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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大谷文书中有数十件占卜文书，但《大谷文书集成》对其定名多不准确。本文以敦煌占卜文书为参照，为其中的6件占卜文书予以定名，认为大谷占卜文书反映出来的占卜类型和方法与敦煌占卜文书大体相同，不同的只是用词与繁简。大谷占卜文书中的某些用词不同于敦煌占卜文书，却与中原典籍相同，或许反映了唐前期吐鲁番地区保存的典籍更多地来自中原。大谷占卜文书中有1件既不见于敦煌占卜文书，也不见于传世唐代典籍，是研究唐五代占卜史极其珍贵的资料。
关键词：大谷文书；敦煌文书；占卜文书；定名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6）06-0102-07
Abstract： The Otani Collection contains tens of divination documents， most of which have not been correctly identified in the Integrated Otani Manuscripts catalogue. This paper refers to the divination documents from the Otani collection and identifies six manuscripts among them， considering further that the divination type and methods reflected by these documents are basically similar to those recorded in Dunhuang divination documents. The only difference lies in the wording and complexity of instruction. Some words used in the Otani manuscripts， though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Dunhuang divination documents， are the same as those in historical documents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which might reflect that most historical documents preserved at the Turfan region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came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There is one document from the Otani collection found neither among Dunhuang divination documents nor in extant historical documents that is very valuable for studying the divination history in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Keywords： historical documents from Otani Collection； Dunhuang documents； divination documents； identification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前 言
大古文書中含有二三十件占卜文书，多为残片，内容不易判断，因此定名也很困难。《大谷文书集成》笼统地称其为“《阴阳书》断片”、“占书断片”，甚至是“道教关系文书”、“性质不明文书”等。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笔者对敦煌占卜文书做过一次全面整理，共搜集了270余件占卜文书，并将其分为12大类48小类予以归类整理，后来又补充了部分俄藏敦煌占卜文书、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占卜文书，以及日本杏雨书屋藏敦煌占卜文书等共45件。这样，敦煌占卜文书增加至318件[1]。也许是因为笔者曾整理过敦煌占卜文书，因此，陈国灿、刘安志先生在编写《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时，曾就其中的占卜文书定名问题征求过笔者意见，其中若干占卜文书的定名吸收了笔者意见。
不过，由于当时时间紧，思考不周，又没有看到文书图版，因此，一些定名现在看来还存在某些问题，不够严谨。即使定名正确者，也因没有提供定名依据，恐不能为学术界信服。由于占卜文书是出土文献中很重要的一类，对于了解当时人的思想、习俗、生活等多有帮助，为了能更有效地利用这些珍贵资料，本文拟对大谷占卜文书进行深一步研究，希望能有助于对这批资料的正确解读。
研究大谷文书，离不开与敦煌文书的比较。实践证明，这两批文书有很紧密的联系：它们不仅大都是唐或五代的作品，而且都出自唐代的西北地区，两批资料有许多相似处。同时，大谷文书（主体是吐鲁番文书）的年代要略早于敦煌文书，敦煌和吐鲁番又相隔甚远，因此两批文书也有许多不同之处。通过比较，能更准确地理解两地所出文书的内容，找出其中的异同，为研究敦煌和吐鲁番地区典籍的流传、习俗演变的异同提供证据。
