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编者按：张志功同志曾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同志秘书20年，他写的《我在习老身边20年》一文，真实、具体、生动地记述他在习仲勋同志身边工作期间所发生的事，十分生动感人，是一篇十分有历史价值和资政育人价值的口述史。
我们知道，1978年4月至1980年底，习仲勋同志主政南粤，带领广东省委一班人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为党和人民立了新功。那三年，正好是张志功同志因《刘志丹》小说冤案牵连同时被关押、受审查后分离了16年又回到他身边工作，是这一段历史的目击者和见证人，这便成了文稿较为详实的一段记述。今年正值习仲勋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为纪念这位广东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为表达广东人民对老书记习仲勋同志的深切怀念，本刊征得张志功同志同意，从本期开始，将在纪实版上分三期选载该文，以飨读者。
2001年，习仲勋书记已是88岁高龄。10月15日这一天，家人在深圳为习书记举办88岁寿宴。按照中国人的习惯说法，88岁是“米寿”，是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习家四代人及亲朋好友齐聚一堂为老人祝寿。这是习书记家人难得的一次大团聚，而唯独近平没有到场。不是他不想参加父亲的寿宴，而是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省长的他，公务在身，无法参加。于是，他抱愧向父亲写了一封拜寿信。
在信中，近平深情地写道：“自我呱呱落地以来，已随父母相伴48年，对父母的认知和对父母的感情一样，久而弥深。”
近平接着写道：“我从您身上要继承和学习的高尚品质很多，一是学您做人。您为人坦诚忠厚、谦虚谨慎、光明磊落、宽宏大度，您一辈子没有整过人，坚持真理，不说假话，并且要求我也这样做，我已经把您的教诲牢记在心，身体力行。二是学您做事。爸爸自少年就投身革命，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我辈与您相比，实觉汗颜。特别是您对自己的革命业绩视如烟云，从不居功，从不张扬，更值得我辈学习和效仿。三是学您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执着追求。爸爸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坚定不移，相信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您的言行为我们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四是学您的赤子情怀。爸爸是一个农民的儿子，热爱中国人民，热爱革命战友，热爱家乡父老，热爱您的父母、妻子、儿女。您像一头老黄牛，为中国人民默默地耕耘着。这也激励着我将毕生精力投入到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中去。五是学您的俭朴生活。爸爸一生崇尚节俭，有时几近苛刻，家教严格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从小就是在您这种教育下养成勤俭持家习惯的。这样的好家风我辈将世代相传。”
这封信，既是近平个人并代表晚辈对父亲真情实感的流露，又是一个革命后代继承先辈精神的誓言。
当桥桥在寿宴上向大家宣读这封信的时候，禁不住热泪盈眶，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而习书记听完儿子的来信，非常理解儿子，以一个老革命家特有的情怀坦诚地向家人、子女和亲朋说：“还是以工作为重，以国家大事为重。”
桥桥是习书记和齐心大姐的第一个孩子，随父母从陕甘宁边区到西北局驻地西安，又到首都北京。她从小乖巧、聪明、有主见，尽心呵护年幼的弟弟妹妹，是他们的主心骨。习书记格外疼爱她，桥桥也特别爱她的父亲。
桥桥是弟妹中陪伴在父亲身边时间最长的。习书记复出南下广东，桥桥经中央领导批准，作为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随行数年，从而使她对父亲有了不同一般的了解。桥桥深情地说：“这一切，都使我有更多的机会得到父亲耳提面命的教育，对他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不仅仅是看到了家庭生活中慈爱的父亲，还亲身感受到了他在工作岗位上的精神风采。”
