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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3日，《我的姐姐》（殷若昕，2021）上映刚满24小时，全国票房即超过1亿元。作为一部以年轻女性视角审视个体、家庭、社会的伦理题材影片，《我的姐姐》在家庭伦理题材向来不受青睐的商业院线上取得的成绩令人瞩目。在现实主义的基调中，栩栩如生的人物间形成了强劲的情感张力。影片也因其对社会现状的深度体察、基于情感产生的家庭责任与个人诉求成功引发了年轻观众的共鸣，成为2021年中国电影的一大亮点。
一、多元化家庭伦理的着力呈现
《我的姐姐》在极强的现实性背景下，展现了一个普通的二胎家庭在父母意外死亡后姐姐与弟弟相互接受的故事。在重男轻女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安然离家已久，经济独立，准备报考北京医学院的研究生，却在某天得知父母在一场车祸中双双去世，留下了一套学区房与一个陌生人般的弟弟。安然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变，在各怀心思的亲戚中不得不接手父母留下的一片狼藉，并担负起安置弟弟的重任。在这个关乎家庭责任与个人追求的故事中，首先体现的便是中国影视作品中一贯的传统家庭伦理主题。在大多数亲戚看来，抚养年幼的弟弟就该是安然作为“姐姐”的责任。但安然对这个她考上大学后父母生下的二胎弟弟并没有什么感情，加之对理想的坚持与追求，她告诉亲戚们自己养不了弟弟，她准备联系领养家庭。在不同角色对安然这一举动的种种反应中，呈现了丰富多元、值得讨论的家庭观念。中国社会中素来有重视伦理道德的传统，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被视为宗法制下以仁爱思想为主导的伦理型文化。在儒家伦理的观念架构与宗法制度为基本关系的社会中，家庭伦理不仅在基本的家庭单位中引导着人们的道德价值观，也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上为不同社会角色确立了日常行为的合法规范。近代以来的心理学与哲学将伦理理解为“以某种价值观念为经脉的生命感觉”“关于生命感觉的知识，考究各种生命感觉的真实意义”。[1]如果将伦理视为一种生命的感觉，或与这种感觉有关的知识，那么由于不同生命感觉的存在，也会存在不同的伦理观念。《我的姐姐》以安然“姐姐”的身份为中心，着目于安然与父母、男友、舅舅、姑妈与弟弟乃至一些陌生人之间复杂的家庭伦理关系，反映出其中爱情、婚姻、孝道等伦理道德问题交错繁复的社会现状。安然与亲戚们的争论核心围绕着她是否应该抚养弟弟长大展开。根据伦理学被广泛接受的义务原则，安然只有做自己能做的事情的义务，没有做自己不能做的事情的义务。问题在于，安然是否有能力在保证自己生活质量的前提下将弟弟养大呢？换言之，身为“姐姐”的安然需要为弟弟付出多少呢？是牺牲自己养弟弟还是把弟弟送养追求梦想？这是安然在父母死后面临着巨大的生活难题。《我的姐姐》分别从理性伦理学与叙事伦理学的角度看待了生命感觉不同的角色以及在不同伦理观念下对这一难题的看法。
