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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 坤（1983-），男，云南昆明人，昆明理工大学社科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科技伦理和生命伦理。
摘 要：波普尔以可证伪性作为科学划界的标准，是在反思传统逻辑经验主义中形成的。其科学价值和对科学发展的启示性作用不容忽视，然而其理论并没有彻底解决科学划界问题，也不是科学划界的唯一标准，并且其中也存在诸多偏颇之处。文章主要通过对波普尔科学划界理论的多维度分析来加深对科学本质的认识。
关键词：波普尔；科学划界问题；可证伪性
科学划界问题一直是科学哲学的基本论题之一，也是波普尔在科学哲学领域一直致力解决的问题。波普尔在自己的著作中就写到：“我感兴趣的只是分界问题，即为理论的科学性寻找一个标准。”［1］波普尔在对逻辑经验主义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可证伪的科学划界标准，并由此而对科学划界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从而开创了批判理性主义崭新的一页。波普尔把科学划界问题从“证伪”而非“证实”的角度来建立相应的标准，抛弃了科学与真理二者相混同的认识，打破了科学无误的神话。然而波普尔的科学划界标准建立在绝对的经验基础上且把科学理论的可证伪性推向了极端，他的证伪标准不仅难以对科学理论进行定论性的证伪，而且还有可能会扼杀许多真正的科学理论。
一、波普尔科学划界标准产生的背景及其内容
科学划界就是为科学划定一个边界，从而把科学与其他知识形式区分开来，比如宗教、迷信、伪科学等等。为了实现这一点，哲学家们必须追问“什么是科学”，即先确定科学的本质定义，然后再把这个定义作为划界的充分必要条件。波普尔对此定义为：“找到一个使我们能够区别经验科学为一方与数学、逻辑以及‘形而上学’系统为另一方的标准问题，我称之为分界问题。”［2］波普尔的科学划界是在继承和批判逻辑经验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并开创了批判理性主义的科学划界标准。
在20世纪早期，逻辑经验主义首先提出了“可证实的”科学划界标准。逻辑经验主义认为科学是一系列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并且有意义的命题集合。其中“有意义”指的是符合逻辑和句法，并且经过经验的证实。他们认为科学的特征在于它的经验基础，科学是从经验事实中概括归纳出来的。因此，逻辑经验主义认为“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也就是说，能否被经验证实是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根本所在。这与十六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强调观察与实验，并且要求科学知识的“确实性”或“实证性”是相统一的。当人类进入20世纪以后，传统物理学理论受到挑战，特别是物理学中X射线、放射性、电子的三大发现，以及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建立，使物理学界乃至整个科学界都经历了全面的、空前的革命。这场革命使人类对时空、物质、能量、运动、因果性的认识都产生了根本性变化。由此，人们普遍认识到，科学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任何科学理论都不可能一成不变，随着科学实践的发展，科学理论也必须不断的发展，甚至需要彻底的更新。波普尔的划界标准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通过对逻辑经验主义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可证伪的科学划界标准。
波普尔认为可证实标准无法成为科学划界的充分必要标准，因为这个标准既宽又窄：过宽是因为它无法把占星术等知识形式与科学划分开来，占星术往往与经验观察密不可分，其中某些结论也是可证实的；而过窄是因为它把某些重要的科学理论排除在科学之外了，比如爱因斯坦的引力场理论等，是高度抽象和思辩的，一般的经验观察是难以证实的，若用证实标准衡量则不属于科学的范围之内。他由此而认为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原则是不可取的，其缺陷在于经验科学中全称陈述是不能由单称陈述归纳得到，经验科学不可能被证实，只能被证伪。他对此最具代表性的表述就是“从逻辑的观点来看，显然不能证明从单称陈述（不管它们有多少）中推论出全称陈述是正确的，因为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总是可以成为错误的。