习书记晚年退居二线休养时，正在武警总部任办公室副主任兼外办主任（副师级）的桥桥决然辞职，专心照顾父亲11年多，直至老人辞世。2011年，为纪念去世已经9年的父亲，桥桥写了《俯首甘为孺子牛——回忆我敬爱的父亲习仲勋》一文。她这样总结父亲的品格：“鲁迅先生有两句表白自己心迹的诗，也是毛主席所赞赏和常常诵念的，一句是《自嘲》中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句是《答客诮》中的‘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用这两句诗来概括我父亲的品格是比较贴切的。他感情丰富，个性鲜明，既具铮铮铁骨，又有绵绵柔肠：他爱僧分明，严慈相济，既敢言敢怒不顾个人进退得失，又宽厚大度没有半点个人私隙。他是一个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情味十足让人倍感亲切的普普通通的人，同时，更是舍弃了自我，把一切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令人敬仰的人。”
桥桥这篇回忆文章，通过许多日常生活中的故事，记述了一个出生入死执着信仰的共产党人、一个和群众血肉相连的革命老战士、一个侠肝义胆平等待人的好领导、一个舐犊情深严慈相济的好父亲。这篇情深意切的思亲之作，是桥桥2011年10月13日在习书记98岁华诞前夕的一次座谈会上宣读的。她思父之情难以抑制，宣读中数次声泪俱下，我也悲情涌动，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习书记一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有口皆碑。
他一言一行，很注意政治影响，对自己、对亲属、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极严。
1958年春天，习书记和周恩来总理、彭德怀副总理一起去河南三门峡，召集豫、陕、晋三省领导人开会，研究三门峡水库坝高问题。须知库坝的高低，决定水库的容量，关系到河南省特别是陕西省被水所淹面积大小及大批移民的安置，事关重大。因此，周总理决定亲临现场召集这次会议。我作为随从人员前往，有幸近距离目睹一代伟人周恩来总理的风采，也有幸亲眼看到了彭老总那忧国忧民的肃穆神情。
我随同习书记、周总理乘坐一架小型飞机从北京飞往郑州。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那一天，风和日丽，万里无云，我有点兴奋，甚至有些激动。周总理平易近人，在飞机上同习书记不时地看地图、研究工作，我和总理的秘书李岩就站在周总理和习书记的旁边。随同的新华社记者眼疾手快，拍下了这个珍贵的历史性场景。
飞机到达郑州以后，我们换乘火车到达三门峡。这时彭老总已经先期到达。一见面，彭老总给我的印象是不苟言笑，一脸严肃，总是皱着眉头在思考问题。我想，也许是当时出现的种种问题使他高兴不起来吧…… 会后，周总理、彭老总、习书记一行到陕县、偃师县考察座谈，接见干部和群众。豫、陕、晋三省是习书记长期战斗和工作过的地方，因而情况熟悉，熟人很多，可在考察中，他总是走在周总理和彭老总的身后，有意避开记者镜头，不让在报道中突出自己。
习书记历来讨厌摆谱，反对搞形式主义。几次出国访问，或是下基层调查研究，既不带警卫员，也不带医生和护士，只带必要的工作人员。我跟他几次出差，都是身兼数职，既是秘书，又是警卫和勤务员。下乡时，他不事张扬，轻车简从，只允许少数必需的地方官员陪同，绝不前呼后拥，尽量减少地方麻烦。1958年秋，他到陕西省基层视察工作，代表国务院到蒲城等县看望下放劳动锻炼的机关干部，我也随同前往。地方干部组织群众及小学生举着小旗，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习书记看到后非常恼火，严厉批评这种做法，说干部搞特殊是不正之风，此风绝不可长。又说自己虽然“官”做大了，也只是一个人民公仆，没有什么了不起，何必兴师动众搞这一套。
习书记长期生活工作在北方，初到广东时，特别不适应酷暑，到了夏天，热得大汗淋漓。那时省委只有常委会议室装有空调，他的办公室及住处只有风扇，酷热难耐。澳门知名爱国人士、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先生见此情景，主动给广东省委送了3台空调，指名给习书记1台。省委办公厅接待处通知我去领取，我以为习书记定能接受马先生的好意，谁知他坚决不接受，当即叫我原封不动地送回省委办公厅接待处，让装到省委会议室大家共享。
