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激情与超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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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处乱世,仁失义尽
  司马迁说庄子姓庄名周,后来有人说,“庄周”这个名字本身就相当于笔名,“庄”是康庄大道的意思,“周”是周行不殆的意思,这个名字实际上表示人生的一种境界。当人的思想能够真正和道融合在一起时,人生道路就是康庄大道,周行不殆。
  司马迁说庄子曾经做过一个小官:“尝为蒙漆园吏。”漆园不会很大,学术界通常的看法认为,大概也就一个乡那么大。庄子大概是在一个乡里面做一个小干事。庄子时间上是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与孟子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司马迁说,庄子的“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是对老子思想的一种发扬光大。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孟子也就是三万四千多字的著述。从字数来说,庄子的著作是远远超过孟子的。他的著作大多数都是“寓言”。《庄子》里的故事特别多。庄子讲道理的时候,往往是用讲故事的方法,随时编造一个寓言来阐明道理。他想说一个思想时,即兴地编一个非常生动的、富有哲学意味的故事来。这种天赋,庄子以外没有第二人。所以,庄子的书读起来真是非常有趣。
  在庄子的时代,国与国之间是“列国以攻伐为贤”。哪个国家攻击力最强,哪个国家就最有威信,大家都服从它。在一国之内,是“治国以强国能攻为上”。治理国家的目标不是让人民幸福,而是强国,使国家强大起来,有强大的进攻能力。在“战国”时代,国家的基本职能就是战争。一个国家不能打仗,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在这个时代是没有办法立足的。所以,各国的统治阶级在治理国家的时候,目标不是让国家富起来,不是让人民能够有很好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而是强大,是在战场上占上风。
  列国以攻伐为上,治国以强国能攻为高,朋友道绝,天伦恩尽。从社会最基层的单位——家庭,到朋友、人际关系,到国家、国际,全面地面临道德危机。庄子的思想就产生在这样的时代。这样,就能理解庄子为什么会对这个社会不屑一顾了。庄子内心非常纯洁,内心越是纯洁的人,越是不能容忍那些肮脏的东西。
  安贫乐道,傲立诸子
  面对这么个时代,庄子的办法是洁身自好。所以,庄子和先秦诸子有很大的不同。儒家、法家、墨家,都还抱着一副救世的心肠。他们认为,只要不懈地努力推广道义,这个世界还是有救的。而庄子对这一点显然已经不抱信心了。所以,其他诸子都在城市里面,打交道的都是诸侯、大夫,而庄子一个人在野外。可是,学者往往没有谋生的能力,结果,庄子是先秦诸子里面最穷困潦倒的人。其他诸子是“穷而不贫”,而庄子是“贫而不穷”。走投无路,政治上没有出路,事业上没有建树,叫作“穷”。经济上的贫困叫作“贫”。孔子、孟子的主张得不到实行,无法得到诸侯的信任,但是他们自身的生活条件是没有问题的。有生计问题的思想家只有庄子。
  庄子和诸子之间的第二个区别在于,诸子都是对诸侯说话的,而庄子却是在一个偏僻的地方自言自语。所以后来朱熹讲,庄子的一大特点是“僻处自说”。他自言自语的是什么?人生哲学。所以,这个自言自语到最后就变成了对所有普通人说话。
  在孔子和孟子的著作里面,可以看到他们在不断地讲仁、义、仁政、王道,都是政治术语。在庄子的著作里面,读到的都是一些自然意象。在《逍遥游》里面,基本上没有政治概念,有的就是一些自然概念:鲲、鹏、蜩、蝉、鷽鸠、大椿树、朝菌、江湖……所以读庄子的文章,就像读诗一样。今天有人把庄子称为“诗人哲学家”,道理就源于此。