不管我们已经观察到多少只白天鹅，也不能证明这样的结论：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3］所以，波普尔提出了自己的可证伪性标准：应作为划界标准的不是可证实性，而是可证伪性，一个经验的科学体系必须可能被经验反驳。在波普尔看来，科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猜想与反驳的过程，其理论是可误的并且需要不断去证伪，并且没有什么理论能够免于批判，也没有什么理论与猜想能够躲避经验的证伪。而那些从逻辑上无法得到经验证伪的命题不属于科学的范畴。所以，在波普尔那里，可证伪性成为科学划界的充分必要标准，即成为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等的标准。
二、波普尔科学划界标准的科学哲学价值
波普尔以可证伪性作为科学划界的标准无疑在科学哲学史上是一大进步。其中最重要的是它采用了休谟的怀疑主义态度和吸取了康德的批判理性主义精神，并且它从逻辑经验主义的可证实性原则中指出了归纳推理这个老问题，从而避免了科学哲学从对经验主义的信仰而走向独断与先验的危险边缘。由此，他打破了科学无误的神话，使人们由过度的迷信科学而走向理性地去看待科学。并且他在批判逻辑经验主义可证实的科学划界标准中，认为逻辑经验主义把有无“意义”与科学划界联系起来是不正确的，因为形而上学和数理逻辑命题等“非科学”虽然不是“科学”，但是他们对“科学”的发展也是有意义和价值的。具体说来，波谱尔的可证伪的划界标准的进步性或者说是对科学哲学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首先，波谱尔可证伪的科学划界标准具有理性批判的品质。波谱尔是在物理学的三大发现以及爱因斯坦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建立致使传统物理学理论受到挑战，进而导致物理学界乃至整个科学界都经历了全面和空前的革命背景下，批判了逻辑经验主义可证实性的科学划界标准，进而才建立了自己可证伪性的科学划界标准。他的理论具有革命性和批判性，体现着理性批判的品质。这体现在他的科学划界标准适应了科学发展的要求，把科学看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猜想与反驳的过程，并且认为其理论是可误的并且需要不断证伪和革新从而趋向真理。这在科学哲学史上具有革命性、批判性与进步性，因为它有利于避免科学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和辩护主义，也有利于解决科学理论中的实际问题。
其次，波谱尔可证伪的科学划界标准有利于人们理性的看待科学的本质。“传统理论认为，科学理论是绝对正确的、不伪的真理，把科学与真的、正确的、可靠的东西等同起来，坚信‘科学就是真理’，如近代唯理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都认为错误是罪恶的。而波普尔却完全颠倒了这种科学观，认为科学的本质是对未知世界永无止境的探索。”［4］波普尔否定了科学与真理混同的观点，认为科学也是易错和可误的，同样需要不断地证伪从而趋向真理，即使已经成为理论也同样难以避免。“一切定律和理论本质上都是试探性、猜测性或假说性的，即使我们感到再也不能怀疑它们时，也仍如此。”［5］他认为科学是猜想与反驳的过程，是由尝试性、假设性、推测性的理论组成的，而科学存在谬误是在所难免。因而，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不在于科学无误或者是科学不伪，而在于是否能够对存在的科学谬误进行不断的证伪使科学定律或理论不断趋向真理。
此外，波谱尔可证伪的科学划界标准为人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新视角。逻辑经验主义的可证实性科学划界标准是与十六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强调观察与实验，并且要求科学知识的“确实性”或“实证性”是相统一的。“实证主义认为，科学以终极真理为目标，即要杜绝一切谬误，追求某种十全十美的绝对知识。自培根、笛卡尔以来，人们一直把科学知识的确定性、可靠性作为孜孜以求的理想，这种理想要求科学不仅是真理，而且是已经被认识和证明的真理，并以‘证实’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6］波普尔坚持科学理论是可误的，一切科学理论与知识都是猜想和假说，它们包含错误，并会被经验所证伪。一个理论越是容易被证伪，即越具有更高的可证伪性，也就越具有更多的经验信息。科学的目的不是证实终极真理，而是追求它的逼真性，并且以追求具有更大逼真性的理论为目标。