1978年秋，习书记在广州开完干部会以后，随即到粤东地区搞调查研究。开始每到一县，都有县委书记、县长一班人远远地来迎接，最后离开时，县委原班人马又远送出境，这好像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礼仪，很多人自觉或者不自觉地都接受了。习书记对此却非常反感，认为这是劳民伤财，脱离群众，影响不好，便带头制止这种做法。此后形成制度，每到一处，我都提前把习书记的要求通知接待单位的领导，禁止了各地兴师动众迎送领导的现象。
在广东任职3年期间，习书记无论上下班、开会、下乡，还是参加外事活动，一直坐的是一辆小面包车，省委给他配备的进口小轿车，他坚决不坐。1979年春，杨尚昆同志到广东任省委第二书记，也同他一样坐小面包车。两位老革命在领导干部用车问题上提倡艰苦朴素，给广大干部做出了榜样，至今仍被人们传颂和赞扬。
广东省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结为友好省州。应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总理的邀请，习书记率广东省友好代表团于1979年11月出访，返回时，途经香港参观访问。按当时政策规定，每人可免税带一“大件”家用电器。如，彩电、电冰箱之类，因为价格比内地便宜很多，出国人员都竞相购买。但是习书记在香港定了一条纪律，明确要求大家回去时，带头不买，不带任何“大件”家用电器。同志们都自觉遵守，以致从香港乘火车回到广州车站下车时，迎接代表团归来的同志及铁路工作人员，发现我们13个人竟然没有一件“大件”家电时，甚为惊奇，一时广为传颂。以后他几次出国，仍是带头什么也不买，不仅“大件”不买，“小件”也不买。不仅违反政策的事他从来不做，就是政策允许，而他认为影响干群关系、影响党在群众中形象的事，他也不做。他在广东大力推动对外开放，却坚决反对崇洋媚外，说中国人一定要自尊、自重、自爱，要长志气。产品现时没有的，或者质量不如人家的好，承认自己落后，努力自强不息，奋斗10年、20年就赶上去了。
正如习书记所预言的那样，20多年以后，中国的国产家用电器，不仅满足了国内市场的需要，而且远销海外。如今，谁出国还愿意去买那些所谓的“大件”家用电器？可在当时能像习书记那样做的又有几人？
习书记当“官”几十年，从不谋私，不讲情面。一次，他的家乡富平县“父母官”进京，请求他批拨一些物资。那时物资很紧张，按常理，照顾一点也不过分。但他没有答应，并讲了为什么不能批的理由，家乡干部表示理解，说在习书记这里上了一堂党课。
习书记在广东工作期间，先后兼任广东军区第二政委、第一政委。为了便于联络省委同广州军区的工作，军区首长请示习书记，打算给我在军区部门安排一个职务。能在军队中兼个职，我当然愿意。但习书记认为这样做不妥，没有答应。他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尤其是秘书，向来高标准严要求，从不特殊照顾，更不封官许愿。我长期在他身边工作，受他教育和影响，对此很能理解，也能正确对待。事后，熟悉我的同志在闲谈中提及此事，认为我在习书记身边工作时间长，又经过多年历练，在军区部门安排一个职务，似乎也不算过分。我对他们解释说：“我认为，我的本职工作还没有做得很好，领会习书记的意图有时还有偏差，少不了受他严厉的批评，这是对我真正的爱护和关心。也正因为这样，他对我要求更严，在工作安排和职务上更注意影响。这是习书记的一贯作风。”
当年，为我的职务安排，还发生过一场小小的“风波”。最近，我从原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琚立铭那里才知道了有关详情：1980年10月下旬，中央决定调习书记回中央工作，我也即将随同。当时琚立铭担任省委常委、书记会议机要秘书，他认为我任科级职务30多年，不提拔，不公平，建议把我由“正科级秘书”提拔为“副处级秘书”，得到了当时的省委常委杨应彬、省委办公厅主任秦文俊、副主任陈仲璇的支持。正在办理任职手续时，习书记知道了这件事，急召四人到他的办公室，严肃批评他们是“违反组织原则”，“支持向组织伸手要官”、“影响恶劣”，并要求这四位同志做“深刻检讨”。
1979年初春，以江苏省画院院长、省美协主席亚明为首，包括宋文治、魏紫熙等10多位著名书画家应邀到广州做客作画，由省委办公厅出面接待。工作之余，我也有一点欣赏字画的雅兴，那时，我若是想求一张名人字画，应是很方便的，但我考虑自己是领导的秘书，始终没有开过这个口。
