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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立宪”，“起义”，震撼世界的1月15日
[中图分类号]K10 G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03-0005-10
一、19世纪以来的“立宪”诉求与“杜马”命名的俄国议会
“立宪会议”按今天的通常译法即制宪议会或宪政议会。这种思想在俄国由来已久，它是沙皇专制向政治自由和分权制衡转变的关键步骤。在俄国最早提出向宪政制度转变的是亚历山大一世身边的体制改革派“密友委员会”。他们以讨论“公民权利、自由和所有制问题”不同于贵族官僚。1809年亚历山大一世委托被拿破仑称为“俄国唯一有清醒头脑”的御前大臣斯彼朗斯基起草《国家法典绪论》，要在君主立宪的外壳下实行俄国式的议会制度。这个改革方案一出笼立即遭到体制内贵族的一致反对，他们指责斯彼朗斯基把拿破仑的法律和制度搬到了俄国，甚至说他是拿破仑的间谍。1812年斯彼朗斯基被流放。俄法战争获胜后俄国成为“神圣同盟”的盟主，亚历山大一世的政治改革方案胎死腹中。
在民间最早提出“人民主权思想”宪政制度设计的是十二月党人的穆拉维耶夫，他认为变更法律的权力属于人民选举的“立宪会议”或日“人民议会”，最高权力的源泉是人民，他们准备在军事政变成功以后建立“人民议会”，制定代表选举制度，由代表们批准未来的行政制度和国家法制。1825年十二月党人被镇压，这套制度设计自然无法付诸实践。
1905年革命前，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各自主张“宪政”，其差异表现在“君主立宪”和“共和立宪”。但在他们的宣传下，立宪会议的思想得到广泛传播，此后立宪会议成为一个奋斗目标，被写进自由主义和左派政党的所有纲领。他们把俄国的变革与立宪会议联系起来，认为这是革命的政治目标，因此，立宪会议可以说是各反对党的共同目标。1903年社民党二大把召开“立宪会议”写入最低纲领。党纲中要求“推翻专制制度并召集由全民自由选举的立宪会议”。当年，绝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就是因为反对沙皇专制要求民主而卷入政治参加革命的。民粹派因其“人民专制”的思想对政治民主持冷漠的态度。普列汉诺夫则认为对待立宪会议的态度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民粹派的后继组织社会革命党受第二国际的影响逐渐“社会民主党化”，并把召开立宪会议看作是人民主权的完全胜利，在其一大通过的纲领中明确的革命目的是“直接实施自由选举的立宪会议”。
立宪民主党主张采用和平渐进方式建立民主自由的，具有最高监督权、立法权的和国家预算权的人民代表制，米留科夫认为，俄国最适合的方式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1904年12月由米留科夫起草的《告俄国人民书》呼吁沙皇立即实现宪政改革，坚决要求立即召开“人民议会”即“通过普遍投票确立真正的人民代表制度，因为只有这种代表机关才能解决人民面临的生活难题，它将国家引向没有大动荡、没有流血和牺牲的新秩序”。1905年1月8日社会民主党彼得堡委员会在告“全体工人”的请愿书中也是提出“召开普遍、平等、直接、秘密选举选出的有全俄人民代表组成的‘立宪会议’”。正如高尔基所说：“立宪会议在俄国优秀人士头脑里存在了一百年，他们向往它、依靠它，所有民主派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志，他们为这个思想牺牲在流放地、苦役场和监狱中，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战士倒在了绞架和枪林弹雨之下。”
1905年革命是在民众强烈要求召开“立宪会议”的呼吁声中爆发的，迫于形势的压力沙皇批准了以杜马命名的俄国议会。这个议会是以各国议会做楷模，具有在某些领域里使君主和政府必须服从的力量。1906年2月20日，重新修订的《国家杜马宪章》正式颁布，其选举条例对选民有严格的财产、身份规定，地主的一张选票等于资产阶级的3张、农民的15张、工人的45张，工人和农民的选举人合起来只有1／4票，显然非常不合理。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口被剥夺了选举权，妇女、现役军人、25岁以下人口、不足30人的小企业工人、临时工和机构、商店职员都没有选举权。即便如此在1906年3月进行的第一届杜马选举中，立宪民主党获得176名，无党派但倾向于立宪民主党得105席，农民代表(包括社会革命党)97席，社会民主党(孟)18席，立宪民主党人穆洛姆策夫当选国家杜马主席，并控制了杜马。
4月27日第一届国家杜马开幕，它立即成了自由主义主要的活动基地。起初布尔什维克提出要积极抵制国家杜马。但是后来列宁承认，由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抵制策略是错误的。第一届杜马以其激进的自由主义色彩，只存活了72天便被解散。在1906年斯德哥尔摩俄社民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在对待杜马的问题上取得一致看法，积极参加杜马选举，“使国家杜马革命化”。第二届杜马选举是在左派政党的积极参与下进行的，其结果是两极化趋势加重，黑帮和左翼力量都有所加强。共选出518名代表，立宪民主党98名，劳动派104，社会民主党68，社会革命党37，无党派50，其他席位为右翼民族主义获得。立宪民主党在这两届杜马中起着领导作用，但左派力量的增加预示着这届杜马更不符合沙皇的胃口。1907年6月3日斯托雷平以社民党在军队中煽动反对现存制度的起义为由解散第二届杜马并颁布新的选举法，这就是史称的“六·三政变”。第二届杜马存活了103天。第一、二届杜马被列宁称为“世界上最革命的议会。”
第三届杜马是根据“六·三政变”以后新的选举法产生的，选民共分土地所有者、城市居民、农民和工人四个选民团，但是后三者的名额大大缩减，农民代表的名额从42％减少到22％，工人代表的名额从4％减少到2％，而土地所有者的名额则从31％增加到50.5％。当时名额的具体分配是一名土地所有者代表230位选民，大资产阶级代表1000人，小资产阶级代表1.5万人，农民代表6万人，工人代表12.5万人。第三届杜马代表总数是442名，右派占147，其中极右50，十月党人及其追随者154，立宪民主党54，进步党人28，劳动派，社会民主党19，伊斯兰教徒8，立陶宛一白俄罗斯选举团7，波兰议员团。十月党人在第三届杜马中占主导地位，这种阶级组成决定了这届杜马的保守性。由于它对政府俯首听命，在土地问题上贯彻斯托雷平“培养殷实私有者”破坏村社的“土地法”，是唯一任满法定五年任期的一届杜马，因此被米留科夫称为“老爷式的杜马”“走狗式的杜马”。
1912年11月产生的第四届杜马，其代表派别构成基本延续了第三届杜马。很快，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7年2月26日沙皇颁布停止国家杜马活动的法令，1917年10月6日临时政府公布命令废除国家杜马以立宪会议取而代之。
二、二月革命后“召开立宪会议”是众望所归
1917年随着“二月革命”，貌似强大的沙皇 专制似乎完全“出人意料地”突然崩溃，君主立宪的前景已不复存在。在“雪崩”的冲击下，不用说比斯托雷平更保守的传统保皇党已无踪影，斯托雷平体制下得势的专制市场经济改良派如十月党、进步党等自由主义右翼派别也很快被革命潮流冲垮。只有自由主义左派，即1905年事变中因领导激进宪政民主运动而在斯托雷平时代受压制的立宪民主党，成为唯一还有政治号召力的自由主义党派。但由于担心被斯托雷平改革激起的民粹主义反弹浪潮难以控制，更担心战争时期(立宪民主党是支持参战的民族主义者)后方剧变会瓦解军事，这时立宪民主党反而主张放慢立宪步伐。这样一来，这个以“立宪”为党名的1905年时的政治改革激进派，在1917年却把“立宪会议”的大旗拱手让给了“社会主义者”。
当时，被革命形势推向前台、成为俄国最强大政治势力的，是两大左派(当时通称两大“社会主义政党”)——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这两党内部都有明显分化：社会革命党传统上本是以搞“革命恐怖主义”推进“人民专制”起家的极左党，但这时它的主流已经在斯托雷平时代发生了“社会民主党化”，只有其坚持原教旨民粹主义的支派，即所谓“左派社会革命党”还带有“人民专制”色彩。至于社会民主党则如前所述，本是传统的“革命宪政”主张者，其中的孟什维克此时仍然持有俄国马克思主义正统的革命宪政理念；而布尔什维克尽管已经在“超民粹主义化”的路上走得很远，但仍然保留有社会民主党传统的“革命宪政”话语，其“激进”主要表现在不断指责．别人拖延宪政进程。列宁本人当时就一再抱怨“政治自由”太少，认为“在自由的国家里，管理人民是通过政党的公开斗争以及它们之间的自由协议来进行的”。
当时立宪会议的合法性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在任何一方都承认的普选基础上组成的政府当然会比从二月到十月之间一连串的短命政府更具有法理基础。临时政府深谙其理，一上台就承诺尽快召开立宪会议。临时政府在3月2日(15日)宣言中提出召开立宪会议并通过了选举条例。该条例规定了以普选权为基础的比例选举。当时因为战争局面以及临时政府频繁更迭，始终没有兑现。在二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列宁指责临时政府拖延立宪会议选举，但并没有要求“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在苏维埃中的影响也不大，1917年6月20日形成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孟什维克104人，社会革命党99人，占81％的席位，布尔什维克与区联派占17％。后来，列宁两度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但其含义只是：1．苏维埃取代临时政府来承担筹备召开立宪会议的责任；2．排除以立宪民主党为代表的自由派左翼，建立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主导的“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亦即左派多党联合政府。他并没有说要用苏维埃取代立宪会议，相反他仍然强调苏维埃只应该在立宪会议之前临时掌权——正如他在“七月事变”后所说：“在立宪会议召开前，除了苏维埃以外，国家不应该有任何其他的政权存在。”而被其指责的对手中，除立宪民主党是担心民粹主义浪潮难以控制而真的希望放慢民主步伐外，社会革命党主流派和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派的“革命宪政”热情本不下于布尔什维克，只是考虑当时德国正大举进攻，基于“革命护国主义”立场不愿把太多精力投入竞争性选举，更不愿在这个不但君主派早已消失、连自由派都已靠边的“左派民主”大好形势下一味激化矛盾使局势失控。
在二月革命后直到1917年年底的整个期间，包括所谓“十月革命”的前后，俄国政坛上的斗争焦点除了对外关系上的“和平”与经济上的“土地”外，在政治体制上就是尽快召开、还是推迟召开立宪会议的问题。虽然苏联时期的官方史学声称，那时出现了“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和“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并存”的状态．然而实际上，不但二月以后相当时期内布尔什维克并未在苏维埃中占优势，也并不主张“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而只是强烈指责临时政府拖延召开立宪会议。甚至，在他们控制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并据以发动推翻临时政府的“十月革命”时，虽然提出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但也只是把它作为革命措施，而并未宣布苏维埃是永久性政府。相反，当时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明确宣布：“工人和农民的临时政府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掌握国家政权”。他们继续指责临时政府终于宣布的立宪会议选举日期是靠不住的，宣称只有苏维埃才能保证立宪会议选举如期举行。在十月革命前两周，列宁指示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军队要给士兵放假，以便组织他们回乡进行“关于立宪会议的鼓动工作”，争取农民选票以便“在立宪会议中获得多数”。而在十月革命前夜，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工人之路》以通栏标题向人民发出号召：“把唯一彻底的和坚忍不拔的革命党——布尔什维克选进立宪会议!”
