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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田野调查及理论借鉴，提出小康家庭定义以及可计量的4个指标和不可计量的8个指标。并以昆明市江岸小区的深入访谈为个案，分析城镇女性受教育层面及其与之相关的职业状况对小康家庭在收入与消费、两性关系、亲子关系方面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对小康家庭建设中城镇女性发展提出一些对策思考。
关键词：小康家庭；教育；就业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6)02-0072-07
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并对与之相关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提出了总的理论和纲领。目前对小康社会的讨论主要聚焦于经济发展的目标和阶段，而对小康家庭的全面界定和具体地研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女性发展，尤其是女性发展中的教育及就业问题之关系的文章尚不多见。为此，笔者于2003年10月在昆明市江岸小区对成年男女进行了深入访谈，从女性教育与就业角度对城镇女性发展与小康家庭建设的关系做初步的实证性探讨。
一、小康家庭界定与女性发展两大支柱
自十六大以来，学者对小康社会的研究很多，并形成几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阶段论，认为小康社会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发展阶段，是处在生活从温饱到小康再到富裕，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的发展阶段；二是道路论，把小康社会看作是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三是过程论，认为小康社会是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或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一个过程；四是目标论，认为小康社会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中第二步和第三步第一阶段的战略目标。这几种观点都是着眼于小康社会在中国发展历程中的地位而提出来的。社会学研究者从社会本质上提出小康社会是“建立在小康生活方式基础上的一种社会关系和谐状态和社会发展的文明形态”。与小康社会研究异彩纷呈相比，小康家庭的研究显得黯然失色。但家庭是个人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依托，是群体生活的起点。它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作为社会建构和社会管理的最小人口单位，是小康社会建设最普遍、最深层、最广泛的基石，或者说基础对应物。在中国文化中，“小康”是和“家”联系在一起的理念。与大同世界的“天下为公”相对应，小康社会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理念相吻合而建构起来的。所以笔者认为，小康家庭研究是小康社会研究在家庭和社会层面的具体化。
结合十六大提出的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总目标及对小康社会的理解，笔者把全面小康社会下的“小康家庭”定义为“在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一定水平的基础上，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丰富、关系和谐、性别平等、健康文明的家庭。”其主要内容分为可量化和不可量化的两个方面。
可量化的方面为：
(1)城镇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8000元；
(2)农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达8000元；
(3)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8000元时各类商品消费支出结构合理；]
(4)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达到8000元时消费结构发生很大变化，耐用品支出、文化教育支出、交通通讯支出等的需求增大，恩格尔系数在40％以下。
不可量化的方面：
(1)在两性关系方面，社会性别平等，互相尊重，做出重大决策时共同商量，夫妻同甘共苦；
(2)家庭氛围民主和谐，家庭成员皆有一席之地并可随意发表对家庭事务的看法；
(3)家庭有自己的集体文化生活，并每月至少有一次家庭文体活动，如家庭会议、共读书报、郊游观剧；
(4)对少数民族家庭成员或持不同宗教信仰者予以尊重，以巩固家庭团结和丰富家庭文化生活；
(5)发扬尊老爱幼优良传统，营造和谐亲子关系，夫妻共负养育子女和赡养老人责任，通过健全的情感交流确保成员身心健康；
(6)家庭在购物方面注重质量、品位、时尚、风格和体现个性；
(7)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共建社区优良环境；
(8)充分利用先进家庭信息设备，了解国内外局势，跟上时代发展步伐。
民主和谐是小康家庭的基本特征。把小康家庭建设和小康社会建设密切相联且使之并行发展，反映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目标的人本性、人文性、人权因素和公民意识。毕竟，“‘社会’、‘人民’、‘全民族’和‘全民’等宏观指向依然要落实到微观载体，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组织，在推动‘小康’目标的实现并体现‘小康’指标方面无疑是一个重要载体，而以家庭为载体的‘小康’指标，所关注的并非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市化程度、平均每个医生负担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等宏观经济指向的测量，而是一个涵盖家庭成员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获得，教育、道德、科学文化素质、物质和精神生活质量，身心健康、人际适应和亲合力多侧面、主客观指标有机合成的多元评估体系。它贯穿的是个人全面发展和家庭幸福主义的主线，更关注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个人权益的全面保障，以及个体的综合素质、主客观福利水平和家庭凝聚力的全面提升，从而也更具有人文关怀理念。”