在习书记“严于律己”的影响带动下，我们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都能自觉地时时处处以他为榜样，注意影响，遵纪守法。他身边的几个工作人员离开时，大都被分配到了边远贫困地区。两个警卫员，杨荫华去了西藏，卫焕新去了内蒙古。司机王玉仲响应党的号召，经习书记同意，回了山东老家。还有陈煦、田方、侯汉英、周明星、魏宗宪等同志下放到陕西和甘肃。习书记并不因他们曾在自己身边工作过，就特意照顾和提拔，而是让他们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这些和我一起曾经相处过的同事，听习书记的话，没有挑挑拣拣，没有要求提高级别待遇。同习书记依依不舍地话别后，都心情愉快地踏上了新的征途。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他们没有辜负习书记的教导和期望，努力工作，表现都很出色。
习书记的民主作风也令所有人感动。广东广大干部群众知道他从前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因此对他期望甚高，形象地说他和杨尚昆两位老同志加在一起“吨位重”。1978年，习书记到广东工作不久，就接到了一封批评信。当时习书记的信件都由我处理，这封信，我觉得火药味十足。给不给他看呢？我有些犹豫，我怕他看了生气。信中指名道姓批评习书记“爱听汇报、爱听漂亮话、喜欢夸夸其谈”、“我看你讲的重视群众来信也是漂亮话，是空话！因为你只讲，没检查落实”。结尾更是言辞激烈甚至咄咄逼人：“你讲话中不是常说爱听刺耳话，说什么‘良药虽苦利于病’吗？现在给你提两个刺耳的意见，看你是否‘叶公好龙’？”——这便是至今广为流传的惠州地区检察院基层检察官麦子灿“批评习仲勋”的署名信。
习书记看完信，不仅没有生气，反而批示：“这封信写得好，还可以写得重一点。”“下面敢讲话，这是一种好风气，应该受到支持和鼓励，不要怕听刺耳的话。”“写信的同志相信我不会打击报复他，这是对我的信任。”习书记在常委会上讲了这封批评信的内容，并把来信和他的批示一并转发给全省县以上的负责人，要求各级党委认真讨论。
1979年初，我收到的群众给习书记的大量来信中，还有一封未署名的信指名批评他“习以为常”，意思是说“习”初来时劲头很大，后来渐入“常规”，雷声大，雨点小，没了锐气和魄力。习书记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又公开讲了这封来信，表扬了写信人敢于进言的精神。他说批评对他是个鞭策，提醒他戒骄戒躁，更好地工作。
习书记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佳话很快流传开来，“领导要听刺耳的话”，从此为广东许多领导干部所铭记。
我们知道，1978年4月至1980年底，习仲勋同志主政南粤，带领广东省委一班人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为党和人民立了新功。那三年，正好是张志功同志因《刘志丹》小说冤案牵连同时被关押、受审查后分离了16年又回到他身边工作，是这一段历史的目击者和见证人，这便成了文稿较为详实的一段记述。今年正值习仲勋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为纪念这位广东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为表达广东人民对老书记习仲勋同志的深切怀念，本刊征得张志功同志同意，从本期开始，将在纪实版上分三期选载该文，以飨读者。
2001年，习仲勋书记已是88岁高龄。10月15日这一天，家人在深圳为习书记举办88岁寿宴。按照中国人的习惯说法，88岁是“米寿”，是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习家四代人及亲朋好友齐聚一堂为老人祝寿。这是习书记家人难得的一次大团聚，而唯独近平没有到场。不是他不想参加父亲的寿宴，而是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省长的他，公务在身，无法参加。于是，他抱愧向父亲写了一封拜寿信。
在信中，近平深情地写道：“自我呱呱落地以来，已随父母相伴48年，对父母的认知和对父母的感情一样，久而弥深。”