从理性伦理学对生命感觉一般法则的探究出发，独立自强的安然毫无疑问地遵循着基本的道德观念。24岁前的安然依靠自己的努力成长，认真工作，虽然与父母之间存在嫌隙却毫无保留地爱着他们，无论从何种角度看来，都是符合绝大多数社会道德规则的。《我的姐姐》更多的意义在于叙事伦理学下呈现的非普通的生命感觉法则。影片大部分篇幅讨论的，都是安然在陈旧的伦理观念和贫穷的经济背景下是如何突破生活中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以个人的生命故事重写影片中的叙事伦理。安然的父母在影片中几乎没有正面出现，但根据多方面的侧写来看，安然的父母重男轻女，为了再生个男孩用尽了心思。尽管会牵挂女儿的利益，也想做些对女儿有利的事情，但他们固执的想法却并未让安然生活得更好。在安子恒说自己每天都有肉包子吃、父亲做的红烧肉也很好吃时，安然只能笑着对弟弟说“我只吃过竹笋炒肉”。安然的男友性格温和，家庭富裕，包容和忍让着安然的坏脾气，但他与他的家庭却从不支持安然读研的梦想，只希望安然尽早带着弟弟结婚生子。安然的舅舅以贪图享乐、拜金求财的形象出现，他时常撺掇安然向肇事司机讨要赔偿，但又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从未强迫安然抚养弟弟长大。安然的姑妈成熟稳重，为家庭做出了诸多牺牲，被视为无私可靠的亲戚，但却无理由地打压着安然的梦想……在浓厚而又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中，伦理在很大程度上都称为组织家庭结构的本位思想。以姑妈与男友家长为代表的传统家庭伦理观念持有者，要求安然服从家庭组织关系，在安然的父母死后，他们以母亲的角色支撑起原有的家庭结构。但对舅舅与安然而言，维持家庭基本形态意味着对个人选择的剥夺，因此拒绝承认传统家庭伦理观念提供的具体行为指南或家庭本位的原则。本片的基本故事架构不从家庭伦理观点的相互批评和冲突中展开，令观众跟随安然的叙事视角权衡不同家庭观念的优缺点。不同的文化环境、不同的个体有不同的家庭伦理观，“如果美德行为者可以仅仅被规定为一种稳定地倾向于根据正确的道德规则而行动的行为者，那么美德伦理学就会倒退为义务论。如果无法精确并且正确地定义我们理应加以最大化的‘幸福’，我们怎么才能知道某个具体行为就是正确的行为呢？”[2]在片尾处，安然放弃了在弟弟的送养协议上签字，影片也并未在不同观点巨大而持久的分歧中得出确切结论。《我的姐姐》对多元伦理观念进行呈现的根本要义，在于向观众提出关于生命感觉或生命原则的问题，而不是通过对安然这一角色经历的叙事构建出具体的道德意义和伦理要求。
二、个体情感的变化发展与镜像叙述
拍摄《我的姐姐》的新人导演殷若昕在仅有的两部作品中，都集中表现了对个体情感尤其是年轻人情感与生活状态的关注。与青春题材的《再见，少年》（2021）相比，《我的姐姐》更多关注青年人在家庭中应担负的责任。影片并未简单地将传统伦理观念中担起家庭责任的要求施加在安然身上，将安然抚养弟弟视为理所应当;而是在细腻生活和戏剧冲突的配合中提出了家庭对年轻人造成的负担问题。影片对幼年安然生活片断以一种冷静的旁观视角呈现，安然在对个体生命的诸多欠缺与遗憾的体会中，自小就感受到了现实处境与生命热情之间的不平衡。即使跟着善良隐忍的姑妈长大，安然也要忍受着表兄与姑父的欺负，和父母的关系也不远不近。在报考志愿时，安然的父母以女孩应该尽量照顾家庭为由，擅自将安然的报考志愿从北京医学院临床专业篡改为川内医学院的护理专业，安然就此失去了追逐梦想的機会。开放二胎以后，父母如愿以偿生下了男孩，并计划将安然名下的学区房送给弟弟，安然与父母及弟弟间的关系从而更加疏远。在长期不幸的家庭生活之后，安然决心将自己的生命热情和愿望转移到集体性的社会奉献中去。她一边在本地医院努力工作，实现经济独立;一边坚持读书准备考研，希望离开家乡去北京读医学院，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在对家庭的热情被冷酷的现实挫败后，安然将自己的生命热情和愿望转移到社会中的想法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然而此时一个意外的选择却再次摆在了安然面前：她可以通过对弟弟的抚育，将自己的生命热情和愿望重新注入家庭中，弥补自身在家庭结构中感受的欠缺，但这样势必中断她将热情转移到社会集体医疗事业中的愿望。