从主体看，小康社会的建设是中国公民男女两性共同承担的社会责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作为“私”领域与女性似乎有更多的联系，正如“国”作为“公”领域曾经更多地为男性占据一样。即便这种观点已经远远不适应女性主义风起云涌时代的理念。但是，它仍然说明女性在中国“小康家庭”建设中至少起与男性共同分享责任进而共同发展共同建设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因传统文化习俗女性在小康家庭建设中的作用远不止“半边天”。可见，女性的发展与小康家庭的建设，进而与小康社会的实现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主要体现为物质文明进步和精神文明进步两方面的女性发展，成为了中国公民全面发展从而建设民主殷实的小康家庭和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因素。
我们知道，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保证整个社会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表现在家庭层面上，要在提高家庭收入的基础上，丰富家庭的文化生活，创造一个能促进入的全面发展、个性发挥的民主与和谐的家庭文化环境，而无论哪一方面都离不开女性的作用。这样，在小康家庭建设中的女性意识和女性视角就十分重要。
据第二次全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云南省统计局“四普”、“五普”数据、以及学者们的相关研究成果，云南女性在就业发展与教育发展方面仍有许多待开发的地方。同时，在经济和社会转型时期云南城镇女性较男性更多地承担了如下岗失业等负面压力。而小康家庭的建设显然与通过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和地位所反映出来的社会性别平等之程度密不可分。除了加强社会性别平等意识的教育之外，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和地位，又与她们自身在家庭之外的社会现 实生活中的发展息息相关。这样，受教育层面的普遍提高和应该随之而来的劳动就业机会的增长，自然成为小康家庭建设与云南女性发展之关联的重要问题。教育与就业作为女性发展中即各自独立又互动链接的两根支柱，深刻地影响着小康家庭的物质层面、精神层面和政治层面的建设。
同时，事实证明，尽管上述两个支柱的发展不平衡，或者说相对于男性女性就业机会的获得与她们教育层面的提高并不完全成正比例。但是，女性的教育仍然不仅与就业机会的获取和随之而来的家庭经济建设密切相关，而且与家庭关系的健康发展和家庭的物质文化建设更加密不可分。
二、女性教育与就业对家庭收入与消费的影响
2003年10月笔者在昆明市江岸小区围绕女性教育与就业、家庭物质与文化生活、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展开了“女性教育与就业和小康家庭建设”的随机抽样调查，并对其中50对成年男女进行了深入访谈。结果，在接受访谈的女性中，未上过学川、学、初中、农职中／中专／高中、晋通／成人高等教育、研究生教育五种类别的比例分别是4％、20％20％、48％、8％；被访谈男性的受教育情况的分类对应比例为0％、12％、40％、32％、16％。从最低教育类别一组与最高一组的男女比例对照可见，女性受教育程度与男性的差别仍然存在。在就业方面，女性的总体趋势是：在“简单体力劳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自己创业或自主就业”或“其他就业形式”这几项中所占的比例较小。也就是说，她们要么选择稳定而有较多可支配时间的工作，要么是没工作。如只受过初中教育的女性60％没工作，20％从事简单而技术水平不高的职业，还有20％属自己创业。在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男性中却没有“无工作”者。在低教育水平的人群中，男女两性的就业状况都不乐观，而女性往往更加容易“退养家中”。相比之下，同等学历的男性比女性在就业形式方面更加多样化，在随着改革开放而出现的职业结构转变中应对能力也较好。
收入方面的社会性别差距比较大。在受同等教育水平下女性的收入明显低于男性。这样，如果仅从收入数据看，绝大部分男性在家庭收入方面的贡献高于女性。如果以城镇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为18000元，以夫妻加上一个需抚养的孩子为标准型普遍家庭计算，夫妻人均月收入需在2250元以上。江岸小区的调查表明在有高中及相应学历的人群中的6．7％，大学教育程度的10％，研究生教育程度中16．7％的家庭已经达到上述2020年小康家庭的收入标准，所占比例没有过半。以云南目前实际收入水平看，2001年云南城镇居民可支配年收入为6797．71元，人均月可支配收入约566．48元，与全面小康社会城镇家庭夫妻人均月收入2250元相差很远。即便如此，在被调查人口小学文化程度人群的全部、初中文化程度人群的37．5％、高中文化程度人群的20％，具有高等教育水平人群的5％，尚未达到这一目前云南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如果进行模糊计算，可以把这些未达到平均收入水平的人口比例看作未达到总体小康社会下云南人均收入标准的家庭之比例。不达标的家庭主要是没接受大学教育的部分，尤其是小学毕业者或文盲在不达标人群所占比例最大。受教育程度越低的人口其经济收入离小康家庭的标准越远，这也说明知识的价值越来越得到社会的承认。
消费结构是反映居民生活质量变化状况以及内在构成合理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是体现收入与消费水平的重要变量。从调查中得知，云南城镇居民吃穿问题不仅基本解决，而且在总开支中的比例不断下降，代之而起的是子女教育费用的不断上扬。这说明各类家庭对子女教育投资的重视，也表明政府用教育拉动内需这一政策已经给生活水平一般的家庭带来了很大困难。这项开支在大多数家庭几乎占月收入的1/3到1/2：受教育层面最低的家庭为50％；受教育层面中等的家庭占1／3到1／2不等。再者，受教育层面越高的人越重视自身的再教育，他们(以低龄—高教育就业女性为主)中83％的人把家庭收入主要用于投资继续教育。受教育水平初中以下的人群几乎不再投资继续教育，造成了无法通过再学习实现再就业的恶性循环。这种状况的造成跟收入偏低有关，也说明政府对弱势群体的关注需要加大。第三，越是受教育层面低的人群其家庭消费在膳食投入上比例越大，书报费、文化娱乐的投资相对越少；对子女教育的投资比例相对大，对自身继续教育的投资数额和比例相对小；这既是低教育低工资人群严重受到收入不足之限制的无奈，也是他们倾其全力于子女教育，希望后代生活质量改善的表现。这一部分家庭实际上是全面实现小康家庭和小康社会必须关注的重中之重，否则很难想象在一代人全面建成小康家庭。与受教育水平密切相关的社会分层的存在决定了消费的分层性。
以家庭休闲为例。调查发现，刚摆脱温饱问题的人们在家庭文化生活方面的享受比较有限，共同闲暇生活不多。从休闲方式看，受过研究生教育的人(83．3％)以体育运动为主，其他家庭大多以看电视为主(未上过学或小学的100％、初中的87．5％，高中层次的80％，大学层次的65％)。作为全面小康生活的享乐型的消费方式，例如美容和健身，能参加的人很少。即便在收入相对高且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也如此。不过，人们对音乐的爱好比较普遍。总体看来，在娱乐形式向家庭场所转移的时下，家庭的娱乐方式还相对简单，由收入水平提高所引起的闲暇时间边际效应增大的现象尚不明显，尽管云南是旅游大省，但本地普通人群的旅游、文艺、康乐、消遣服务还不够发达。
