂温克人对灵魂的特殊情感使然。加之作者生活在极北的漠河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带给了不一样的生活体验和创作视角，培养了她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也让她用自然的和谐的心态去对待死亡，实现了超越肉体的精神家园的回归。这种真善美的、生命的体验融入文字中，形成了小说的“死亡”特色。
二、萨满之死
隐喻方式是在一定的文化基础下产生的，作品立足于萨满这一北方的古老而原始的信仰，它是游牧和狩猎时代的产物，其万物有灵的信仰包含着对自然、对神灵、对巫术的崇拜。萨满介于人与神之间，担负“神”的职责。如妮浩就是用自己的生命和神赋予的“神力”保护自己的氏族，以个人的巨大牺牲换来族人的安全、农业丰收、驯鹿健康等。然而，死亡也一直与萨满如影随形。
小说中萨满在面临灾难、死亡、牺牲时表现出从容、无私、义无反顾正是原始文明的精神象征，尽管他们也在悲痛着，清醒地认识到命运。最明显的就是妮浩孩子的死，妮浩以自己孩子的死亡换得他人的生。“‘那你可以不去救他啊！’玛利亚哭着说。妮浩凄凉地说，‘我是萨满，怎么能见死不救呢？’”当“天要那个孩子去”时，对妮浩萨满来说，也是一次以神的职责之名实现生命的复活。如作者所说：“我觉得萨满就是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化身，这也契合我骨子里的东西。”[2]妮浩孩子之死，隐喻作者对萨满古老的原始文化的尊重，展现出一种现代人自私贪婪的个性相对的，一种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价值选择。
然而，萨满一路见证着死亡，也终于会迎来自己的死亡。作品中两任萨满都死于与现代文明的博弈，尼都萨满因对抗日本人作法力竭而死。妮浩则死于拯救“现代人”造成的森林大火。传统上，老一代萨满死后，新萨满沿袭而生，随着妮浩的去世，萨满却走向了终结。妮浩的小儿子玛克辛姆出现了怪异的举止，这意味着他将要成为萨满了。然而妮浩的命运，让大家不忍看其背负生命之重。于是人们把萨满神衣、神帽、神裙捐给了博物馆，只留下一个神鼓。至此，鄂温克族最后一个萨满的死亡。萨满的精神成了承载作者对待生物平等尊重和热爱的态度的隐喻，而萨满之死更意味着古老的生活方式向现代文明的妥协。当人们的疾苦不再靠萨满而依靠现代医术，没有人愿以个人之痛疗救世间的伤痕时，原始的萨满教、信徒们以及生机勃勃的生存方式就将走向了消亡，萨满之死也启发人们去反思现代文明的意义。
三、死中有生的希望
文学作品以其语言、审美、人文思想的深刻性、启发性和超越性，使其本身就附带了隐喻的性质。文学隐喻可以超越日常隐喻的一般用法，弥补日常隐喻的认知的局限。死亡是人类的基本认知体验之一，但从某种程度上说，死与生是对立统一的。小说在结构上采用“现实”与“回忆”交错的方式，从一开始就暗示了鄂温克文明的没有进路的死亡宿命，但从其大量的死亡隐喻中也隐约体現出“生”的希望。
小说的最后，族人纷纷选择落山定居，服从于现代文明时。安草儿的留守和西班创造鄂温克文字的传承却显得渺小而伟大。作者也坚信：“如果有一天拉吉米不在了，西班一定会回来的。”在“我”讲了太多死亡的故事之后，依然选择给予这个部落一条可能的生存和传承之路。 依莲娜的死亡也颇有寓意。有着鄂温克血统的她，充满了对民族文化的眷恋和对山外丰富多彩生活的憧憬，这也构成了她的矛盾和痛苦，但最终她在徘徊挣扎中选择了回归，在完成妮浩祈雨的画卷后葬身于故乡的贝尔茨河流。可以说依莲娜的死亡寄托了作者对鄂温克文明的美好愿望，正如作品尾声“半个月亮”让人觉得“伤而不悲”，这里既暗示着一种生命的缺失和死亡，同时也隐喻了弥补残缺使其完满的可能。依莲娜的画卷和死亡共同筑成了作者态度的隐喻，即在现代文明的罅隙里，原始文明依然保留希望。
除此之外，小说中人物死亡的同时，也会催生出新的活着的希望，一如埋葬拉吉达的严酷的冬天之后又是暖春；达西死时，“猎鹰的家在天上，达西跟着它走，是不愁住的地方了。”仿佛死亡之后迎來新生。同时死亡的本身蕴含希望，使得每一平凡的死亡都具有了超越的意义，妮浩孩子的每一次“死亡”都昭示着另一个生命的救赎；列娜死时嘴角还挂着美梦一般的微笑，她死后那只因为孩子夭折而奶水枯竭的驯鹿又获得了“重生”。一种死亡实现了另一种生命的复活，因而死和生是一样圣洁美丽的。其风葬的描写更富于内蕴，鄂温克人生于自然，又在自然中回归，如小孩的风葬是装进白布口袋里扔到向阳的山坡上，人们期望他们变成一粒花籽，来年发芽生长开花。迟子建以死亡的独特隐喻告诉我们，作为自然的子女，无论生死都处于自然地怀抱，所以死亡不是恐惧的，而是蕴含着一种温和的生的希望，正表现了文学隐喻对日常隐喻的超越。