本片的编剧与导演在情感层面抓住了最令年轻女性感到脆弱和愤怒的两级，让安然携带着对父母的不满，直接面对“间接”造成她生活不幸、本身无辜而善良的弟弟。在重男轻女严重的家庭中，安然因为是女孩很少得到父母的关爱。有着同样的血脉、陌生而年幼的弟弟提醒着父母对安然关怀的缺失，他的淘气、顽劣与任性也提醒刚从漫长而孤独的家庭生活中脱离出的安然，她的父母对这个难得的幼子是如何的溺爱。即使在重男轻女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安子恒本身是无辜的，但外界社会却要再次通过这一形象，强行赋予安然为弟弟牺牲的“姐姐”角色。在现实的重压与渐行渐远的理想间，安然的个体情感成为人物影像与影片叙事前行的重要支撑。新生代演员张子枫以较强的感染力诠释了安然这一角色，将她的坚持、善良与坚韧都演绎得淋漓尽致。在为数不少的特写镜头中，张子枫以体验派的方式演绎出女主人公安然在多重压力之下备受煎熬的内心。 《我的姐姐》中对主人公安然个体情感的叙述，也在与其他角色以镜像相对照的方式中呈现出来。“镜像原本不是与自己融合、同化的。但是外部的镜像作为形象唤醒自己，呼唤自己。在主体作为被想象性地对象化了的形象被呼唤出来……作为自我的东西在形象中出现在我们面前，它具有镜像这一想象的底图，在主体还没有注意到它时夺走了我们的本质。”[3]在同一家庭中长大的弟弟安子恒与自小清醒、独立、悲观、早熟的安然相比，他是在父母的溺爱中长大的，他淘气、任性、依赖父母，喜欢用大闹的方式引起他人关注。影片前半部分，导演以长镜头大量呈现了姐弟之间的相处细节：安然做好早餐叫弟弟用餐，弟弟却撕碎三明治，吵嚷着非要吃肉包子，安然只好去早餐店买了肉包子和牛奶;安然打开电脑学习时弟弟反复骚扰她，一开始用手，后来手脚并用，安然多次换位置换姿势后未果，只好合住电脑……虽然弟弟开始时被父母娇惯得无法无天，但影片后半部分的安子恒却在父母去世后迅速成长起来，流露出善良体贴、关怀他人的本性。在得知姐姐想要去北京追寻梦想之后，弟弟甚至主动打通了领养家庭的电话，希望对方领养自己。安然在车祸现场以女儿的身份认领父母遗体，却由于父母手机中只有和弟弟的合照而遭到怀疑，被要求出示身份证件。她在回家后翻箱倒柜地寻找与父母的合照，就是一种试图以照片这一“镜像”确认自己与父母关系的写照，也是以弟弟为观照审视自己与父母关系的努力。在长久的隐忍之后，安然本可以“仁至义尽”地将弟弟送到认养家庭，但却在与弟弟的相处中培养出了日益深厚的情感，对即将被认领的弟弟生出了不舍之情。这对姐弟的情感关系终于从一开始的剑拔弩张，逐渐达到了接纳彼此，最后到结局处的难舍难分。然而两人住在一起时经常彼此对立，面临分离时又难舍难分。这样的悖反在影片中呈现出充满矛盾的戏剧特征，对个体情感而言虽然是不圆满的，却契合复杂的人性与充满偶然的现实性。在安然与弟弟相互作为对方镜面不断走近的过程中，观众也得以认同角色形象反观自身。如同已经习惯独自生活的倔强女孩安然以弟弟为契机重新接纳了生活一般，个体情感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本身就充满未知，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只能以不逃避的方式坦然接受戏剧性的悖论，珍惜每时每刻。
三、时代共鸣的多种唤起方式
