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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乃至整个中国命运的扭转，起始于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经过10年“文革”之后，当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些伟人相继离去之后，处在历史十字路口的中国，怎样去做历史性抉择的关键时刻。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以新的思维、勇气和胆略，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果断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然而，要彻底解放生产力，必须撬动并推开旧体制这块如磐巨石，打破思想僵化和墨守成规的痼疾，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化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上来，已经古稀之年的邓小平出来为中国发展重新鼓劲，把稳航向。
其实，早在1977年11月，邓小平在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的陪同下到广东视察。邓小平来到广东以后，广东省领导把“逃港”的政治事件“捅”到了邓小平面前，也让一个人口不足30万人的边陲小县，首次闯入了邓小平的视野。
1949年10月深圳获得解放，由于中英交恶，双方从1951年便封锁了边界，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曾经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有将近56万人（次）的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史称“大逃港”。尤其1976年“文革”结束，不少人从极端的政治高压中解脱出来，他们通过外界的亲朋好友接触了更多的信息，加上阶级斗争的枷锁开始松懈，一种前所未有的躁动在民间浮现出来，“逃港”高潮再次突如其来。
在当时的深圳，曾经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而今，人们无法描述那场劫难，无法猜度那无数坚守安土重迁的农渔民拖儿带女踉跄越过边界时回头一瞬的心情和泪光。
制止村民外逃，不仅是当地政府的职责所在，更攸关珠江三角洲的稳定和发展。尽管从中央到地方甚至深圳边防部队一直对这个问题严防死守，但是偷渡之风仍旧愈演愈烈。
广东省把“逃港”作为恶性政治事件小心翼翼地捅到了邓小平的面前，然而令汇报者愕然的是，邓小平似乎对这惊天动地的政治事件无动于衷，只见他用睿智的目光望着窗外，沉默了一会儿才背过身来，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
时任省委书记的吴南生，马上带人到广东深圳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调查，亲身感受当地居民对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当时，宝安农民一个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到1.20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至70港币，两者差距悬殊，有近100倍。更耐人寻味的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经济收入对比如此之悬殊，难怪人心向外，才导致“逃港”事件，而这种经济上的差距，是政策造成的。
也正是这次视察，让“省尾国角”的深圳进入了邓小平的视野。也正是这次“逃港”背后的经济悬殊对比，让邓小平的心里有了新的思考。1978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并在会议上突然提出了一个理论：“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他一口气列出十多个城市，其中第一个城市就是深圳。这是“深圳”第一次为外界所知，广东毗邻香港的这个称作“宝安”的地方，越来越走进人们的视野。也正是邓小平说出“深圳”的这句话，决定了深圳这块土地，以及这块土地上人们的命运。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间歇，邓小平与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谈话交流时，再次说道：“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也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广东虽然想先走一步，却没想到要办“特区”。但是邓小平想到了，而且他的设想被中央采纳了，会议正式明确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试办出口特区，并要求广东省委先重点抓好深圳。
1979年1月，中央批准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在深圳的西部海岸租用土地创办蛇口工业区。同年4月5日，中央在京召开工作会议，广东省委汇报了酝酿利用广东自身优势，先走一步，在沿海划出一些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以吸引外商前来投资办企业的想法。1980年3月末，国务院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工作会议，研究并提出了试办特区的一些重要政策，并同意把原拟的“出口特区”名称改为“经济特区”。总之是要在南中国的沿海搞一块地方，实行特殊政策与灵活措施，让它们在经济上能够腾飞。
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并颁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一天，在逃港的橋头堡深圳，率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负责广东特区筹办，曾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不无感慨道：“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此起彼伏的逃港风潮，不仅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也为中国打开改革开放的窗口——设立深圳等经济特区，作了深刻而令人回味的铺陈，同时，也显示出总设计师过人的智慧与胆略，并迅即将深圳推向了改革开放的浪尖。
当时的深圳城区面积只有3平方公里，房屋低矮，街道狭窄，仅有“猪仔街”“鱼仔街”两条小巷和一条十字街，点一支烟走过小街，走到头，烟都吸不完。就是这样一个小县，开始了中国最早的改革开放试点。