近平接着写道：“我从您身上要继承和学习的高尚品质很多，一是学您做人。您为人坦诚忠厚、谦虚谨慎、光明磊落、宽宏大度，您一辈子没有整过人，坚持真理，不说假话，并且要求我也这样做，我已经把您的教诲牢记在心，身体力行。二是学您做事。爸爸自少年就投身革命，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我辈与您相比，实觉汗颜。特别是您对自己的革命业绩视如烟云，从不居功，从不张扬，更值得我辈学习和效仿。三是学您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执着追求。爸爸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坚定不移，相信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您的言行为我们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四是学您的赤子情怀。爸爸是一个农民的儿子，热爱中国人民，热爱革命战友，热爱家乡父老，热爱您的父母、妻子、儿女。您像一头老黄牛，为中国人民默默地耕耘着。这也激励着我将毕生精力投入到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中去。五是学您的俭朴生活。爸爸一生崇尚节俭，有时几近苛刻，家教严格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从小就是在您这种教育下养成勤俭持家习惯的。这样的好家风我辈将世代相传。”
这封信，既是近平个人并代表晚辈对父亲真情实感的流露，又是一个革命后代继承先辈精神的誓言。
当桥桥在寿宴上向大家宣读这封信的时候，禁不住热泪盈眶，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而习书记听完儿子的来信，非常理解儿子，以一个老革命家特有的情怀坦诚地向家人、子女和亲朋说：“还是以工作为重，以国家大事为重。”
桥桥是习书记和齐心大姐的第一个孩子，随父母从陕甘宁边区到西北局驻地西安，又到首都北京。她从小乖巧、聪明、有主见，尽心呵护年幼的弟弟妹妹，是他们的主心骨。习书记格外疼爱她，桥桥也特别爱她的父亲。
桥桥是弟妹中陪伴在父亲身边时间最长的。习书记复出南下广东，桥桥经中央领导批准，作为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随行数年，从而使她对父亲有了不同一般的了解。桥桥深情地说：“这一切，都使我有更多的机会得到父亲耳提面命的教育，对他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不仅仅是看到了家庭生活中慈爱的父亲，还亲身感受到了他在工作岗位上的精神风采。”
习书记晚年退居二线休养时，正在武警总部任办公室副主任兼外办主任（副师级）的桥桥决然辞职，专心照顾父亲11年多，直至老人辞世。2011年，为纪念去世已经9年的父亲，桥桥写了《俯首甘为孺子牛——回忆我敬爱的父亲习仲勋》一文。她这样总结父亲的品格：“鲁迅先生有两句表白自己心迹的诗，也是毛主席所赞赏和常常诵念的，一句是《自嘲》中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句是《答客诮》中的‘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用这两句诗来概括我父亲的品格是比较贴切的。他感情丰富，个性鲜明，既具铮铮铁骨，又有绵绵柔肠：他爱僧分明，严慈相济，既敢言敢怒不顾个人进退得失，又宽厚大度没有半点个人私隙。他是一个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情味十足让人倍感亲切的普普通通的人，同时，更是舍弃了自我，把一切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令人敬仰的人。”
桥桥这篇回忆文章，通过许多日常生活中的故事，记述了一个出生入死执着信仰的共产党人、一个和群众血肉相连的革命老战士、一个侠肝义胆平等待人的好领导、一个舐犊情深严慈相济的好父亲。这篇情深意切的思亲之作，是桥桥2011年10月13日在习书记98岁华诞前夕的一次座谈会上宣读的。她思父之情难以抑制，宣读中数次声泪俱下，我也悲情涌动，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习书记一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有口皆碑。
他一言一行，很注意政治影响，对自己、对亲属、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极严。
1958年春天，习书记和周恩来总理、彭德怀副总理一起去河南三门峡，召集豫、陕、晋三省领导人开会，研究三门峡水库坝高问题。须知库坝的高低，决定水库的容量，关系到河南省特别是陕西省被水所淹面积大小及大批移民的安置，事关重大。因此，周总理决定亲临现场召集这次会议。我作为随从人员前往，有幸近距离目睹一代伟人周恩来总理的风采，也有幸亲眼看到了彭老总那忧国忧民的肃穆神情。
