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我不想看“10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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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谈论“10万 ”时,
  我们在谈论什么?
  从微信公众号公开阅读量起,“10万 ”就成了一种指标或一枚勋章。朋友圈常常被同一篇文章、同一种观点刷屏。微博时代成就“大V”,而微信时代人人膜拜“10万 ”。
  “10万 ”俱乐部里当然不乏好文章、好观点,但翻阅每天的“新媒体指数”,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懂你的人,才能更好地爱你!》《圈内扒爷:仔仔的泰国女友曝光?不是刚结婚吗?居然还怀孕了?!》《把碗留给母亲洗》……要么鸡汤,要么八卦,从标题里就能看出作者制造爆款的野心。
  今年春节期间,朋友圈里最火的“10万 ”是那篇《姑娘,你的问题是没有教养》。作者剑指“上海女孩逃离江西农村”的假新闻,避开了每到春节就被热议的“城市白领返乡”话题,聪明地从一张照片里的饭菜种类、筷子摆放、手机像素来分析女孩的心理和她的“没有教养”。最后还不忘附上一段个人经历,挖苦当下年轻人:花着几千元跑去受罪,哭着喊着求着吃一餐“原生态”。
  这篇文章很快被刷屏,随着越来越多“大V”、专栏作者、公众号写手加入评论阵营,出现了更多爆款。但几天之后,事情变得尴尬——界面、澎湃等媒体对事件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发现原帖中“逃离江西”的上海女孩根本不存在,那张照片只是一个无聊怨妇搬用视频截图刷存在感。再回头看那些义正词严的“10万 ”文章,讽刺又可笑。
  类似的文章还有《五年前节目中他首提引力波,遭嘉宾嘲讽,如今他们都欠他一个道歉!》,一个最新科研热点“引力波”,一位下岗工人,再搭上一群傲慢的知识分子和娱乐明星,戏剧性十足,足够造出一篇爆款。号称天天爆料的“滑板哥”公众号又为这起事件配上《一群流氓》的标题,几小时内阅读量就远远突破“10万 ”了。
  故事结局再次反转,一个个科研工作者站出来,力证所谓下岗工人的“引力波”研究纯属扯淡。撒了一互联网的鸡汤又一次变成了狗血。
  它们不提供观点和新知,
  只用形容词和励志故事启发你、开解你
  澳大利亚学者约翰·多克说,大众文化有一种最显著的特性:狂欢。每一篇“10万 ”都是一次朋友圈的狂欢。要达到这一目的,按照美国文学批评家德怀特·麦克唐纳的说法,那就要“尽一切办法让大伙儿高兴”。
  翻阅“10万 ”数据,从题材来看,排前五的分别是搞笑、八卦星座、养生、心灵鸡汤类和唱反调。
  作为一种新生文体,“撕逼文”在“10万 ”题材排行榜的位置稳步上升。娱乐八卦类公众号因题材讨巧,本就是爆款文章的高频诞生地,若是偶尔出一篇明星“撕逼文”,就一定有“10万 ”卖相。
  最初,热销的“撕逼文”还仅限娱乐圈大咖,如今,随便一个三四线小明星互撕的爆料都能制造一篇爆款,从过去在马路上看热闹转移到现在在网络上看热闹,国人对撕的热情从未改变。
  标题决定爆款,
  比一切诗学、美学都可靠
  在一个微信公众号可以月入百万元的年代,“10万 ”的狂欢是表象,背后的利益才是这些爆款文章被批量制造的驱动力。
  在搜索引擎里输入“10万 ”,满屏都是传授如何制造“10万 ”的经验:《只改一下标题,阅读量从1万 到10万 》《揭秘:500粉丝10万 的阅读量是如何炼成的》《粉丝只有两万时,如何连续两天10万 》……而这些教人制造“10万 ”的文章本身很多就实现了“10万 ”,这个招数叫寻找“第二落点”。
  这些文章就像摆放在机场书店里的成功学、营销学大厚本——和真理无关,只与钱交好。
  这些“10万 成功学指南”教你如何找选题,不能自说自话,要跟热点,有“狼性”。不能文绉绉,要远离知识分子腔调,要接地气,要低到尘埃里。微信粉丝追求的是情感的共鸣,并不需要从一篇有“10万 ”潜质的文章里看到新世界,他们要在别人的文字里再次肯定自我。
  “标题党”是爆款文章的利器。爆款标题和好看无关,只与关键词有关。炸裂、惊爆、内部资料、干货、范冰冰……一篇爆款的标题不需要优美切题,只需要劲爆的关键词。
  一篇题为《近10年最成功的10位互联网大佬:最失败的项目是什么?》的文章,阅读者寥寥。当标题变为《雷军、王兴、刘强东、周鸿祎等10位大佬,最失败的项目是什么?》,阅读量马上突破“10万 ”。网友想看的不是内容,只是这几个响当当的名字。可见,微信文章的阅读量与质量几乎无关。
  我们关注的账号是我们想成为的人,而我们选择阅读的才是更真实的自己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每个人都放弃了自己筛选阅读内容的权利,人人都关注着大量公众号。然而点开“订阅号”,每个头像右上角未读文章至少两位数,甚至变成了省略号。
  我们关注的账号是我们想成为的人,而我们选择阅读的才是更真实的自己。
  互联网本该拓宽我们的视野,但直到今天,我们每天探讨的话题都出奇一致。小李子拿到奥斯卡,刷屏;Selina离婚了,刷屏;胡歌和霍建华一起上了杂志封面,还是刷屏。我们刚刚尝试独立面对碎片化的世界,有了朋友圈和“10万 ”,生活再次回到全城几份报纸的时代。一个头版头条,就是整个城市的话题。
  我们阅读“10万 ”,除了取悦自己,也是为积累谈资。我们讨论要不要看“10万 ”,也讨论该不该为国产烂片埋单。在饭桌上聊起不能错过重要话题,不至于只能低头戳盘子。
  “10万 ”和受众的关系就像观众与商业片的关系,二者无关艺术,而是精心策划的营销。它们分析受众需求,揣摩观看(阅读)心理,在适当的时候植入广告。
  一半以上的“10万 ”制造者都是草根出身。编剧廖一梅说:“大众审美就是臭狗屎。”这是精英阶层对大众文化的控诉,其中有无奈,也透着那么点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
  过去,文化话语权掌握在精英阶层手中,他们肩负着反映大众文化理想和提升大众文化人格的使命。今天,每一个拥有社交网络的精英都在忧虑和恐慌,就像霍加特在《文化用途》中提到的,新技术用“通俗”和“仿真”培育了一种大众性的审美趣味。大众文化的传播者必须考虑大众的趣味和品位,“可受性”代替了“真理性”。
  我们偶尔会从那些静悄悄的朋友圈分享中看到萨特、海德格尔、尼采,会从阅读量以百计的公众账号里读到加缪、卡尔维诺或者雷蒙德·卡佛。在被裹挟着读过一篇篇“10万 ”后与他们相遇,总有种如沐春风之感。他们就像电影院里卖不出票的文艺片,三五天就下档,遇到了是幸运,更是缘分。
  没有人能彻底抛弃“10万 ”,但在“干货”和“不得不看”之外,我们还需要点别的。或许是萨特,或许是卡佛,或许是引力波。毕竟,“10万 ”之外的世界才是你的私人领地。
  (摘自《新周刊》2016年第6期 图:廖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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