《我的姐姐》以安然一家的经历透视了“姐姐”这一身份带来的责任，以包含关怀的眼光审视了姐姐、女性乃至更多家庭成员长久以来为家庭做出的牺牲。许多观众在对《我的姐姐》的观影过程中，都坦言将自己放在了安然的位置上思考她的选择。影片中多元的角色塑造与人物关系为大多数观众提供了可以将自己带入影片家庭的位置，从被迫接受家庭责任的姐姐、到逃避家庭关系但后悔不已的舅舅、再到自愿为弟弟牺牲却遗憾终身的姑妈，影片呈现了各种家庭的生活方式与现实处境。影片对时代共鸣的唤起，首先建立在对时代局限性的真实呈现上。影片截取了日常生活中极具代表性的片段，在中国观众习以为常的日常氛围中直接面对重男轻女的传统弊病、父权对弱势家庭成员的压迫、传统家庭观念与自我价值追求间的冲突等。影片中安然的父母为了获得生二胎的机会，让年幼的安然假装瘸腿，安然在父母的要求下坚持一瘸一拐地走路。在街道的家庭审查中，幼年的安然因为穿了裙子被街道的工作人员识破，恼羞成怒的父亲吼着“你让老汉没有面子”殴打了她。安然的母亲保护着女儿泣不成声，父亲的打也落在妈妈的身上。这段梦魇般的场景以回忆的形式出现在影片中，采用抖动的近景与特写镜头，表现了年幼的安然充满对家庭暴力的恐惧感。当观众看到真实呈现的人物时，能够自然而然地明白安然坚持离开家庭的原因，并对母女二人乃至自卑的父亲产生同情。电影结尾处，安然站在墓碑前对多年来始终与自己存在隔阂的父母吐露了心声：“我这么拼了命地努力生活，其实就是为了有一天，堂堂正正地站在爸爸妈妈面前，听你们说一句，我女儿也是很不错的。”除对父母的不满以外，安然心中渴望的更多还是父母对自己的认可与支持。围绕弟弟展开的一场纷争之后，安然克服了长期以来对家庭责任的逃避，具有了坦然面对新生活的能力和勇气。在卸下原生家庭带来的负担之后，安然在与弟弟的相互接纳中更为成熟，原本陌生的弟弟也从一个影响她走向新生活的“累赘”转变为令安然更为完整的一部分。最终在墓地这一象征永恒的空间中，安然向已经离世的父母敞开心扉，完成了个体与家庭、理想与传统观念之间的和解。
影片中另一唤起观众共鸣的主题在于其娓娓道来的讲述方式。在不着痕迹的场景描绘中，影片道出了几代人尤其是女性角色共通的现实困境。以影片对安然姑妈的塑造为例，她与安然具有相似的遭遇和处境，在代际差异间形成了微妙的互文性关系。姑妈初登场时在众声喧哗的亲戚间显得沉静稳重，她在安然厌恶安子恒时将他接回了自己家，让自己的儿子打地铺，而让安子恒睡在儿子的床上;在接被人欺负的安然回家后，她将西瓜中间最甜的部分挖给了安然，自己将剩下的部分切开吃了;同时，姑妈最反对安然把弟弟送人，她认为长姐如母，安然作为姐姐照顾弟弟是理所应当的。姑妈的独白交代了她年轻时学习成绩优异，被大学俄语系录取，还有机会去俄罗斯做生意。但安然的爷爷奶奶先将受教育的权利交给了只考上中专的安然的父亲，又以安然出生为由将心怀梦想的姑妈喊回了家。影片以幾只象征家庭成员的俄罗斯套娃引起整段表演，在从容和缓、富有诗意的氛围中，象征性地展现了姑妈为家庭放弃自我追求的人生选择。在另一个镜头中，姑妈在深夜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后，沉默地躺在床上看一盏蒙尘的水晶灯。《我的姐姐》并没有将姑妈的痛苦和不易以戏剧性的方式呈现给观众，只是冷静地以一盏蒙尘的水晶灯将姑妈在大背景下所面临的无奈揭示出来，在朴素的形式中抒发出真挚而深刻的感情。
结语
《我的姐姐》通过女主人公安然面临的人生选择，深刻体察了在这个追求自我的时代里，年轻人在不同社会观念下于家庭、生活、社会上面对的种种困境。在对各种现实议题的接触中，影片展现了自由意志与家庭责任之间永恒的矛盾和撕扯，并鼓励当代年轻人从旧的牺牲精神中挣脱出来，在社会意义上显示出一种难得的进步。
参考文献：
[1]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07.