鉴于此，本文在研究大谷占卜文书时，始终将敦煌占卜文书作为旁证。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选择几件占卜文书予以研究。资料方面，大谷文书的录文主要参考《大谷文书集成》（以下简称为《集成》）[2]，以及《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以下简称为《总目》）[3]，图版使用“IDP（国际敦煌项目）”网上提供的图版。敦煌文书的图版除“IDP（国际敦煌项目）”所能提供者外，主要使用《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4]与《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5]。录文多为笔者据图版移录，参考他人者随文注出。 一 大谷3218+3219号文书
这两片文书残片原属一件文书。《集成》定名文书正面为《阴阳要诀断片》[2]46和《阴阳要诀法》[2]47，《总目》定名为《推□阴阳要诀法残片》[3]150。《总目》定名的依据是3219文书明确写有“推□阴阳要诀法”字样，因此这个定名没有问题。但是，根据纸背文书，3218文书在前3219文书在后，而“推□阴阳要诀法”数字写在3219号文书上。因此，将3219号文书定为“推□阴阳要诀法”没有问题，但3218号文书就不能定此名了。但3218号文书如何定名，就目前掌握的资料还不能确定。
3219《推□阴阳要诀法》是以口诀形式区分时日的阴阳，属于占卜基础知识类。例如有“寅、申、辰、戌、子、午，已上并是阳”字样。占卜文书中往往将一些基础知识抄入，告诉人们如何使用这些占卜基本概念。例如敦煌占卜文书0612是一个杂抄了多种占卜术的长卷，其中就有各种占卜基础知识，如“十干法：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已上干，一阳一阴），又十二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已上支，一阳一阴），又五行相克法同”。此外还有“推禄法”、“推驿马法”、“五行相生法”、“五行相克法”、“十二支相冲法”、“十二支相克法”等[6]。大谷3219号文书正面也属此类文书，敦煌占卜文书中不见有“推□阴阳要诀法”。
3218V+3219V文书，《集成》定名为《风角阴阳书》[2]46-47；《总目》依据笔者意见，定名为《推失物法》残片。笔者定名的依据为：占卜文书中有一类是“事项占”，包括占病、占婚嫁、占死丧等，也包括占走失。敦煌占卜文书中的“占走失”类文书有10件，其中P.4996V文书与大谷3218V+3219V文书极相似。
P.4996V文书前有一图，图中心画一方框，中写“失物宫”三字，周写子丑寅卯等十二支。每一支引出一条线连接一个方框，其中写该日失物的情况，然后再划线连接另一方框，其中写能否找到以及在哪里找到等情况。这与大谷3218V+3219V文书极相似。查3218V，上面有一“亥”字，正是“失物宫”方框下方“亥、子、丑”三字中残留的一字。两件文书上有若干朱笔划线，这些线与“失物宫”周围的十二支日相连接。与P.4996V文书不同的是：朱笔连接的不是方框，而是圆圈，但文字均在圆圈内（这与P.4996V文书中文字均在方框内相似），且文字也与敦煌P.4996V文书大体相同。大谷文书中的这两件文书共存8个圆圈，下面我们就取这8个圆圈中的文字与敦煌文书所有相同的文字（其中一个圆圈中的文字在敦煌文书中缺如）进行比較{1}：
3218V：右上圆圈：
□日失者，东北{2}行{3}。其物尸？人可得，边之去。
P.4996V：戌连接的方框：
戌日者{4}，东北行，其物屋人可得，边之去。
3218V：右下圆圈：
奇若取土之家，为人可赏得之。
P.4996V：右下独立方框：
寄若取土之家，为人所赏，得之。
3218V：左上圆圈：
寅日失者，东行水中在□□□方而□□。
P.4996V：寅旁连接的方框：
寅日亡者，东行，水中在，亲家可方而觉。
3218V：左下圆圈：
申日失者，东行，尊者中旦{5}亡可得，夕亡难得之。
P.4996V：申连接的方框：
申日亡者，东行，尊者日中可得，夕难？得之。
3219V：右上圆圈：
□□□□□□在树下作，饿？以作，旦进难得，春夏男女取之。
P.4996V：子下连接的方框：
子日亡，东行，藏树下作，依以上进难得，春夏男子取之。
3219V：右下圆圈：
此人取藏在林木山石，冬卅日得之。或过，难得之。
P.4996V：与戌日连接的方框：
此人藏取在近山林，各卅日得之，或难得。
3219V：左上圆圈：
女子取之，□为人数见难得，近日得之。
P.4996V：与辰日连接的方框：
女？子取之，等？为人数见难得，近日得之。
3219V：左下圆圈：
青色女乐好道，得者应{6}高处□□之。
P.4996V：无
从以上录文可知，大谷文书中的这两件文书与敦煌P.4996V文书这几段文字极相似，二者很可能来自同一底本。不同的只是前者文字中的“失者”，后者作“亡者”。由于敦煌此件文书有“失物宫”字样，后面所附内容也都与“占走失”有关，因此定名为“推失物法”。大谷文书中的这张图与敦煌文书中的图相同，都是用十二支日来推失物的。前者在图之后，还有用六十甲子日来推失物的占词（因此严格说，大谷这两件文书所存文字实为“推十二支日失物法”与“推六十甲子日失物法”），后者则无。后者没有的原因可能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卷子不完整。但即使有相关内容，也没有排在图的后面（可能排在图的前面）。因此，尽管大谷这两件文书与敦煌这件文书极为相似，但仅限于“失物宫”的内容，就整个卷子看，二者还是不同的。
占卜文书的特点是杂抄。时人常将同类占卜术乃至不同占卜术杂抄在一张卷子上，因此虽然内容类似，但次序往往不同。从这一点说，大谷的这两件“推十二支日与推六十甲子日失物法”文书，也应该是一件杂抄文书中的一部分。
二 大谷3273号文书
此件文书正背面，《集成》都定名为“道教关系文书断片”[2]62，《总目》亦定名为“道教文书残片”[3]157。
此件文书的正面字迹漫漶不清，有“甲寅”、“姓常”、“妙相贵”等字样，应与占卜文书相关，但具体为何种占卜文书则不明。我原以为与敦煌占卜文书中的“六十甲子历”类文书相似。所谓“六十甲子历”，是依六十甲子顺序叙每一干支的吉凶宜忌，每一甲子先述其神的姓名，然后排列吉凶等事项，几乎包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所有宜忌。例如敦煌P.3281文书：“乙巳姓唐字文章（正月平、二月满……十二月定）。火，征，是朱雀。宫角二姓造举百事大富贵、宜子孙。”[1]61等等。但是查P.3281文书，“甲寅姓明字文章”，并非“姓常”，而且其中也没有“妙相贵”等字样，因此可能不是“六十甲子历”，但应该与“六十甲子神”有某种关系，或应定名为“占卜文书残片”，而非“道教文书残片”。 据《集成》录文[2]63，文书背面有9行，其中可辨认且有意义的文字有：“柰李等□果中之木也”、“海之咸水不堪饮用”、“人姓痴顽”、“慈悲之人也”、“六十甲子姓相己？意{1}己{2}丑年正月十日”等。