就在俄历1917年10月26日，即打下冬宫、夺取政权后的次日召开的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上，列宁不仅重申，临时政府不愿召开立宪会议是它被推翻的理由之一，而且强调即将召开的立宪会议才是唯一有权决定国际问题的机关。并且，他信誓旦旦地保证，即使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失败，他们也将服从“人民群众”的选择。
可见正如“土地”(废除斯托雷平改革，恢复农村公社)与“和平”(退出世界大战)一样，“立宪会议”在当时的俄国实际也是众望所归，无人反对。各方争论的似乎只是“快慢”问题。
而且更重要的是：苏联时期被描绘为连续体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其实并不存在。从二月到十月，动荡中的俄国实际共经历了五届党派构成不同的短暂政府，其主导力量从右翼自由派、左翼自由派到“社会主义者”，总的趋势是一个比一个更“左”的主张者轮番得势。十月之变产生的苏维埃政府似乎只是第六个更“左”的主张者上台。
三、围绕武装起义的争论
最早提出武装起义是在1917年7月26日－8月3日举行的俄共(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当时的着眼点是“世界革命”，对布尔什维克来说，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不可分割的，该次会议的决议中说：“海燕已经在全球飞翔”，“为了消灭帝国主义的统治，第一个实现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专政的国家，俄国工人阶级必须给其他国家无产阶级正在进行的斗争以各种支持。这项任务将提上议事日程，如果有可能俄国将在西方国家发生革命以前掌握政权”。根据这一观点，俄国革命唯一重要的职能是，必须尽快地促使世界革命的开始，谋求欧洲工人的支持。布哈林在这次会议上声称：“我们将以无产阶级的名义进行一场圣战……我们将通过这场战争来点燃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烽火。”着手革命战争的准备，发出世界起义的信号。代表大会表示赞成群众的直接行动，但是该次会议并没有讨论武装起义的具体实施办法，列宁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8月25日陆军参谋长科尔尼洛夫试图以军 事政变攫取政权，临时政府一时间慌了手脚，因它在军队动员力不够，不得不放手让布尔什维克组织兵力与科尔尼洛夫对决。布尔什维克在这次事件过程中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形势开始向有利于布尔什维克方向转化，列宁开始把起义问题具体化。他在给中央的信中说，应该从革命的宣传和革命的许诺转到武装起义方面来．不要等待立宪会议，由于德国的进攻克伦斯基可能用放弃彼得格勒来破坏立宪会议，应该发动起义。9月15日中央委员会第一次讨论武装起义问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长期以来党在地下活动状态，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意见不统一的争论是一种常态，经常是以最后表决的多数形成决议。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认为，在没有整体确保胜利的把握下，“我们无权把整个前途的赌注压在武装起义这张牌上”，二月革命后的十几个政党的较量中，革命左翼力量的发展趋势已经明朗化，完全可以通过“民主预备会议”解决政权问题。中央委员会既不接受反对起义的加米涅夫的意见，也没有同意列宁的提议。列宁给党组织写了《布尔什维克应当夺取政权》和《马克思主义和起义》两封信，他建议立即起义，“如果我们现在不夺取政权，历史是不会饶恕我们的”。但是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也毫无思想准备，他们的理由是：党在外省的力量薄弱，仅仅夺取了首都以后接下来该怎么办，起义的建议遭到普遍反对。列宁开始以书信展开激战，“只要从两个首都发动起义，就一定能取得胜利”，错过了这样的时机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十足的白痴和彻底的背叛，布尔什维克就会遗臭万年，毁灭自己的党，列宁还表态说，他将退出中央委员会，直接向党提出他的主张。
10月份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以及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立，在中央委员会上列宁的意见占据上风。10月16日中央委员会准备起义的表决以19：2通过，4票弃权。这次会议上建立了一个军事总部，由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布勃洛夫、乌里茨基和捷尔任斯基组成，其实这个“总部”就像当时很多只落实在文件中的主意一样，并没有发挥实际作用，现在的档案文献中也没有留下关于“总部”指导起义的记录。然而仅凭这个“总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就把斯大林说成是起义的领导者，实际上斯大林并没有参与武装起义的具体工作，尤其是最后10天里，甚至没有到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办公室例。
10月16日孟什维克国际派、左派社会革命党以及其他三个左派党共同提出“两个民主阵营达成协议并建立一个能抵抗有产阶级反革命联合的统一民主政权”。同一天，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要求“建立一个包括布尔什维克、人民社会党在内的清一色社会党人的政府”。希望通过协商而成立一个各社会主义政党在内的政府。至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武装起义是因为，他们认为如果要建立“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布尔什维克就不应该在苏维埃大会召开之前去推翻政权”。此二人当时被称为“布尔什维克右翼”，他们和孟什维克国际派的关系也比较好，此前一直积极筹备“民主预备会议”。而列宁反对与其他社会主义派别共享权力，他说，“达成协议吗?我甚至不能严肃地谈论这个问题。他们在所有的基本问题上都必然会妨碍我们”，“现在已不存在而且也根本不可能存在分掌政权和放弃无产者对资产者的专政问题”。曾经是区联派两个月前加入布尔什维克的托洛茨基认为，组成联合政府是可能的，但是在政府中布尔什维克党的席位都应占据75％，“如果我们不取得多数席位，组织政府毫无意义”。当时高尔基也反对在社会主义派别达成一致前推翻临时政府。退一步说，他们至少希望在苏维埃大会召开前不要举行武装起义。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10月24日起义的前夕。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认为起义时机不成熟，于是便在高尔基主办的《新生活》报上公开了自己的想法。
真正承担起义重任的是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而它，却是因为临时政府准备迁都，为了组织城市自卫成立的机关。8月20日(9月3日)里加被德军攻克，德国人准备在彼得格勒大规模登陆，10月初战争危机达到一个高峰，德军开始在芬兰湾活动，彼得格勒遭到进攻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克伦斯基政府开始准备把首都撤往莫斯科，无法随政府撤离的群众寄希望于彼得格勒苏维埃。10月6日托洛茨基发表讲话说，如果临时政府不能保卫首都，那就是临阵脱逃，军队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在没有政府授权的情况下，甚至在违背政府意愿的情况下组建城市的防务。政府会逃离彼得格勒，但是人民不会离开这个城市，我们将誓死捍卫首都。苏维埃有权干涉军队的调动问题、否决克伦斯基的计划。为了保卫首都，10月9日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一个18岁的小伙子拉济米尔提议下，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共有15位人员组成，包括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拉济米尔和苏哈里科夫，斯大林并不在其列。它并不是为了武装起义而产生的，而是取代克伦斯基担当起维护彼得格勒职责产生的，由于托洛茨基演说才能、鼓动天赋、在军队中的号召力与其在党内无可争议的实干能力，成为它的当然领袖。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职能范围是：保卫首都需要的驻军规模，同北方前线、波罗的海舰队、芬兰驻军司令部保持联系，保证在德国进攻情况下开展的军需后勤供应，制定防卫计划，维护城市的居民秩序。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七个处：防御、后勤、联络、情报、工人民兵、城市治安，委员会还按照法国大革命的先例任命了政委。