  他一个人在僻处自言自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这说得很抽象,却是一个了不起的境界。身處同时代的孟子和庄子有什么不同?孟子“正”,庄子“大”。正的人往往不够大,大的人往往不够正。所谓“正”,即正派,坚持原则,决不妥协。这样的人往往不够包容。所以,孟子喜欢跟人辩论,而且在辩论的时候一定要压倒对方,体现出很固执的一面,这就不够大。而庄子是很大的,能够包容万物。这是一种超越的“大”,大的胸襟,大的眼界,大的思维。孔孟虽然也“大”,但他们是道德上的“大”,所以叫作“大人”,和“小人”相对。这是一种坚持的“大”,固执的“大”,执着的“大”。而庄子是眼界上的“大”,胸襟上的“大”,是一种超越的“大”,是包容万物的“大”。
  庄子和惠子的“濠梁之辩”,就体现了庄子的“大”。他与万物之间是没有界限的,自己高兴,就觉得鱼也应该是高兴的,把自己的快乐放到了鱼的身上去了,物我之间没有界限。这就是庄子的“大”。他所关注的对象是自然界和人生的普遍苦难。
  有用与无用
  有用的人称为人才,有用的木头称为木材。庄子为了把“有用”表达得很形象,用比喻的方法,通过木材来说明人才。在《庄子》里,关于树木的寓言故事非常多,比如他讲:“山木,自寇也。”山上的木头,正因为它有用,可以做房子,做家具,做船,甚至做棺材,所以才会被人砍伐。树生下来,并不是为了给别人用的,它的生命是自己的,有自己的生命历程。它本来可以在山上一直生长下去,可是因为它有用,就被砍伐了。所以说是“自寇”,自己招来了别人对它的砍伐。“有用”往往会给自己带来祸患。
  “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桂树可食,所以经常被人砍伐;油漆有用,所以才被别人割下来。割漆是用一把很锋利的刀子在树上割出很多裂缝来,然后从这些倾斜的裂缝中流下树的漆来。漆树为什么遭到这么严酷的刑罚,就是因为它自身有漆,是可以为别人所用的。庄子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生命自身并没有给别人使用的义务。
  庄子在《马蹄篇》里说:一匹马,生下来以后,按它自身的属性,可以奔跑,可以跳跃,可以在野外自由自在地生活。可是人类把它驯化,然后骑在马背上,把它当作运输的工具,战斗的工具。庄子就反问:难道马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被驯化的吗?大自然产生出马这种物种来,是为了让人类去使用它的吗?它的命运就是要当人类的奴仆吗?在这些反问里面,体现了他对于人自身的维护。在先秦诸子里面,具有现代的个体自由思想的,只有一个庄子。他认为自然万物有它自己的生命历程,并不是生来为别人所用的。   这就是道家的老庄和儒家的孔孟的区别。儒家一再要求我们雕琢自己,让自己变得有用。“修身”就是让自己有用,然后用自己的才能去齐家,治国,平天下。庄子却主张要把自己修炼到“无用”的境界。如果是一棵树木的话,就把自己修养成不是木材;如果是人的话,就把自己修养成不是人才。有用的木头叫文木,无用之木是散木,而散木恰恰是长寿的。
  在庄子的思想里面,有用是对他人而言的,不是对自己而言的。有用的标准是外在的,而无用的标准是内在的。所以,庄子实际上就是说,为什么要成为对别人有用的人?为什么要为别人活着?庄子注重的,是维护个体的独立性。
  “道与德”
  “道德”这个词在道家里的含义,与今天是完全不一样的。“道”和“德”是分开的。“道”是指自然万物背后所隐藏的规律,而“德”是每个个体的特征。人类有共同的规律,可是每个人又有不同的个性。所以庄子讲的“乘道德而浮游”,就是说要适应自然万物运行的规律,同时还要保全自己个性,在这样的基础上,达到悠然自得的境界。只有达到这个境界,人才能免于社会所施加的种种束缚,免于社会所带来的种种危险。
  庄子发现,在战国时代,一般人很少能够保全自己的生命,很少能够寿终正寝。所以他讲究养生、存身,保护个体不受侵犯,让个体能够按照自然的生命历程自由地发展,这就是庄子哲学里重要的价值。