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设置了众多死亡的意象，其丰富的内涵远远超越日常隐喻本身，寄托了作者对自然和文明的人文关怀，同时给读者带来强大的震撼力。莱考夫的隐喻理论为我们解读文本提供了指导，我们从死亡的隐喻中，看到了一个游牧民族的纯真和坚韧，见证了历史进程中对自然和文明的摧残，也感受到一种挽歌般的生与死的思考。
参考文献：
[1]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228（文中有关该作引文皆出于此版本，故不再另注）。
[2]迟子建，周景雷.文学的第三地[J].当代作家评论，2006（04）： 44- 52。
[3]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成鑫.从西方文学隐喻理论看张爱玲文学作品[J].语文学刊，2008（24）。
[5]潘淑阳.一个反向文明的寓言———论《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死亡与救赎[J].华文文学，2014（05）。
关键词：《额尔古纳河右岸》；死亡；隐喻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8-0007-02
传统的观点认为隐喻是修辞的一种，而现代著名认知语言学家莱考夫指出隐喻的本质是以一种事物去理解和体验另一种事物的认知现象和思维方式，同时指出文学隐喻建立在日常隐喻的基础上，具有延伸、复杂化、疑问、合成的特点。文学作品中作家为传达深层的思想和价值观，常将部分内容隐喻化，通过人类熟悉的，具体的思想传递复杂、潜在而深刻的概念。本文的“隐喻”正是基于文学隐喻的意义。
从认知角度看，死亡本身就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的认知体验。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迟子建创设了大量的死亡意象，在原始的鄂温克部落里，人们见证着死亡，面临着死亡，也接受着死亡，这些死亡的意象因具有隐喻的意义而远远超出了日常死亡本身。正如叙述者所说：“我已经说了太多太多死亡的故事，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每个人都会死亡。人们出生是大同小异的，死亡却是各有各的走法。”[1]这些死亡的意象被作者附上了不同的隐喻和象征变得耐人寻味。
一、平和的死亡观
隐喻基于人们的经验认知，是把一个领域的概念投射到另一个领域去，通过两个概念域之间的互相映射实现，从莱考夫和约翰逊的隐喻“映射论”看，《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死亡是从“休息”“上天”“睡”等始源域指向“死亡”这一目标域的，这符合人类日常对死亡的认知。然而，文学隐喻是日常隐喻的延伸和深化，自然不能只在认知的本体和喻体的相似点上驻足，将“死亡”作为出发点进行解读，则其隐喻的意义就变的深广而富有内蕴了。
作者描写了众多人物的死亡：“列娜已经和天上的小鸟在一起了”，“安道尔去喝天上的水去了”，“哈谢是让一个大蘑菇带走的”……文学隐喻是对日常理论的延伸和复杂化，纵观作者创设的死亡意象的隐喻，并不是惨烈的，悲痛欲绝的，相反而是一种平和的，自然地，蕴含着淡淡的忧伤，这看似有些不符合人们的认知。死是生命的终结，是所有生灵不可避免归宿，人们对死亡的认识是畏惧的也是接受的，又往往是避讳的，所以提及死亡的时候，人们倾向于用含蓄的隐喻方式来表达，因为死亡之后是安静的，沉睡状的，而且人类常常幻想死后会抵达一个新世界，在中国常常以“驾鹤西去”、“安眠”、“休息”来指代死亡，“死亡=归去”这个隐喻被广泛认可。作者在作品中很少涉及到“死”字，这不仅是传统文化中，对死亡的避讳使作者委婉表述，更是作者深入体验信仰万物有灵的鄂温克人对灵魂的特殊情感使然。加之作者生活在极北的漠河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带给了不一样的生活体验和创作视角，培养了她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也让她用自然的和谐的心态去对待死亡，实现了超越肉体的精神家园的回归。这种真善美的、生命的体验融入文字中，形成了小说的“死亡”特色。
二、萨满之死
隐喻方式是在一定的文化基础下产生的，作品立足于萨满这一北方的古老而原始的信仰，它是游牧和狩猎时代的产物，其万物有灵的信仰包含着对自然、对神灵、对巫术的崇拜。萨满介于人与神之间，担负“神”的职责。如妮浩就是用自己的生命和神赋予的“神力”保护自己的氏族，以个人的巨大牺牲换来族人的安全、农业丰收、驯鹿健康等。然而，死亡也一直与萨满如影随形。