[2][新西兰]罗莎琳德·赫斯特豪斯.美德伦理学[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31.
[3][日]福原泰平.拉康：镜像阶段[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50.
【作者简介】
一、多元化家庭伦理的着力呈现
《我的姐姐》在极强的现实性背景下，展现了一个普通的二胎家庭在父母意外死亡后姐姐与弟弟相互接受的故事。在重男轻女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安然离家已久，经济独立，准备报考北京医学院的研究生，却在某天得知父母在一场车祸中双双去世，留下了一套学区房与一个陌生人般的弟弟。安然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变，在各怀心思的亲戚中不得不接手父母留下的一片狼藉，并担负起安置弟弟的重任。在这个关乎家庭责任与个人追求的故事中，首先体现的便是中国影视作品中一贯的传统家庭伦理主题。在大多数亲戚看来，抚养年幼的弟弟就该是安然作为“姐姐”的责任。但安然对这个她考上大学后父母生下的二胎弟弟并没有什么感情，加之对理想的坚持与追求，她告诉亲戚们自己养不了弟弟，她准备联系领养家庭。在不同角色对安然这一举动的种种反应中，呈现了丰富多元、值得讨论的家庭观念。中国社会中素来有重视伦理道德的传统，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被视为宗法制下以仁爱思想为主导的伦理型文化。在儒家伦理的观念架构与宗法制度为基本关系的社会中，家庭伦理不仅在基本的家庭单位中引导着人们的道德价值观，也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上为不同社会角色确立了日常行为的合法规范。近代以来的心理学与哲学将伦理理解为“以某种价值观念为经脉的生命感觉”“关于生命感觉的知识，考究各种生命感觉的真实意义”。[1]如果将伦理视为一种生命的感觉，或与这种感觉有关的知识，那么由于不同生命感觉的存在，也会存在不同的伦理观念。《我的姐姐》以安然“姐姐”的身份为中心，着目于安然与父母、男友、舅舅、姑妈与弟弟乃至一些陌生人之间复杂的家庭伦理关系，反映出其中爱情、婚姻、孝道等伦理道德问题交错繁复的社会现状。安然与亲戚们的争论核心围绕着她是否应该抚养弟弟长大展开。根据伦理学被广泛接受的义务原则，安然只有做自己能做的事情的义务，没有做自己不能做的事情的义务。问题在于，安然是否有能力在保证自己生活质量的前提下将弟弟养大呢？换言之，身为“姐姐”的安然需要为弟弟付出多少呢？是牺牲自己养弟弟还是把弟弟送养追求梦想？这是安然在父母死后面临着巨大的生活难题。《我的姐姐》分别从理性伦理学与叙事伦理学的角度看待了生命感觉不同的角色以及在不同伦理观念下对这一难题的看法。
从理性伦理学对生命感觉一般法则的探究出发，独立自强的安然毫无疑问地遵循着基本的道德观念。24岁前的安然依靠自己的努力成长，认真工作，虽然与父母之间存在嫌隙却毫无保留地爱着他们，无论从何种角度看来，都是符合绝大多数社会道德规则的。《我的姐姐》更多的意义在于叙事伦理学下呈现的非普通的生命感觉法则。影片大部分篇幅讨论的，都是安然在陈旧的伦理观念和贫穷的经济背景下是如何突破生活中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以个人的生命故事重写影片中的叙事伦理。安然的父母在影片中几乎没有正面出现，但根据多方面的侧写来看，安然的父母重男轻女，为了再生个男孩用尽了心思。尽管会牵挂女儿的利益，也想做些对女儿有利的事情，但他们固执的想法却并未让安然生活得更好。