  怎么保護自己?有两层含义,一个是保护自己的自然寿命,一个是保护自己的个性。庄子明确说:古代那些隐士,并不是他们自己愿意藏身到山林之中,不愿意出来的,并不是他们自己愿意闭上嘴巴不说话,不到公共场所上去发言的,并不是他们愿意隐藏起自己的智慧,不把智慧拿出来为人民造福的。而是因为“时命大谬也”,这个时代对个体来说太危险。有人警告过孔子,“方今之时,仅免刑焉”,孔子所处的春秋后期就已经出现这样的情况了,经过一百多年以后,到了庄子的时代更是愈演愈烈。孟子还愿意给齐宣王当老师,觉得齐宣王是可塑之材。而庄子没有信心,他觉得这些人教也教不好了,所以就彻底地隐居了。他在《养生主》一开始就讲到了:“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做好事,不要追求名声。如果一个人做好事出了名,就会变成别人眼里有用的人,就会被别人关注,那就有危险了。所以,做好事可以,要不留痕迹。做坏事,则不要犯法。很多人以为庄子说,做坏事也可以,只要不被惩罚就行,只要能逃脱惩罚就行。这种理解不是庄子的意思。实际上,这是对人的一种宽容,就是大德上一定要有原则性,而小节上稍微有点出入是可以不计较的。
  大与小
  庄子讲“大与小”的时候,有一段非常有名的话。在《齐物论》上有这么一段:“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下没有什么东西比秋毫之末更大,而泰山是小的;没有什么东西比一生下来就夭折的孩子更长寿,而那个活到八百岁的彭祖却是夭折的。
  在先秦诸子散文里面,最难读懂的就是庄子。在这里,庄子实际上是表达什么呢?一般人不会把不同类的事物放在一起来比大小。比如,大家说,姚明个子很高,但不会有人说,姚明个子不高啊,他比电线杆差远了。如果一个人这样说话就显得很可笑。不同类的事物不放到一起比较,因为这个比较是不公正的。庄子在这个前提下,更往前走了一步。那就是,即使是同类的事物,不同的个体,也不应放在一起来比较他们的大小贵贱。这是非常伟大的一步,因为这一步走出来,就证明了个体的价值。虽然是同类,但各自都是不同的个体,没有必要相互比较,更没有必要拿此者的优点跟彼者的缺点比,每个个体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
  道家既研究自然万物的共同规律“道”,又研究每一个不同个体的自身特征“德”。“德”是和“道”相通的,这就是哲学里面常常讲到的共性和个性之间的关系。但是每个个体是自足的,“个体自足”这四个字非常了不起。在先秦思想家里面,只有庄子把这一点给揭示出来了。“自足”就是自我满足,自我完善。“我”对于我来说,是完美的,是自足的,是不大不小、不高不矮、不多不少、不胖不瘦的,我就是我。我自身现在所拥有的所有特点加起来,才是我。所以每个个体都是完善自足的。那么结论就是,每个个体的存在都有足够的理由,都是合理、合德、合道的。因此,谁也无权抹杀任何个体的存在,谁也无权否定这份存在,谁也无权改变其他个体的现状。每个个体都有自身的权利。所以承认“个体自足”,最终就会引发对于个体和个性的尊重,进而导致宽容和自由的价值。
  “故为是举莚与楹、厉与西施。”“莚”是一根小草,“楹”是房子上面的柱子。小草很小,柱子很大。“厉”是得了疾病,身上生了很多的疮,很丑陋的人。西施是大美女。庄子用这两个极端的事物来作比较,小草虽然小,但有它自身的价值,有它存在的道德依据;丑陋的人,虽然没有西施美,但仍然有他存在的价值,仍然有他生存的权利。不能以任何借口剥夺别人的权利。所以,“恢诡谲怪,道通为一。”从道的角度来看,大家都是平等的。即“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万物没有贵贱的区别。“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就是说,一个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别人,总是倾向于肯定自己而否定别人,抬高自己而贬低别人。然而在社会上,世俗的观念是“贵贱不在己”,贵和贱不在自身,它有个外在的标准。尽管说个体是自足的,但世俗却不能实现这样的价值。所以庄子在这个地方讲了三种观物的方式:第一,道德观物的方式,是没有贵贱,一律平等;第二,站在自身的立场上去看对方,会造成自贵而相贱的结果;第三,在这个世界上,普遍存在着一个以外在的标准去判断事物的错误倾向。