敦煌占卜文书在“禄命”类文书中有一类“六十甲子纳音占人性行法”，按六十甲子纳音五行来占人的性格命运，约有3件文书。如P.3175云：“纳音甲子占人姓行法：甲子乙丑金，石中金，强不伏人……壬戌癸亥水，海中水，咸煞万物，富贵”。又，S.6258文书：“甲子乙丑石急金，坚急如石。千？陈（錬？）之金而不柔软，人性亦如之……戊辰己巳卧生木，性志卑下，不能高秀直上。人亦如之，多病。”[1]115-116
大谷3273V文书也提到了“果中之木”、“海之咸水”、“人姓痴顽”、“慈悲之人”，也是用五行来占人的性格。特别是结尾明确提到“六十甲子姓相”。因此，此件文书的性质与敦煌占卜文书中的“六十甲子纳音占人性行法”类似，用词也类似（前者的“海之咸水不堪饮用”后者作“海中水咸煞万物”之类），都是以六十甲子纳音（五行）来占卜性格及吉凶的。因此，可以按文书原有的文字，定名为《六十甲子姓相法》。
此件文书与敦煌占卜文书还是有许多不同之处。二者显然不是来自一种底本或者一种方法。
三 大谷3274号文书
此件文书正背，《集成》都定名为《道教关系文书》[2]63；《总目》接受我的意见，定名为“《推人游年八卦法》残片”[3]157。
文书正面大致存有三个卦的残写，其中第一个卦是“艮”，下面分五行写游年岁数，如：六、十三{3}、廿一、廿九、卅七{4}、卌六……八十六、九十三{5}，然后注明游年、绝命的位置（其他残存文字表明，还有“祸害”“天医”的位置），例如“绝命巽”；最后注明“大厄”的月日。
这种以八卦为纲，以游年为目，写出绝命、祸害、生气、天医等所在，并推断吉凶的方法，叫“推人游年八卦法”，敦煌文书中有四五件，但形式各不相同。例如俄藏Дх.02800+03183号文书，也有“艮”卦，说“游年在艮”；“绝命在巽，巽为风，风为木。木石相克”[1]111。其中说“绝命在巽”，与大谷3274文书中的“绝命巽”相同，但说“忌十二月、正月”又与大谷此件文书中的“大厄四月”不同。至于“绝命巽”之后的文字，文书已残，不得而知，因此不能与敦煌占卜文书比较，不过无论如何，此件文书正面属于《推人游年八卦法》應该没有问题。
文书背面也与此种占卜法有关。我们引几句：
1 气乾，祸害坎，绝命震。
2 离。此年内不宜着{6}青黑
3 青黑药及猪宍{1}，大凶{2}。
这其中，在“气”前可补“生”字，“离”前也许是“天医”。查敦煌P.2830《推人游年八卦法》，与此相应的是“兑”卦。该卦的文字远远多于大谷3274V文书，但主体是相同的，即“游年在兑”、“祸害在坎”、“绝命在震”、“生气在乾”，只是没有“天医”。治病和吃肉的吉凶，也与大谷此件文书不同。例如在“生气在乾，西北”之下写“宜西北白头老父持猪宍及医师来看病……忌北方黑衣男子持水、东方青衣持兔宍鸡宍来”等等。不过虽然有许多不同，但忌“青黑”倒是与大谷此件文书一样。
总之，大谷3274文书的背面，也可以定名为《推人游年八卦法》。大谷此件文书的方法，比敦煌同类文书要简单很多。
四 大谷3529+3614号文书
大谷3529号文书，《集成》定名为“性质不明文书”，但注明“与3614号同类”，并怀疑是“具注历”[2]118；将3614号定名为“阴阳书断片”[2]133。《总目》接受我的意见，将大谷3614号定名为“《推择日嫁娶法》残片”[3]192。当时我没有看到3529号文书，没有提供意见，《总目》将3529号定名为“文书残片”，但也吸收《集成》意见，注明“与大谷3614号同类”[3]185。
按：这两件文书属于同类文书是没有问题的。结合两件文书看，都是先写“妨”某某，然后写月数。3529号文书残存5行，可识别的字分别有“妨”、“正月”、“妨父母，五”、“八月，妨”、“四月十月{3}”等；3614号文书亦残存5行，可识别的字有“三月九月妨{4}首{5}子”、“行嫁大吉”、“月，妨舅姑，三月”、“二月妨首子、妨媒{6}”、“大吉”。
敦煌占卜文书中有“占婚嫁”类，其中P.2905号文书与大谷这两件文书相似。P.2905号文书是一表格，前缺，残存四项：横列“妨姑嫜”“妨女父母”“妨女婿”“妨女身”，纵列月数，如“四月十月”、“三月九月”等。不同的“女命”（按干支分为“子午”“丑未”等六组，每组的妨人月数不同。拿这件文书与大谷上述两件文书相比，二者显然性质相同，只是所“妨”人员的称呼稍有不同。此外，大谷文书还多了“妨首子”、“妨媒人”、“行嫁”等项目。
大谷占卜文书多出的项目，可能本应存在于敦煌占卜文书的项目内，但所“妨”人员的不同却是事实。在传世史料中，我们能看到与大谷占卜文书相同的项目。《四时纂要》各月的“嫁娶日”中，记载了与前述大谷、敦煌占卜文书相同的内容。例如正月条中记载：“是月行嫁，卯酉女吉、丑未女妨夫、寅申女自妨、辰戊女妨父母、己亥女妨舅姑、子午女妨首子媒人”[7][1]230-232。文中不仅有敦煌文书阙如、而大谷文书具有的“妨首子媒人”、“行嫁”等项目，而且其中的“妨父母”、“妨舅姑”，都同于大谷文书而不同于敦煌文书。
这种占婚嫁的方法流传了下来，直到清代的《协纪辩方书》还记载了这一方法，并称其为“行嫁大利月”法[1]232-233。其占卜内容就是说哪个月出嫁大吉而不会妨害媒人、第一个孩子、公婆、女方父母、丈夫，以及女子自身。因此，大谷3529+3614号文书也应该定名为《行嫁大利月法》。
值得注意的是：大谷这两件文书在用词上不同于敦煌P.2905号文书，却同于《四时纂要》。这其中是否有地域因素，即大谷文书记录的是中原传到吐鲁番的占卜典籍，而敦煌文书记录的则更具当地特色。这一问题，只有将“姑嫜”与“舅姑”、“女父母”与“父母”、“女婿”与“夫”等词汇用法的时代特征与地域特征做出细致硏究后，或者才能得出结论来。 五 大谷3747号文书
此件文书，《集成》定名为“阴阳书断片”[2]147，《总目》定名为“《易占书》（？）残片”[3]202。这两种定名都不够准确。
查《集成》的录文[2]147，文书共五行，可识别的是画有一个图的底边，然后在下面分行写有“三坤”“申司”“酉□”“戌□”“三乾”，左侧则写有“尚玄明”三字。《总目》正确指出两个“三”并非“三”，而是八卦符号，但也认为“乃一残图，左右两面各写一‘坤’、‘乾’字……或为《易占书》之类的文书。”[3]202。