追求更大逼真性是为了发现理论的错误，并加以修正，使理论更趋向真理。波普尔正是采取“证伪”而非“证实”的方法来建立他的科学划界标准，并且以批判的态度与创新的精神为人们解决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证伪”作为科学应有的本质之一，与“证实”同样重要，甚至在某些方面“证伪”比“证实”更具有科学价值。如在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的著作中所列举的例子：“我们已经观察到多少只白天鹅，也不能证明这样的结论：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相反，如果我们观察到了一只黑天鹅，那么我们就可以证伪“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这样的结论，尽管我们发现的白天鹅数量远甚于黑天鹅。在波普尔看来，经验观察作为检验理论的标准就是要坚持证伪的原则。因此，批判的态度也可以成为科学理论发展的动力。波谱尔在科学哲学史上赋予“证伪”以前所未有的突出地位，并以此作为科学理论的检验原则，这为科学理论的检验和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与动力。
三、波普尔科学划界标准的局限性分析
科学划界问题和科学活动本身一样，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其本身永远不会停留在某一水平上而停滞。波普尔可证伪的科学划界标准有一定的适用范围，然而也存在其特定的局限性。波普尔可证伪的科学划界标准也面临着如逻辑经验主义一样的难题，划界标准“既宽又窄”。在批判波普尔的科学划界标准时有人指出，“伪科学例子而加以解剖和批判的占星术，在几个世纪里都处于在理智上可以被驳倒的状态，这一历史记录了许多明显失败的预言。”即按波普尔的分界标准，也无法将占星术与科学分开，使得他的划界标准过“宽”；而波普尔可证伪的科学划界标准建立在绝对经验基础之上，其客观性很难保证，也难以对科学理论进行定论性的证伪，从而有可能扼杀许多真正的科学理论，导致划界标准过“窄”。
具体来看，波普尔科学划界标准的局限性首先体现在他可证伪性的科学划界标准具有明显的经验主义倾向。他的科学划界标准与逻辑经验主义一样，都是建立在经验观察陈述的基础之上的，并且它是通过某个经验观察陈述或者说单称陈述来进行证伪的，其客观性由于观察陈述过程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客观环境、技术条件以及主观因素的影响）而可能出现易误的状况促使其难以保证，从而以此为基础去按照波普尔可证伪的科学划界标准去不断抛弃、更替现有理论是不利于科学发展的，也有可能扼杀许多真正的科学理论。
其次，他把科学理论的可证伪性推向了极端。他过分夸大了科学理论提出过程中猜想和假设这方面的作用，并使猜想根假设和认识相对立。他认为：“我们的科学不是认识。我们决不能认识，我们只能猜测。”［7］这表明了他就把科学理论的可证伪性推向了极致。在波普尔看来，任何科学理论都是可以被推翻和证伪的，都可以用新的理论来取代它，是因为任何科学理论都是尝试性的、猜测性的假说。这就正如他的学生拉卡托斯所指出的“波普尔的标准忽视了科学理论明显的坚韧性”。因而，在波普尔那里，任何科学理论都成为永远不可证实的猜想与假设，从而排斥了科学理论的确实性或实证性。而他把科学理论的可证伪性推向了极端的结果就是使他容易走向相对主义的道路。
最后，科学理论的演变和发展不仅体现在科学内部本身，而还与科学以外的社会和历史等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波普尔的科学划界标准与逻辑经验主义等的划界标准一样各自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和缺陷，其视角不应偏于狭隘，而是应该在各自的范围内取长补短，共同推进科学划界标准向多元化发展从而更有利于推动科学理论的创新和科学事业的发展。
综上，在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出于理论和实践的需要可能会对诸多的科学问题进行界定，而在现代西方科学哲学诸流派中，波普尔力排众议、独辟蹊径，以可证伪性作为科学分界标准，富于启发意义和创新性，并且为科学分界为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
参考文献：
［1］［5］波普尔，猜想与反驳［M］，傅季重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57.73.
［2］［3］［7］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M］，查汝强，邱仁宗译，北京：科学出版，1986.8.1.278.