恩格斯把人的消费需要分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三个层次。以此分析云南城镇居民家庭的消费方式，江岸小区的调查说明，“生存需要”基本得到解决。作为家庭幸福最大化实现形式的“发展消费”，云南城镇居民主要在子女教育上下功夫，学历较高的群体同时注重自身再教育。然而，不管哪个层面的被调查人群，在“享乐需要”方面都显得较为节制。这说明刚刚达到总体小康经济发展水平的江岸小区居民，距离注重享乐消费和发展消费的全面小康家庭生活还有差距，购买力需要培育和积累。同时，由于家庭消费主要由女性管理，所调查女性多为25－35岁刚刚步入社会工资收入不高的人群，客观上充分全面地消费还有一定的困难，主观上省吃俭用等观念还根深蒂固，现代个性化消费观念渗入不足。所以，调查反映出来云南城镇家庭主要还是“以家庭消费为中心”的重子女教育、重膳食、重储蓄的消费模式，消费层次浅表化。消费支出重点和选择倾向没有及时从生存型消费向更深层的发展型方向转移，用于提高自身素质及丰富文化精神生活的消费性比重偏低。而由于缺乏发展型和享乐型消费，女性因此而得不到应有的放松和消遣，很难达到身心健康这一指标，人力资本的储备也受到影响。在调查中，不少女性向调 查者发出“女人活得太累”的感想，她们在身体、心理和社会角色的协调状态上还有待提高。
三、女性教育与就业对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的影响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论述了“阶级出现以前的社会性别平等制度是如何由于妇女工作性质的改变导致家庭这个主要经济单位的发展而遭到破坏”。即，在私有制出现前，男性的生产劳动和女性的家务劳动具有同等社会价值，私有制产生后，女性由于家务劳动和所参与之社会劳动(如采集)的限制，在家庭中退而处于从属地位。此后，在与这种劳动分工关联的社会制度建构和社会文化发展的长期过程中，女性社会地位不断被弱化、被忽视，形成了积重难返的社会性别不平等。今天，在各种经济制度和经济生活多元发展、男女共同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在女性既承担沉重家务又与男性一样参加社会生产的情况下，两性关系无论在“公”领域，还是“私”领域都应该得到全面改善。而中国私人生活历来具有“以家为本”的特点，女性地位的改变首先反映在家庭中。
首先看一看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权力。据访谈资料，在参与家庭决策方面，除未上学/小学毕业的女性说家庭重大决策主要由丈夫做出外，大部分女性表示，家庭重大事务多由夫妻双方共同商量决定。有20％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女性表示自己是家庭重大决策的最终确定者，即民间习称的“领导”。如果说这些判断性自我陈述多少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即景性和模糊性。那么，日常生活中夫妻分担家务等访谈很容易得到关于女性家庭地位最为朴素、普遍、细致和直观的反映。
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中存在着“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角色分工模式，女性承担家务劳动一向被视为天经地义。由上表可知，传统的男女分工基本不变。女性仍是做饭、洗衣、保洁、购物和照顾老幼的主要承担者，男性则主要承担修理等不是频繁存在的少量家务劳动。与以往不同的是，做饭这一最琐细且时间性强的劳动由过去的女性承担为主向男女共同承担转变，而一些时间性不强的家务活，如洗衣、收拾房间等仍留给女性。这样，从直观上看男性承担的家务显然比女性少得多。女性在家庭中相对多的付出或许也成为她们对家庭生活，尤其是琐细的具体事务之决定权力大的原由。总之，从江岸小区的案例看，云南城镇女性在家庭内部的权力正在随着女性对社会劳动的广泛参与及其随之而来的社会地位改善，以及女性在家务劳动中所做贡献大于男性成员而逐渐改善。这样，即便以不平等的付出为前提，男女在家庭中的权力分享还是拉近了距离，向小康家庭建设的社会性别平等目标靠近。
其次，从家庭关系看。家庭是以婚姻关系为基础，以血缘关系(含领养关系)为纽带，有共同生活的社会基本组织单位。从家庭关系的构成来看，主要包括横向的家庭关系，即夫妇之间、兄弟姐妹的关系；纵向的家庭关系，即亲子关系，这两个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其中，一切家庭关系都是以夫妻关系为中心而展开，婚姻质量是衡量生命质量和稳定家庭关系的主要指标。良好的夫妻关系应该建立在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地位平等的基础之上。它既体现在物质层面夫妻日常生活中一切细微的小事相互协调、互相帮助之中，更体现在夫妻双方互相支持、互相尊重的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中。调查表明，男女两性在主观上都有既追求婚姻质量又希望家庭稳定的良好愿望。访谈中大多数女性表示，对出外工作配偶要么给予很大支持，要么尊重她们自身的选择，很少有强烈要求她们非工作不可或强烈反对她们工作的两种极端态度。当然，这一方面是因为现代科技发展和人口控制措施使家务劳动简便化、家庭规模小型化，另一原因是消费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子女教育、养老防老、买车供房等需求压力，又使家庭经济负担随生活水平改善而急遽增大。家庭男性单独就业难以支撑局面，更不要说达到“小康”，女性在是否参加工作方面有很大的客观需求性和自主权，也容易得到男性配偶的支持。但是，必须看到，随着近年来人权意识和社会性别平等意识的发展，城镇男性特别是江岸小区那样有不少居民为高校教师和机关干部的社区中，男性尊重配偶的职业意愿和对女性发展持支持态度并非仅仅出于客观需要。这对于小康家庭建设不能不说是有利因素。另外，在关于女性／男性在小康家庭建设中之作用的访谈中，80％的男性肯定了女性的作用，强调双方对家庭“尽责、付出、热爱、互敬”在小康家庭建设中的重要性。这样，女性的发展显然会随小康家庭建设而出现一个更好的内部环境。
当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普遍上升时，亲子关系又如何呢?对子女的期望值和价值观直接反映家庭的代际关系。真正的小康家庭亲子关系中的民主意识十分重要，它意味着把孩子放在与家长完全平等的位置，加强相互的交流与沟通，变传统的“子不教，父之过”和“上行下效”的单行道为“互教互学”、“平等沟通”、“共同探讨”、“民主人权”的双行道。据访谈资料，在“对待孩子在家庭中应有位置”的回答，男女两性的受教育程度都没有产生太大影响。与人们寻常认为的独生子女父母视子女为家庭重心和掌上明珠不同的是，被访谈男性64％，女性52％自述把孩子当作家庭平等成员，尽管在情感深处和实际生活中还是以孩子为重。
另外，在对孩子的培养导向方面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也较小。多数父母表示倾向于注重孩子的人品／人格教育，其次是知识和社会能力的培养。这与父母对社会发展态势的理解和体会紧密相关。但是，这种主观表述与各类家庭孩子均不参加家务劳动的实际(见表二)不一致。这大概是中国城镇家庭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普遍存在的问题。