10月16日，相当数量的驻地部队宣布不服从克伦斯基的调动命令，他们要求留在首都，这就等于已宣告起义开始，而且也毫无悬念地预示了斗争的结果。用后来托洛茨基的话说，“这是无声的起义，胜利的天平已经明了”。托洛茨基为了检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权威性和调兵遣将的能力，这一天他试探性地发布命令要求驻军武器库赤卫队发放5000支枪支和弹药。一切验证了他的判断，托洛茨基的手令在军队中畅行无阻。中央委员会又召开了一次有地方组织领导人参加的重要会议，暂定在10月20日举行起义，后又延迟。10月23日军事革命委员会拟定了详细的武装起义计划。支持苏维埃的部队占压倒优势，只是涅瓦河上保罗要塞驻军拥护克伦斯基，原本要攻击要塞，但是托洛茨基决定靠自己一张利嘴去说服他们，他与要塞驻军对话，很快就把驻军争取到革命阵营中来。
四、波澜不惊的冬宫之夜
实际上，这个变化就在“十月革命”的前一天已经开始：俄历10月24日，各党派召开的共和国预备议会上，社会主义者已占多数但尚容纳有几个立宪民主党人的克伦斯基联合政府受到了抨击，两大社会主义政党提出议案要求“通过一项法令把土地移交给土地委员会”“坚决支持建议与盟国宣布和谈条件并开始和平谈判的对外政策”，这两项要求与第二天苏维埃政府提出的“土地法令”与“和平法令”几如出一辙。此议案战 胜了立宪民主党的反对，以123票对102票被预备议会通过。此举相当于对联合临时政府的不信任案，如果没有当夜的冬宫事件，它也将导致出现一个排除自由派的“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而仅在两周前这正是布尔什维克追求的主张。
由于列宁的坚持，尽管中央委员会中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卢那察尔斯基、李可夫等不少人反对，布尔什维克党还是在此前退出了预备议会，并赶在“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出现前抢先夺取了政权。虽然采取的是类似军事政变的手段，可是当时俄国处在非常时期，前五届政府也并非经过全民选举，而且其间还有“四月危机”“七月事件”、科尔尼洛夫兵变等非常事件，与之相比，十月冬宫之夜“水兵与士官生的冲突”也不算多么激烈。其实在传统上，农民出身的俄军普通官兵往往具有皇权主义和保守倾向，而“士官生”则是有文化而又无军官特权的“军人知识分子”，曾是俄军中最富进步精神的力量。自十二月党人事件以来他们一直是倾向民主的，二月革命后他们中多数还倾向社会主义——自然是民主社会主义，在反对沙皇，甚至反对右翼自由派方面他们与布尔什维克并无矛盾。而在二月革命后初期自由派主导临时政府时，他们还与布尔什维克关系良好。当时彼得格勒军事学校社会主义者士官生联合会经常请布尔什维克的“名嘴”在他们举办的“社会主义理论讲座”上作演讲。只是在社会主义党派主导联合临时政府后，由于不满布尔什维克的“暴力倾向”，他们才成为“冬宫之夜”的“反革命”力量。而且，这天晚上夺权与被夺权的双方其实还多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党内同志”——都是社会民主党与社会革命党人，只是被夺权的最后一届临时政府成员多为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派和主流派社会革命党，而夺权的是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在一般人看来，双方的差别还不如前几次政府更替的双方差别明显。
所以，尽管当时在彼得格勒的美国记者约翰·里德后来对“十月革命”的报道以《震撼世界的十天》为题，但在当时，这场变革不要说对“世界”，即使对彼得格勒人而言也并不是多么“震撼”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当时正在彼得堡造船厂大修，停在船坞里，没有舰长、武器、装备、弹药。一个叫别雷舍夫的机械师在布尔什维克的行动中表现得最为积极，1917年10月24日即预定“武装起义”的前一夜，负责在水兵中做宣传工作的卢舍维奇任命别雷舍夫为“阿芙乐尔”号政委。起义当晚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发布《关于临时政府被推翻的通告》称：起义“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了胜利”。而刚刚被任命的政委别雷舍夫事后报告说：军舰“在彼得保罗要塞打出信号弹之后发射了几发空弹，准备视情况决定是否需要打实弹。结果无需如此，因为冬宫很快就投降了”。即没有发生巷战也没有遇到其他方面的抵抗，第一次攻击是10月25日晚10点钟开始的，由于组织得不好，涌往冬宫大门的队伍一度还退了回来，经过几个小时的组织和计划后，当赤卫队再次涌向冬宫大门时，是冬宫的防卫长官帕里琴斯基Pαпичинскии亲自打开宫门，并把他们带到了临时部长正在开会的地方。后来调查说当晚共有6人伤亡，并非“未流一滴血”，但是可以说几乎没有流血。据第二天就到冬宫观看现场情况的著名画家、导演伯努瓦记述说：“熟悉的景象依然如同昔日，看不到任何战斗的痕迹。”次日记者拍摄的冬宫正面，只有一扇窗户的玻璃被打碎。一直反对暴动的温和派布尔什维克党人卢那察尔斯基在当时的家信中也不无宽慰地记道：“事变竟轻易实现……暂时牺牲极少。暂时。”显然，这场“暴力革命”几乎是波澜不惊地就成功了。苏共20人时，赫鲁晓夫就说“当时只死了一个人”，米高扬在苏共20大时坦言：“事实上，十月革命几乎是和平完成的。”现在俄罗斯的教科书中把“十月革命”更多地被称为“十月转变”。这就是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真相。
成功者当时也相当低调。苏维埃政府当晚成立时自称是“工人和农民的临时政府”，在批准苏维埃政府的决议里说，“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成立的临时工农政府，”立宪会议被认为是在这个政府之上的，人们也将其作为“第六届临时政府”来接受。应当说，支持布尔什维克当晚行动的人并不多，而反感者很不少。如前所述，就连布尔什维克党内都有相当一批人反对以这种方式夺权。他们当然支持以一个对苏维埃负责的政府取代临时政府，但既然以苏维埃的名义做这件事，总应该由苏维埃授权。不能先造成既成事实，“在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前夕就夺取政权，这一点我想谁也不知道”。于是正如卢那察尔斯基所言：“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甚至连国际主义者，都断然抵制我们。市杜马对我们十分恼火。市民、知识分子，乃至所有人，所有人都是这样……”“目前是可怕的令人胆寒的孤立”。但尽管如此，并没有什么人想采取实际行动与布尔什维克对抗。当时俄国人普遍相信，二月以来的革命形势在动荡中持续发展，而其目标就是立宪会议，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和会议的召开，将意味着“革命宪政”大功告成、动荡结束，俄国将出现一个全民选举产生的、因而是有权威的非“临时”的民主共和宪政政府。到时俄国的政局就会走上正常轨道。可以设想，如果布尔什维克当时不是以召开立宪会议为号召，而是公然提出取消立宪会议，那它的夺权必然会“震撼”得多，而能否成功也就未可逆料了。
五、“震撼世界”的1月5日
真正令人“震撼”的剧变来自两个月以后。
列宁一直认为，选举时谁执政，谁来召开立宪会议是至关重要的。显然，他相信在自己大权在握的情况下，加上卓有成效的宣传鼓动工作，“革命宪政”会批准他所做的一切。
然而事态发展出乎他的意料，就在布尔什维克掌权的条件下。选举按期于11月12－15日进行，25日大致的得票结果，布尔什维克获得23.9％的选票，在703个席位中，只获得163席，远远低于社会革命党所获40％的选票。到了1918年年初立宪会议召开前最终结果揭晓：在总共707个席位中，布尔什维克得到175席，占24.7％，只略高于最初结果。而社会革命党得到410席(其中左派社会革命党占40席)，孟什维克16席，立宪民主党17席，各民族政党86席，其余几个席位属于几个小组织。这就是说，布尔什维克在他们主持的这次选举中只得到不足四分之一的议席，即使加上与布尔什维克结盟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列宁方面也只占有30％的议席，而主要的民粹派政党社会革命党，即使不算它的左派，仅其主流派(按布尔什维克的说法是中右派)就占有370席，已经明显过半。
显然，布尔什维克输掉了这次选举，而且输得很惨。其惨还不在于它的得票少，而在于这是在它当权条件下、由它组织的选举。它没有理由、而且的确也并未指责这次大选有什么舞弊、贿选一类的污点。当时，布尔什维克只得强词夺理，称立宪会议的选举是根据临时政府法律进行的， 而这个法律现在已经过时，以此否定这次选举。这个理由显然太牵强了：既然这次选举本来就没有合法性，你为什么又组织了这次选举呢?
