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气盛的时候，我做过不少自以为是的荒唐事。
　　“咆哮帝”：众人聚会时，我会变得张牙舞爪，咄咄逼人，由于言辞尖刻、面目可憎，甚至把同席者说得涕泪交加。当然，那眼泪不是出自感动而是因为惊吓。
　　“话题霸”：聊天时总是想把话语权紧紧地抓在自己手（嘴）里，只知道唾沫横飞地“喷”，以满足所谓的“口腔快感”，却未曾学会安安静静地倾听。
　　“骚扰鬼”：不管人家有事没事，不管当时是深夜还是凌晨，只要我心里有事儿，想要找人诉说，就会死皮赖脸地把朋友约出来，或者在电话里喋喋不休，浑然不顾电话那一头传来的连绵不绝的呵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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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表现都有一个共同的病根，就是自我中心主义。
　　把放肆当成个性张扬，把忍让当成自我的挫败，总是滥用别人的温柔和宽容，总是放纵自己的意愿去榨取别人心头的最后一丝耐心——在野蛮生长的年纪，我一边自卑一边却又莫名地傲娇着。
　　幸好，这种“唯我独尊”的任性状态并没有持续多久。如今的我越来越谦卑，越来越不咄咄逼人，越来越没有所谓的“气场”了。“咆哮”不见了，单向输出话语的执拗欲望消退了，也不再肆无忌惮地打电话了，哪怕在心情烦闷很想倾诉的时候，也不会想当然地把朋友当成自己全天候的“情绪垃圾筒”——就像我在一首诗里写的那样：“最想你的时候/却不再摁下号码/最后那一个按钮/只怕惊起你心中沉睡的沙鸥。”
　　也就是说，现在的我开始懂得替人着想了。
　　爱默生说过一句振奋了无数人心灵的名言：“知道自己要去哪儿的人，全世界都会为他让路。”这话没错，但我们不能逼着全世界给自己让路，那叫霸道。
　　我总觉得，判断一个人有没有理性精神的重要标志，就看他是否建立起了一种会换位思考、从他人角度设身处地想问题的思维模式。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喂养”自我使之强大起来，又不能让它在心头膨胀成一头肆虐的怪兽。
　　有人一打通电话就嚷嚷：“喂，你是不是那个谁？”然后叽里呱啦说上一大堆，最后却听到一句回复：“你是谁呀？”他还以为天底下所有人都知道他并且在等着他的电话呢。不把尊重他人放在第一位，所有的沟通交流都是无效甚至反效的。这就像那些晚上开车时爱打远光灯的人，他们以为自己眼前一片雪亮就可以了，其实呢，在他车头的强光剥夺了对向来车驾驶员瞬间视觉的同时，他也把自己推向了极其危险的境地。
　　想要世界给自己让路，心里得先装着世界。
　　我参加过英语“托福”培训，培训班上的老师会“祭”出一些出奇制胜的怪招。比如，听力课的老师就曾谆谆叮嘱：如果听到学生在谈宿舍生活方面的内容，不管有没有听懂，只要你在选项中看到considerate这个单词，那么就应该毫不犹豫选择这个答案，因为对话双方肯定在谈怎样找到一个好室友。这个单词的意思是“体贴”“替人着想”“考虑周详”。美国的“托福”考试本身是非常讲求“政治正确”的，出这道题的目的就是要引导学生认识到，considerate是一个人在人群中生活的必备品质。
　　个性和自我再怎么被强调，在与人相处时也是需要收敛的。
　　人当然要有自己的坚持，要有不盲从的独立性，但不封闭的自我都有可以通约的部分。一个集体或团队，追求的是能够维持和谐、凝聚力量的最大公约数。所以，每一个个体只有学会妥协，学会抑制自己的冲动，学会照顾他人的感受，这样才可能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
　　以前一直有个不知哪来的印象，那就是西方人很直率，思路不会拐弯。而咱们中国人则都以含蓄蕴藉著称，说话都是点到为止，非常顾虑接受者的心理感受。后来，看多了英文里的各种表达方式，才发现情况不是这样的。人家可会婉转了，可会绕弯子了，可懂得拿捏分寸了，他们知道怎样给对方以及自己留余地。比如，拒绝邀请的时候会说：“我非常想去，但是很可惜……”否定一个观点时会说：“也许你是对的，但我恐怕……”表示怀疑时则会小心翼翼地用虚拟语气。在英语的书面语中，有时候为了把话说得周全，就一个从句套一个从句，整个句子恨不能有一页长。倒是现在的国人，似乎越来越善于用最简单甚至粗暴的陈述句来表明自己的是非甚至好恶。只有在读古人甚至近代人的书信时，我才能在字里行间感受到那种典雅而周全的态度。即便面对论敌，写信者也不吝尊称对方为“先生”，绝不至于大甩“痞子腔”“泼妇腔”，更不至于粗鲁到公开约架。
　　语言就是思想，思想见诸行为。缺乏尊重的生活，只能是粗糙的生活，劣质的生活，内心荒凉的生活、充满了侮辱与损害的生活。
　　奉行自我中心主义的人，只在乎自己感受的人，很难获得基本的同情心和同理心，也不会有涵养。何谓涵养？就是心中蓄着一汪泉水，能够荡尽尘垢，自我净化，养出一股平和的精神，养出一双清亮的眼神。
　　
　　一部我很喜欢的小说中，男女主角在陷于生存绝境时的简短对话曾深深地打动我，在这里我看到了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体谅与照拂：
　　“知道吗？我唯一怕的就是你会怕。”
　　“我也是。”
　　我也是，愿知你所需，爱你所爱。愿不再有沉醉时的争渡，惊起一滩鸥鹭。