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总（编注：曾敏之）走了，
　　有一些话想说，但此时此刻又有几分无从言说的怅然。
　　编完这期特辑，发觉想说、该说的话都已在大家的文章中，没有必要再人云亦云、狗尾续貂了。老总是个有脾气的人，我怕千篇一律的话说多了，他会生气，所以，在此只从刊物编辑方面作一点补白。
　　老总一直都兼任着《香港作家》的社长，杂志能够从无到有，从一份“会讯”到成为在香港文学丛林中的一棵常青树，此中所付出的心力与灌溉之功，可想而知，自不待言，也不必多言。
　　笔者自2006年起参与编务工作，除了间断的两年，于今算来也近八年，在编务上与老总自然时有交集，感受最深、感触最多的，就是老总的“无为而治”。本来，作为一社之长，老人家可以有诸多的“叮嘱”，但他从来没有“管”过我们，无论是在蜜蜜任主编的时期还是由我接棒的时候，都放手让我们去做，从没给我们任何的“任务或压力”，相反给以充分信任及编辑的自主。我想，这是一个老报人终身所信奉的传媒原则，在文学媒体运作中的又一体现吧。
　　老总是个老派的文学人，此所谓“老”并非“遗老”、“老朽”之意，而是有传统文化人的风范与人格精神之谓。在我的记忆中，他曾经多次撰文推崇张季鸾的文章功业，其中用心，不难感应与神会。对中国报业史稍有认识的人，相信都知道张季鸾当年主持《大公报》时，曾提出著名的“四不”方针：“不党、不私、不盲、不卖”，这是有良知有操守的中国媒体人一向奉为圭臬的原则。老总是老大公人，怎会忘记这个社训？可以说，他一生都在践行着这个宗旨，无论是文汇时期，还是在领导作联工作的过程中；无论是在历史大潮的转折关頭，还是在日常生活的事务中，我们都可以此来验证他的言行。这也就是我敬佩他、尊重他的一个内在因由。
　　老总晚年行动不便，出入总是策杖而行。记得好几次开编委会，都只能在他居所附近的茶餐厅里进行，由他作东边食边聊。如前所言，老总并不给我们什么具体的指示，只是和我们聊聊天，交换一下文坛见闻或轶事、趣事。但就是在这种“吃吃喝喝”的闲谈中，我对老总的办刊原则和精神，有了更深的领会，简而言之：讲真话、不媚俗。
　　这也正是老总在我心中种下的种子，我珍而重之的编辑准则。值得一提的是，他不是以说教的方式耳提面命，教导后辈，他不硬销自己的观点与好恶，而是以一种平易淡然的态度影响身边的人。记得有一次，大家在言谈间聊到一个在香港颇有名声的肖像画家，以一幅媚俗之作，引来媒体热炒，又卖了一个好价钱。老总听后，哈哈一笑，炯炯的双眸中闪过一丝他特有的慧黠之光，对如此世风如此艺术，表现出一种鄙夷、一种不屑。这就是他的个人魅力之一，在评骘时人时事时无意中流露出爱憎分明的态度，让闻者领受到一种择善固执的守持精神。
　　编委会好像从来都没有一个正式的议题，而是随意交换意见，甚至闲聊八卦，但每一次都让我感到很充实、有收获。老总在谈笑之中的神情举止，每每展现出他的真性情和人生态度，并在不经意间让我们领受到一分期许，也保持一种清醒：分清艺术的真伪。我们这个时代看似热闹、风光，其实也是光怪陆离，有许多怪现状，也有许多赝品。这年头假货太多，无论是人还是艺，都要懂得区分辨别。所以，我十分庆幸，能有机会在这样一位正气有理想有担当的长者引领下，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文学工作。
　　每一次餐聚之后，我们都说要陪他上楼，但总是敌不过他的执拗，只好让他自己拄着拐杖，一步一步、慢慢地挪回居所。望着他那略为佝偻的身影，我总是会想，是什么令他有如此充沛的精神，为文学为社会劳心劳力，又乐此不疲？同时又会感慨，有谁会想象到这弱小的身躯里，竟有一个强大的灵魂？
　　我相信，他身上有一股真气，那是因为他的灵魂与无数伟大先贤是相通的，他的心与他们同在。书生报国，岂止秃笔一支？
　　如今，逝者已矣，怀想他远去的背影，我所能言表的还是范文正公的那句话：微斯人，吾谁与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