不同的是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对孩子的要求相应较高或者说更具复合性。例如，大学及其以上学历的父母对孩子的培养除知识、人品／人格、社会适应力、交际能力和事业心外，还注意孩子对物质的合理追求。因为这类父母自身具有现代消费观念，也有条件对孩子进行全方位的培养，从而并不一味排斥小康家庭应达到的物质标准和人类共有的物欲天性。
亲子关系还涉及到老年赡养。在如何对待家中老人的访谈中，68％的应答者说自己尽到了责任，但回答“照顾得非常周到”的人不多。然而，小康家庭建设“以人为本”，在老人赡养问题上，子女不能只停留在“尽到责任”上，应更加关心老人心理健康，要出于对人性关怀而注重与老人的沟通和交流。无论是对待老人还是小孩，都需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增进家庭主体的“需求满足”、“调适能力”和“亲合力”上，提高成员生命质量的人文关怀上，并特别关注数字化生存和老龄化时代的孩子和老人的心理需求、压力和特殊利益。和谐与民主的家庭关系对女性发展和家庭功能的发挥都意义重大。
四、小康家庭建设的对策与思考
总之，殷实民主的小康家庭是每个家庭成员努力的结果，是男女两性共同建设共同分享的过 程。但在男性主导的今天，小康家庭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也受制于女性发展的程度。
影响女性发展的因素很多：受教育程度、机遇运气、时代限制、家庭负担、专业应用、领导安排、人际关系都起作用，而最根本的还在于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英国经济学家哈比森说过：“人力资源是固化财富的最终基础，资本和自然资源是被动的生产因素；人是积累资本，开发自然资源，建立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并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主动力量。”当前，由于多种原因，女性并没有获得充足的受教育机会。而学习型社会是一个已经建立起开放、灵活、发展、完备的终身教育体系，为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家庭、组织提供各种多次受教育的机会和多层次、多样化的教育服务的社会。对于青少年时代失却机会从而人力资本存量薄弱的成年女性，“她们要突破自身能力的上限，培养全新的、前瞻而开阔的思考方式，实现终身抱负”。可见，改善就业环境和就业层次，提升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实现幸福美满的小康生活都必须视教育为第一要事。
在访谈中，大部分女性都肯定继续教育的必要性，但在实际生活中有机会再学习的女性与有此愿望而未果的女性比例上相差很大：初中文化水平者的60％，高中文化水平的20％，没有通过任何方式继续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而学历越高的人越主动积极地获得多种方式提升自己。同时，有的人实际上参加了短训班，但是其中仍有人处于失业状态，故此她们很难在实践中看到继续教育的效用。这就是说，接受继续教育与作为教育回报而获得就业机会的关联不显著，这对女性受教育意识形成负面影响。这既与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的迟效性收益特征有关，与社会政策和体制因素也有相当的关系。那么，提高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加强教育与就业政策方面制度机制的互动，实现就业方面的男女平等，就成为小康家庭建设的首要对策。
第二，建立由社团、社区和家庭所组成的综合社会支持系统。
社团是社会中介组织，处在政府和市场(企业)之间，以中介、服务、协调和沟通的方式发挥其独特的功能，以达成公益和互益之目的。社团不是政府的附属物或派出机构，也不是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行政管理层次。目前在国内致力于妇女解放和妇女发展的社团/非政府组织最富活力，包括学术界、政界、企业界等一批批人士在努力改变妇女的生存环境，如“红枫妇女热线”等。她们开展学术讲座、向政府提交调研报告、为妇女提供物质帮助与心理咨询、培育妇女干部等形式多样的活动。这些活动有助于消除社会上的性别歧视，调整性别角色的社会期望，使妇女地位的改变拥有更多的自主空间。
社区是与妇女发展、小康家庭建设最为密切的基层组织。社区的支持系统要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变化，首先就要工作规范化，社区工作人员要分期分批进行培训，并逐渐聘用经过专业训练的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师，以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使社区支持更有效。其次，社区援助除了侧重于妇女的物质福利服务外，更应关注非物质的精神文明和健康，如法律与科学知识普及、文体活动、心理咨询等服务。再次，对于处于生活压力、困境的妇女不仅要给予经济救助，更要通过个性化服务，发掘其内在的潜能和力量，使之通过自我调整、自强自助走出困境。
家庭与女性发展有最直接的关系。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男人在家庭中的角色主要就是提供经济来源，决定重大的家庭决策，而繁重的家内事多压在女性身上，男性处于至尊地位，家庭生活明显缺少民主与平等。小康家庭的建设需要男性重新定位他的家庭角色，要把自己看作家庭的平等一员，与女性共同分担除了生殖外的所有家庭事务。此外，应该扩展家庭生活，积极参与社区活动，适当的时候应该出外旅游，调整身心，缓解紧张的生活节奏，在这些共同的生活中增进家庭成员的感情以及对家庭的向心力。在购物方面，追求商品的质量、时尚和风格，特别是女性，由于观念相对保守，存储意识比男性强，舍不得消费，所以要转换，培养享乐消费和发展消费的意识，树立现代生活观。
通过由社团、社区和家庭所组成的综合社会支持系统，使女性在经济困难和心理困扰时有更多的求助渠道。
第三，提高女性的发展意识、成就意识。
“小康家庭”的建设不仅需要社会提供和创造足够的资源，更需要女性自身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需要个人具备利用资源的物质条件和时间保障。调查发现，大多数女性对自己事业的期望值偏低，她们把生活的主要希望寄托在家庭。把自己的生活幸福主要维系在家庭是否和睦、丈夫是否成功、孩子是否上进的衡量尺度上。她们参加工作的主观意识更多地是为增加家庭经济收人。而女性要真正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必须从更广阔的领域中与男人既竞争又互助，在竞争和互动中获取事业成功。只有在婚姻过程中男女共同发展并完善自我，才能保证家庭生活质量。
总之，从江岸小区女性对自我能力评估、继续教育的观念看，云南城镇女性有较强的社会性别意识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只要她们能进一步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并在良好的就业环境下不断提高知识水平和技能，在实践中捍卫自己的教育—就业双赢和互动的权利，在建设小康家庭中积极发挥作用并与男性共同建设共同分享，那么，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就有望达成。