在安子恒说自己每天都有肉包子吃、父亲做的红烧肉也很好吃时，安然只能笑着对弟弟说“我只吃过竹笋炒肉”。安然的男友性格温和，家庭富裕，包容和忍让着安然的坏脾气，但他与他的家庭却从不支持安然读研的梦想，只希望安然尽早带着弟弟结婚生子。安然的舅舅以贪图享乐、拜金求财的形象出现，他时常撺掇安然向肇事司机讨要赔偿，但又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从未强迫安然抚养弟弟长大。安然的姑妈成熟稳重，为家庭做出了诸多牺牲，被视为无私可靠的亲戚，但却无理由地打压着安然的梦想……在浓厚而又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中，伦理在很大程度上都称为组织家庭结构的本位思想。以姑妈与男友家长为代表的传统家庭伦理观念持有者，要求安然服从家庭组织关系，在安然的父母死后，他们以母亲的角色支撑起原有的家庭结构。但对舅舅与安然而言，维持家庭基本形态意味着对个人选择的剥夺，因此拒绝承认传统家庭伦理观念提供的具体行为指南或家庭本位的原则。本片的基本故事架构不从家庭伦理观点的相互批评和冲突中展开，令观众跟随安然的叙事视角权衡不同家庭观念的优缺点。不同的文化环境、不同的个体有不同的家庭伦理观，“如果美德行为者可以仅仅被规定为一种稳定地倾向于根据正确的道德规则而行动的行为者，那么美德伦理学就会倒退为义务论。如果无法精确并且正确地定义我们理应加以最大化的‘幸福’，我们怎么才能知道某个具体行为就是正确的行为呢？”[2]在片尾处，安然放弃了在弟弟的送养协议上签字，影片也并未在不同观点巨大而持久的分歧中得出确切结论。《我的姐姐》对多元伦理观念进行呈现的根本要义，在于向观众提出关于生命感觉或生命原则的问题，而不是通过对安然这一角色经历的叙事构建出具体的道德意义和伦理要求。
二、个体情感的变化发展与镜像叙述
拍摄《我的姐姐》的新人导演殷若昕在仅有的两部作品中，都集中表现了对个体情感尤其是年轻人情感与生活状态的关注。与青春题材的《再见，少年》（2021）相比，《我的姐姐》更多关注青年人在家庭中应担负的责任。影片并未简单地将传统伦理观念中担起家庭责任的要求施加在安然身上，将安然抚养弟弟视为理所应当;而是在细腻生活和戏剧冲突的配合中提出了家庭对年轻人造成的负担问题。影片对幼年安然生活片断以一种冷静的旁观视角呈现，安然在对个体生命的诸多欠缺与遗憾的体会中，自小就感受到了现实处境与生命热情之间的不平衡。即使跟着善良隐忍的姑妈长大，安然也要忍受着表兄与姑父的欺负，和父母的关系也不远不近。在报考志愿时，安然的父母以女孩应该尽量照顾家庭为由，擅自将安然的报考志愿从北京医学院临床专业篡改为川内医学院的护理专业，安然就此失去了追逐梦想的機会。开放二胎以后，父母如愿以偿生下了男孩，并计划将安然名下的学区房送给弟弟，安然与父母及弟弟间的关系从而更加疏远。在长期不幸的家庭生活之后，安然决心将自己的生命热情和愿望转移到集体性的社会奉献中去。她一边在本地医院努力工作，实现经济独立;一边坚持读书准备考研，希望离开家乡去北京读医学院，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在对家庭的热情被冷酷的现实挫败后，安然将自己的生命热情和愿望转移到社会中的想法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然而此时一个意外的选择却再次摆在了安然面前：她可以通过对弟弟的抚育，将自己的生命热情和愿望重新注入家庭中，弥补自身在家庭结构中感受的欠缺，但这样势必中断她将热情转移到社会集体医疗事业中的愿望。本片的编剧与导演在情感层面抓住了最令年轻女性感到脆弱和愤怒的两级，让安然携带着对父母的不满，直接面对“间接”造成她生活不幸、本身无辜而善良的弟弟。