其实布尔什维克在选举过程中已经感到不妙，并通过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法令，授权那些选出的代表不符合其意愿的地方的苏维埃可以暂停选举、召回已选出的代表并组织改选。然而，受到“革命宪政”思维影响的各地苏维埃并没有行使这一不得民心的权力。于是列宁的政府(人民委员会)又在立宪会议预定开会日(11月28日)前，以到达的代表太少为由宣布推迟会期。当天一些立宪民主党人示威抗议这个决定，要求“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结果遭到严厉镇压。立宪民主党事实上被取缔，其当选代表或被杀被捕，或逃亡。
直到一个多月后，立宪会议才在排除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情况下于1918年1月5日召开。会前列宁政府便宣布在彼得格勒戒严，并调集忠于布尔什维克的军队进入首都。开会当天有21名示威工人被戒严军队枪杀，布尔什维克代表建议立宪会议按人民委员会要求把权力交给苏维埃并自行宣布解散，多数立宪会议代表拒绝了这个蛮横的要求。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遂先后退出会议。其余多数代表在暴力的威胁下一直坚持到次日凌晨4时，终被布尔什维克调来的军队驱散。当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即宣布解散立宪会议。
这一天，已被严厉镇压的自由主义者——立宪民主党人不可能发出什么声音。但在左派(马克思主义者与民粹主义者，即社会民主党人与社会革命党人)阵营和劳动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农民的不满是后来才浮现的)中却发出了愤怒的吼声。
这一天，两个首都发生了抗议解散立宪会议的工人游行示威，参加者可能多达10万。苏维埃军队向和平的游行队伍开枪射击，“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街道上洒满了工人的鲜。
俄国最大的行业工会“全俄铁总”宣布政治罢工，以抗议立宪会议被驱散。许多工会纷纷支持。罢工被镇压后，全俄铁总和其他非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工会被取缔，俄国工会从此逐渐“官方化”。
这一天，主要由孟什维克组成的(联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发表《致全俄公民书》。这个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开头、以“社会主义万岁!”结尾的声明指出：“立宪会议被以武力驱散了……甚至早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打算作出解散立宪会议的决定之前，立宪会议就已经被解散了。布尔什维克一如既往，首先用武力解散了立宪会议，随后便关闭了塔夫利达宫，不让任何一位立宪会议成员进入。只是在这以后，才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关于解散的命令。因为自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以来，苏维埃的全部作用归结为在‘人民委员会’的决定上盖上一个印章。没有任何‘苏维埃政权’，有的只是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权，以及追随他们的那些武装队伍的政权。”
这一天，除布尔什维克以外的各社会主义党派，即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人民社会党还联合散发传单，指出：“1905年1月9日，尼古拉·罗曼诺夫和特列波夫枪杀过要求召开立宪会议的工人。今天，当劳动人民经过12年斗争之后，立宪会议已由人民选举产生，而彼得格勒的工人又一次为立宪会议而遭到自称是工人阶级代表的那些人的枪杀!”从此，“沙皇专制式的黑暗时代开始了。”“公民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被剥夺了。”“工人的旗帜被撕毁、被烧掉了。”
与这份传单类似，沙皇时代素来同情布尔什维克的左派作家高尔基，也在这一天激愤地写下了《1月9日与1月5日》一文，严厉谴责布尔什维克的暴行。他也把当天发生的惨案比之为点燃1905年革命烈火的、沙皇屠杀和平请愿工人的“流血星期日”，并悲愤而又绝望地说：布尔什维克的“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
显然，1月5日事件给俄国社会造成的“震撼”远远超过上年10月25日黎明前的“冬宫事件”。10月事件基本上是2月以来“革命宪政”进程的延续，而斯托雷平改革的失败就注定了自由派的失势和社会主义者的上台，事实上这个变化也是在7月和9月两次临时政府更迭就基本完成。10月末如果没有冬宫事件，自由派彻底下野和“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的出现也是势在必然。尽管布尔什维克的夺权手段招人非议，但既没有马上激化社会矛盾，也没有导致什么反抗。克伦斯基政府已在冬宫事件前一天的预备议会上遭到实际上的不信任投票，产生“第六届临时政府”并不出人意料。十月之夜逃出冬宫的克伦斯基等一些临时政府领导人曾试图组织反夺权，但因没什么响应者而不了了之。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控制的全俄铁总等工会组织曾对布尔什维克的“政变”持异议，并威胁要罢工，但在立宪会议选举如期进行后即宣布与苏维埃政权和解。由于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主要政治力量都宣称俄国前途最终取决于立宪会议，人们也就在等待立宪会议结果的心态下大体平静地接受了既成事实。这两个月因而在传统上被称为苏维埃政权“凯歌行进”的时期。
但驱散立宪会议就不同了。它把“革命宪政”进程完全倒转过来，成了革宪政的命，堪称是二月革命后俄国历史进程的又一次剧变：按后来“列宁主义”的说法，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粉碎了“资产阶级民主”。而按布尔什维克以外的其他社会主义党派(更不用说中有各派)的说法，则是“民主革命”的毁灭和“专制黑暗”的重返。不管哪一种说法，这一变化作为“民主”与“专政(专制)”的对决都可谓超级“震撼”。你可以说它是革命，也可以(按反对派的立场)说是反革命，但唯独不能说这变化的意义比十月事件小。
实际上，甚至对于“土地与和平”这两个据说是由十月革命解决的主要问题，当初的争议主要也不是要不要议和、要不要分配土地，而是要不要由立宪会议来决定这两者，或者即便苏维埃造成了既成事实也要不要立宪会议来承认其合法。主导最后两届临时政府的社会主义党派实际上是赞成议和与分地的。社会革命党领袖切尔诺夫作为临时政府部长颁布的土地法曾得到列宁的赞许——他甚至起来驳斥“资本家对切尔诺夫进行无耻的诽谤性攻击”。但切尔诺夫们认为应当由立宪会议来做这两件事。而像全俄铁总等一些民主组织虽然认为苏维埃政府可以做这些事，但还是应当由立宪会议来认可。“一月剧变”使这些人与苏维埃政权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
事实上，所谓十月革命后相对平静的政局，即苏维埃政权“凯歌行进”的局面，正是在这场“一月剧变”后被打破的。俄国的国内矛盾自此迅速尖锐化，不久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残酷内战。关于这场内战各种“官书”上有着许多定义，但是列宁1919年致罗日科夫的一封私人信件有个坦率的说法值得一提：列宁认为当时的内战是“苏维埃政权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的斗争，即反对反革命立宪会议的斗争”，“这是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世界性大崩溃，无论在哪个国家，没有国内战争就不会有进步。情愿 者命运引着走，不情愿者命运拖着走”。
“十月革命”后最初两个月苏俄实际上没有军队，似乎也不需要军队。马克思以来的社会主义者都一贯反对“常备军”，民兵代表革命，常备军代表反革命，这种理念甚至可追溯到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但1918年1月15日，在“一月剧变”后仅十天，苏俄政府即颁布了建立红军的法令。法令仍许诺“在不久的将来实行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但很快这个“不久的将来”就被证明无限遥远。二月革命以来布尔什维克最积极提倡的“士兵民主”立即被严禁，十月革命以后各种民主形式马上都被取消，军队中的民主形式如选举军官等很快被取消，1918年3月托洛茨基说：“在今天军队的体制下，选举原则看来在政治上是毫无意义的，在技术上也是不切合实际的，在法令中实际上已经被取消了。”死刑被立即恢复并建立了军队中的核心“政治部”。革命前的一切规章制度加以恢复了。托洛茨基直言不讳：“红军的组织原则与沙皇军队的组织原则是非常相似的。”而实际上前者比后者更严厉，包括推行残酷的人质法和什一法。用当时的话说，民主已经过时，现在是“对信奉过的一切要憎恨，对憎恨过的一切要信奉”。的确不这样也不行，“一月剧变”后各地的小规模叛乱很快蔓延升级，到5月间捷克斯洛伐克战俘叛乱和萨马拉“民主反革命”合流，全面内战的局面形成了。
一般认为，直接导致内战的原因有三个：废除立宪会议导致民主派的反抗，对德和约引起“爱国主义者”的抗争，以及余粮征集制激化与农民的矛盾。但实际上，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在几个月后即随德国战败、苏俄废约而不复存在，余粮征集制虽有深刻的思想背景，作为一项具体政策它应当说是内战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虽然它引起的农民反抗导致了内战延长。因此，解散立宪会议，亦即废除宪政，实为导致内战的首因。从某种意义上讲，内战是一场围绕“立宪”的战争，列宁政府的反对派最著名的口号就是“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而内战中出现的许多反苏维埃势力也都以立宪为旗帜。包括大量的左派势力，也在“既不要列宁也不要高尔察克”的口号下成了反对派，他们要求在“左派”专政与右派专政之外选择道路，回到1917年9月前的民主政府甚至“一月剧变”前的苏维埃。
这当然不是说后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力量都是立宪会议的支持者或所谓民主派，而是说，二月革命以来人们期待的宪政民主前景在1918年1月的消失引起了空前的震动，打破了俄国社会当时已十分脆弱的平衡，使各种矛盾都集中爆发出来。不仅各支民主派(后来被称为“资产阶级民主派”，但当时布尔什维克更常称之为“民主反革命”)打出立宪会议的旗号反对布尔什维克，先后在伏尔加河流域的萨马拉、乌法等地形成很大势力，在格鲁吉亚等地还建立了孟什维克领导的民主共和国。更严重的是，在二月革命后慑于当时人们对民主的认同而一时蛰伏的各种旧俄势力，现在随着宪政民主前景的破灭也堂而皇之地出来抢夺江山：既然不搞民主了，沙皇的遗产凭什么就是你的?“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局面于焉形成。继“一月剧变”布尔什维克驱散立宪会议后，4月乌克兰哥萨克首领斯科罗帕茨基驱散了二月革命后出现的乌克兰议会(中央拉达)，12月初军阀高尔察克驱散了从伏尔加河迁移到鄂木斯克的立宪议会委员代表大会，二月革命后昙花一现的民主权威至此荡然无存。而二月革命以来对“混乱的民主”不耐烦的人们，在混乱变成内战后也就各立山头“收拾残局”。加上乘乱而起的民族分离运动、外国支持的势力，俄国一时陷入了空前残酷的兵燹战祸中，数千万人死于非命……
1917年2月开始的进程本来是由传统专制向宪政民主的转型，结果到1918年1月后演变成“专制”到“专政”之间一场改朝换代式的战乱。继1905年后俄国历史上又一次民主大实验，就这样以更惨痛的内战以及内战后的“专政”告终了。
(全文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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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10 G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03-0005-10