关键词：小康家庭；教育；就业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6)02-0072-07
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并对与之相关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提出了总的理论和纲领。目前对小康社会的讨论主要聚焦于经济发展的目标和阶段，而对小康家庭的全面界定和具体地研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女性发展，尤其是女性发展中的教育及就业问题之关系的文章尚不多见。为此，笔者于2003年10月在昆明市江岸小区对成年男女进行了深入访谈，从女性教育与就业角度对城镇女性发展与小康家庭建设的关系做初步的实证性探讨。
一、小康家庭界定与女性发展两大支柱
自十六大以来，学者对小康社会的研究很多，并形成几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阶段论，认为小康社会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发展阶段，是处在生活从温饱到小康再到富裕，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的发展阶段；二是道路论，把小康社会看作是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三是过程论，认为小康社会是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或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一个过程；四是目标论，认为小康社会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中第二步和第三步第一阶段的战略目标。这几种观点都是着眼于小康社会在中国发展历程中的地位而提出来的。社会学研究者从社会本质上提出小康社会是“建立在小康生活方式基础上的一种社会关系和谐状态和社会发展的文明形态”。与小康社会研究异彩纷呈相比，小康家庭的研究显得黯然失色。但家庭是个人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依托，是群体生活的起点。它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作为社会建构和社会管理的最小人口单位，是小康社会建设最普遍、最深层、最广泛的基石，或者说基础对应物。在中国文化中，“小康”是和“家”联系在一起的理念。与大同世界的“天下为公”相对应，小康社会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理念相吻合而建构起来的。所以笔者认为，小康家庭研究是小康社会研究在家庭和社会层面的具体化。
结合十六大提出的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总目标及对小康社会的理解，笔者把全面小康社会下的“小康家庭”定义为“在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一定水平的基础上，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丰富、关系和谐、性别平等、健康文明的家庭。”其主要内容分为可量化和不可量化的两个方面。
可量化的方面为：
(1)城镇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8000元；
(2)农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达8000元；
(3)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8000元时各类商品消费支出结构合理；]
(4)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达到8000元时消费结构发生很大变化，耐用品支出、文化教育支出、交通通讯支出等的需求增大，恩格尔系数在40％以下。
不可量化的方面：
(1)在两性关系方面，社会性别平等，互相尊重，做出重大决策时共同商量，夫妻同甘共苦；
(2)家庭氛围民主和谐，家庭成员皆有一席之地并可随意发表对家庭事务的看法；
(3)家庭有自己的集体文化生活，并每月至少有一次家庭文体活动，如家庭会议、共读书报、郊游观剧；
(4)对少数民族家庭成员或持不同宗教信仰者予以尊重，以巩固家庭团结和丰富家庭文化生活；
(5)发扬尊老爱幼优良传统，营造和谐亲子关系，夫妻共负养育子女和赡养老人责任，通过健全的情感交流确保成员身心健康；
(6)家庭在购物方面注重质量、品位、时尚、风格和体现个性；
(7)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共建社区优良环境；
(8)充分利用先进家庭信息设备，了解国内外局势，跟上时代发展步伐。
民主和谐是小康家庭的基本特征。把小康家庭建设和小康社会建设密切相联且使之并行发展，反映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目标的人本性、人文性、人权因素和公民意识。毕竟，“‘社会’、‘人民’、‘全民族’和‘全民’等宏观指向依然要落实到微观载体，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组织，在推动‘小康’目标的实现并体现‘小康’指标方面无疑是一个重要载体，而以家庭为载体的‘小康’指标，所关注的并非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市化程度、平均每个医生负担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等宏观经济指向的测量，而是一个涵盖家庭成员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获得，教育、道德、科学文化素质、物质和精神生活质量，身心健康、人际适应和亲合力多侧面、主客观指标有机合成的多元评估体系。它贯穿的是个人全面发展和家庭幸福主义的主线，更关注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个人权益的全面保障，以及个体的综合素质、主客观福利水平和家庭凝聚力的全面提升，从而也更具有人文关怀理念。”
从主体看，小康社会的建设是中国公民男女两性共同承担的社会责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作为“私”领域与女性似乎有更多的联系，正如“国”作为“公”领域曾经更多地为男性占据一样。即便这种观点已经远远不适应女性主义风起云涌时代的理念。但是，它仍然说明女性在中国“小康家庭”建设中至少起与男性共同分享责任进而共同发展共同建设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因传统文化习俗女性在小康家庭建设中的作用远不止“半边天”。可见，女性的发展与小康家庭的建设，进而与小康社会的实现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主要体现为物质文明进步和精神文明进步两方面的女性发展，成为了中国公民全面发展从而建设民主殷实的小康家庭和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因素。