实际上，这是一张与《宅经》有关的图。图应该竖起来看：“坤”在上方（西南方）、“乾”在下方（西北方），申、酉、戌在右方（西方）。“申”字下面应该是“司命”，“酉”下字应当是“勾陈”。下方（北方）应该是“亥”，《集成》误作“玄”。“亥”字下当是“明堂”，《集成》误作“明尚”。“司命”、“勾陈”、“明堂”都是黄黑道十二神的名字，表示各方位的吉凶。敦煌占卜文书“宅经”类中有“五姓宅经”类多件。这些文书中往往依照宫商角徵羽五姓各宅，画出十二神所在及其吉凶。例如敦煌P.2632V号文书是《五姓宅经》，画有宫宅、商宅、羽宅各图。其中“宫宅图”为一方形框，框内按方位写“东舍、南舍、西舍、北堂”，正中写“宫宅十二神安置”，然后在方框外按方位右上写“坤”、右下写“乾”、左上写“巽”、左下写“艮”，四周写干支。在十二支下分别写十二神所在，比如“申、金柜；酉、天德；戌、玉堂”，以及“亥、玄武”；“寅、勾陈；卯、司命”；“午、明堂”等。
与此对照，大谷3747号文书应该也是一件《五姓宅经》残片，应该属于P.2632V文书缺失的角宅或徵宅中的一个。要注意的是，敦煌P.2632V文书的宅图，除依十二支列出十二神的位置外，还列出了十干的位置，以及宜忌，而这些都是大谷3747号文书所没有的。换言之，大谷3747号文书虽然也是《五姓宅经》类，但比敦煌占卜文书中的同类文书要简单一些。
六 大谷3272+3769+3634号文书
这三号文书，《集成》将3272号文书正面定名为《唐代西州籍》，并说上有“景龙四年、景云二年的纪年”[2]62，将背面定名为《道教关系文书》[2]62；将3769号文书定名为《阴阳书断片》，并说“纸背有‘令’字”[2]151；将3634号文书定名为《性质不明文书小片》，并说“纸背可见‘佐’字”[2]136。《总目》将3272号文书正面定名为《唐西州籍残片》，并说“中有后人3行倒书：乙亥猪金命 景云二年……”。对3272号文书背面，接受我的意见，将其定名为“《禄命书》（？）残片”，并说“书法与内容与大谷3769号接近，二者似有关联”[3]157。将3769号文书也定名为“《禄命书》（？）残片”，并说“纸背有一‘令’字。本件似与大谷3272V号有关”[3]204。将3634号文书定名为“《文书残片》”，说“纸背书有‘佐’字”[3]193。
《总目》说3272V与3769文书有关联，甚是。而实际上3272文书正面以及3634号文书也应与这两件文书相关。我们看3件文书的录文{1}：
大谷3769号文书：
从录文看，这三件文书是先列干支、十二属性以及五行之命，然后给出具体年份，即某年生人就属于某五行之命。虽与“禄命”相关，但所言却不似推禄命的方法。
将人分为五行，并以此来进行占卜，是一种常用的方法。例如敦煌占卜文书中S.2729V号文书中就有“夫妻相法”，其中记“夫木女火，六百万石；夫木女土，凶”等等。这就是按夫妻的五行来占算夫妇是否相合以及吉凶的。上述文书中的“火命”、“木命”等当即与此相关，但却又与十二支的五行并不相符。例如“亥”，按五行当属水，可是这里写“金命”；“丑”属土，这里写作“火命”。当然也有相合的：“寅”、“卯”均属木，这里也都写作“木命”。因此，这里的五行命，不是按十二支与五行的关系设定的，具体如何设定，不明。这种设定方法，似不见于敦煌占卜文书。此外，将五行命与十二属性如牛、虎、兔、龙、羊、鸡、猪等相连，也不见于敦煌占卜文书。尤为珍奇的是在十二支、十二属性、五行命之下，写下了具体的年份，如贞观某年、景龙某年、景云某年、天宝某年，而且从排列看，基本是逐年排列。从这些现象判断，此件文书是供人查阅的、关于某年生人属于某属性某五行命的手册。由于唐朝人常将快速查阅吉凶年月日的方法称为“立成法”，例如敦煌占卜文书中的P.2534号《阴阳书·葬事》，最后就是“灭门大祸日立成法第十三”，即查找“灭门大祸日”的表格[1]71，因此大谷这三件文书似乎可以定名为《十二属性及五行命立成法》。又由于这件文书避“虎”讳，写作“大虫”，因此是撰写于唐代的占卜类文书。
总之，这三件文书首先可明确知道其创作于唐代；其次可知其中涉及的十二支与十二属性相连，并与五行命相连的占算方法，不见于敦煌文书和传世史籍，十分罕见。因此，大谷文书中的这三件占卜文书，在占卜典籍、占卜方法、占卜习俗，以及占卜术发展史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珍贵价值。
小 结
以上通过对6件（实际是10件）大谷占卜文书的硏究，以及与敦煌占卜文书的比较，我们或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 大谷占卜文书的类型以及占卜方法，基本与敦煌占卜文书的类型和方法相同，有些文字几乎一样。说明在唐代，吐鲁番地区与敦煌地区的占卜大致采用了相同的方法。
2. 两个地区之间又有一些微小的不同：①文字的不同，例如“失物”与“亡物”。②繁简程度不同，例如推人游年八卦，敦煌占卜文书的内容显然大大多于大谷文书中同一件游年八卦的内容；大谷占卜文书中的《五姓宅经》只列十二支神，没有十干的宜忌，内容上也少于敦煌占卜文书中的《五姓宅经》。
3. 值得注意的是，大谷占卜文书有些内容不同于敦煌占卜文书，却与传世典籍中的内容一样。例如大谷文书中的《行嫁大利月法》，其中“舅姑”、“夫”、“父母”等词汇不同于敦煌同类文书中的“姑嫜”、“女婿”、“女父母”，却与《四时纂要》用词相同。我们不知《四时纂要》作者韩鄂在编写此书时从何处取得的这些资料，但想來应该采用了中原地区的资料。由此看来，唐代吐鲁番地区与中原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而敦煌地区，到晚唐五代，也许地方特色反而增多。换句话说，敦煌在晚唐五代曾经“新编”了许多书籍，当然也包括占卜书籍。在新编过程中，可能增加了当地的特色。反而是唐代前期吐鲁番地区保存下来的典籍更忠实于中原，其中就包括大谷文书中保留下来的占卜典籍。
