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医生走出国门(外五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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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脚医生走出国门
  “赤脚医生”最早是上海郊区贫下中农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热的称呼,是背起药箱能治病、能防病,拿起锄头能种田,活跃在广阔农村的一支特殊的医疗卫生队伍,是农村卫生防疫工作的骨干力量。1968年经毛泽东主席亲自批阅的《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在《红旗》杂志第3期上发表,9月14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一时间“赤脚医生”的称呼红遍全国,成了对“半农半医”“庄稼汉医生”“不脱产的乡村卫生员、接生员”等的统称。
  1974年5月,上海郊区川沙县江镇人民公社的赤脚医生王桂珍作为中国赤脚医生的代表,出席了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王桂珍在世界卫生大会期间的两次发言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她在会上结合亲身的经历,介绍了中国赤脚医生这一新生事物及其在发展我国农村卫生事业中所起的作用,不仅引起发展中国家的代表的重视,而且也使许多发达国家的代表很感兴趣。从此,赤脚医生打开国门,走向世界,对第三世界国家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对此,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1981年年报中指出,中国“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也把中国农村的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
  赤脚医生制度是农民群众首创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加以巩固和推广的、有效针对广大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现象的制度。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早期,它在防病治病,保护人民健康,维护执政党的合法性和巩固新生政权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摘自李洪河著:《往者可鉴:中国共产党领导卫生防疫事业的历史经验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有删改)
  毛泽东有哪些笔名、化名
  毛泽东一生著书无数,在革命战争年代,历经艰险,所以毛泽东用过不少笔名和化名。
  润之:是毛泽东的字号,一作润芝。早年蔡和森等同志和毛泽东通信时常以此相称。亦缀作笔名,见署于《天问》《向导》等刊物。
  润:笔名润之的简署。早年撰文署用,如在《政治周报》撰《帝国主义最后的工具》等文。
  泽东:早年撰文常缀作笔名,以《湘江评论》为较多。其次在《向导》撰文也时有见署,如《北京政变与商人》《“省宪政”与赵恒惕》诸篇。
  二十八画生:笔名。以毛泽东的三字共28画而起的笔名。1915年在长沙第一师范就读时写《征友启事》首见署用。1917年在《新青年》三卷二期发表《体育之研究》亦署此名。
  石山:笔名。1923年7月,于《前锋》第一期发表《省宪下之湖南》署名。后又见于《政治周报》第四期《12月20日广州的反段大示威》署名。
  子任:笔名。“子任”似系“润之”二字变化而来。1925、1926年在《政治周报》撰文署用。
  马任、赵东、李德胜:
  化名。
  事任:化名。1946年用。
  毛奇:这是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就读时对他的尊称
  外号。
  (摘自《中共党史人物别名录》,红旗出版社1985年版)
  叶帅的读书“三遍法”
  叶剑英的读书艺术,也指创造性的读书方法,概括起来就是读书“三遍法”,即:一读、二记、三用。一读(浏览、圈点),就是按照书里的文章先后顺序一篇一篇、一段一段、一句一句地眼看着、嘴说着、手写着,一边阅读、一边圈点,看、说、写几乎同时进行,非常协调。二记(笔记、脑记),就是对书里某些重要内容用毛笔(或其他笔)批注在本篇页的天头地脚、边白中缝、段末行间;对某些非常重要内容的批注用脑子记下来。他的记忆力是惊人的。他善于把记忆、理解、应用统一起来。三用(主席怎样用马列的,我们又怎样学主席的用),就是要学习毛泽东是怎样用马列主义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的。
  叶剑英的这个读书“三遍法”,是他从40年代开始,通过读书实践不断总结出来的。以后,他一直坚持用这个方法。从他读过的书上记载的时间来看,到80年代初他还是用这个方法读书。不只是读书,看文件,批文件也都是采用这个方法。他提倡“融会贯通,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有的放矢”。实践证明,采用这个方法读书,印象深、记得牢、用得上,可以收到更好的学习效果。
  (摘自张廷栋著:《爱书元帅叶剑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一名运动员的中国代表队
  1932年7月30日至8月14日,第十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当时蒋介石领导下的南京国民政府既不出兵收复东北,也不抵制日伪阴谋,反而宣布因经费不足,不选派体育代表队参加奥运会。面对这种情况,刘长春等人联系张学良,要求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张学良表示坚决支持刘长春、于希渭为运动员,宋君复为教练员,前往洛杉矶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并决定捐助8000元作为路费。
  由于受日伪特务监视,于希渭无法脱身,只好称病在家,未能与刘长春同行。在这种情况下,刘长春斗志不减,决定与教练宋君复同赴洛杉矶。7月8日上午,刘、宋在上海几千名群众的欢送下,由上海码头乘船前往洛杉矶,二人于7月29日下午抵达洛杉矶。刘长春于7月31日和8月2日分别参加百米预赛和200米预赛,由于他缺少一个多月的训练,只获得第五名和第四名。刘长春回国后,先后参加了在南京举办的第五届全运会(1933年)、在马尼拉举行的远东运动会(1934年)、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奥运会(1936年)等体育活动。
  在这届奥运会上,37个国家和地区派出较为庞大的体育代表队,唯有中国代表队只派了刘长春一名运动员参赛。
  (摘自张友坤著:《张学良画传》,
  山东友谊出版社2005年版)
  红二十五军中的“画家”
  红二十五军到陕南创建新区后,有一天,军政治部主任郑位三递给我(刘华清)一本书,里面有一张列宁的像,他让我照着画一张列宁像挂在俱乐部里。我以前从来没有画过画,拿着书对着列宁像愣了老半天,心想:画好画坏就照着画吧。我找来一块打仗缴获的白布,铺在地上,没有铅笔,也不知道用“九宫格”放大的办法,就用木炭在上面轻轻打稿,画上几笔就站起来瞅两眼,看画得像不像。画得差不多了,就用毛笔在炭稿上慢慢地描,一笔一画地终于把列宁像画出来了。我自己感觉画得不像,拿给军领导看的时候心里很不踏实。可是郑位三主任很满意地说:“你还真不简单,叫你画就画出来了,画得还很像的啊!”这时我才长出了一口气。如果说红军长征胜利是个大奇迹,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我这次当“画家”也算得上是一个小
  奇迹。
  (摘自《党的文献》,
  2006年第6期)
  海伦·斯诺笔下的延安
  红军的一切都是新鲜的,在延安,红军没有酒喝,甚至也没有茶;他们喝白开水,他们都是义务兵,没有薪水,都想尽量地牺牲自己的利益,为革命立功。他们参加小组竞赛和评定,对这儿的每一分钟无不喜欢。
  他们对自己的付出感到自豪,对打裹腿更是如此。男人们缝衣服、补衣服、洗衣服,可是从来没见过他们烫过衣服。人人梦寐以求,都想在衣袋里插上一支自来水笔,即使不能用,也千方百计地想搞到一支。我甚至被卷进了一场争论,论题是:沃特曼牌钢笔好用,还是派克牌好用?
  士兵们参加运动或演练时,每个人都愿意穿上适应运动场合的白色运动短裤和鲜红色印有图案的上衣,两边还有条纹。衣裤上印着的一种胖胖的小动物图案让我觉得十分眼熟,似曾相识。“那个滑稽的小动物是什么?”我问一名战士。“是米老鼠。”
  (摘自海伦·斯诺著:《我在中国的岁月》,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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