在重男轻女严重的家庭中，安然因为是女孩很少得到父母的关爱。有着同样的血脉、陌生而年幼的弟弟提醒着父母对安然关怀的缺失，他的淘气、顽劣与任性也提醒刚从漫长而孤独的家庭生活中脱离出的安然，她的父母对这个难得的幼子是如何的溺爱。即使在重男轻女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安子恒本身是无辜的，但外界社会却要再次通过这一形象，强行赋予安然为弟弟牺牲的“姐姐”角色。在现实的重压与渐行渐远的理想间，安然的个体情感成为人物影像与影片叙事前行的重要支撑。新生代演员张子枫以较强的感染力诠释了安然这一角色，将她的坚持、善良与坚韧都演绎得淋漓尽致。在为数不少的特写镜头中，张子枫以体验派的方式演绎出女主人公安然在多重压力之下备受煎熬的内心。 《我的姐姐》中对主人公安然个体情感的叙述，也在与其他角色以镜像相对照的方式中呈现出来。“镜像原本不是与自己融合、同化的。但是外部的镜像作为形象唤醒自己，呼唤自己。在主体作为被想象性地对象化了的形象被呼唤出来……作为自我的东西在形象中出现在我们面前，它具有镜像这一想象的底图，在主体还没有注意到它时夺走了我们的本质。”[3]在同一家庭中长大的弟弟安子恒与自小清醒、独立、悲观、早熟的安然相比，他是在父母的溺爱中长大的，他淘气、任性、依赖父母，喜欢用大闹的方式引起他人关注。影片前半部分，导演以长镜头大量呈现了姐弟之间的相处细节：安然做好早餐叫弟弟用餐，弟弟却撕碎三明治，吵嚷着非要吃肉包子，安然只好去早餐店买了肉包子和牛奶;安然打开电脑学习时弟弟反复骚扰她，一开始用手，后来手脚并用，安然多次换位置换姿势后未果，只好合住电脑……虽然弟弟开始时被父母娇惯得无法无天，但影片后半部分的安子恒却在父母去世后迅速成长起来，流露出善良体贴、关怀他人的本性。在得知姐姐想要去北京追寻梦想之后，弟弟甚至主动打通了领养家庭的电话，希望对方领养自己。安然在车祸现场以女儿的身份认领父母遗体，却由于父母手机中只有和弟弟的合照而遭到怀疑，被要求出示身份证件。她在回家后翻箱倒柜地寻找与父母的合照，就是一种试图以照片这一“镜像”确认自己与父母关系的写照，也是以弟弟为观照审视自己与父母关系的努力。在长久的隐忍之后，安然本可以“仁至义尽”地将弟弟送到认养家庭，但却在与弟弟的相处中培养出了日益深厚的情感，对即将被认领的弟弟生出了不舍之情。这对姐弟的情感关系终于从一开始的剑拔弩张，逐渐达到了接纳彼此，最后到结局处的难舍难分。然而两人住在一起时经常彼此对立，面临分离时又难舍难分。这样的悖反在影片中呈现出充满矛盾的戏剧特征，对个体情感而言虽然是不圆满的，却契合复杂的人性与充满偶然的现实性。在安然与弟弟相互作为对方镜面不断走近的过程中，观众也得以认同角色形象反观自身。如同已经习惯独自生活的倔强女孩安然以弟弟为契机重新接纳了生活一般，个体情感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本身就充满未知，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只能以不逃避的方式坦然接受戏剧性的悖论，珍惜每时每刻。
三、时代共鸣的多种唤起方式
《我的姐姐》以安然一家的经历透视了“姐姐”这一身份带来的责任，以包含关怀的眼光审视了姐姐、女性乃至更多家庭成员长久以来为家庭做出的牺牲。许多观众在对《我的姐姐》的观影过程中，都坦言将自己放在了安然的位置上思考她的选择。影片中多元的角色塑造与人物关系为大多数观众提供了可以将自己带入影片家庭的位置，从被迫接受家庭责任的姐姐、到逃避家庭关系但后悔不已的舅舅、再到自愿为弟弟牺牲却遗憾终身的姑妈，影片呈现了各种家庭的生活方式与现实处境。影片对时代共鸣的唤起，首先建立在对时代局限性的真实呈现上。