小说中萨满在面临灾难、死亡、牺牲时表现出从容、无私、义无反顾正是原始文明的精神象征，尽管他们也在悲痛着，清醒地认识到命运。最明显的就是妮浩孩子的死，妮浩以自己孩子的死亡换得他人的生。“‘那你可以不去救他啊！’玛利亚哭着说。妮浩凄凉地说，‘我是萨满，怎么能见死不救呢？’”当“天要那个孩子去”时，对妮浩萨满来说，也是一次以神的职责之名实现生命的复活。如作者所说：“我觉得萨满就是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化身，这也契合我骨子里的东西。”[2]妮浩孩子之死，隐喻作者对萨满古老的原始文化的尊重，展现出一种现代人自私贪婪的个性相对的，一种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价值选择。
然而，萨满一路见证着死亡，也终于会迎来自己的死亡。作品中两任萨满都死于与现代文明的博弈，尼都萨满因对抗日本人作法力竭而死。妮浩则死于拯救“现代人”造成的森林大火。传统上，老一代萨满死后，新萨满沿袭而生，随着妮浩的去世，萨满却走向了终结。妮浩的小儿子玛克辛姆出现了怪异的举止，这意味着他将要成为萨满了。然而妮浩的命运，让大家不忍看其背负生命之重。于是人们把萨满神衣、神帽、神裙捐给了博物馆，只留下一个神鼓。至此，鄂温克族最后一个萨满的死亡。萨满的精神成了承载作者对待生物平等尊重和热爱的态度的隐喻，而萨满之死更意味着古老的生活方式向现代文明的妥协。当人们的疾苦不再靠萨满而依靠现代医术，没有人愿以个人之痛疗救世间的伤痕时，原始的萨满教、信徒们以及生机勃勃的生存方式就将走向了消亡，萨满之死也启发人们去反思现代文明的意义。
三、死中有生的希望
文学作品以其语言、审美、人文思想的深刻性、启发性和超越性，使其本身就附带了隐喻的性质。文学隐喻可以超越日常隐喻的一般用法，弥补日常隐喻的认知的局限。死亡是人类的基本认知体验之一，但从某种程度上说，死与生是对立统一的。小说在结构上采用“现实”与“回忆”交错的方式，从一开始就暗示了鄂温克文明的没有进路的死亡宿命，但从其大量的死亡隐喻中也隐约体現出“生”的希望。
小说的最后，族人纷纷选择落山定居，服从于现代文明时。安草儿的留守和西班创造鄂温克文字的传承却显得渺小而伟大。作者也坚信：“如果有一天拉吉米不在了，西班一定会回来的。”在“我”讲了太多死亡的故事之后，依然选择给予这个部落一条可能的生存和传承之路。 依莲娜的死亡也颇有寓意。有着鄂温克血统的她，充满了对民族文化的眷恋和对山外丰富多彩生活的憧憬，这也构成了她的矛盾和痛苦，但最终她在徘徊挣扎中选择了回归，在完成妮浩祈雨的画卷后葬身于故乡的贝尔茨河流。可以说依莲娜的死亡寄托了作者对鄂温克文明的美好愿望，正如作品尾声“半个月亮”让人觉得“伤而不悲”，这里既暗示着一种生命的缺失和死亡，同时也隐喻了弥补残缺使其完满的可能。依莲娜的画卷和死亡共同筑成了作者态度的隐喻，即在现代文明的罅隙里，原始文明依然保留希望。
除此之外，小说中人物死亡的同时，也会催生出新的活着的希望，一如埋葬拉吉达的严酷的冬天之后又是暖春；达西死时，“猎鹰的家在天上，达西跟着它走，是不愁住的地方了。”仿佛死亡之后迎來新生。同时死亡的本身蕴含希望，使得每一平凡的死亡都具有了超越的意义，妮浩孩子的每一次“死亡”都昭示着另一个生命的救赎；列娜死时嘴角还挂着美梦一般的微笑，她死后那只因为孩子夭折而奶水枯竭的驯鹿又获得了“重生”。一种死亡实现了另一种生命的复活，因而死和生是一样圣洁美丽的。其风葬的描写更富于内蕴，鄂温克人生于自然，又在自然中回归，如小孩的风葬是装进白布口袋里扔到向阳的山坡上，人们期望他们变成一粒花籽，来年发芽生长开花。迟子建以死亡的独特隐喻告诉我们，作为自然的子女，无论生死都处于自然地怀抱，所以死亡不是恐惧的，而是蕴含着一种温和的生的希望，正表现了文学隐喻对日常隐喻的超越。
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设置了众多死亡的意象，其丰富的内涵远远超越日常隐喻本身，寄托了作者对自然和文明的人文关怀，同时给读者带来强大的震撼力。莱考夫的隐喻理论为我们解读文本提供了指导，我们从死亡的隐喻中，看到了一个游牧民族的纯真和坚韧，见证了历史进程中对自然和文明的摧残，也感受到一种挽歌般的生与死的思考。
参考文献：
[1]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228（文中有关该作引文皆出于此版本，故不再另注）。
[2]迟子建，周景雷.文学的第三地[J].当代作家评论，2006（04）： 44- 52。
[3]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成鑫.从西方文学隐喻理论看张爱玲文学作品[J].语文学刊，2008（24）。
[5]潘淑阳.一个反向文明的寓言———论《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死亡与救赎[J].华文文学，20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