  庄子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贵贱观”的问题。有贵贱就有歧视,我是贵的,你是贱的,所以我就可以歧视你。如果我有权力,就可以制定出社会规则来:我是贵的,我就占更多的社会资源;你是贱的,那么我就剥夺你享受社会资源的权利,甚至剥夺你生存的权利。这就是歧视最终导致了迫害。人类历史上大规模的迫害,就是建立在贵贱观的基础上。希特勒就认为,犹太人是一个劣等民族,而日耳曼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照这个观点,犹太人就应该被杀光。所以,庄子的无贵无贱、个体自足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非常重要。   是与非
  庄子举过几个例子,说明是非对错是存在的,但可怕的是人们常常用是非来对别人作判断,最后的结果就是“我是对的,你是错的”,用自己的观点强行加到别人的头上。庄子说,这是错的。他的《齊物论》的题目就很有意思。什么叫“齐物”?就是万物平等。什么叫“齐物论”?“物论”也应该平等。万物是平等的,对于万物的评价也应该是平等的。
  庄子讲到,人如果长期待在潮湿的地方会生病,但是,难道泥鳅也是这样吗?泥鳅偏偏愿意待在泥巴里面。人如果晚上睡在树枝上面,肯定会非常害怕,但是,难道猴子也是这样吗?人要睡在床上,泥鳅要睡在泥巴里面,猴子就喜欢睡在树上,不能说哪一种睡法是对的。如果说人是对的,难道要泥鳅也睡到床上吗?等到某一天泥鳅如果当政了,让人也睡在泥巴里面,行吗?所以庄子说,天下没有所谓的“正处”。不要以自己的观点去判断别人,不同的个体有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爱好。所以庄子讲:“物无非彼,物无非是。”每一个事物本身都存在着与它相对立的一面。“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每一个事物都有是和非,每一个事物都包含着它的矛盾性,因此不能以一己之见来判断世界。
  天下那么多的学问,儒家、法家、墨家、兵家,都是站在他们自己的立场上,看到了他们自己所看到的部分真理,然后他们就把部分真理理解为世界的全部,理解为所有的真理。所以庄子把当时天下学者们都称为“一曲之士”——都得到了部分的真理,却又拘泥于自己的所得而不能够认识真理的全部,不能认识到世界的丰富性和宇宙的无穷性。类似盲人摸象,他们都只是讲到了某个局部,但是和整体的真理、事实的真相相去甚远。
  庄子讲了一个小故事。有个成语叫“朝三暮四”,就从庄子这儿来的。这个故事大家都熟悉。讲了这个故事以后,庄子总结出了圣人的态度:“和是非”,把是和非搅和起来,不要随便地去判断是非,不要随便地说谁是对的,谁是错的。然后“两行”,我是对的,你也不一定错,这就是宽容。从一般人的角度来讲,个人首先至少要做到不自以为是。如果是坏人,自以为是就更糟糕。好人的自以为是同样会有问题,人们常常讲的好心办坏事就是这样。在《庄子》里面,就讲了好心办坏事的故事。
  南海之神为倏,北海之神为忽,中央大地的神叫混沌。南海之帝和北海之帝到混沌这个地方作客,混沌把他们照顾得非常好。他们很感动:“混沌对我们太好了,我们要想着用什么办法来报答他一下。”他们发现混沌和他们不一样,混沌的脑袋就是个肉球,什么都没有,没有鼻子、眼睛、耳朵、嘴巴。他们觉得混沌太可怜了,就商量着帮他在脑袋上把七窍给凿出来。这样,每天凿一个窍,凿了七天,七个窍全部凿成了。结果却是“七日而混沌死”。
  庄子早已经认识到,每个个体都是自足的,所以个体有权利选择他自己要的生活。同时,每个个体都是有局限的,没有任何个体能够代替别人去思想,也无权代替别人去作决定。