一、19世纪以来的“立宪”诉求与“杜马”命名的俄国议会
“立宪会议”按今天的通常译法即制宪议会或宪政议会。这种思想在俄国由来已久，它是沙皇专制向政治自由和分权制衡转变的关键步骤。在俄国最早提出向宪政制度转变的是亚历山大一世身边的体制改革派“密友委员会”。他们以讨论“公民权利、自由和所有制问题”不同于贵族官僚。1809年亚历山大一世委托被拿破仑称为“俄国唯一有清醒头脑”的御前大臣斯彼朗斯基起草《国家法典绪论》，要在君主立宪的外壳下实行俄国式的议会制度。这个改革方案一出笼立即遭到体制内贵族的一致反对，他们指责斯彼朗斯基把拿破仑的法律和制度搬到了俄国，甚至说他是拿破仑的间谍。1812年斯彼朗斯基被流放。俄法战争获胜后俄国成为“神圣同盟”的盟主，亚历山大一世的政治改革方案胎死腹中。
在民间最早提出“人民主权思想”宪政制度设计的是十二月党人的穆拉维耶夫，他认为变更法律的权力属于人民选举的“立宪会议”或日“人民议会”，最高权力的源泉是人民，他们准备在军事政变成功以后建立“人民议会”，制定代表选举制度，由代表们批准未来的行政制度和国家法制。1825年十二月党人被镇压，这套制度设计自然无法付诸实践。
1905年革命前，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各自主张“宪政”，其差异表现在“君主立宪”和“共和立宪”。但在他们的宣传下，立宪会议的思想得到广泛传播，此后立宪会议成为一个奋斗目标，被写进自由主义和左派政党的所有纲领。他们把俄国的变革与立宪会议联系起来，认为这是革命的政治目标，因此，立宪会议可以说是各反对党的共同目标。1903年社民党二大把召开“立宪会议”写入最低纲领。党纲中要求“推翻专制制度并召集由全民自由选举的立宪会议”。当年，绝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就是因为反对沙皇专制要求民主而卷入政治参加革命的。民粹派因其“人民专制”的思想对政治民主持冷漠的态度。普列汉诺夫则认为对待立宪会议的态度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民粹派的后继组织社会革命党受第二国际的影响逐渐“社会民主党化”，并把召开立宪会议看作是人民主权的完全胜利，在其一大通过的纲领中明确的革命目的是“直接实施自由选举的立宪会议”。
立宪民主党主张采用和平渐进方式建立民主自由的，具有最高监督权、立法权的和国家预算权的人民代表制，米留科夫认为，俄国最适合的方式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1904年12月由米留科夫起草的《告俄国人民书》呼吁沙皇立即实现宪政改革，坚决要求立即召开“人民议会”即“通过普遍投票确立真正的人民代表制度，因为只有这种代表机关才能解决人民面临的生活难题，它将国家引向没有大动荡、没有流血和牺牲的新秩序”。1905年1月8日社会民主党彼得堡委员会在告“全体工人”的请愿书中也是提出“召开普遍、平等、直接、秘密选举选出的有全俄人民代表组成的‘立宪会议’”。正如高尔基所说：“立宪会议在俄国优秀人士头脑里存在了一百年，他们向往它、依靠它，所有民主派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志，他们为这个思想牺牲在流放地、苦役场和监狱中，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战士倒在了绞架和枪林弹雨之下。”
1905年革命是在民众强烈要求召开“立宪会议”的呼吁声中爆发的，迫于形势的压力沙皇批准了以杜马命名的俄国议会。这个议会是以各国议会做楷模，具有在某些领域里使君主和政府必须服从的力量。1906年2月20日，重新修订的《国家杜马宪章》正式颁布，其选举条例对选民有严格的财产、身份规定，地主的一张选票等于资产阶级的3张、农民的15张、工人的45张，工人和农民的选举人合起来只有1／4票，显然非常不合理。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口被剥夺了选举权，妇女、现役军人、25岁以下人口、不足30人的小企业工人、临时工和机构、商店职员都没有选举权。即便如此在1906年3月进行的第一届杜马选举中，立宪民主党获得176名，无党派但倾向于立宪民主党得105席，农民代表(包括社会革命党)97席，社会民主党(孟)18席，立宪民主党人穆洛姆策夫当选国家杜马主席，并控制了杜马。
4月27日第一届国家杜马开幕，它立即成了自由主义主要的活动基地。起初布尔什维克提出要积极抵制国家杜马。但是后来列宁承认，由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抵制策略是错误的。第一届杜马以其激进的自由主义色彩，只存活了72天便被解散。在1906年斯德哥尔摩俄社民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在对待杜马的问题上取得一致看法，积极参加杜马选举，“使国家杜马革命化”。第二届杜马选举是在左派政党的积极参与下进行的，其结果是两极化趋势加重，黑帮和左翼力量都有所加强。共选出518名代表，立宪民主党98名，劳动派104，社会民主党68，社会革命党37，无党派50，其他席位为右翼民族主义获得。立宪民主党在这两届杜马中起着领导作用，但左派力量的增加预示着这届杜马更不符合沙皇的胃口。1907年6月3日斯托雷平以社民党在军队中煽动反对现存制度的起义为由解散第二届杜马并颁布新的选举法，这就是史称的“六·三政变”。第二届杜马存活了103天。第一、二届杜马被列宁称为“世界上最革命的议会。”
第三届杜马是根据“六·三政变”以后新的选举法产生的，选民共分土地所有者、城市居民、农民和工人四个选民团，但是后三者的名额大大缩减，农民代表的名额从42％减少到22％，工人代表的名额从4％减少到2％，而土地所有者的名额则从31％增加到50.5％。当时名额的具体分配是一名土地所有者代表230位选民，大资产阶级代表1000人，小资产阶级代表1.5万人，农民代表6万人，工人代表12.5万人。第三届杜马代表总数是442名，右派占147，其中极右50，十月党人及其追随者154，立宪民主党54，进步党人28，劳动派，社会民主党19，伊斯兰教徒8，立陶宛一白俄罗斯选举团7，波兰议员团。十月党人在第三届杜马中占主导地位，这种阶级组成决定了这届杜马的保守性。由于它对政府俯首听命，在土地问题上贯彻斯托雷平“培养殷实私有者”破坏村社的“土地法”，是唯一任满法定五年任期的一届杜马，因此被米留科夫称为“老爷式的杜马”“走狗式的杜马”。
1912年11月产生的第四届杜马，其代表派别构成基本延续了第三届杜马。很快，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7年2月26日沙皇颁布停止国家杜马活动的法令，1917年10月6日临时政府公布命令废除国家杜马以立宪会议取而代之。
二、二月革命后“召开立宪会议”是众望所归
1917年随着“二月革命”，貌似强大的沙皇 专制似乎完全“出人意料地”突然崩溃，君主立宪的前景已不复存在。在“雪崩”的冲击下，不用说比斯托雷平更保守的传统保皇党已无踪影，斯托雷平体制下得势的专制市场经济改良派如十月党、进步党等自由主义右翼派别也很快被革命潮流冲垮。只有自由主义左派，即1905年事变中因领导激进宪政民主运动而在斯托雷平时代受压制的立宪民主党，成为唯一还有政治号召力的自由主义党派。但由于担心被斯托雷平改革激起的民粹主义反弹浪潮难以控制，更担心战争时期(立宪民主党是支持参战的民族主义者)后方剧变会瓦解军事，这时立宪民主党反而主张放慢立宪步伐。这样一来，这个以“立宪”为党名的1905年时的政治改革激进派，在1917年却把“立宪会议”的大旗拱手让给了“社会主义者”。
当时，被革命形势推向前台、成为俄国最强大政治势力的，是两大左派(当时通称两大“社会主义政党”)——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这两党内部都有明显分化：社会革命党传统上本是以搞“革命恐怖主义”推进“人民专制”起家的极左党，但这时它的主流已经在斯托雷平时代发生了“社会民主党化”，只有其坚持原教旨民粹主义的支派，即所谓“左派社会革命党”还带有“人民专制”色彩。至于社会民主党则如前所述，本是传统的“革命宪政”主张者，其中的孟什维克此时仍然持有俄国马克思主义正统的革命宪政理念；而布尔什维克尽管已经在“超民粹主义化”的路上走得很远，但仍然保留有社会民主党传统的“革命宪政”话语，其“激进”主要表现在不断指责．别人拖延宪政进程。列宁本人当时就一再抱怨“政治自由”太少，认为“在自由的国家里，管理人民是通过政党的公开斗争以及它们之间的自由协议来进行的”。
当时立宪会议的合法性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在任何一方都承认的普选基础上组成的政府当然会比从二月到十月之间一连串的短命政府更具有法理基础。临时政府深谙其理，一上台就承诺尽快召开立宪会议。临时政府在3月2日(15日)宣言中提出召开立宪会议并通过了选举条例。该条例规定了以普选权为基础的比例选举。当时因为战争局面以及临时政府频繁更迭，始终没有兑现。在二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列宁指责临时政府拖延立宪会议选举，但并没有要求“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在苏维埃中的影响也不大，1917年6月20日形成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孟什维克104人，社会革命党99人，占81％的席位，布尔什维克与区联派占17％。后来，列宁两度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但其含义只是：1．苏维埃取代临时政府来承担筹备召开立宪会议的责任；2．排除以立宪民主党为代表的自由派左翼，建立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主导的“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亦即左派多党联合政府。他并没有说要用苏维埃取代立宪会议，相反他仍然强调苏维埃只应该在立宪会议之前临时掌权——正如他在“七月事变”后所说：“在立宪会议召开前，除了苏维埃以外，国家不应该有任何其他的政权存在。”而被其指责的对手中，除立宪民主党是担心民粹主义浪潮难以控制而真的希望放慢民主步伐外，社会革命党主流派和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派的“革命宪政”热情本不下于布尔什维克，只是考虑当时德国正大举进攻，基于“革命护国主义”立场不愿把太多精力投入竞争性选举，更不愿在这个不但君主派早已消失、连自由派都已靠边的“左派民主”大好形势下一味激化矛盾使局势失控。
在二月革命后直到1917年年底的整个期间，包括所谓“十月革命”的前后，俄国政坛上的斗争焦点除了对外关系上的“和平”与经济上的“土地”外，在政治体制上就是尽快召开、还是推迟召开立宪会议的问题。虽然苏联时期的官方史学声称，那时出现了“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和“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并存”的状态．然而实际上，不但二月以后相当时期内布尔什维克并未在苏维埃中占优势，也并不主张“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而只是强烈指责临时政府拖延召开立宪会议。甚至，在他们控制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并据以发动推翻临时政府的“十月革命”时，虽然提出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但也只是把它作为革命措施，而并未宣布苏维埃是永久性政府。相反，当时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明确宣布：“工人和农民的临时政府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掌握国家政权”。他们继续指责临时政府终于宣布的立宪会议选举日期是靠不住的，宣称只有苏维埃才能保证立宪会议选举如期举行。在十月革命前两周，列宁指示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军队要给士兵放假，以便组织他们回乡进行“关于立宪会议的鼓动工作”，争取农民选票以便“在立宪会议中获得多数”。而在十月革命前夜，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工人之路》以通栏标题向人民发出号召：“把唯一彻底的和坚忍不拔的革命党——布尔什维克选进立宪会议!”