我随同习书记、周总理乘坐一架小型飞机从北京飞往郑州。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那一天，风和日丽，万里无云，我有点兴奋，甚至有些激动。周总理平易近人，在飞机上同习书记不时地看地图、研究工作，我和总理的秘书李岩就站在周总理和习书记的旁边。随同的新华社记者眼疾手快，拍下了这个珍贵的历史性场景。
飞机到达郑州以后，我们换乘火车到达三门峡。这时彭老总已经先期到达。一见面，彭老总给我的印象是不苟言笑，一脸严肃，总是皱着眉头在思考问题。我想，也许是当时出现的种种问题使他高兴不起来吧…… 会后，周总理、彭老总、习书记一行到陕县、偃师县考察座谈，接见干部和群众。豫、陕、晋三省是习书记长期战斗和工作过的地方，因而情况熟悉，熟人很多，可在考察中，他总是走在周总理和彭老总的身后，有意避开记者镜头，不让在报道中突出自己。
习书记历来讨厌摆谱，反对搞形式主义。几次出国访问，或是下基层调查研究，既不带警卫员，也不带医生和护士，只带必要的工作人员。我跟他几次出差，都是身兼数职，既是秘书，又是警卫和勤务员。下乡时，他不事张扬，轻车简从，只允许少数必需的地方官员陪同，绝不前呼后拥，尽量减少地方麻烦。1958年秋，他到陕西省基层视察工作，代表国务院到蒲城等县看望下放劳动锻炼的机关干部，我也随同前往。地方干部组织群众及小学生举着小旗，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习书记看到后非常恼火，严厉批评这种做法，说干部搞特殊是不正之风，此风绝不可长。又说自己虽然“官”做大了，也只是一个人民公仆，没有什么了不起，何必兴师动众搞这一套。
习书记长期生活工作在北方，初到广东时，特别不适应酷暑，到了夏天，热得大汗淋漓。那时省委只有常委会议室装有空调，他的办公室及住处只有风扇，酷热难耐。澳门知名爱国人士、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先生见此情景，主动给广东省委送了3台空调，指名给习书记1台。省委办公厅接待处通知我去领取，我以为习书记定能接受马先生的好意，谁知他坚决不接受，当即叫我原封不动地送回省委办公厅接待处，让装到省委会议室大家共享。
1978年秋，习书记在广州开完干部会以后，随即到粤东地区搞调查研究。开始每到一县，都有县委书记、县长一班人远远地来迎接，最后离开时，县委原班人马又远送出境，这好像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礼仪，很多人自觉或者不自觉地都接受了。习书记对此却非常反感，认为这是劳民伤财，脱离群众，影响不好，便带头制止这种做法。此后形成制度，每到一处，我都提前把习书记的要求通知接待单位的领导，禁止了各地兴师动众迎送领导的现象。
在广东任职3年期间，习书记无论上下班、开会、下乡，还是参加外事活动，一直坐的是一辆小面包车，省委给他配备的进口小轿车，他坚决不坐。1979年春，杨尚昆同志到广东任省委第二书记，也同他一样坐小面包车。两位老革命在领导干部用车问题上提倡艰苦朴素，给广大干部做出了榜样，至今仍被人们传颂和赞扬。
广东省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结为友好省州。应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总理的邀请，习书记率广东省友好代表团于1979年11月出访，返回时，途经香港参观访问。按当时政策规定，每人可免税带一“大件”家用电器。如，彩电、电冰箱之类，因为价格比内地便宜很多，出国人员都竞相购买。但是习书记在香港定了一条纪律，明确要求大家回去时，带头不买，不带任何“大件”家用电器。同志们都自觉遵守，以致从香港乘火车回到广州车站下车时，迎接代表团归来的同志及铁路工作人员，发现我们13个人竟然没有一件“大件”家电时，甚为惊奇，一时广为传颂。以后他几次出国，仍是带头什么也不买，不仅“大件”不买，“小件”也不买。不仅违反政策的事他从来不做，就是政策允许，而他认为影响干群关系、影响党在群众中形象的事，他也不做。他在广东大力推动对外开放，却坚决反对崇洋媚外，说中国人一定要自尊、自重、自爱，要长志气。产品现时没有的，或者质量不如人家的好，承认自己落后，努力自强不息，奋斗10年、20年就赶上去了。
正如习书记所预言的那样，20多年以后，中国的国产家用电器，不仅满足了国内市场的需要，而且远销海外。如今，谁出国还愿意去买那些所谓的“大件”家用电器？可在当时能像习书记那样做的又有几人？
习书记当“官”几十年，从不谋私，不讲情面。一次，他的家乡富平县“父母官”进京，请求他批拨一些物资。那时物资很紧张，按常理，照顾一点也不过分。但他没有答应，并讲了为什么不能批的理由，家乡干部表示理解，说在习书记这里上了一堂党课。