4. 更重要的是，大谷占卜文书中还有一些不见于敦煌占卜文书（或也不见于传世典籍），例如《十二属性及五行命立成法》。我们有时从史籍上可知某人本命为鸡（如唐玄宗），或某人是“火命”[8]等等，但这“火命”如何而来，与十二属性是否有关，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大谷占卜文书保存的这一占卜术，将五行命与十二属性紧密相连，且年代明确，对我们了解这一占卜术以及当时的占卜习俗，都具有重要价值。它对我们更细致地梳理唐五代的占卜发展史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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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谷文书；敦煌文书；占卜文书；定名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6）06-0102-07
Abstract： The Otani Collection contains tens of divination documents， most of which have not been correctly identified in the Integrated Otani Manuscripts catalogue. This paper refers to the divination documents from the Otani collection and identifies six manuscripts among them， considering further that the divination type and methods reflected by these documents are basically similar to those recorded in Dunhuang divination documents. The only difference lies in the wording and complexity of instruction. Some words used in the Otani manuscripts， though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Dunhuang divination documents， are the same as those in historical documents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which might reflect that most historical documents preserved at the Turfan region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came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There is one document from the Otani collection found neither among Dunhuang divination documents nor in extant historical documents that is very valuable for studying the divination history in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Keywords： historical documents from Otani Collection； Dunhuang documents； divination documents； identification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前 言
大古文書中含有二三十件占卜文书，多为残片，内容不易判断，因此定名也很困难。《大谷文书集成》笼统地称其为“《阴阳书》断片”、“占书断片”，甚至是“道教关系文书”、“性质不明文书”等。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笔者对敦煌占卜文书做过一次全面整理，共搜集了270余件占卜文书，并将其分为12大类48小类予以归类整理，后来又补充了部分俄藏敦煌占卜文书、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占卜文书，以及日本杏雨书屋藏敦煌占卜文书等共45件。这样，敦煌占卜文书增加至318件[1]。也许是因为笔者曾整理过敦煌占卜文书，因此，陈国灿、刘安志先生在编写《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时，曾就其中的占卜文书定名问题征求过笔者意见，其中若干占卜文书的定名吸收了笔者意见。
不过，由于当时时间紧，思考不周，又没有看到文书图版，因此，一些定名现在看来还存在某些问题，不够严谨。即使定名正确者，也因没有提供定名依据，恐不能为学术界信服。由于占卜文书是出土文献中很重要的一类，对于了解当时人的思想、习俗、生活等多有帮助，为了能更有效地利用这些珍贵资料，本文拟对大谷占卜文书进行深一步研究，希望能有助于对这批资料的正确解读。
研究大谷文书，离不开与敦煌文书的比较。实践证明，这两批文书有很紧密的联系：它们不仅大都是唐或五代的作品，而且都出自唐代的西北地区，两批资料有许多相似处。同时，大谷文书（主体是吐鲁番文书）的年代要略早于敦煌文书，敦煌和吐鲁番又相隔甚远，因此两批文书也有许多不同之处。通过比较，能更准确地理解两地所出文书的内容，找出其中的异同，为研究敦煌和吐鲁番地区典籍的流传、习俗演变的异同提供证据。
鉴于此，本文在研究大谷占卜文书时，始终将敦煌占卜文书作为旁证。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选择几件占卜文书予以研究。资料方面，大谷文书的录文主要参考《大谷文书集成》（以下简称为《集成》）[2]，以及《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以下简称为《总目》）[3]，图版使用“IDP（国际敦煌项目）”网上提供的图版。敦煌文书的图版除“IDP（国际敦煌项目）”所能提供者外，主要使用《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4]与《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5]。录文多为笔者据图版移录，参考他人者随文注出。 一 大谷3218+3219号文书