  生与死
  “齐生死,等贵贱”,生死在庄子看来是平等的。在《庄子》里面,很多地方讲到了死亡。庄子的妻子死了,好朋友惠子去吊唁,看到庄子“箕踞”,两腿叉开,平坐在地上。这是非常不礼貌的、没有教养的坐法。庄子还敲着破瓦罐,边敲边唱歌。惠子很生气:“庄先生,你不哭也就算了,还唱歌,是不是太过分了?”庄子听了以后说:“当我妻子刚刚死的时候,我也是人啊,有人之常情啊,难道我一点感慨和悲伤都没有吗?我也哭了,可是哭了两声我就不哭了,因为我哭着哭着,突然想明白一个道理,我的妻子在没有成为人之前,她肯定没有生命,她不光没有生命,连形体都没有。不光形体没有,连元气都没有。就是在自然的运作过程中,渐渐地由一团气,凝结而成了一个人。现在她去世了,又死了,不就是回去了吗?不就是回到她原初的状态中去了吗?想到这一点,我觉得我哭就挺滑稽了。她好好地躺在那儿,将来等她的肉体都消解了以后,就睡在天地之间,和大自然万物融为一体。她已经回到老家去了,我还在这个地方哭,多滑稽可笑啊,所以想通这一点,我就不哭了。”庄子的哲学,不需要宗教来安慰我们,不需要用来生来安慰我们,只要想一想在出生之前自己是什么样子,大不了就是又回到原来的样子。可以说,庄子在宗教之外,给中华民族找到了一种生死之道。解脱生死,是哲学的一大任务;参透生死,是人生的一大课题。
  庄子快要死的时候,他的弟子们在想,我们尊敬的老师要死了,一定要想办法厚葬他。庄子说:“不用,没有必要的。”庄子反对别人厚葬他,是因为他认清了自然,死也就是人生一个过程,没有必要做得那么一本正经,所以他说:“我死了以后,你们可以随便地处置我,不要弄那么多的陪葬。因为万物都是我的陪葬,天上的日月和星辰都是陪葬我的珍珠。你们随便把我一扔就是了。”弟子们说:“老师啊,我们担心把你随便一扔,你给天上的老鹰吃了。”庄子说:“你把我埋在地下,是给蚂蚁吃了,你把我扔在野外,是给老鹰吃了。你现在不让我给老鹰吃,偏偏要给蚂蚁吃,你们为什么这么偏心啊?”一个人对死亡能有这样通达的态度,这样的人很可爱,很有魅力。
  庄子又讲了一段诗意的话:“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大块就是大地,大地承载着众生的形体,用生活来让人们劳作,用年老来让人们休息,用死亡来让人们得到最终的安息。所以,死亡不是一个惩罚,而是对人们的奖赏。辛苦了一辈子,然后给你一个最大的奖赏,让你好好休息,你可以获得永恒的休息。这是庄子对大地所唱的赞歌。
  冷与热
  激情与超脱,可以说是庄子的魅力所在。
  孟子有激情,但是不够超脱。所以孟子有极强的是非观,动不动就要和别人辩论,别人不听他的,他就很生气,骂人家是禽兽。孟子很正,但不够大,不够宽容。孟子是眼热心也热。他的心肠是热的,他要救世,而他的眼也是热的,所以他英气勃发,看到任何东西都要管一管。只要出现不正常的现象,都会引起他道德上的痛苦,激起他道德上的义愤。老子是眼冷心也冷,没有什么东西再能让他愤怒了,他什么都看透了,所以最终是弃世而走,出关而去。而庄子正好在两者之间,庄子眼是冷的,心肠是热的。
  所以,庄子的文章就体现着这两种看起来很对立的元素——激情和超脱。一边可以读出他是充满激情的人物,一边又感觉他无比的超脱,可是在超脱之中又有无限的缠绵。他可以当众把这个社会的所有价值都抛在地上,用脚去踩,并且冷笑。但是当大家都走了,他又会把这一切都拾起来,抱在胸前,在那儿独自痛哭。这就是庄子。所以他的人格、气质是丰富的,他是不拘一格的,对他是很难界定的。他实际上知道战国时代的世界已经不可救药,所以面对这个世界的种种荒唐和罪恶,只好冷眼旁观,然后用“荒唐之言,谬悠之说,无端崖之辞”来写他的文章。
  读庄子,既能读出他的超脱,又能读出他的激情;既能读出他的冷眼,又能读出他的热心;不但读出他对世间的失望,还能够读出他对众生的牵挂——若是读到这一步,就了解了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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