影片截取了日常生活中极具代表性的片段，在中国观众习以为常的日常氛围中直接面对重男轻女的传统弊病、父权对弱势家庭成员的压迫、传统家庭观念与自我价值追求间的冲突等。影片中安然的父母为了获得生二胎的机会，让年幼的安然假装瘸腿，安然在父母的要求下坚持一瘸一拐地走路。在街道的家庭审查中，幼年的安然因为穿了裙子被街道的工作人员识破，恼羞成怒的父亲吼着“你让老汉没有面子”殴打了她。安然的母亲保护着女儿泣不成声，父亲的打也落在妈妈的身上。这段梦魇般的场景以回忆的形式出现在影片中，采用抖动的近景与特写镜头，表现了年幼的安然充满对家庭暴力的恐惧感。当观众看到真实呈现的人物时，能够自然而然地明白安然坚持离开家庭的原因，并对母女二人乃至自卑的父亲产生同情。电影结尾处，安然站在墓碑前对多年来始终与自己存在隔阂的父母吐露了心声：“我这么拼了命地努力生活，其实就是为了有一天，堂堂正正地站在爸爸妈妈面前，听你们说一句，我女儿也是很不错的。”除对父母的不满以外，安然心中渴望的更多还是父母对自己的认可与支持。围绕弟弟展开的一场纷争之后，安然克服了长期以来对家庭责任的逃避，具有了坦然面对新生活的能力和勇气。在卸下原生家庭带来的负担之后，安然在与弟弟的相互接纳中更为成熟，原本陌生的弟弟也从一个影响她走向新生活的“累赘”转变为令安然更为完整的一部分。最终在墓地这一象征永恒的空间中，安然向已经离世的父母敞开心扉，完成了个体与家庭、理想与传统观念之间的和解。
影片中另一唤起观众共鸣的主题在于其娓娓道来的讲述方式。在不着痕迹的场景描绘中，影片道出了几代人尤其是女性角色共通的现实困境。以影片对安然姑妈的塑造为例，她与安然具有相似的遭遇和处境，在代际差异间形成了微妙的互文性关系。姑妈初登场时在众声喧哗的亲戚间显得沉静稳重，她在安然厌恶安子恒时将他接回了自己家，让自己的儿子打地铺，而让安子恒睡在儿子的床上;在接被人欺负的安然回家后，她将西瓜中间最甜的部分挖给了安然，自己将剩下的部分切开吃了;同时，姑妈最反对安然把弟弟送人，她认为长姐如母，安然作为姐姐照顾弟弟是理所应当的。姑妈的独白交代了她年轻时学习成绩优异，被大学俄语系录取，还有机会去俄罗斯做生意。但安然的爷爷奶奶先将受教育的权利交给了只考上中专的安然的父亲，又以安然出生为由将心怀梦想的姑妈喊回了家。影片以幾只象征家庭成员的俄罗斯套娃引起整段表演，在从容和缓、富有诗意的氛围中，象征性地展现了姑妈为家庭放弃自我追求的人生选择。在另一个镜头中，姑妈在深夜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后，沉默地躺在床上看一盏蒙尘的水晶灯。《我的姐姐》并没有将姑妈的痛苦和不易以戏剧性的方式呈现给观众，只是冷静地以一盏蒙尘的水晶灯将姑妈在大背景下所面临的无奈揭示出来，在朴素的形式中抒发出真挚而深刻的感情。
结语
《我的姐姐》通过女主人公安然面临的人生选择，深刻体察了在这个追求自我的时代里，年轻人在不同社会观念下于家庭、生活、社会上面对的种种困境。在对各种现实议题的接触中，影片展现了自由意志与家庭责任之间永恒的矛盾和撕扯，并鼓励当代年轻人从旧的牺牲精神中挣脱出来，在社会意义上显示出一种难得的进步。
参考文献：
[1]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07.
[2][新西兰]罗莎琳德·赫斯特豪斯.美德伦理学[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31.
[3][日]福原泰平.拉康：镜像阶段[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50.
【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