这两片文书残片原属一件文书。《集成》定名文书正面为《阴阳要诀断片》[2]46和《阴阳要诀法》[2]47，《总目》定名为《推□阴阳要诀法残片》[3]150。《总目》定名的依据是3219文书明确写有“推□阴阳要诀法”字样，因此这个定名没有问题。但是，根据纸背文书，3218文书在前3219文书在后，而“推□阴阳要诀法”数字写在3219号文书上。因此，将3219号文书定为“推□阴阳要诀法”没有问题，但3218号文书就不能定此名了。但3218号文书如何定名，就目前掌握的资料还不能确定。
3219《推□阴阳要诀法》是以口诀形式区分时日的阴阳，属于占卜基础知识类。例如有“寅、申、辰、戌、子、午，已上并是阳”字样。占卜文书中往往将一些基础知识抄入，告诉人们如何使用这些占卜基本概念。例如敦煌占卜文书0612是一个杂抄了多种占卜术的长卷，其中就有各种占卜基础知识，如“十干法：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已上干，一阳一阴），又十二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已上支，一阳一阴），又五行相克法同”。此外还有“推禄法”、“推驿马法”、“五行相生法”、“五行相克法”、“十二支相冲法”、“十二支相克法”等[6]。大谷3219号文书正面也属此类文书，敦煌占卜文书中不见有“推□阴阳要诀法”。
3218V+3219V文书，《集成》定名为《风角阴阳书》[2]46-47；《总目》依据笔者意见，定名为《推失物法》残片。笔者定名的依据为：占卜文书中有一类是“事项占”，包括占病、占婚嫁、占死丧等，也包括占走失。敦煌占卜文书中的“占走失”类文书有10件，其中P.4996V文书与大谷3218V+3219V文书极相似。
P.4996V文书前有一图，图中心画一方框，中写“失物宫”三字，周写子丑寅卯等十二支。每一支引出一条线连接一个方框，其中写该日失物的情况，然后再划线连接另一方框，其中写能否找到以及在哪里找到等情况。这与大谷3218V+3219V文书极相似。查3218V，上面有一“亥”字，正是“失物宫”方框下方“亥、子、丑”三字中残留的一字。两件文书上有若干朱笔划线，这些线与“失物宫”周围的十二支日相连接。与P.4996V文书不同的是：朱笔连接的不是方框，而是圆圈，但文字均在圆圈内（这与P.4996V文书中文字均在方框内相似），且文字也与敦煌P.4996V文书大体相同。大谷文书中的这两件文书共存8个圆圈，下面我们就取这8个圆圈中的文字与敦煌文书所有相同的文字（其中一个圆圈中的文字在敦煌文书中缺如）进行比較{1}：
3218V：右上圆圈：
□日失者，东北{2}行{3}。其物尸？人可得，边之去。
P.4996V：戌连接的方框：
戌日者{4}，东北行，其物屋人可得，边之去。
3218V：右下圆圈：
奇若取土之家，为人可赏得之。
P.4996V：右下独立方框：
寄若取土之家，为人所赏，得之。
3218V：左上圆圈：
寅日失者，东行水中在□□□方而□□。
P.4996V：寅旁连接的方框：
寅日亡者，东行，水中在，亲家可方而觉。
3218V：左下圆圈：
申日失者，东行，尊者中旦{5}亡可得，夕亡难得之。
P.4996V：申连接的方框：
申日亡者，东行，尊者日中可得，夕难？得之。
3219V：右上圆圈：
□□□□□□在树下作，饿？以作，旦进难得，春夏男女取之。
P.4996V：子下连接的方框：
子日亡，东行，藏树下作，依以上进难得，春夏男子取之。
3219V：右下圆圈：
此人取藏在林木山石，冬卅日得之。或过，难得之。
P.4996V：与戌日连接的方框：
此人藏取在近山林，各卅日得之，或难得。
3219V：左上圆圈：
女子取之，□为人数见难得，近日得之。
P.4996V：与辰日连接的方框：
女？子取之，等？为人数见难得，近日得之。
3219V：左下圆圈：
青色女乐好道，得者应{6}高处□□之。
P.4996V：无
从以上录文可知，大谷文书中的这两件文书与敦煌P.4996V文书这几段文字极相似，二者很可能来自同一底本。不同的只是前者文字中的“失者”，后者作“亡者”。由于敦煌此件文书有“失物宫”字样，后面所附内容也都与“占走失”有关，因此定名为“推失物法”。大谷文书中的这张图与敦煌文书中的图相同，都是用十二支日来推失物的。前者在图之后，还有用六十甲子日来推失物的占词（因此严格说，大谷这两件文书所存文字实为“推十二支日失物法”与“推六十甲子日失物法”），后者则无。后者没有的原因可能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卷子不完整。但即使有相关内容，也没有排在图的后面（可能排在图的前面）。因此，尽管大谷这两件文书与敦煌这件文书极为相似，但仅限于“失物宫”的内容，就整个卷子看，二者还是不同的。
占卜文书的特点是杂抄。时人常将同类占卜术乃至不同占卜术杂抄在一张卷子上，因此虽然内容类似，但次序往往不同。从这一点说，大谷的这两件“推十二支日与推六十甲子日失物法”文书，也应该是一件杂抄文书中的一部分。
二 大谷3273号文书
此件文书正背面，《集成》都定名为“道教关系文书断片”[2]62，《总目》亦定名为“道教文书残片”[3]157。
此件文书的正面字迹漫漶不清，有“甲寅”、“姓常”、“妙相贵”等字样，应与占卜文书相关，但具体为何种占卜文书则不明。我原以为与敦煌占卜文书中的“六十甲子历”类文书相似。所谓“六十甲子历”，是依六十甲子顺序叙每一干支的吉凶宜忌，每一甲子先述其神的姓名，然后排列吉凶等事项，几乎包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所有宜忌。例如敦煌P.3281文书：“乙巳姓唐字文章（正月平、二月满……十二月定）。火，征，是朱雀。宫角二姓造举百事大富贵、宜子孙。”[1]61等等。但是查P.3281文书，“甲寅姓明字文章”，并非“姓常”，而且其中也没有“妙相贵”等字样，因此可能不是“六十甲子历”，但应该与“六十甲子神”有某种关系，或应定名为“占卜文书残片”，而非“道教文书残片”。 据《集成》录文[2]63，文书背面有9行，其中可辨认且有意义的文字有：“柰李等□果中之木也”、“海之咸水不堪饮用”、“人姓痴顽”、“慈悲之人也”、“六十甲子姓相己？意{1}己{2}丑年正月十日”等。