（本文节选自《深圳十大文化名片》）
《深圳十大文化名片》
主编：李小甘
书号：ISBN 978-7-5115-5345-4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4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以新的思维、勇气和胆略，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果断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然而，要彻底解放生产力，必须撬动并推开旧体制这块如磐巨石，打破思想僵化和墨守成规的痼疾，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化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上来，已经古稀之年的邓小平出来为中国发展重新鼓劲，把稳航向。
其实，早在1977年11月，邓小平在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的陪同下到广东视察。邓小平来到广东以后，广东省领导把“逃港”的政治事件“捅”到了邓小平面前，也让一个人口不足30万人的边陲小县，首次闯入了邓小平的视野。
1949年10月深圳获得解放，由于中英交恶，双方从1951年便封锁了边界，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曾经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有将近56万人（次）的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史称“大逃港”。尤其1976年“文革”结束，不少人从极端的政治高压中解脱出来，他们通过外界的亲朋好友接触了更多的信息，加上阶级斗争的枷锁开始松懈，一种前所未有的躁动在民间浮现出来，“逃港”高潮再次突如其来。
在当时的深圳，曾经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而今，人们无法描述那场劫难，无法猜度那无数坚守安土重迁的农渔民拖儿带女踉跄越过边界时回头一瞬的心情和泪光。
制止村民外逃，不仅是当地政府的职责所在，更攸关珠江三角洲的稳定和发展。尽管从中央到地方甚至深圳边防部队一直对这个问题严防死守，但是偷渡之风仍旧愈演愈烈。
广东省把“逃港”作为恶性政治事件小心翼翼地捅到了邓小平的面前，然而令汇报者愕然的是，邓小平似乎对这惊天动地的政治事件无动于衷，只见他用睿智的目光望着窗外，沉默了一会儿才背过身来，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
时任省委书记的吴南生，马上带人到广东深圳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调查，亲身感受当地居民对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当时，宝安农民一个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到1.20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至70港币，两者差距悬殊，有近100倍。更耐人寻味的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经济收入对比如此之悬殊，难怪人心向外，才导致“逃港”事件，而这种经济上的差距，是政策造成的。
也正是这次视察，让“省尾国角”的深圳进入了邓小平的视野。也正是这次“逃港”背后的经济悬殊对比，让邓小平的心里有了新的思考。1978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并在会议上突然提出了一个理论：“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他一口气列出十多个城市，其中第一个城市就是深圳。这是“深圳”第一次为外界所知，广东毗邻香港的这个称作“宝安”的地方，越来越走进人们的视野。也正是邓小平说出“深圳”的这句话，决定了深圳这块土地，以及这块土地上人们的命运。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间歇，邓小平与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谈话交流时，再次说道：“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也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广东虽然想先走一步，却没想到要办“特区”。但是邓小平想到了，而且他的设想被中央采纳了，会议正式明确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试办出口特区，并要求广东省委先重点抓好深圳。
1979年1月，中央批准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在深圳的西部海岸租用土地创办蛇口工业区。同年4月5日，中央在京召开工作会议，广东省委汇报了酝酿利用广东自身优势，先走一步，在沿海划出一些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以吸引外商前来投资办企业的想法。1980年3月末，国务院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工作会议，研究并提出了试办特区的一些重要政策，并同意把原拟的“出口特区”名称改为“经济特区”。总之是要在南中国的沿海搞一块地方，实行特殊政策与灵活措施，让它们在经济上能够腾飞。
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并颁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一天，在逃港的橋头堡深圳，率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负责广东特区筹办，曾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不无感慨道：“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此起彼伏的逃港风潮，不仅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也为中国打开改革开放的窗口——设立深圳等经济特区，作了深刻而令人回味的铺陈，同时，也显示出总设计师过人的智慧与胆略，并迅即将深圳推向了改革开放的浪尖。
当时的深圳城区面积只有3平方公里，房屋低矮，街道狭窄，仅有“猪仔街”“鱼仔街”两条小巷和一条十字街，点一支烟走过小街，走到头，烟都吸不完。就是这样一个小县，开始了中国最早的改革开放试点。
（本文节选自《深圳十大文化名片》）
《深圳十大文化名片》
主编：李小甘
书号：ISBN 978-7-5115-5345-4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