就在俄历1917年10月26日，即打下冬宫、夺取政权后的次日召开的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上，列宁不仅重申，临时政府不愿召开立宪会议是它被推翻的理由之一，而且强调即将召开的立宪会议才是唯一有权决定国际问题的机关。并且，他信誓旦旦地保证，即使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失败，他们也将服从“人民群众”的选择。
可见正如“土地”(废除斯托雷平改革，恢复农村公社)与“和平”(退出世界大战)一样，“立宪会议”在当时的俄国实际也是众望所归，无人反对。各方争论的似乎只是“快慢”问题。
而且更重要的是：苏联时期被描绘为连续体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其实并不存在。从二月到十月，动荡中的俄国实际共经历了五届党派构成不同的短暂政府，其主导力量从右翼自由派、左翼自由派到“社会主义者”，总的趋势是一个比一个更“左”的主张者轮番得势。十月之变产生的苏维埃政府似乎只是第六个更“左”的主张者上台。
三、围绕武装起义的争论
最早提出武装起义是在1917年7月26日－8月3日举行的俄共(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当时的着眼点是“世界革命”，对布尔什维克来说，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不可分割的，该次会议的决议中说：“海燕已经在全球飞翔”，“为了消灭帝国主义的统治，第一个实现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专政的国家，俄国工人阶级必须给其他国家无产阶级正在进行的斗争以各种支持。这项任务将提上议事日程，如果有可能俄国将在西方国家发生革命以前掌握政权”。根据这一观点，俄国革命唯一重要的职能是，必须尽快地促使世界革命的开始，谋求欧洲工人的支持。布哈林在这次会议上声称：“我们将以无产阶级的名义进行一场圣战……我们将通过这场战争来点燃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烽火。”着手革命战争的准备，发出世界起义的信号。代表大会表示赞成群众的直接行动，但是该次会议并没有讨论武装起义的具体实施办法，列宁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8月25日陆军参谋长科尔尼洛夫试图以军 事政变攫取政权，临时政府一时间慌了手脚，因它在军队动员力不够，不得不放手让布尔什维克组织兵力与科尔尼洛夫对决。布尔什维克在这次事件过程中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形势开始向有利于布尔什维克方向转化，列宁开始把起义问题具体化。他在给中央的信中说，应该从革命的宣传和革命的许诺转到武装起义方面来．不要等待立宪会议，由于德国的进攻克伦斯基可能用放弃彼得格勒来破坏立宪会议，应该发动起义。9月15日中央委员会第一次讨论武装起义问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长期以来党在地下活动状态，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意见不统一的争论是一种常态，经常是以最后表决的多数形成决议。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认为，在没有整体确保胜利的把握下，“我们无权把整个前途的赌注压在武装起义这张牌上”，二月革命后的十几个政党的较量中，革命左翼力量的发展趋势已经明朗化，完全可以通过“民主预备会议”解决政权问题。中央委员会既不接受反对起义的加米涅夫的意见，也没有同意列宁的提议。列宁给党组织写了《布尔什维克应当夺取政权》和《马克思主义和起义》两封信，他建议立即起义，“如果我们现在不夺取政权，历史是不会饶恕我们的”。但是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也毫无思想准备，他们的理由是：党在外省的力量薄弱，仅仅夺取了首都以后接下来该怎么办，起义的建议遭到普遍反对。列宁开始以书信展开激战，“只要从两个首都发动起义，就一定能取得胜利”，错过了这样的时机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十足的白痴和彻底的背叛，布尔什维克就会遗臭万年，毁灭自己的党，列宁还表态说，他将退出中央委员会，直接向党提出他的主张。
10月份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以及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立，在中央委员会上列宁的意见占据上风。10月16日中央委员会准备起义的表决以19：2通过，4票弃权。这次会议上建立了一个军事总部，由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布勃洛夫、乌里茨基和捷尔任斯基组成，其实这个“总部”就像当时很多只落实在文件中的主意一样，并没有发挥实际作用，现在的档案文献中也没有留下关于“总部”指导起义的记录。然而仅凭这个“总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就把斯大林说成是起义的领导者，实际上斯大林并没有参与武装起义的具体工作，尤其是最后10天里，甚至没有到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办公室例。
10月16日孟什维克国际派、左派社会革命党以及其他三个左派党共同提出“两个民主阵营达成协议并建立一个能抵抗有产阶级反革命联合的统一民主政权”。同一天，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要求“建立一个包括布尔什维克、人民社会党在内的清一色社会党人的政府”。希望通过协商而成立一个各社会主义政党在内的政府。至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武装起义是因为，他们认为如果要建立“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布尔什维克就不应该在苏维埃大会召开之前去推翻政权”。此二人当时被称为“布尔什维克右翼”，他们和孟什维克国际派的关系也比较好，此前一直积极筹备“民主预备会议”。而列宁反对与其他社会主义派别共享权力，他说，“达成协议吗?我甚至不能严肃地谈论这个问题。他们在所有的基本问题上都必然会妨碍我们”，“现在已不存在而且也根本不可能存在分掌政权和放弃无产者对资产者的专政问题”。曾经是区联派两个月前加入布尔什维克的托洛茨基认为，组成联合政府是可能的，但是在政府中布尔什维克党的席位都应占据75％，“如果我们不取得多数席位，组织政府毫无意义”。当时高尔基也反对在社会主义派别达成一致前推翻临时政府。退一步说，他们至少希望在苏维埃大会召开前不要举行武装起义。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10月24日起义的前夕。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认为起义时机不成熟，于是便在高尔基主办的《新生活》报上公开了自己的想法。
真正承担起义重任的是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而它，却是因为临时政府准备迁都，为了组织城市自卫成立的机关。8月20日(9月3日)里加被德军攻克，德国人准备在彼得格勒大规模登陆，10月初战争危机达到一个高峰，德军开始在芬兰湾活动，彼得格勒遭到进攻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克伦斯基政府开始准备把首都撤往莫斯科，无法随政府撤离的群众寄希望于彼得格勒苏维埃。10月6日托洛茨基发表讲话说，如果临时政府不能保卫首都，那就是临阵脱逃，军队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在没有政府授权的情况下，甚至在违背政府意愿的情况下组建城市的防务。政府会逃离彼得格勒，但是人民不会离开这个城市，我们将誓死捍卫首都。苏维埃有权干涉军队的调动问题、否决克伦斯基的计划。为了保卫首都，10月9日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一个18岁的小伙子拉济米尔提议下，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共有15位人员组成，包括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拉济米尔和苏哈里科夫，斯大林并不在其列。它并不是为了武装起义而产生的，而是取代克伦斯基担当起维护彼得格勒职责产生的，由于托洛茨基演说才能、鼓动天赋、在军队中的号召力与其在党内无可争议的实干能力，成为它的当然领袖。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职能范围是：保卫首都需要的驻军规模，同北方前线、波罗的海舰队、芬兰驻军司令部保持联系，保证在德国进攻情况下开展的军需后勤供应，制定防卫计划，维护城市的居民秩序。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七个处：防御、后勤、联络、情报、工人民兵、城市治安，委员会还按照法国大革命的先例任命了政委。