我们知道，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保证整个社会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表现在家庭层面上，要在提高家庭收入的基础上，丰富家庭的文化生活，创造一个能促进入的全面发展、个性发挥的民主与和谐的家庭文化环境，而无论哪一方面都离不开女性的作用。这样，在小康家庭建设中的女性意识和女性视角就十分重要。
据第二次全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云南省统计局“四普”、“五普”数据、以及学者们的相关研究成果，云南女性在就业发展与教育发展方面仍有许多待开发的地方。同时，在经济和社会转型时期云南城镇女性较男性更多地承担了如下岗失业等负面压力。而小康家庭的建设显然与通过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和地位所反映出来的社会性别平等之程度密不可分。除了加强社会性别平等意识的教育之外，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和地位，又与她们自身在家庭之外的社会现 实生活中的发展息息相关。这样，受教育层面的普遍提高和应该随之而来的劳动就业机会的增长，自然成为小康家庭建设与云南女性发展之关联的重要问题。教育与就业作为女性发展中即各自独立又互动链接的两根支柱，深刻地影响着小康家庭的物质层面、精神层面和政治层面的建设。
同时，事实证明，尽管上述两个支柱的发展不平衡，或者说相对于男性女性就业机会的获得与她们教育层面的提高并不完全成正比例。但是，女性的教育仍然不仅与就业机会的获取和随之而来的家庭经济建设密切相关，而且与家庭关系的健康发展和家庭的物质文化建设更加密不可分。
二、女性教育与就业对家庭收入与消费的影响
2003年10月笔者在昆明市江岸小区围绕女性教育与就业、家庭物质与文化生活、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展开了“女性教育与就业和小康家庭建设”的随机抽样调查，并对其中50对成年男女进行了深入访谈。结果，在接受访谈的女性中，未上过学川、学、初中、农职中／中专／高中、晋通／成人高等教育、研究生教育五种类别的比例分别是4％、20％20％、48％、8％；被访谈男性的受教育情况的分类对应比例为0％、12％、40％、32％、16％。从最低教育类别一组与最高一组的男女比例对照可见，女性受教育程度与男性的差别仍然存在。在就业方面，女性的总体趋势是：在“简单体力劳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自己创业或自主就业”或“其他就业形式”这几项中所占的比例较小。也就是说，她们要么选择稳定而有较多可支配时间的工作，要么是没工作。如只受过初中教育的女性60％没工作，20％从事简单而技术水平不高的职业，还有20％属自己创业。在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男性中却没有“无工作”者。在低教育水平的人群中，男女两性的就业状况都不乐观，而女性往往更加容易“退养家中”。相比之下，同等学历的男性比女性在就业形式方面更加多样化，在随着改革开放而出现的职业结构转变中应对能力也较好。
收入方面的社会性别差距比较大。在受同等教育水平下女性的收入明显低于男性。这样，如果仅从收入数据看，绝大部分男性在家庭收入方面的贡献高于女性。如果以城镇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为18000元，以夫妻加上一个需抚养的孩子为标准型普遍家庭计算，夫妻人均月收入需在2250元以上。江岸小区的调查表明在有高中及相应学历的人群中的6．7％，大学教育程度的10％，研究生教育程度中16．7％的家庭已经达到上述2020年小康家庭的收入标准，所占比例没有过半。以云南目前实际收入水平看，2001年云南城镇居民可支配年收入为6797．71元，人均月可支配收入约566．48元，与全面小康社会城镇家庭夫妻人均月收入2250元相差很远。即便如此，在被调查人口小学文化程度人群的全部、初中文化程度人群的37．5％、高中文化程度人群的20％，具有高等教育水平人群的5％，尚未达到这一目前云南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如果进行模糊计算，可以把这些未达到平均收入水平的人口比例看作未达到总体小康社会下云南人均收入标准的家庭之比例。不达标的家庭主要是没接受大学教育的部分，尤其是小学毕业者或文盲在不达标人群所占比例最大。受教育程度越低的人口其经济收入离小康家庭的标准越远，这也说明知识的价值越来越得到社会的承认。
消费结构是反映居民生活质量变化状况以及内在构成合理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是体现收入与消费水平的重要变量。从调查中得知，云南城镇居民吃穿问题不仅基本解决，而且在总开支中的比例不断下降，代之而起的是子女教育费用的不断上扬。这说明各类家庭对子女教育投资的重视，也表明政府用教育拉动内需这一政策已经给生活水平一般的家庭带来了很大困难。这项开支在大多数家庭几乎占月收入的1/3到1/2：受教育层面最低的家庭为50％；受教育层面中等的家庭占1／3到1／2不等。再者，受教育层面越高的人越重视自身的再教育，他们(以低龄—高教育就业女性为主)中83％的人把家庭收入主要用于投资继续教育。受教育水平初中以下的人群几乎不再投资继续教育，造成了无法通过再学习实现再就业的恶性循环。这种状况的造成跟收入偏低有关，也说明政府对弱势群体的关注需要加大。第三，越是受教育层面低的人群其家庭消费在膳食投入上比例越大，书报费、文化娱乐的投资相对越少；对子女教育的投资比例相对大，对自身继续教育的投资数额和比例相对小；这既是低教育低工资人群严重受到收入不足之限制的无奈，也是他们倾其全力于子女教育，希望后代生活质量改善的表现。这一部分家庭实际上是全面实现小康家庭和小康社会必须关注的重中之重，否则很难想象在一代人全面建成小康家庭。与受教育水平密切相关的社会分层的存在决定了消费的分层性。
以家庭休闲为例。调查发现，刚摆脱温饱问题的人们在家庭文化生活方面的享受比较有限，共同闲暇生活不多。从休闲方式看，受过研究生教育的人(83．3％)以体育运动为主，其他家庭大多以看电视为主(未上过学或小学的100％、初中的87．5％，高中层次的80％，大学层次的65％)。作为全面小康生活的享乐型的消费方式，例如美容和健身，能参加的人很少。即便在收入相对高且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也如此。不过，人们对音乐的爱好比较普遍。总体看来，在娱乐形式向家庭场所转移的时下，家庭的娱乐方式还相对简单，由收入水平提高所引起的闲暇时间边际效应增大的现象尚不明显，尽管云南是旅游大省，但本地普通人群的旅游、文艺、康乐、消遣服务还不够发达。