敦煌占卜文书在“禄命”类文书中有一类“六十甲子纳音占人性行法”，按六十甲子纳音五行来占人的性格命运，约有3件文书。如P.3175云：“纳音甲子占人姓行法：甲子乙丑金，石中金，强不伏人……壬戌癸亥水，海中水，咸煞万物，富贵”。又，S.6258文书：“甲子乙丑石急金，坚急如石。千？陈（錬？）之金而不柔软，人性亦如之……戊辰己巳卧生木，性志卑下，不能高秀直上。人亦如之，多病。”[1]115-116
大谷3273V文书也提到了“果中之木”、“海之咸水”、“人姓痴顽”、“慈悲之人”，也是用五行来占人的性格。特别是结尾明确提到“六十甲子姓相”。因此，此件文书的性质与敦煌占卜文书中的“六十甲子纳音占人性行法”类似，用词也类似（前者的“海之咸水不堪饮用”后者作“海中水咸煞万物”之类），都是以六十甲子纳音（五行）来占卜性格及吉凶的。因此，可以按文书原有的文字，定名为《六十甲子姓相法》。
此件文书与敦煌占卜文书还是有许多不同之处。二者显然不是来自一种底本或者一种方法。
三 大谷3274号文书
此件文书正背，《集成》都定名为《道教关系文书》[2]63；《总目》接受我的意见，定名为“《推人游年八卦法》残片”[3]157。
文书正面大致存有三个卦的残写，其中第一个卦是“艮”，下面分五行写游年岁数，如：六、十三{3}、廿一、廿九、卅七{4}、卌六……八十六、九十三{5}，然后注明游年、绝命的位置（其他残存文字表明，还有“祸害”“天医”的位置），例如“绝命巽”；最后注明“大厄”的月日。
这种以八卦为纲，以游年为目，写出绝命、祸害、生气、天医等所在，并推断吉凶的方法，叫“推人游年八卦法”，敦煌文书中有四五件，但形式各不相同。例如俄藏Дх.02800+03183号文书，也有“艮”卦，说“游年在艮”；“绝命在巽，巽为风，风为木。木石相克”[1]111。其中说“绝命在巽”，与大谷3274文书中的“绝命巽”相同，但说“忌十二月、正月”又与大谷此件文书中的“大厄四月”不同。至于“绝命巽”之后的文字，文书已残，不得而知，因此不能与敦煌占卜文书比较，不过无论如何，此件文书正面属于《推人游年八卦法》應该没有问题。
文书背面也与此种占卜法有关。我们引几句：
1 气乾，祸害坎，绝命震。
2 离。此年内不宜着{6}青黑
3 青黑药及猪宍{1}，大凶{2}。
这其中，在“气”前可补“生”字，“离”前也许是“天医”。查敦煌P.2830《推人游年八卦法》，与此相应的是“兑”卦。该卦的文字远远多于大谷3274V文书，但主体是相同的，即“游年在兑”、“祸害在坎”、“绝命在震”、“生气在乾”，只是没有“天医”。治病和吃肉的吉凶，也与大谷此件文书不同。例如在“生气在乾，西北”之下写“宜西北白头老父持猪宍及医师来看病……忌北方黑衣男子持水、东方青衣持兔宍鸡宍来”等等。不过虽然有许多不同，但忌“青黑”倒是与大谷此件文书一样。
总之，大谷3274文书的背面，也可以定名为《推人游年八卦法》。大谷此件文书的方法，比敦煌同类文书要简单很多。
四 大谷3529+3614号文书
大谷3529号文书，《集成》定名为“性质不明文书”，但注明“与3614号同类”，并怀疑是“具注历”[2]118；将3614号定名为“阴阳书断片”[2]133。《总目》接受我的意见，将大谷3614号定名为“《推择日嫁娶法》残片”[3]192。当时我没有看到3529号文书，没有提供意见，《总目》将3529号定名为“文书残片”，但也吸收《集成》意见，注明“与大谷3614号同类”[3]185。
按：这两件文书属于同类文书是没有问题的。结合两件文书看，都是先写“妨”某某，然后写月数。3529号文书残存5行，可识别的字分别有“妨”、“正月”、“妨父母，五”、“八月，妨”、“四月十月{3}”等；3614号文书亦残存5行，可识别的字有“三月九月妨{4}首{5}子”、“行嫁大吉”、“月，妨舅姑，三月”、“二月妨首子、妨媒{6}”、“大吉”。
敦煌占卜文书中有“占婚嫁”类，其中P.2905号文书与大谷这两件文书相似。P.2905号文书是一表格，前缺，残存四项：横列“妨姑嫜”“妨女父母”“妨女婿”“妨女身”，纵列月数，如“四月十月”、“三月九月”等。不同的“女命”（按干支分为“子午”“丑未”等六组，每组的妨人月数不同。拿这件文书与大谷上述两件文书相比，二者显然性质相同，只是所“妨”人员的称呼稍有不同。此外，大谷文书还多了“妨首子”、“妨媒人”、“行嫁”等项目。
大谷占卜文书多出的项目，可能本应存在于敦煌占卜文书的项目内，但所“妨”人员的不同却是事实。在传世史料中，我们能看到与大谷占卜文书相同的项目。《四时纂要》各月的“嫁娶日”中，记载了与前述大谷、敦煌占卜文书相同的内容。例如正月条中记载：“是月行嫁，卯酉女吉、丑未女妨夫、寅申女自妨、辰戊女妨父母、己亥女妨舅姑、子午女妨首子媒人”[7][1]230-232。文中不仅有敦煌文书阙如、而大谷文书具有的“妨首子媒人”、“行嫁”等项目，而且其中的“妨父母”、“妨舅姑”，都同于大谷文书而不同于敦煌文书。
这种占婚嫁的方法流传了下来，直到清代的《协纪辩方书》还记载了这一方法，并称其为“行嫁大利月”法[1]232-233。其占卜内容就是说哪个月出嫁大吉而不会妨害媒人、第一个孩子、公婆、女方父母、丈夫，以及女子自身。因此，大谷3529+3614号文书也应该定名为《行嫁大利月法》。
值得注意的是：大谷这两件文书在用词上不同于敦煌P.2905号文书，却同于《四时纂要》。这其中是否有地域因素，即大谷文书记录的是中原传到吐鲁番的占卜典籍，而敦煌文书记录的则更具当地特色。这一问题，只有将“姑嫜”与“舅姑”、“女父母”与“父母”、“女婿”与“夫”等词汇用法的时代特征与地域特征做出细致硏究后，或者才能得出结论来。 五 大谷3747号文书
此件文书，《集成》定名为“阴阳书断片”[2]147，《总目》定名为“《易占书》（？）残片”[3]202。这两种定名都不够准确。
查《集成》的录文[2]147，文书共五行，可识别的是画有一个图的底边，然后在下面分行写有“三坤”“申司”“酉□”“戌□”“三乾”，左侧则写有“尚玄明”三字。《总目》正确指出两个“三”并非“三”，而是八卦符号，但也认为“乃一残图，左右两面各写一‘坤’、‘乾’字……或为《易占书》之类的文书。”[3]202。