10月16日，相当数量的驻地部队宣布不服从克伦斯基的调动命令，他们要求留在首都，这就等于已宣告起义开始，而且也毫无悬念地预示了斗争的结果。用后来托洛茨基的话说，“这是无声的起义，胜利的天平已经明了”。托洛茨基为了检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权威性和调兵遣将的能力，这一天他试探性地发布命令要求驻军武器库赤卫队发放5000支枪支和弹药。一切验证了他的判断，托洛茨基的手令在军队中畅行无阻。中央委员会又召开了一次有地方组织领导人参加的重要会议，暂定在10月20日举行起义，后又延迟。10月23日军事革命委员会拟定了详细的武装起义计划。支持苏维埃的部队占压倒优势，只是涅瓦河上保罗要塞驻军拥护克伦斯基，原本要攻击要塞，但是托洛茨基决定靠自己一张利嘴去说服他们，他与要塞驻军对话，很快就把驻军争取到革命阵营中来。
四、波澜不惊的冬宫之夜
实际上，这个变化就在“十月革命”的前一天已经开始：俄历10月24日，各党派召开的共和国预备议会上，社会主义者已占多数但尚容纳有几个立宪民主党人的克伦斯基联合政府受到了抨击，两大社会主义政党提出议案要求“通过一项法令把土地移交给土地委员会”“坚决支持建议与盟国宣布和谈条件并开始和平谈判的对外政策”，这两项要求与第二天苏维埃政府提出的“土地法令”与“和平法令”几如出一辙。此议案战 胜了立宪民主党的反对，以123票对102票被预备议会通过。此举相当于对联合临时政府的不信任案，如果没有当夜的冬宫事件，它也将导致出现一个排除自由派的“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而仅在两周前这正是布尔什维克追求的主张。
由于列宁的坚持，尽管中央委员会中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卢那察尔斯基、李可夫等不少人反对，布尔什维克党还是在此前退出了预备议会，并赶在“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出现前抢先夺取了政权。虽然采取的是类似军事政变的手段，可是当时俄国处在非常时期，前五届政府也并非经过全民选举，而且其间还有“四月危机”“七月事件”、科尔尼洛夫兵变等非常事件，与之相比，十月冬宫之夜“水兵与士官生的冲突”也不算多么激烈。其实在传统上，农民出身的俄军普通官兵往往具有皇权主义和保守倾向，而“士官生”则是有文化而又无军官特权的“军人知识分子”，曾是俄军中最富进步精神的力量。自十二月党人事件以来他们一直是倾向民主的，二月革命后他们中多数还倾向社会主义——自然是民主社会主义，在反对沙皇，甚至反对右翼自由派方面他们与布尔什维克并无矛盾。而在二月革命后初期自由派主导临时政府时，他们还与布尔什维克关系良好。当时彼得格勒军事学校社会主义者士官生联合会经常请布尔什维克的“名嘴”在他们举办的“社会主义理论讲座”上作演讲。只是在社会主义党派主导联合临时政府后，由于不满布尔什维克的“暴力倾向”，他们才成为“冬宫之夜”的“反革命”力量。而且，这天晚上夺权与被夺权的双方其实还多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党内同志”——都是社会民主党与社会革命党人，只是被夺权的最后一届临时政府成员多为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派和主流派社会革命党，而夺权的是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在一般人看来，双方的差别还不如前几次政府更替的双方差别明显。
所以，尽管当时在彼得格勒的美国记者约翰·里德后来对“十月革命”的报道以《震撼世界的十天》为题，但在当时，这场变革不要说对“世界”，即使对彼得格勒人而言也并不是多么“震撼”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当时正在彼得堡造船厂大修，停在船坞里，没有舰长、武器、装备、弹药。一个叫别雷舍夫的机械师在布尔什维克的行动中表现得最为积极，1917年10月24日即预定“武装起义”的前一夜，负责在水兵中做宣传工作的卢舍维奇任命别雷舍夫为“阿芙乐尔”号政委。起义当晚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发布《关于临时政府被推翻的通告》称：起义“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了胜利”。而刚刚被任命的政委别雷舍夫事后报告说：军舰“在彼得保罗要塞打出信号弹之后发射了几发空弹，准备视情况决定是否需要打实弹。结果无需如此，因为冬宫很快就投降了”。即没有发生巷战也没有遇到其他方面的抵抗，第一次攻击是10月25日晚10点钟开始的，由于组织得不好，涌往冬宫大门的队伍一度还退了回来，经过几个小时的组织和计划后，当赤卫队再次涌向冬宫大门时，是冬宫的防卫长官帕里琴斯基Pαпичинскии亲自打开宫门，并把他们带到了临时部长正在开会的地方。后来调查说当晚共有6人伤亡，并非“未流一滴血”，但是可以说几乎没有流血。据第二天就到冬宫观看现场情况的著名画家、导演伯努瓦记述说：“熟悉的景象依然如同昔日，看不到任何战斗的痕迹。”次日记者拍摄的冬宫正面，只有一扇窗户的玻璃被打碎。一直反对暴动的温和派布尔什维克党人卢那察尔斯基在当时的家信中也不无宽慰地记道：“事变竟轻易实现……暂时牺牲极少。暂时。”显然，这场“暴力革命”几乎是波澜不惊地就成功了。苏共20人时，赫鲁晓夫就说“当时只死了一个人”，米高扬在苏共20大时坦言：“事实上，十月革命几乎是和平完成的。”现在俄罗斯的教科书中把“十月革命”更多地被称为“十月转变”。这就是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真相。
成功者当时也相当低调。苏维埃政府当晚成立时自称是“工人和农民的临时政府”，在批准苏维埃政府的决议里说，“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成立的临时工农政府，”立宪会议被认为是在这个政府之上的，人们也将其作为“第六届临时政府”来接受。应当说，支持布尔什维克当晚行动的人并不多，而反感者很不少。如前所述，就连布尔什维克党内都有相当一批人反对以这种方式夺权。他们当然支持以一个对苏维埃负责的政府取代临时政府，但既然以苏维埃的名义做这件事，总应该由苏维埃授权。不能先造成既成事实，“在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前夕就夺取政权，这一点我想谁也不知道”。于是正如卢那察尔斯基所言：“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甚至连国际主义者，都断然抵制我们。市杜马对我们十分恼火。市民、知识分子，乃至所有人，所有人都是这样……”“目前是可怕的令人胆寒的孤立”。但尽管如此，并没有什么人想采取实际行动与布尔什维克对抗。当时俄国人普遍相信，二月以来的革命形势在动荡中持续发展，而其目标就是立宪会议，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和会议的召开，将意味着“革命宪政”大功告成、动荡结束，俄国将出现一个全民选举产生的、因而是有权威的非“临时”的民主共和宪政政府。到时俄国的政局就会走上正常轨道。可以设想，如果布尔什维克当时不是以召开立宪会议为号召，而是公然提出取消立宪会议，那它的夺权必然会“震撼”得多，而能否成功也就未可逆料了。
五、“震撼世界”的1月5日
真正令人“震撼”的剧变来自两个月以后。
列宁一直认为，选举时谁执政，谁来召开立宪会议是至关重要的。显然，他相信在自己大权在握的情况下，加上卓有成效的宣传鼓动工作，“革命宪政”会批准他所做的一切。
然而事态发展出乎他的意料，就在布尔什维克掌权的条件下。选举按期于11月12－15日进行，25日大致的得票结果，布尔什维克获得23.9％的选票，在703个席位中，只获得163席，远远低于社会革命党所获40％的选票。到了1918年年初立宪会议召开前最终结果揭晓：在总共707个席位中，布尔什维克得到175席，占24.7％，只略高于最初结果。而社会革命党得到410席(其中左派社会革命党占40席)，孟什维克16席，立宪民主党17席，各民族政党86席，其余几个席位属于几个小组织。这就是说，布尔什维克在他们主持的这次选举中只得到不足四分之一的议席，即使加上与布尔什维克结盟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列宁方面也只占有30％的议席，而主要的民粹派政党社会革命党，即使不算它的左派，仅其主流派(按布尔什维克的说法是中右派)就占有370席，已经明显过半。
显然，布尔什维克输掉了这次选举，而且输得很惨。其惨还不在于它的得票少，而在于这是在它当权条件下、由它组织的选举。它没有理由、而且的确也并未指责这次大选有什么舞弊、贿选一类的污点。当时，布尔什维克只得强词夺理，称立宪会议的选举是根据临时政府法律进行的， 而这个法律现在已经过时，以此否定这次选举。这个理由显然太牵强了：既然这次选举本来就没有合法性，你为什么又组织了这次选举呢?