恩格斯把人的消费需要分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三个层次。以此分析云南城镇居民家庭的消费方式，江岸小区的调查说明，“生存需要”基本得到解决。作为家庭幸福最大化实现形式的“发展消费”，云南城镇居民主要在子女教育上下功夫，学历较高的群体同时注重自身再教育。然而，不管哪个层面的被调查人群，在“享乐需要”方面都显得较为节制。这说明刚刚达到总体小康经济发展水平的江岸小区居民，距离注重享乐消费和发展消费的全面小康家庭生活还有差距，购买力需要培育和积累。同时，由于家庭消费主要由女性管理，所调查女性多为25－35岁刚刚步入社会工资收入不高的人群，客观上充分全面地消费还有一定的困难，主观上省吃俭用等观念还根深蒂固，现代个性化消费观念渗入不足。所以，调查反映出来云南城镇家庭主要还是“以家庭消费为中心”的重子女教育、重膳食、重储蓄的消费模式，消费层次浅表化。消费支出重点和选择倾向没有及时从生存型消费向更深层的发展型方向转移，用于提高自身素质及丰富文化精神生活的消费性比重偏低。而由于缺乏发展型和享乐型消费，女性因此而得不到应有的放松和消遣，很难达到身心健康这一指标，人力资本的储备也受到影响。在调查中，不少女性向调 查者发出“女人活得太累”的感想，她们在身体、心理和社会角色的协调状态上还有待提高。
三、女性教育与就业对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的影响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论述了“阶级出现以前的社会性别平等制度是如何由于妇女工作性质的改变导致家庭这个主要经济单位的发展而遭到破坏”。即，在私有制出现前，男性的生产劳动和女性的家务劳动具有同等社会价值，私有制产生后，女性由于家务劳动和所参与之社会劳动(如采集)的限制，在家庭中退而处于从属地位。此后，在与这种劳动分工关联的社会制度建构和社会文化发展的长期过程中，女性社会地位不断被弱化、被忽视，形成了积重难返的社会性别不平等。今天，在各种经济制度和经济生活多元发展、男女共同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在女性既承担沉重家务又与男性一样参加社会生产的情况下，两性关系无论在“公”领域，还是“私”领域都应该得到全面改善。而中国私人生活历来具有“以家为本”的特点，女性地位的改变首先反映在家庭中。
首先看一看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权力。据访谈资料，在参与家庭决策方面，除未上学/小学毕业的女性说家庭重大决策主要由丈夫做出外，大部分女性表示，家庭重大事务多由夫妻双方共同商量决定。有20％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女性表示自己是家庭重大决策的最终确定者，即民间习称的“领导”。如果说这些判断性自我陈述多少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即景性和模糊性。那么，日常生活中夫妻分担家务等访谈很容易得到关于女性家庭地位最为朴素、普遍、细致和直观的反映。
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中存在着“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角色分工模式，女性承担家务劳动一向被视为天经地义。由上表可知，传统的男女分工基本不变。女性仍是做饭、洗衣、保洁、购物和照顾老幼的主要承担者，男性则主要承担修理等不是频繁存在的少量家务劳动。与以往不同的是，做饭这一最琐细且时间性强的劳动由过去的女性承担为主向男女共同承担转变，而一些时间性不强的家务活，如洗衣、收拾房间等仍留给女性。这样，从直观上看男性承担的家务显然比女性少得多。女性在家庭中相对多的付出或许也成为她们对家庭生活，尤其是琐细的具体事务之决定权力大的原由。总之，从江岸小区的案例看，云南城镇女性在家庭内部的权力正在随着女性对社会劳动的广泛参与及其随之而来的社会地位改善，以及女性在家务劳动中所做贡献大于男性成员而逐渐改善。这样，即便以不平等的付出为前提，男女在家庭中的权力分享还是拉近了距离，向小康家庭建设的社会性别平等目标靠近。
其次，从家庭关系看。家庭是以婚姻关系为基础，以血缘关系(含领养关系)为纽带，有共同生活的社会基本组织单位。从家庭关系的构成来看，主要包括横向的家庭关系，即夫妇之间、兄弟姐妹的关系；纵向的家庭关系，即亲子关系，这两个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其中，一切家庭关系都是以夫妻关系为中心而展开，婚姻质量是衡量生命质量和稳定家庭关系的主要指标。良好的夫妻关系应该建立在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地位平等的基础之上。它既体现在物质层面夫妻日常生活中一切细微的小事相互协调、互相帮助之中，更体现在夫妻双方互相支持、互相尊重的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中。调查表明，男女两性在主观上都有既追求婚姻质量又希望家庭稳定的良好愿望。访谈中大多数女性表示，对出外工作配偶要么给予很大支持，要么尊重她们自身的选择，很少有强烈要求她们非工作不可或强烈反对她们工作的两种极端态度。当然，这一方面是因为现代科技发展和人口控制措施使家务劳动简便化、家庭规模小型化，另一原因是消费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子女教育、养老防老、买车供房等需求压力，又使家庭经济负担随生活水平改善而急遽增大。家庭男性单独就业难以支撑局面，更不要说达到“小康”，女性在是否参加工作方面有很大的客观需求性和自主权，也容易得到男性配偶的支持。但是，必须看到，随着近年来人权意识和社会性别平等意识的发展，城镇男性特别是江岸小区那样有不少居民为高校教师和机关干部的社区中，男性尊重配偶的职业意愿和对女性发展持支持态度并非仅仅出于客观需要。这对于小康家庭建设不能不说是有利因素。另外，在关于女性／男性在小康家庭建设中之作用的访谈中，80％的男性肯定了女性的作用，强调双方对家庭“尽责、付出、热爱、互敬”在小康家庭建设中的重要性。这样，女性的发展显然会随小康家庭建设而出现一个更好的内部环境。
当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普遍上升时，亲子关系又如何呢?对子女的期望值和价值观直接反映家庭的代际关系。真正的小康家庭亲子关系中的民主意识十分重要，它意味着把孩子放在与家长完全平等的位置，加强相互的交流与沟通，变传统的“子不教，父之过”和“上行下效”的单行道为“互教互学”、“平等沟通”、“共同探讨”、“民主人权”的双行道。据访谈资料，在“对待孩子在家庭中应有位置”的回答，男女两性的受教育程度都没有产生太大影响。与人们寻常认为的独生子女父母视子女为家庭重心和掌上明珠不同的是，被访谈男性64％，女性52％自述把孩子当作家庭平等成员，尽管在情感深处和实际生活中还是以孩子为重。
另外，在对孩子的培养导向方面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也较小。多数父母表示倾向于注重孩子的人品／人格教育，其次是知识和社会能力的培养。这与父母对社会发展态势的理解和体会紧密相关。但是，这种主观表述与各类家庭孩子均不参加家务劳动的实际(见表二)不一致。这大概是中国城镇家庭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普遍存在的问题。
不同的是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对孩子的要求相应较高或者说更具复合性。例如，大学及其以上学历的父母对孩子的培养除知识、人品／人格、社会适应力、交际能力和事业心外，还注意孩子对物质的合理追求。因为这类父母自身具有现代消费观念，也有条件对孩子进行全方位的培养，从而并不一味排斥小康家庭应达到的物质标准和人类共有的物欲天性。