［4］［6］波普尔科学分界问题评析［J］，马桂英，计彤，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第36卷第6期.
摘 要：波普尔以可证伪性作为科学划界的标准，是在反思传统逻辑经验主义中形成的。其科学价值和对科学发展的启示性作用不容忽视，然而其理论并没有彻底解决科学划界问题，也不是科学划界的唯一标准，并且其中也存在诸多偏颇之处。文章主要通过对波普尔科学划界理论的多维度分析来加深对科学本质的认识。
关键词：波普尔；科学划界问题；可证伪性
科学划界问题一直是科学哲学的基本论题之一，也是波普尔在科学哲学领域一直致力解决的问题。波普尔在自己的著作中就写到：“我感兴趣的只是分界问题，即为理论的科学性寻找一个标准。”［1］波普尔在对逻辑经验主义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可证伪的科学划界标准，并由此而对科学划界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从而开创了批判理性主义崭新的一页。波普尔把科学划界问题从“证伪”而非“证实”的角度来建立相应的标准，抛弃了科学与真理二者相混同的认识，打破了科学无误的神话。然而波普尔的科学划界标准建立在绝对的经验基础上且把科学理论的可证伪性推向了极端，他的证伪标准不仅难以对科学理论进行定论性的证伪，而且还有可能会扼杀许多真正的科学理论。
一、波普尔科学划界标准产生的背景及其内容
科学划界就是为科学划定一个边界，从而把科学与其他知识形式区分开来，比如宗教、迷信、伪科学等等。为了实现这一点，哲学家们必须追问“什么是科学”，即先确定科学的本质定义，然后再把这个定义作为划界的充分必要条件。波普尔对此定义为：“找到一个使我们能够区别经验科学为一方与数学、逻辑以及‘形而上学’系统为另一方的标准问题，我称之为分界问题。”［2］波普尔的科学划界是在继承和批判逻辑经验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并开创了批判理性主义的科学划界标准。
在20世纪早期，逻辑经验主义首先提出了“可证实的”科学划界标准。逻辑经验主义认为科学是一系列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并且有意义的命题集合。其中“有意义”指的是符合逻辑和句法，并且经过经验的证实。他们认为科学的特征在于它的经验基础，科学是从经验事实中概括归纳出来的。因此，逻辑经验主义认为“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也就是说，能否被经验证实是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根本所在。这与十六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强调观察与实验，并且要求科学知识的“确实性”或“实证性”是相统一的。当人类进入20世纪以后，传统物理学理论受到挑战，特别是物理学中X射线、放射性、电子的三大发现，以及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建立，使物理学界乃至整个科学界都经历了全面的、空前的革命。这场革命使人类对时空、物质、能量、运动、因果性的认识都产生了根本性变化。由此，人们普遍认识到，科学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任何科学理论都不可能一成不变，随着科学实践的发展，科学理论也必须不断的发展，甚至需要彻底的更新。波普尔的划界标准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通过对逻辑经验主义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可证伪的科学划界标准。
波普尔认为可证实标准无法成为科学划界的充分必要标准，因为这个标准既宽又窄：过宽是因为它无法把占星术等知识形式与科学划分开来，占星术往往与经验观察密不可分，其中某些结论也是可证实的；而过窄是因为它把某些重要的科学理论排除在科学之外了，比如爱因斯坦的引力场理论等，是高度抽象和思辩的，一般的经验观察是难以证实的，若用证实标准衡量则不属于科学的范围之内。他由此而认为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原则是不可取的，其缺陷在于经验科学中全称陈述是不能由单称陈述归纳得到，经验科学不可能被证实，只能被证伪。他对此最具代表性的表述就是“从逻辑的观点来看，显然不能证明从单称陈述（不管它们有多少）中推论出全称陈述是正确的，因为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总是可以成为错误的。不管我们已经观察到多少只白天鹅，也不能证明这样的结论：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3］所以，波普尔提出了自己的可证伪性标准：应作为划界标准的不是可证实性，而是可证伪性，一个经验的科学体系必须可能被经验反驳。在波普尔看来，科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猜想与反驳的过程，其理论是可误的并且需要不断去证伪，并且没有什么理论能够免于批判，也没有什么理论与猜想能够躲避经验的证伪。而那些从逻辑上无法得到经验证伪的命题不属于科学的范畴。所以，在波普尔那里，可证伪性成为科学划界的充分必要标准，即成为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等的标准。