习书记在广东工作期间，先后兼任广东军区第二政委、第一政委。为了便于联络省委同广州军区的工作，军区首长请示习书记，打算给我在军区部门安排一个职务。能在军队中兼个职，我当然愿意。但习书记认为这样做不妥，没有答应。他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尤其是秘书，向来高标准严要求，从不特殊照顾，更不封官许愿。我长期在他身边工作，受他教育和影响，对此很能理解，也能正确对待。事后，熟悉我的同志在闲谈中提及此事，认为我在习书记身边工作时间长，又经过多年历练，在军区部门安排一个职务，似乎也不算过分。我对他们解释说：“我认为，我的本职工作还没有做得很好，领会习书记的意图有时还有偏差，少不了受他严厉的批评，这是对我真正的爱护和关心。也正因为这样，他对我要求更严，在工作安排和职务上更注意影响。这是习书记的一贯作风。”
当年，为我的职务安排，还发生过一场小小的“风波”。最近，我从原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琚立铭那里才知道了有关详情：1980年10月下旬，中央决定调习书记回中央工作，我也即将随同。当时琚立铭担任省委常委、书记会议机要秘书，他认为我任科级职务30多年，不提拔，不公平，建议把我由“正科级秘书”提拔为“副处级秘书”，得到了当时的省委常委杨应彬、省委办公厅主任秦文俊、副主任陈仲璇的支持。正在办理任职手续时，习书记知道了这件事，急召四人到他的办公室，严肃批评他们是“违反组织原则”，“支持向组织伸手要官”、“影响恶劣”，并要求这四位同志做“深刻检讨”。
1979年初春，以江苏省画院院长、省美协主席亚明为首，包括宋文治、魏紫熙等10多位著名书画家应邀到广州做客作画，由省委办公厅出面接待。工作之余，我也有一点欣赏字画的雅兴，那时，我若是想求一张名人字画，应是很方便的，但我考虑自己是领导的秘书，始终没有开过这个口。
在习书记“严于律己”的影响带动下，我们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都能自觉地时时处处以他为榜样，注意影响，遵纪守法。他身边的几个工作人员离开时，大都被分配到了边远贫困地区。两个警卫员，杨荫华去了西藏，卫焕新去了内蒙古。司机王玉仲响应党的号召，经习书记同意，回了山东老家。还有陈煦、田方、侯汉英、周明星、魏宗宪等同志下放到陕西和甘肃。习书记并不因他们曾在自己身边工作过，就特意照顾和提拔，而是让他们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这些和我一起曾经相处过的同事，听习书记的话，没有挑挑拣拣，没有要求提高级别待遇。同习书记依依不舍地话别后，都心情愉快地踏上了新的征途。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他们没有辜负习书记的教导和期望，努力工作，表现都很出色。
习书记的民主作风也令所有人感动。广东广大干部群众知道他从前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因此对他期望甚高，形象地说他和杨尚昆两位老同志加在一起“吨位重”。1978年，习书记到广东工作不久，就接到了一封批评信。当时习书记的信件都由我处理，这封信，我觉得火药味十足。给不给他看呢？我有些犹豫，我怕他看了生气。信中指名道姓批评习书记“爱听汇报、爱听漂亮话、喜欢夸夸其谈”、“我看你讲的重视群众来信也是漂亮话，是空话！因为你只讲，没检查落实”。结尾更是言辞激烈甚至咄咄逼人：“你讲话中不是常说爱听刺耳话，说什么‘良药虽苦利于病’吗？现在给你提两个刺耳的意见，看你是否‘叶公好龙’？”——这便是至今广为流传的惠州地区检察院基层检察官麦子灿“批评习仲勋”的署名信。
习书记看完信，不仅没有生气，反而批示：“这封信写得好，还可以写得重一点。”“下面敢讲话，这是一种好风气，应该受到支持和鼓励，不要怕听刺耳的话。”“写信的同志相信我不会打击报复他，这是对我的信任。”习书记在常委会上讲了这封批评信的内容，并把来信和他的批示一并转发给全省县以上的负责人，要求各级党委认真讨论。
1979年初，我收到的群众给习书记的大量来信中，还有一封未署名的信指名批评他“习以为常”，意思是说“习”初来时劲头很大，后来渐入“常规”，雷声大，雨点小，没了锐气和魄力。习书记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又公开讲了这封来信，表扬了写信人敢于进言的精神。他说批评对他是个鞭策，提醒他戒骄戒躁，更好地工作。
习书记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佳话很快流传开来，“领导要听刺耳的话”，从此为广东许多领导干部所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