亲子关系还涉及到老年赡养。在如何对待家中老人的访谈中，68％的应答者说自己尽到了责任，但回答“照顾得非常周到”的人不多。然而，小康家庭建设“以人为本”，在老人赡养问题上，子女不能只停留在“尽到责任”上，应更加关心老人心理健康，要出于对人性关怀而注重与老人的沟通和交流。无论是对待老人还是小孩，都需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增进家庭主体的“需求满足”、“调适能力”和“亲合力”上，提高成员生命质量的人文关怀上，并特别关注数字化生存和老龄化时代的孩子和老人的心理需求、压力和特殊利益。和谐与民主的家庭关系对女性发展和家庭功能的发挥都意义重大。
四、小康家庭建设的对策与思考
总之，殷实民主的小康家庭是每个家庭成员努力的结果，是男女两性共同建设共同分享的过 程。但在男性主导的今天，小康家庭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也受制于女性发展的程度。
影响女性发展的因素很多：受教育程度、机遇运气、时代限制、家庭负担、专业应用、领导安排、人际关系都起作用，而最根本的还在于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英国经济学家哈比森说过：“人力资源是固化财富的最终基础，资本和自然资源是被动的生产因素；人是积累资本，开发自然资源，建立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并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主动力量。”当前，由于多种原因，女性并没有获得充足的受教育机会。而学习型社会是一个已经建立起开放、灵活、发展、完备的终身教育体系，为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家庭、组织提供各种多次受教育的机会和多层次、多样化的教育服务的社会。对于青少年时代失却机会从而人力资本存量薄弱的成年女性，“她们要突破自身能力的上限，培养全新的、前瞻而开阔的思考方式，实现终身抱负”。可见，改善就业环境和就业层次，提升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实现幸福美满的小康生活都必须视教育为第一要事。
在访谈中，大部分女性都肯定继续教育的必要性，但在实际生活中有机会再学习的女性与有此愿望而未果的女性比例上相差很大：初中文化水平者的60％，高中文化水平的20％，没有通过任何方式继续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而学历越高的人越主动积极地获得多种方式提升自己。同时，有的人实际上参加了短训班，但是其中仍有人处于失业状态，故此她们很难在实践中看到继续教育的效用。这就是说，接受继续教育与作为教育回报而获得就业机会的关联不显著，这对女性受教育意识形成负面影响。这既与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的迟效性收益特征有关，与社会政策和体制因素也有相当的关系。那么，提高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加强教育与就业政策方面制度机制的互动，实现就业方面的男女平等，就成为小康家庭建设的首要对策。
第二，建立由社团、社区和家庭所组成的综合社会支持系统。
社团是社会中介组织，处在政府和市场(企业)之间，以中介、服务、协调和沟通的方式发挥其独特的功能，以达成公益和互益之目的。社团不是政府的附属物或派出机构，也不是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行政管理层次。目前在国内致力于妇女解放和妇女发展的社团/非政府组织最富活力，包括学术界、政界、企业界等一批批人士在努力改变妇女的生存环境，如“红枫妇女热线”等。她们开展学术讲座、向政府提交调研报告、为妇女提供物质帮助与心理咨询、培育妇女干部等形式多样的活动。这些活动有助于消除社会上的性别歧视，调整性别角色的社会期望，使妇女地位的改变拥有更多的自主空间。
社区是与妇女发展、小康家庭建设最为密切的基层组织。社区的支持系统要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变化，首先就要工作规范化，社区工作人员要分期分批进行培训，并逐渐聘用经过专业训练的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师，以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使社区支持更有效。其次，社区援助除了侧重于妇女的物质福利服务外，更应关注非物质的精神文明和健康，如法律与科学知识普及、文体活动、心理咨询等服务。再次，对于处于生活压力、困境的妇女不仅要给予经济救助，更要通过个性化服务，发掘其内在的潜能和力量，使之通过自我调整、自强自助走出困境。
家庭与女性发展有最直接的关系。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男人在家庭中的角色主要就是提供经济来源，决定重大的家庭决策，而繁重的家内事多压在女性身上，男性处于至尊地位，家庭生活明显缺少民主与平等。小康家庭的建设需要男性重新定位他的家庭角色，要把自己看作家庭的平等一员，与女性共同分担除了生殖外的所有家庭事务。此外，应该扩展家庭生活，积极参与社区活动，适当的时候应该出外旅游，调整身心，缓解紧张的生活节奏，在这些共同的生活中增进家庭成员的感情以及对家庭的向心力。在购物方面，追求商品的质量、时尚和风格，特别是女性，由于观念相对保守，存储意识比男性强，舍不得消费，所以要转换，培养享乐消费和发展消费的意识，树立现代生活观。
通过由社团、社区和家庭所组成的综合社会支持系统，使女性在经济困难和心理困扰时有更多的求助渠道。
第三，提高女性的发展意识、成就意识。
“小康家庭”的建设不仅需要社会提供和创造足够的资源，更需要女性自身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需要个人具备利用资源的物质条件和时间保障。调查发现，大多数女性对自己事业的期望值偏低，她们把生活的主要希望寄托在家庭。把自己的生活幸福主要维系在家庭是否和睦、丈夫是否成功、孩子是否上进的衡量尺度上。她们参加工作的主观意识更多地是为增加家庭经济收人。而女性要真正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必须从更广阔的领域中与男人既竞争又互助，在竞争和互动中获取事业成功。只有在婚姻过程中男女共同发展并完善自我，才能保证家庭生活质量。
总之，从江岸小区女性对自我能力评估、继续教育的观念看，云南城镇女性有较强的社会性别意识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只要她们能进一步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并在良好的就业环境下不断提高知识水平和技能，在实践中捍卫自己的教育—就业双赢和互动的权利，在建设小康家庭中积极发挥作用并与男性共同建设共同分享，那么，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就有望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