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合预示着一种机缘。我的生日与教师节是同一天:9月10日。感谢上苍的安排,今生我注定与教师有缘,人生的“紧要处”总会得益于教师的呵护与关爱。
　　1949年春夏之交,我是在赣中名城——丰城,站在沿街房子的台阶上看到人民解放军唱着威武、雄壮的军歌进城的。也就是在这年的秋天,5岁的我就进小学读书,开始了人生的求学之旅。到了小学二年级,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名列全班第一,班主任韩老师也就特别喜欢我。可就在这个时候,我却闯了一个“大祸”。
　　1950年9月底学校要举行一个全校集会,庆祝建国一周年,学校安排一些学生代表在大会上发言。我被韩老师指定代表我们班级去发言。事先我写好了稿,也在学校和家里练习了好几遍。到后来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的事情竟然发生了。在学校操场上,当主持会议的老师宣布我上台讲话时,我竟吓得不知所措,拔腿从学校操场向校门跑去,身后只听到一片哄笑声。我知道自己为班级丢了脸,就躲在县城体育场的一角傻傻地坐着。晚饭过后很久,我才怯怯地回到家中。想不到韩老师早已在家中等我,她的脸上依然露出温厚、慈爱的的笑容,没有一句责怪,倒是用手轻抚着我的头细声说道:“没关系,下次再来!”
　　“下次再来”,我真要感谢这位忘记了名字的韩老师,有了她的这句话,我又重拾起自信心,开始了对自己性格的磨砺。从此,我把房间和教室当作学校操场独自大声讲话,一遍又一遍进行背诵的练习,直到多次取得小学、中学演讲比赛、朗诵比赛的第一名。韩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也是我认识的第一位新中国的人民教师。我以后转到南昌读小学,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但韩老师脸上对学生充满信任的淡淡的微笑却一直有如一盏明灯亮在我的心头。
　　我是被保送进入省城名校——南昌二中学习的。我的整个初中阶段在没有波澜的日子里平静度过。但是,到了高中一年级我却遇到了一次不小的“打击”。1959年年底,我的《入团喜报》张贴在校门口的“公告栏”里,可不到半天时间,又被揭了下来,原因是我一个哥哥的所谓“右派”问题还没有调查清楚。这件事在当时的学校忽地变成了新闻,一些同学都用异样的目光打量着我。对于只有十五六岁的我来说这不能不感到是一种莫名的羞辱,我整天打不起精神,低头不语。这时,我的班主任张锡生老师走到了我的身边,他陪我一起走路回家。这位省市闻名的外语教师用极富磁性的声音对我说:“别趴下,自己的路靠自己走!”老师的教导恰似一服清凉剂,我一如既往地努力学习,快乐生活,《入团喜报》也在事后一二个月又一次贴了出来。
　　按照当时的政治条件,我并不是“红五类”,但从校长到我所有认识的老师没有一个对我另眼相看,我不仅是学校的“三好”学生,而且担任过两年南昌二中的学生会主席。“自己的路靠自己走”,既让我感受到时代的温暖,又成为了我一生的座右铭。
　　我于1962年参加高考,考取了当时的江西大学中文系。我是以一种实属无奈、很不情愿的心情来到这所大学学习的。这次高考我有两科成绩考得很好,有一科却考砸了,只得与重点大学失之交臂。当我来到新建才4年的江西大学时,学校连围墙都还没建,连着教室和宿舍的竟是一片片的农田。同学们戏称我们的学校没鼻子没脸。我怏怏不快地走进教室,却发现一些年轻教师的课讲得既有激情又有学识,使我骄躁的心开始安定下来。
　　党史课的黄少群老师,当时不过二十七八岁,但他儒雅的风度、旁征博引的讲述一下就吸引了我。一次书面练习过后,黄老师在全班进行点评。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专门说到我的作业:“这个同学的作业超出了一般同学的水平,有自己的思考,有自己的见解。我本来要给他5分(优秀),但只给了4分(良好)。希望他以后能得到5分。”这番话让我的心为之一振。“莫道天下不识君”,我那种轻狂的心态终于得以收敛,踏实地面对大学生活。
　　在大学期间,我一直暗暗以不得“4分”要得“5分”的要求策励自己。在大学二年级时,我就创作、发表了长诗——“洲上颂”,并被推荐为《诗刊》特约作者。也就在这一年——1964年春天,19岁的我还当选为江西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作为大学生代表,我能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投票选举省长,在人生记忆中真是留下了值得珍藏的一页。
　　2003年,当我获得“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称号赴京领奖时,我专程前去黄少群老师住处探望,此前他早已调入中央党校任教,并成为了国内著述甚丰的党史研究名家。可惜黄老师不在家,师生无缘相见。我想告诉老师的是,“5分”我还没有得到,但它是我毕生的追求。
　　回首平生,三谢师恩,这是我虔敬的心声,这是我恒久的感念。当我犯错时,我要感谢老师的宽容之恩;当我消沉时,我要感谢老师的抚慰之恩;当我迷茫时,我要感谢老师的引领之恩。我这一辈子心无旁骛,一直以教育编辑为职业,得以用一颗感恩之心为教师立传、为师魂讴歌,正可谓与教师结下了割舍不断的情缘。是啊,教师,你们作为秉持生命烛光的引路人,作为共和国精神大厦的建造者,怎不值得我们真心敬仰、倾情赞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