其实布尔什维克在选举过程中已经感到不妙，并通过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法令，授权那些选出的代表不符合其意愿的地方的苏维埃可以暂停选举、召回已选出的代表并组织改选。然而，受到“革命宪政”思维影响的各地苏维埃并没有行使这一不得民心的权力。于是列宁的政府(人民委员会)又在立宪会议预定开会日(11月28日)前，以到达的代表太少为由宣布推迟会期。当天一些立宪民主党人示威抗议这个决定，要求“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结果遭到严厉镇压。立宪民主党事实上被取缔，其当选代表或被杀被捕，或逃亡。
直到一个多月后，立宪会议才在排除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情况下于1918年1月5日召开。会前列宁政府便宣布在彼得格勒戒严，并调集忠于布尔什维克的军队进入首都。开会当天有21名示威工人被戒严军队枪杀，布尔什维克代表建议立宪会议按人民委员会要求把权力交给苏维埃并自行宣布解散，多数立宪会议代表拒绝了这个蛮横的要求。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遂先后退出会议。其余多数代表在暴力的威胁下一直坚持到次日凌晨4时，终被布尔什维克调来的军队驱散。当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即宣布解散立宪会议。
这一天，已被严厉镇压的自由主义者——立宪民主党人不可能发出什么声音。但在左派(马克思主义者与民粹主义者，即社会民主党人与社会革命党人)阵营和劳动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农民的不满是后来才浮现的)中却发出了愤怒的吼声。
这一天，两个首都发生了抗议解散立宪会议的工人游行示威，参加者可能多达10万。苏维埃军队向和平的游行队伍开枪射击，“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街道上洒满了工人的鲜。
俄国最大的行业工会“全俄铁总”宣布政治罢工，以抗议立宪会议被驱散。许多工会纷纷支持。罢工被镇压后，全俄铁总和其他非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工会被取缔，俄国工会从此逐渐“官方化”。
这一天，主要由孟什维克组成的(联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发表《致全俄公民书》。这个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开头、以“社会主义万岁!”结尾的声明指出：“立宪会议被以武力驱散了……甚至早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打算作出解散立宪会议的决定之前，立宪会议就已经被解散了。布尔什维克一如既往，首先用武力解散了立宪会议，随后便关闭了塔夫利达宫，不让任何一位立宪会议成员进入。只是在这以后，才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关于解散的命令。因为自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以来，苏维埃的全部作用归结为在‘人民委员会’的决定上盖上一个印章。没有任何‘苏维埃政权’，有的只是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权，以及追随他们的那些武装队伍的政权。”
这一天，除布尔什维克以外的各社会主义党派，即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人民社会党还联合散发传单，指出：“1905年1月9日，尼古拉·罗曼诺夫和特列波夫枪杀过要求召开立宪会议的工人。今天，当劳动人民经过12年斗争之后，立宪会议已由人民选举产生，而彼得格勒的工人又一次为立宪会议而遭到自称是工人阶级代表的那些人的枪杀!”从此，“沙皇专制式的黑暗时代开始了。”“公民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被剥夺了。”“工人的旗帜被撕毁、被烧掉了。”
与这份传单类似，沙皇时代素来同情布尔什维克的左派作家高尔基，也在这一天激愤地写下了《1月9日与1月5日》一文，严厉谴责布尔什维克的暴行。他也把当天发生的惨案比之为点燃1905年革命烈火的、沙皇屠杀和平请愿工人的“流血星期日”，并悲愤而又绝望地说：布尔什维克的“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
显然，1月5日事件给俄国社会造成的“震撼”远远超过上年10月25日黎明前的“冬宫事件”。10月事件基本上是2月以来“革命宪政”进程的延续，而斯托雷平改革的失败就注定了自由派的失势和社会主义者的上台，事实上这个变化也是在7月和9月两次临时政府更迭就基本完成。10月末如果没有冬宫事件，自由派彻底下野和“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的出现也是势在必然。尽管布尔什维克的夺权手段招人非议，但既没有马上激化社会矛盾，也没有导致什么反抗。克伦斯基政府已在冬宫事件前一天的预备议会上遭到实际上的不信任投票，产生“第六届临时政府”并不出人意料。十月之夜逃出冬宫的克伦斯基等一些临时政府领导人曾试图组织反夺权，但因没什么响应者而不了了之。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控制的全俄铁总等工会组织曾对布尔什维克的“政变”持异议，并威胁要罢工，但在立宪会议选举如期进行后即宣布与苏维埃政权和解。由于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主要政治力量都宣称俄国前途最终取决于立宪会议，人们也就在等待立宪会议结果的心态下大体平静地接受了既成事实。这两个月因而在传统上被称为苏维埃政权“凯歌行进”的时期。
但驱散立宪会议就不同了。它把“革命宪政”进程完全倒转过来，成了革宪政的命，堪称是二月革命后俄国历史进程的又一次剧变：按后来“列宁主义”的说法，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粉碎了“资产阶级民主”。而按布尔什维克以外的其他社会主义党派(更不用说中有各派)的说法，则是“民主革命”的毁灭和“专制黑暗”的重返。不管哪一种说法，这一变化作为“民主”与“专政(专制)”的对决都可谓超级“震撼”。你可以说它是革命，也可以(按反对派的立场)说是反革命，但唯独不能说这变化的意义比十月事件小。
实际上，甚至对于“土地与和平”这两个据说是由十月革命解决的主要问题，当初的争议主要也不是要不要议和、要不要分配土地，而是要不要由立宪会议来决定这两者，或者即便苏维埃造成了既成事实也要不要立宪会议来承认其合法。主导最后两届临时政府的社会主义党派实际上是赞成议和与分地的。社会革命党领袖切尔诺夫作为临时政府部长颁布的土地法曾得到列宁的赞许——他甚至起来驳斥“资本家对切尔诺夫进行无耻的诽谤性攻击”。但切尔诺夫们认为应当由立宪会议来做这两件事。而像全俄铁总等一些民主组织虽然认为苏维埃政府可以做这些事，但还是应当由立宪会议来认可。“一月剧变”使这些人与苏维埃政权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
事实上，所谓十月革命后相对平静的政局，即苏维埃政权“凯歌行进”的局面，正是在这场“一月剧变”后被打破的。俄国的国内矛盾自此迅速尖锐化，不久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残酷内战。关于这场内战各种“官书”上有着许多定义，但是列宁1919年致罗日科夫的一封私人信件有个坦率的说法值得一提：列宁认为当时的内战是“苏维埃政权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的斗争，即反对反革命立宪会议的斗争”，“这是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世界性大崩溃，无论在哪个国家，没有国内战争就不会有进步。情愿 者命运引着走，不情愿者命运拖着走”。
“十月革命”后最初两个月苏俄实际上没有军队，似乎也不需要军队。马克思以来的社会主义者都一贯反对“常备军”，民兵代表革命，常备军代表反革命，这种理念甚至可追溯到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但1918年1月15日，在“一月剧变”后仅十天，苏俄政府即颁布了建立红军的法令。法令仍许诺“在不久的将来实行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但很快这个“不久的将来”就被证明无限遥远。二月革命以来布尔什维克最积极提倡的“士兵民主”立即被严禁，十月革命以后各种民主形式马上都被取消，军队中的民主形式如选举军官等很快被取消，1918年3月托洛茨基说：“在今天军队的体制下，选举原则看来在政治上是毫无意义的，在技术上也是不切合实际的，在法令中实际上已经被取消了。”死刑被立即恢复并建立了军队中的核心“政治部”。革命前的一切规章制度加以恢复了。托洛茨基直言不讳：“红军的组织原则与沙皇军队的组织原则是非常相似的。”而实际上前者比后者更严厉，包括推行残酷的人质法和什一法。用当时的话说，民主已经过时，现在是“对信奉过的一切要憎恨，对憎恨过的一切要信奉”。的确不这样也不行，“一月剧变”后各地的小规模叛乱很快蔓延升级，到5月间捷克斯洛伐克战俘叛乱和萨马拉“民主反革命”合流，全面内战的局面形成了。
一般认为，直接导致内战的原因有三个：废除立宪会议导致民主派的反抗，对德和约引起“爱国主义者”的抗争，以及余粮征集制激化与农民的矛盾。但实际上，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在几个月后即随德国战败、苏俄废约而不复存在，余粮征集制虽有深刻的思想背景，作为一项具体政策它应当说是内战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虽然它引起的农民反抗导致了内战延长。因此，解散立宪会议，亦即废除宪政，实为导致内战的首因。从某种意义上讲，内战是一场围绕“立宪”的战争，列宁政府的反对派最著名的口号就是“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而内战中出现的许多反苏维埃势力也都以立宪为旗帜。包括大量的左派势力，也在“既不要列宁也不要高尔察克”的口号下成了反对派，他们要求在“左派”专政与右派专政之外选择道路，回到1917年9月前的民主政府甚至“一月剧变”前的苏维埃。
这当然不是说后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力量都是立宪会议的支持者或所谓民主派，而是说，二月革命以来人们期待的宪政民主前景在1918年1月的消失引起了空前的震动，打破了俄国社会当时已十分脆弱的平衡，使各种矛盾都集中爆发出来。不仅各支民主派(后来被称为“资产阶级民主派”，但当时布尔什维克更常称之为“民主反革命”)打出立宪会议的旗号反对布尔什维克，先后在伏尔加河流域的萨马拉、乌法等地形成很大势力，在格鲁吉亚等地还建立了孟什维克领导的民主共和国。更严重的是，在二月革命后慑于当时人们对民主的认同而一时蛰伏的各种旧俄势力，现在随着宪政民主前景的破灭也堂而皇之地出来抢夺江山：既然不搞民主了，沙皇的遗产凭什么就是你的?“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局面于焉形成。继“一月剧变”布尔什维克驱散立宪会议后，4月乌克兰哥萨克首领斯科罗帕茨基驱散了二月革命后出现的乌克兰议会(中央拉达)，12月初军阀高尔察克驱散了从伏尔加河迁移到鄂木斯克的立宪议会委员代表大会，二月革命后昙花一现的民主权威至此荡然无存。而二月革命以来对“混乱的民主”不耐烦的人们，在混乱变成内战后也就各立山头“收拾残局”。加上乘乱而起的民族分离运动、外国支持的势力，俄国一时陷入了空前残酷的兵燹战祸中，数千万人死于非命……
1917年2月开始的进程本来是由传统专制向宪政民主的转型，结果到1918年1月后演变成“专制”到“专政”之间一场改朝换代式的战乱。继1905年后俄国历史上又一次民主大实验，就这样以更惨痛的内战以及内战后的“专政”告终了。
(全文毕)
责任编辑 王公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