实际上，这是一张与《宅经》有关的图。图应该竖起来看：“坤”在上方（西南方）、“乾”在下方（西北方），申、酉、戌在右方（西方）。“申”字下面应该是“司命”，“酉”下字应当是“勾陈”。下方（北方）应该是“亥”，《集成》误作“玄”。“亥”字下当是“明堂”，《集成》误作“明尚”。“司命”、“勾陈”、“明堂”都是黄黑道十二神的名字，表示各方位的吉凶。敦煌占卜文书“宅经”类中有“五姓宅经”类多件。这些文书中往往依照宫商角徵羽五姓各宅，画出十二神所在及其吉凶。例如敦煌P.2632V号文书是《五姓宅经》，画有宫宅、商宅、羽宅各图。其中“宫宅图”为一方形框，框内按方位写“东舍、南舍、西舍、北堂”，正中写“宫宅十二神安置”，然后在方框外按方位右上写“坤”、右下写“乾”、左上写“巽”、左下写“艮”，四周写干支。在十二支下分别写十二神所在，比如“申、金柜；酉、天德；戌、玉堂”，以及“亥、玄武”；“寅、勾陈；卯、司命”；“午、明堂”等。
与此对照，大谷3747号文书应该也是一件《五姓宅经》残片，应该属于P.2632V文书缺失的角宅或徵宅中的一个。要注意的是，敦煌P.2632V文书的宅图，除依十二支列出十二神的位置外，还列出了十干的位置，以及宜忌，而这些都是大谷3747号文书所没有的。换言之，大谷3747号文书虽然也是《五姓宅经》类，但比敦煌占卜文书中的同类文书要简单一些。
六 大谷3272+3769+3634号文书
这三号文书，《集成》将3272号文书正面定名为《唐代西州籍》，并说上有“景龙四年、景云二年的纪年”[2]62，将背面定名为《道教关系文书》[2]62；将3769号文书定名为《阴阳书断片》，并说“纸背有‘令’字”[2]151；将3634号文书定名为《性质不明文书小片》，并说“纸背可见‘佐’字”[2]136。《总目》将3272号文书正面定名为《唐西州籍残片》，并说“中有后人3行倒书：乙亥猪金命 景云二年……”。对3272号文书背面，接受我的意见，将其定名为“《禄命书》（？）残片”，并说“书法与内容与大谷3769号接近，二者似有关联”[3]157。将3769号文书也定名为“《禄命书》（？）残片”，并说“纸背有一‘令’字。本件似与大谷3272V号有关”[3]204。将3634号文书定名为“《文书残片》”，说“纸背书有‘佐’字”[3]193。
《总目》说3272V与3769文书有关联，甚是。而实际上3272文书正面以及3634号文书也应与这两件文书相关。我们看3件文书的录文{1}：
大谷3769号文书：
从录文看，这三件文书是先列干支、十二属性以及五行之命，然后给出具体年份，即某年生人就属于某五行之命。虽与“禄命”相关，但所言却不似推禄命的方法。
将人分为五行，并以此来进行占卜，是一种常用的方法。例如敦煌占卜文书中S.2729V号文书中就有“夫妻相法”，其中记“夫木女火，六百万石；夫木女土，凶”等等。这就是按夫妻的五行来占算夫妇是否相合以及吉凶的。上述文书中的“火命”、“木命”等当即与此相关，但却又与十二支的五行并不相符。例如“亥”，按五行当属水，可是这里写“金命”；“丑”属土，这里写作“火命”。当然也有相合的：“寅”、“卯”均属木，这里也都写作“木命”。因此，这里的五行命，不是按十二支与五行的关系设定的，具体如何设定，不明。这种设定方法，似不见于敦煌占卜文书。此外，将五行命与十二属性如牛、虎、兔、龙、羊、鸡、猪等相连，也不见于敦煌占卜文书。尤为珍奇的是在十二支、十二属性、五行命之下，写下了具体的年份，如贞观某年、景龙某年、景云某年、天宝某年，而且从排列看，基本是逐年排列。从这些现象判断，此件文书是供人查阅的、关于某年生人属于某属性某五行命的手册。由于唐朝人常将快速查阅吉凶年月日的方法称为“立成法”，例如敦煌占卜文书中的P.2534号《阴阳书·葬事》，最后就是“灭门大祸日立成法第十三”，即查找“灭门大祸日”的表格[1]71，因此大谷这三件文书似乎可以定名为《十二属性及五行命立成法》。又由于这件文书避“虎”讳，写作“大虫”，因此是撰写于唐代的占卜类文书。
总之，这三件文书首先可明确知道其创作于唐代；其次可知其中涉及的十二支与十二属性相连，并与五行命相连的占算方法，不见于敦煌文书和传世史籍，十分罕见。因此，大谷文书中的这三件占卜文书，在占卜典籍、占卜方法、占卜习俗，以及占卜术发展史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珍贵价值。
小 结
以上通过对6件（实际是10件）大谷占卜文书的硏究，以及与敦煌占卜文书的比较，我们或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 大谷占卜文书的类型以及占卜方法，基本与敦煌占卜文书的类型和方法相同，有些文字几乎一样。说明在唐代，吐鲁番地区与敦煌地区的占卜大致采用了相同的方法。
2. 两个地区之间又有一些微小的不同：①文字的不同，例如“失物”与“亡物”。②繁简程度不同，例如推人游年八卦，敦煌占卜文书的内容显然大大多于大谷文书中同一件游年八卦的内容；大谷占卜文书中的《五姓宅经》只列十二支神，没有十干的宜忌，内容上也少于敦煌占卜文书中的《五姓宅经》。
3. 值得注意的是，大谷占卜文书有些内容不同于敦煌占卜文书，却与传世典籍中的内容一样。例如大谷文书中的《行嫁大利月法》，其中“舅姑”、“夫”、“父母”等词汇不同于敦煌同类文书中的“姑嫜”、“女婿”、“女父母”，却与《四时纂要》用词相同。我们不知《四时纂要》作者韩鄂在编写此书时从何处取得的这些资料，但想來应该采用了中原地区的资料。由此看来，唐代吐鲁番地区与中原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而敦煌地区，到晚唐五代，也许地方特色反而增多。换句话说，敦煌在晚唐五代曾经“新编”了许多书籍，当然也包括占卜书籍。在新编过程中，可能增加了当地的特色。反而是唐代前期吐鲁番地区保存下来的典籍更忠实于中原，其中就包括大谷文书中保留下来的占卜典籍。
4. 更重要的是，大谷占卜文书中还有一些不见于敦煌占卜文书（或也不见于传世典籍），例如《十二属性及五行命立成法》。我们有时从史籍上可知某人本命为鸡（如唐玄宗），或某人是“火命”[8]等等，但这“火命”如何而来，与十二属性是否有关，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大谷占卜文书保存的这一占卜术，将五行命与十二属性紧密相连，且年代明确，对我们了解这一占卜术以及当时的占卜习俗，都具有重要价值。它对我们更细致地梳理唐五代的占卜发展史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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