二、波普尔科学划界标准的科学哲学价值
波普尔以可证伪性作为科学划界的标准无疑在科学哲学史上是一大进步。其中最重要的是它采用了休谟的怀疑主义态度和吸取了康德的批判理性主义精神，并且它从逻辑经验主义的可证实性原则中指出了归纳推理这个老问题，从而避免了科学哲学从对经验主义的信仰而走向独断与先验的危险边缘。由此，他打破了科学无误的神话，使人们由过度的迷信科学而走向理性地去看待科学。并且他在批判逻辑经验主义可证实的科学划界标准中，认为逻辑经验主义把有无“意义”与科学划界联系起来是不正确的，因为形而上学和数理逻辑命题等“非科学”虽然不是“科学”，但是他们对“科学”的发展也是有意义和价值的。具体说来，波谱尔的可证伪的划界标准的进步性或者说是对科学哲学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首先，波谱尔可证伪的科学划界标准具有理性批判的品质。波谱尔是在物理学的三大发现以及爱因斯坦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建立致使传统物理学理论受到挑战，进而导致物理学界乃至整个科学界都经历了全面和空前的革命背景下，批判了逻辑经验主义可证实性的科学划界标准，进而才建立了自己可证伪性的科学划界标准。他的理论具有革命性和批判性，体现着理性批判的品质。这体现在他的科学划界标准适应了科学发展的要求，把科学看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猜想与反驳的过程，并且认为其理论是可误的并且需要不断证伪和革新从而趋向真理。这在科学哲学史上具有革命性、批判性与进步性，因为它有利于避免科学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和辩护主义，也有利于解决科学理论中的实际问题。
其次，波谱尔可证伪的科学划界标准有利于人们理性的看待科学的本质。“传统理论认为，科学理论是绝对正确的、不伪的真理，把科学与真的、正确的、可靠的东西等同起来，坚信‘科学就是真理’，如近代唯理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都认为错误是罪恶的。而波普尔却完全颠倒了这种科学观，认为科学的本质是对未知世界永无止境的探索。”［4］波普尔否定了科学与真理混同的观点，认为科学也是易错和可误的，同样需要不断地证伪从而趋向真理，即使已经成为理论也同样难以避免。“一切定律和理论本质上都是试探性、猜测性或假说性的，即使我们感到再也不能怀疑它们时，也仍如此。”［5］他认为科学是猜想与反驳的过程，是由尝试性、假设性、推测性的理论组成的，而科学存在谬误是在所难免。因而，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不在于科学无误或者是科学不伪，而在于是否能够对存在的科学谬误进行不断的证伪使科学定律或理论不断趋向真理。
此外，波谱尔可证伪的科学划界标准为人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新视角。逻辑经验主义的可证实性科学划界标准是与十六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强调观察与实验，并且要求科学知识的“确实性”或“实证性”是相统一的。“实证主义认为，科学以终极真理为目标，即要杜绝一切谬误，追求某种十全十美的绝对知识。自培根、笛卡尔以来，人们一直把科学知识的确定性、可靠性作为孜孜以求的理想，这种理想要求科学不仅是真理，而且是已经被认识和证明的真理，并以‘证实’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6］波普尔坚持科学理论是可误的，一切科学理论与知识都是猜想和假说，它们包含错误，并会被经验所证伪。一个理论越是容易被证伪，即越具有更高的可证伪性，也就越具有更多的经验信息。科学的目的不是证实终极真理，而是追求它的逼真性，并且以追求具有更大逼真性的理论为目标。追求更大逼真性是为了发现理论的错误，并加以修正，使理论更趋向真理。波普尔正是采取“证伪”而非“证实”的方法来建立他的科学划界标准，并且以批判的态度与创新的精神为人们解决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证伪”作为科学应有的本质之一，与“证实”同样重要，甚至在某些方面“证伪”比“证实”更具有科学价值。如在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的著作中所列举的例子：“我们已经观察到多少只白天鹅，也不能证明这样的结论：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相反，如果我们观察到了一只黑天鹅，那么我们就可以证伪“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这样的结论，尽管我们发现的白天鹅数量远甚于黑天鹅。在波普尔看来，经验观察作为检验理论的标准就是要坚持证伪的原则。因此，批判的态度也可以成为科学理论发展的动力。波谱尔在科学哲学史上赋予“证伪”以前所未有的突出地位，并以此作为科学理论的检验原则，这为科学理论的检验和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与动力。
三、波普尔科学划界标准的局限性分析
科学划界问题和科学活动本身一样，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其本身永远不会停留在某一水平上而停滞。波普尔可证伪的科学划界标准有一定的适用范围，然而也存在其特定的局限性。波普尔可证伪的科学划界标准也面临着如逻辑经验主义一样的难题，划界标准“既宽又窄”。在批判波普尔的科学划界标准时有人指出，“伪科学例子而加以解剖和批判的占星术，在几个世纪里都处于在理智上可以被驳倒的状态，这一历史记录了许多明显失败的预言。”即按波普尔的分界标准，也无法将占星术与科学分开，使得他的划界标准过“宽”；而波普尔可证伪的科学划界标准建立在绝对经验基础之上，其客观性很难保证，也难以对科学理论进行定论性的证伪，从而有可能扼杀许多真正的科学理论，导致划界标准过“窄”。
具体来看，波普尔科学划界标准的局限性首先体现在他可证伪性的科学划界标准具有明显的经验主义倾向。他的科学划界标准与逻辑经验主义一样，都是建立在经验观察陈述的基础之上的，并且它是通过某个经验观察陈述或者说单称陈述来进行证伪的，其客观性由于观察陈述过程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客观环境、技术条件以及主观因素的影响）而可能出现易误的状况促使其难以保证，从而以此为基础去按照波普尔可证伪的科学划界标准去不断抛弃、更替现有理论是不利于科学发展的，也有可能扼杀许多真正的科学理论。
其次，他把科学理论的可证伪性推向了极端。他过分夸大了科学理论提出过程中猜想和假设这方面的作用，并使猜想根假设和认识相对立。他认为：“我们的科学不是认识。我们决不能认识，我们只能猜测。”［7］这表明了他就把科学理论的可证伪性推向了极致。在波普尔看来，任何科学理论都是可以被推翻和证伪的，都可以用新的理论来取代它，是因为任何科学理论都是尝试性的、猜测性的假说。这就正如他的学生拉卡托斯所指出的“波普尔的标准忽视了科学理论明显的坚韧性”。因而，在波普尔那里，任何科学理论都成为永远不可证实的猜想与假设，从而排斥了科学理论的确实性或实证性。而他把科学理论的可证伪性推向了极端的结果就是使他容易走向相对主义的道路。
最后，科学理论的演变和发展不仅体现在科学内部本身，而还与科学以外的社会和历史等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波普尔的科学划界标准与逻辑经验主义等的划界标准一样各自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和缺陷，其视角不应偏于狭隘，而是应该在各自的范围内取长补短，共同推进科学划界标准向多元化发展从而更有利于推动科学理论的创新和科学事业的发展。
综上，在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出于理论和实践的需要可能会对诸多的科学问题进行界定，而在现代西方科学哲学诸流派中，波普尔力排众议、独辟蹊径，以可证伪性作为科学分界标准，富于启发意义和创新性，并且为科学分界为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
参考文献：
［1］［5］波普尔，猜想与反驳［M］，傅季重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57.73.
［2］［3］［7］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M］，查汝强，邱仁宗译，北京：科学出版，1986.8.1.278.
［4］［6］波普尔科学分界问题评析［J］，马桂英，计彤，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第36卷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